让我们先来看两首词：
　　相间欢
　　李 煜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燕山亭·北行见杏花
　　赵 佶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燕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清代诗论家叶燮这样说，参天大树枝叶繁茂，生机勃勃，原因是“气之为也”，“苟断其根，则气尽而立萎”。“气”之有无与厚薄强弱，是衡量作品成败的重要标准之一。我们就用这句话来评价李煜和赵佶两位亡国之君诗词之高下与优劣吧。
　　李煜和赵佶都是亡国之君，都懂艺术，都写落花引起的悲愁，但是两首作品却给读者以不尽相同的感受。
　　“林花谢了春红”一句传达出诗人心中的无限哀愁和深切的感慨。诗人以一处林花的零落包举了对天下所有生命凋谢的无限悼惜哀伤之情，所包容的悲伤与感慨极为博大，极为动人。
　　我们再联系诗人李煜的其他诗词：“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来看一下诗人的情感。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都极其形象地写出了作为一个亡国之君的诗人深深的哀伤愁绪，自古为读者所传诵。
　　如此看来，李煜的词显得更加纯真自然，情感显得热烈奔放。
　　而赵佶的词呢，则显得有些矫揉造作，雕琢作态。我们来看，“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燕脂匀注”。诗人写花的零落，先写花的美丽，说花的美丽就像用冰片一样薄的绫绡剪裁出来又折叠成的，而且好像还涂染着浅红色的胭脂。这是在形容真花像假花那样的美丽。这样写好像还意犹未尽，下面继续对花进行比喻形容。“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这样美丽的花朵就像是一个打扮装饰得非常漂亮，芳香四溢的青年女子。她好美好美啊，美得让漂亮的宫女感到不好意思，羞愧得无地自容。这样美丽的花朵凋零了，这当然令人惋惜，令人愁苦。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诗人最后由叹惋花的零落联想到自己的凄凉处境，心中十分伤感。
　　作为一个亡国之君，赵佶由花落感叹自己的身世，其中的哀伤是毋庸质疑的。但是从他的诗词来看，他的这种哀伤似乎又显得那么单薄，似乎他在诗词里赏玩自己仅有的一点点亡国的情感，不是么？他在花上精雕细琢、涂脂抹粉、着意打扮，又能够说明什么呢？这样雕来琢去，仅有的那点亡国的悲情也早就被雕琢得消失殆尽了。
　　我国古代文学中把作品里所蕴含的诗（词）人的情感称之为“气”。“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曾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比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的意思是，只要诗（词）人有崇高的精神境界，强大的精神力量，内心充实，有话可说，那么他的语言表达就会舒展自如，游刃有余。
　　宋代张戒评价韩愈的诗说：“退子诗，大抵才气有余，故能擒能纵，颠倒崛奇，无施不可。放之则如长江大河，澜翻汹涌，滚滚无穷；收则藏形匿影，乍出乍没，姿态横生，变怪百出，可喜可愕，可畏可服也。”这个评价应当说是很有见地的。
　　我们从韩愈的散文《马说》和他的诗《左迁蓝关示侄孙湘》中的“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可以理解韩愈所说的“气”和张戒的评价。
　　我们再来看苏轼的两首词《江城子·密州出猎》和《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
　　《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上阕所描摹的“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牽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渲染出紧锣密鼓，骏马注坡，一泻而出的“出猎”的豪壮场面，一个“老年英雄”的形象一下子凸现在读者面前。场面何其热烈！何其奔放！至于下阕“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诗人情感汹涌澎湃，浩浩荡荡，紧紧承接上阕，一气贯通全词。通篇纵情奔放，其实豪迈，读者无不为这位“豪放词派”的开山鼻祖的心胸所鼓舞，所震颤，所感染。
　　而在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中诗人依然抒发的是真情。由于所表现的客观对象发生了变化，诗人的思想感情（即“气”）也发生了变化。这首词是为纪念亡妻而作，诗人的情绪不免凄婉感伤。这和《江城子·密州出猎》中所抒发的报国之情在性质上迥然有别，所以表现在诗词开头第一句“十年生死两茫茫”这声深沉的感叹就奠定了全词的气势低沉舒缓、反复回荡的哀伤的基调，绝不像“老夫聊发少年狂”那样气冲斗牛，不可遏止。
　　就“气”而言，我们说前者更有冲击力，而后者更有濡染力，前者属“豪放”，后者属“婉约”。
　　庄子曾说过：“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真贵也。” 庄子的话在苏轼的这两首词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所以我们说，同一作家的不同文学作品中情感（“气”）的变化，是由于诗（词）人在创造诗词时，情感的抒发和流泻所引起的，或由强转弱，或由弱转强，或由激烈转平缓，或由平缓转激烈……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诗（词）人创造时的情感（“气”）。这一点是毋庸质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