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小说时一直记在心里的东西，我从未郑重其事到把它写在纸上，贴到墙上；而宁愿，把它刻在我内心的墙上，它大约如此：
　　“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
　　对，不管墙有多么正确，蛋有多么错，我都会站在蛋这一边。如果有一个小说家，不管出于何种理由，所写的作品站在墙那边，那么这样的作品会有什么价值呢？
　　这个隐喻的涵义是什么？轰炸机、坦克、火箭和白磷炮弹是那坚硬的高墙。蛋是那些被碾碎、被烧焦、被射杀的手无寸铁的平民。其实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一个蛋。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无法取代的灵魂，被包裹在一个脆弱的壳里。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面对着一堵坚硬的高墙。这堵墙有个名字：它叫体制。体制应该保护我们，但有时，它不再受任何人所控，然后它开始杀害我们，或者令我们杀害他人——无情地，高效地，系统地。
　　我写小说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使个人灵魂的尊严显现，并用光芒照耀它。故事的用意是敲响警钟，使一道光线对准体制，以防止它使我们的灵魂陷于它的网络而贬低灵魂。
　　我的父亲去年去世，享年九十。他是位退休教师，兼佛教僧人。读研究院时，他应征入伍，被派去中国打仗。我是战后出生的孩子，经常看见他每日早餐前，在家里的佛坛前长时间虔诚地祈祷。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告诉我他是在为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祈祷。
　　他说，他为所有死去的人祈祷，无论敌友。我凝视着他跪在祭坛前的背影，似乎感到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
　　我的父亲死了，他带走了他的记忆，我永远不可能了解的记忆。但潜藏在他周围的死亡气息却留在了我自身的记忆里。这是少数几样我从他那儿继承下来的东西之一，其中最重要的之一。
　　我只希望传达一件事。我们都是人类，都是超越国籍、种族、宗教的个体，都是脆弱的蛋，面对着一堵叫作“体制”的坚硬的墙。显然，我们没有获胜的希望。这堵墙太高，太强——也太冷。假如我们有任何赢的希望，那一定来自我们对于自身及他人灵魂绝对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的信任，来自于我们灵魂聚集一处获得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