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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标志着中国正式接入互联网20周年。20年来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是诸多因素交织推动作用的结果，这其中，数字化和城镇化是两大重要推动力。1997年，由尼葛洛庞帝所著的《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一书在中国翻译出版。此书成为我国普通民众适时进行数字化启蒙的代表性读本。日常生活的数字化、网络化、移动化从此成为时代风尚和趋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
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热火朝天的数字化热潮的，还有一种来自政府和民众的深切的关注，即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问题。数字鸿沟关注不同国家、社会不同阶层民众，在拥有、利用数字化技术和产品以改善其工作、学习、生活方面的机会和能力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导致的发展机会不均、不公平问题。在一个日益数字化生存的社会中，数字化能力或素养（digital literacy）成为普通民众能否紧跟时代发展、避免被时代抛弃和疏离的关键素养，一如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科学素养、媒介素养一般。
数字化素养之所以重要，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国家和社会整体的信息化、数字化转型，带来了我们生活、工作、学习环境的深刻转变。这种转变不仅仅是社会原本结构、架构下的数字化转型和升级改造，而是整个社会信息传播基础设施和社会组织、运行方式的重组和结构性变革。在这个过程中，不少行业、部门之间的界限，学科、工种之间的壁垒被摧枯拉朽般地打破和重组，新的行业、工种、学科方向被不断催生和创立出来，继续沿用的，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增添了新的元素。如果说一个人在社会上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可以大致分为经济资本和人力/文化资本的话，那么，数字化素养则日益成为民众文化资本的关键要素。社会和行业本身的发展和转型，已经使得民众的数字化生存不再是一种可以自由进行的选择，而是成为一种无法回避的必需：数字化已经渗透到我们衣食住行、消费购物的方方面面的细节中，数字化素养已经关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能力和生活质量。无论是出行安排、购物、余钱理财还是订餐、打车，善用各种便捷、可靠的数字化服务和应用，不仅能够节省成本和时间，减少社会整体的资源浪费，提高生活效率，而且能够真正给予民众更多的自由度和自主性，运用数字化、移动化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所拥有的时间和金钱资源的功效。
这就引出关注民众数字化素养问题的另外一个原因，即社会不同阶层民众之间存在的数字鸿沟问题。在西方国家，当五六十年代电视开始风行和普及之时，社会学家和传媒学者注意到，不同社会经济状况（Social Economic Status， SES）的人，其使用电视的方式有显著的差异。教育程度和经济收入较高的人，相比教育程度低、从事低收入低技能工作的人，更多地关注时政新闻和知识类节目，而后者则更多沉溺于娱乐类特别是各种肥皂剧中，成为所谓的“沙发土豆”。这种使用电视方式上的差异，最终导致电视用户之间原本存在的知识和技能上的差异进一步扩大、加剧，出现所谓的“知识沟”（Knowledge Gap）现象。在数字化时代，这种拥有、使用数字产品及其各种应用的能力的差异，即是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可能带来社会的新的不平等。尽管表面看来，这种不平等是民众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自然结果，但仍值得社会和政府加以关注，并予以必要的干预和引导。从人性的角度，各种创新科技，包括嵌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信息传播技术产品和应用，大多是人体的延伸，是人们满足其基本需求的手段和途径。但正如马斯洛对人的需求的分层所揭示的，人的需求具有多层次性，不同的人利用数字化产品所满足的需求也有层次上的差别，甚至有被滥用和误用的可能。在数字鸿沟的社会关注中，早期比较多的关注不同社会群体、阶层之间拥有诸如电脑、手机、互联网等方面的差异；而进入21世纪后，这种“拥有”方面的差异不再突出，“使用”方面的差异成为社会和学界关注的重点。信息传播技术，特别是随着三网融合的深入，移动终端功能的日益强大，数字产品和传媒技术是否能为我所用、如何为我所用，成为一个人是否能在数字化时代更好生活的分野之所在。数字化生存可以成为吞噬一个人时间、雄心、亲情友情、健康的无尽深渊，也可以成为一个底层民众白手起家、自强不息实现抱负的阶梯，视乎我们面对各种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应用时，如何自处、自律、自强、自爱。特别是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深度推进，社会治理的复杂程度和难度前所未有，社会民众因生活方式的转型带来的焦虑和压力尽显在其数字化生存上，国家和各级政府管理部门，能够通过诸如网络舆情等手段，应能感受到社会的这种脉动，因此，政府在提供更好的社会信息传播基础设施、更高效廉洁的社会治理的同时，应该积极发挥社会和民间的力量，倡导健康的数字化生活，以尽量减少、降低数字鸿沟带来的新的社会问题。
就在不久前，笔者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参加一个学术评审，走出社科院大楼过程中，用滴滴打车软件叫了一辆出租车。当我来到门口时，出租车已经等在那里。一个与我差不多同时出来的满头白发的老学者快步上前，欲捷足先登。当被告知此车已经“名花有主”时，老教授跺足叹息，悻悻而退。这一幕让人心酸。在车上，司机师傅告诉我，他必须拒绝老教授，否则他会受到系统“违约”处置；而从公民的基本道德而言，遵守与客户之间的契约，也大于“老人优先”的道德义务。
数字化生存的美好和冷酷可以同时发生，一如生活本身一样。
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热火朝天的数字化热潮的，还有一种来自政府和民众的深切的关注，即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问题。数字鸿沟关注不同国家、社会不同阶层民众，在拥有、利用数字化技术和产品以改善其工作、学习、生活方面的机会和能力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导致的发展机会不均、不公平问题。在一个日益数字化生存的社会中，数字化能力或素养（digital literacy）成为普通民众能否紧跟时代发展、避免被时代抛弃和疏离的关键素养，一如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科学素养、媒介素养一般。
数字化素养之所以重要，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国家和社会整体的信息化、数字化转型，带来了我们生活、工作、学习环境的深刻转变。这种转变不仅仅是社会原本结构、架构下的数字化转型和升级改造，而是整个社会信息传播基础设施和社会组织、运行方式的重组和结构性变革。在这个过程中，不少行业、部门之间的界限，学科、工种之间的壁垒被摧枯拉朽般地打破和重组，新的行业、工种、学科方向被不断催生和创立出来，继续沿用的，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增添了新的元素。如果说一个人在社会上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可以大致分为经济资本和人力/文化资本的话，那么，数字化素养则日益成为民众文化资本的关键要素。社会和行业本身的发展和转型，已经使得民众的数字化生存不再是一种可以自由进行的选择，而是成为一种无法回避的必需：数字化已经渗透到我们衣食住行、消费购物的方方面面的细节中，数字化素养已经关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能力和生活质量。无论是出行安排、购物、余钱理财还是订餐、打车，善用各种便捷、可靠的数字化服务和应用，不仅能够节省成本和时间，减少社会整体的资源浪费，提高生活效率，而且能够真正给予民众更多的自由度和自主性，运用数字化、移动化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所拥有的时间和金钱资源的功效。
这就引出关注民众数字化素养问题的另外一个原因，即社会不同阶层民众之间存在的数字鸿沟问题。在西方国家，当五六十年代电视开始风行和普及之时，社会学家和传媒学者注意到，不同社会经济状况（Social Economic Status， SES）的人，其使用电视的方式有显著的差异。教育程度和经济收入较高的人，相比教育程度低、从事低收入低技能工作的人，更多地关注时政新闻和知识类节目，而后者则更多沉溺于娱乐类特别是各种肥皂剧中，成为所谓的“沙发土豆”。这种使用电视方式上的差异，最终导致电视用户之间原本存在的知识和技能上的差异进一步扩大、加剧，出现所谓的“知识沟”（Knowledge Gap）现象。在数字化时代，这种拥有、使用数字产品及其各种应用的能力的差异，即是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可能带来社会的新的不平等。尽管表面看来，这种不平等是民众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自然结果，但仍值得社会和政府加以关注，并予以必要的干预和引导。从人性的角度，各种创新科技，包括嵌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信息传播技术产品和应用，大多是人体的延伸，是人们满足其基本需求的手段和途径。但正如马斯洛对人的需求的分层所揭示的，人的需求具有多层次性，不同的人利用数字化产品所满足的需求也有层次上的差别，甚至有被滥用和误用的可能。在数字鸿沟的社会关注中，早期比较多的关注不同社会群体、阶层之间拥有诸如电脑、手机、互联网等方面的差异；而进入21世纪后，这种“拥有”方面的差异不再突出，“使用”方面的差异成为社会和学界关注的重点。信息传播技术，特别是随着三网融合的深入，移动终端功能的日益强大，数字产品和传媒技术是否能为我所用、如何为我所用，成为一个人是否能在数字化时代更好生活的分野之所在。数字化生存可以成为吞噬一个人时间、雄心、亲情友情、健康的无尽深渊，也可以成为一个底层民众白手起家、自强不息实现抱负的阶梯，视乎我们面对各种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应用时，如何自处、自律、自强、自爱。特别是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深度推进，社会治理的复杂程度和难度前所未有，社会民众因生活方式的转型带来的焦虑和压力尽显在其数字化生存上，国家和各级政府管理部门，能够通过诸如网络舆情等手段，应能感受到社会的这种脉动，因此，政府在提供更好的社会信息传播基础设施、更高效廉洁的社会治理的同时，应该积极发挥社会和民间的力量，倡导健康的数字化生活，以尽量减少、降低数字鸿沟带来的新的社会问题。
就在不久前，笔者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参加一个学术评审，走出社科院大楼过程中，用滴滴打车软件叫了一辆出租车。当我来到门口时，出租车已经等在那里。一个与我差不多同时出来的满头白发的老学者快步上前，欲捷足先登。当被告知此车已经“名花有主”时，老教授跺足叹息，悻悻而退。这一幕让人心酸。在车上，司机师傅告诉我，他必须拒绝老教授，否则他会受到系统“违约”处置；而从公民的基本道德而言，遵守与客户之间的契约，也大于“老人优先”的道德义务。
数字化生存的美好和冷酷可以同时发生，一如生活本身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