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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位于加拿大的调查公司GlobeScan从2002年开始,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民意调查,调查的问题是:“你是否认为自由市场及自由的企业是世界上最好的体系?”如果挑出来自美国、德国、法国、英国和中国的答案,来看各国民众的偏好,你可能会大吃一惊。
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对上述问题的答案选择为“是”的比例最高的是中国和德国(均接近70%)。美国只有不到60%的民众选择“是”。英国与美国接近,这似乎不足为奇,美国的体系就是传承于英国。法国的比例则大大降低,只有30%,不到德国的一半。
这样看来,中国竟然与德国并列成为最能够接受资本主义的国家(自由市场下的自由企业体系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不仅如此,它们还是当前经济增长最为抢眼的两个国家。
尽管该调查只是一家之言,但是这些数据所传递的信息仍然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它实际上牵涉到两个方面:制度与个人。我们的分析也由此展开。
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其核心就是拥有生产资料产权的个人在自由市场上进行自由竞争。这个体系成功的前提是市场的有效性,而市场有效的前提则是交易成本为零。在交易成本为零的领域,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目标都适合于运用市场手段来实现。在污染、社会公正、降低贫富差距等有经济的外部性及有较高交易成本的领域,往往发生市场失灵,这时就需要政府的介入。另外,企业逐利的天性,会使它们尽量突破束缚,甚至进入法律的灰色地带,同样也需要政府限制。
所以现实中,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不存在。反过来,在苏联解体、中国实行改革后,完全由政府控制的计划经济基本不存在,绝大多数经济体都是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
如果从工业革命算起,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发展了两百多年,早已过了马克思所观察的“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阶段。反而,在经济高度发达之后,西方社会将更多注意力转向了污染及贫富差距等方面,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西方会发生比较激烈的反全球化运动。有相当一部分西方国家的民众认为大公司在全球化过程中剥削了发展中国家的普通劳动者。他们的注意力已经从基本的温饱问题转移出去,因此对市场的态度也开始转变。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会认为市场是恶的,是造成贫富差距及社会不公的原因。换句话说,他们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交易成本高、具有外部效应的非市场领域。
反过来,中国经济发展始于极低的水准,受制于资源极度匮乏。为了突破经济增长瓶颈,包括思想束缚,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黑猫白猫”论。这种发展模式其实就是以牺牲经济的均衡及社会“公平”为代价,而达到经济整体上迅速增长,从而带动10亿人走出贫困。这种野蛮的经济增长是脱离贫困的必经阶段。中国目前尽管已经开始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经济的均衡发展上,但是,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差还是很远。中国的注意力更多的还是放在增长而不是发展上。所以,中国民众对市场经济高度认同,也就不足为怪。
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决定了民众对增长和发展的不同倾向,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些传统“资本主义”国家表现出对市场经济的厌恶,而中国民众却表现出对市场经济的欢迎。
从个人角度出发,这种欢迎其实也反映出各国民众的企业家精神,也即创业精神。通俗地说,企业家精神就是个人对财富的追求。这样,他/她当然希望自由的市场机制。这是因为自由的市场机制束缚最小,最能体现出“优胜劣汰”,对创业者来说也就最“公正”。自由的市场机制还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增加效率,从而将创业者的成功概率最大化。自由的市场机制因此就成为创业者最为欢迎的机制。反过来,还可以说,对自由的市场机制最为欢迎的国家,也就是民众最具有创业精神的国家。
而这与中国的现实非常符合,中国民众的创业精神不仅一直都有,而且尤其强烈。
中国经济自改革后,在30年里保持了平均两位数的增长,解决了10多亿人的温饱问题。其成就之大,可以说史无前例。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比如人口红利),而改革对生产力的释放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可是,回顾历史会发现,中国的改革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于民间,自下而上推动的。比如,当时极具突破性的包产到户,就是农民为了解决生计问题,在实践中突破思想束缚率先实行的。随后发生在各个垄断领域(如电信领域)内的改革,也是因为民间已经有了突破和创新,倒逼上层进行的改革。而最近发生在温州的民间融资的种种现象,实际上又是民间突破小企业融资难的举措。很多时候,这就是创新。中国一直不缺乏创业者及创新精神。
但是,尽管已经进行了30年改革,中国在制度上依然有很大改进余地。大家最近一直在试图理解乔布斯,探讨中国会不会也出现类似的创业者。一个悲观的结论就是,乔布斯即使生在中国,也不可能创造出苹果这样的公司——他的性格与中国目前的制度如此格格不入,以至于他的才能在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有可能被湮没。
中国在很多领域如资源、交通、电信、电力等,仍然存在国家垄断和严格的准入限制。这就无法给民营企业家提供一个在产品和服务上公平竞争的自由市场。在所有行业里,垄断性最强、控制最严、渠道及产品发展最落后的就是传统的金融业。这其实也就解释了为什么PE行业在中国发展如此之快。
创业及创新,或者说企业家精神,如果要转化为收益,就必须与资本结合。但是,中国的金融市场从银行到股票发行都存在强烈的行政干预。在政府主导的情况下,中国的资本市场不仅市场化不足,而且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也严重不足。其中,最为突出的表象就是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当资金供给和需求不能在传统的银行和股票市场得到有效匹配时,它就转而流向受到政府管制相对较小的市场——PE市场。
中国的PE市场相对来说市场化程度非常高。PE基金以盈利为目标,在项目选择上以企业成长潜力和效率为标准,在一个资金充裕、项目大量存在的市场里,进行充分竞争。这样,投资者以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在竞争机制引导下,自然地将资金投向最能够满足社会需求、也最有效率的领域。所以,PE市场是中国少数领域内,能够将创业精神与资本进行完全市场化的结合,从而达到资源最佳配置的领域。
PE市场的发展一方面反映出这个行业存在的合理性,资源的最佳配置;另一方面又反映出中国传统资本市场在制度上对企业家精神的限制。
为了进一步释放生产力,中国必须对资本市场进行深层次的市场化改革。PE市场的火爆及这份调查报告就是来自市场与民众的诉求。
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对上述问题的答案选择为“是”的比例最高的是中国和德国(均接近70%)。美国只有不到60%的民众选择“是”。英国与美国接近,这似乎不足为奇,美国的体系就是传承于英国。法国的比例则大大降低,只有30%,不到德国的一半。
这样看来,中国竟然与德国并列成为最能够接受资本主义的国家(自由市场下的自由企业体系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不仅如此,它们还是当前经济增长最为抢眼的两个国家。
尽管该调查只是一家之言,但是这些数据所传递的信息仍然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它实际上牵涉到两个方面:制度与个人。我们的分析也由此展开。
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其核心就是拥有生产资料产权的个人在自由市场上进行自由竞争。这个体系成功的前提是市场的有效性,而市场有效的前提则是交易成本为零。在交易成本为零的领域,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目标都适合于运用市场手段来实现。在污染、社会公正、降低贫富差距等有经济的外部性及有较高交易成本的领域,往往发生市场失灵,这时就需要政府的介入。另外,企业逐利的天性,会使它们尽量突破束缚,甚至进入法律的灰色地带,同样也需要政府限制。
所以现实中,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不存在。反过来,在苏联解体、中国实行改革后,完全由政府控制的计划经济基本不存在,绝大多数经济体都是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
如果从工业革命算起,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发展了两百多年,早已过了马克思所观察的“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阶段。反而,在经济高度发达之后,西方社会将更多注意力转向了污染及贫富差距等方面,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西方会发生比较激烈的反全球化运动。有相当一部分西方国家的民众认为大公司在全球化过程中剥削了发展中国家的普通劳动者。他们的注意力已经从基本的温饱问题转移出去,因此对市场的态度也开始转变。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会认为市场是恶的,是造成贫富差距及社会不公的原因。换句话说,他们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交易成本高、具有外部效应的非市场领域。
反过来,中国经济发展始于极低的水准,受制于资源极度匮乏。为了突破经济增长瓶颈,包括思想束缚,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黑猫白猫”论。这种发展模式其实就是以牺牲经济的均衡及社会“公平”为代价,而达到经济整体上迅速增长,从而带动10亿人走出贫困。这种野蛮的经济增长是脱离贫困的必经阶段。中国目前尽管已经开始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经济的均衡发展上,但是,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差还是很远。中国的注意力更多的还是放在增长而不是发展上。所以,中国民众对市场经济高度认同,也就不足为怪。
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决定了民众对增长和发展的不同倾向,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些传统“资本主义”国家表现出对市场经济的厌恶,而中国民众却表现出对市场经济的欢迎。
从个人角度出发,这种欢迎其实也反映出各国民众的企业家精神,也即创业精神。通俗地说,企业家精神就是个人对财富的追求。这样,他/她当然希望自由的市场机制。这是因为自由的市场机制束缚最小,最能体现出“优胜劣汰”,对创业者来说也就最“公正”。自由的市场机制还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增加效率,从而将创业者的成功概率最大化。自由的市场机制因此就成为创业者最为欢迎的机制。反过来,还可以说,对自由的市场机制最为欢迎的国家,也就是民众最具有创业精神的国家。
而这与中国的现实非常符合,中国民众的创业精神不仅一直都有,而且尤其强烈。
中国经济自改革后,在30年里保持了平均两位数的增长,解决了10多亿人的温饱问题。其成就之大,可以说史无前例。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比如人口红利),而改革对生产力的释放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可是,回顾历史会发现,中国的改革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于民间,自下而上推动的。比如,当时极具突破性的包产到户,就是农民为了解决生计问题,在实践中突破思想束缚率先实行的。随后发生在各个垄断领域(如电信领域)内的改革,也是因为民间已经有了突破和创新,倒逼上层进行的改革。而最近发生在温州的民间融资的种种现象,实际上又是民间突破小企业融资难的举措。很多时候,这就是创新。中国一直不缺乏创业者及创新精神。
但是,尽管已经进行了30年改革,中国在制度上依然有很大改进余地。大家最近一直在试图理解乔布斯,探讨中国会不会也出现类似的创业者。一个悲观的结论就是,乔布斯即使生在中国,也不可能创造出苹果这样的公司——他的性格与中国目前的制度如此格格不入,以至于他的才能在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有可能被湮没。
中国在很多领域如资源、交通、电信、电力等,仍然存在国家垄断和严格的准入限制。这就无法给民营企业家提供一个在产品和服务上公平竞争的自由市场。在所有行业里,垄断性最强、控制最严、渠道及产品发展最落后的就是传统的金融业。这其实也就解释了为什么PE行业在中国发展如此之快。
创业及创新,或者说企业家精神,如果要转化为收益,就必须与资本结合。但是,中国的金融市场从银行到股票发行都存在强烈的行政干预。在政府主导的情况下,中国的资本市场不仅市场化不足,而且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也严重不足。其中,最为突出的表象就是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当资金供给和需求不能在传统的银行和股票市场得到有效匹配时,它就转而流向受到政府管制相对较小的市场——PE市场。
中国的PE市场相对来说市场化程度非常高。PE基金以盈利为目标,在项目选择上以企业成长潜力和效率为标准,在一个资金充裕、项目大量存在的市场里,进行充分竞争。这样,投资者以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在竞争机制引导下,自然地将资金投向最能够满足社会需求、也最有效率的领域。所以,PE市场是中国少数领域内,能够将创业精神与资本进行完全市场化的结合,从而达到资源最佳配置的领域。
PE市场的发展一方面反映出这个行业存在的合理性,资源的最佳配置;另一方面又反映出中国传统资本市场在制度上对企业家精神的限制。
为了进一步释放生产力,中国必须对资本市场进行深层次的市场化改革。PE市场的火爆及这份调查报告就是来自市场与民众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