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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凌晨，中国当代文物鉴定家史树青先生与世长辞，这位鉴定了大量文玩古董的名家，带着他满腹的学识和见识，平静地走了。这位“国宝”级的鉴定家也成为了历史。我们不知道他的离去会让多少历史片断就此沉睡，多少谬误假真实之名招摇而过。
鉴藏年少独名家
北京和平门外，全长约800米的琉璃厂曾是广集天下图书、字画、古玩、文房四宝的所在。上世纪初，年幼的史树青随父亲来到北京，此后，喜好字画的父亲就常常带着他逛琉璃厂。
那时的买卖人生意做得和气，进店的都是客，陈列的东西随便看、摸、品，兴致来了没准还和您说说古。正是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少年史树青逐渐迈进了文物赏玩的门槛。在日复一日的来往中，他和古董店的老板们都混熟了。听着他们讲古玩文物的故事和鉴宝的规矩，史树青慢慢熬炼着自己的眼力。在这种熏陶中，史树青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知识的不足，恰好，当时北海公园的国学书院开始公开授课，学院延请当时著名学者讲授经、史、子、集、书画艺术，史树青成为当中最年轻的学子。
1937年春节，热闹的厂甸庙会没能引起史树青的兴趣，他随便转了一会儿，便一拐弯来到了琉璃厂。有个棚子里悬挂的书画纸色不算太旧，在以古董自夸的琉璃厂里，这样的卖相自然顾客寥寥。闲逛的史树青信步走进去，一幅一幅作品地看起来。其中有一幅书法立轴吸引了他：“夜来忽忆儿时事，海沸天翻四十年。心绪如潮眠不得，晓星残角五更天。”落款是：“戊申年五月二十八夜作邱逢甲”。卖主看了眼史树青道：“字儿不错，笔力格局也看得过，可惜就是作者无名，这卷立轴能卖个三两毛钱就行。”读书颇杂的史树青闻言心中暗喜，邱逢甲怎是无名之人呢？他清楚地记得邱逢甲是台湾爱国诗人、抗日的义士。15岁的史树青掏两毛钱买下了这卷立轴，由此捡到淘宝经历中的第一个漏儿。
谈到这件事，史老先生晚年仍然十分得意：“建国初，北京举办过一个‘解放台湾展览’，我把这幅字给捐了。展览完了以后，历史博物馆把这东西收了，定为一级文物。”
虽然时逢兵荒马乱，但史树青却并没有因为乱世而放弃了对古玩的爱好。放学后还是经常去逛琉璃厂。他把捡漏儿买来的字画拿回学校，给张鸿来、孙照几位先生看。因为字画，先生们给他单独开辟了第二课堂；因为字画，他和先生们成了忘年交。
有一次，张鸿来先生的朋友在琉璃厂淘到了一幅郑板桥的《竹石图》，顺路到北师大附中找张先生帮着鉴定一下。这画到底是不是郑板桥的真迹呢？张先生不能确定，其他几位先生也不能确定。犹疑中，张先生找来了史树青。
年少的史树青接过画，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语气坚定地说：“真的。”“你能确定？现在市面上仿郑板桥的赝品可不少啊。”
“能确定。您看这画中的画笔、书法运用得流畅而无滞碍，这是真迹。我家里有郑板桥的字画，我认真琢磨过，我也读过郑板桥的书，我有经验。您看这年代也对得上。”
先生们见他说得这样有底气，也就不再质疑下去，但鉴定书画到底凭经验、凭眼力，先生们还是建议买主拿画到琉璃厂，找研究郑板桥书画的行家鉴定鉴定。行家看过后，确认是郑板桥的作品。从此，史树青在北师大附中、在琉璃厂就有了名气。
此生有涯知无涯
1941年，史树青从北师大附中毕业。离校前，亦师亦友的先生们都题诗相赠史树青。张鸿来先生的题诗是：“书画常叫老眼花，鉴藏年少独名家。纵同文奕犹贤已，莫误含英与咀华。”这诗中的前两句道出了老先生对史树青的鉴定书画水平的嘉许；后两句既表达了老先生引史树青为知己的忘年交情，也包含了对史树青一定要继续深造学习的殷切期许。
同年，史树青考取了辅仁大学中文系。在师从余嘉锡、于省吾、陈垣等先生的过程中，史树青不仅对目录学、版本学有了深刻的认识，以便于今后鉴定古籍，而且学会了巧读书。史树青晚年虽然戏称自己真正读过的只有《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就连《诗经》、《楚辞》也没读全；但实际上，史树青真正做到了“读书破万卷，鉴宝尽书源”。
史树青会做“书皮的学问”，简而言之就是一本书，不一定页页翻读，字字深析，关键在于一定要记住书的名字，谁写的，什么时候写的，是什么版本，书中的主要内容是什么，特别是要把目录背下来。晚年的史树青家中藏书逾三万册，学生们来家中听先生讲课，宛如穿行于书籍的森林中。而史先生对于这三万册图书则是如数家珍，任何一本书的用途用法都是信手拈来。
1947年在余嘉锡先生的推荐下，史树青到中央博物院北平历史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前身）工作，这一步踏出，令史老从此埋首文物50余载，也因此孕育出了一代大家。
几士居里的鉴宝专家
1952年，史树青捡到了一生中最有历史价值的一个漏儿。史树青有个小学同学，她丈夫是民国时期蒙疆使者陈宦的儿子，叫陈仁恪。陈仁恪为了贴补家用，要卖些旧书画，就找到了当时在京城文物收藏界已经颇有名气的史树青。
一幅成吉思汗的半身画像却引起了史树青的特别注意。在史树青记忆中，成吉思汗画像过去见世仅有一幅，还是明朝人仿制的；而这幅画中人物的服饰与《元史·舆服志》中的记载相吻合。虽然他当时不能一下子就确定这是不是元朝的画作，但他觉得这幅画中肖像应该很接近真人相貌了。
史树青花几元钱买下了这幅旧画，然后就捐献给了历史博物馆。这幅画曾经过几次认真地鉴定，1962年张珩、谢稚柳、启功、徐邦达等专家再一次作集体鉴定，确定是画匠在成吉思汗去世之后凭着记忆绘画的，是元朝时期祭祀用的画像，应该列为历史博物馆一级藏品。
这幅画像的发掘，不仅突破了博物馆成吉思汗的文物实品的零记录，更有着广泛的社会价值，它作为现存最早的成吉思汗画像被广为引用，中小学的教科书中也总是拿它作为重要插图。
1965年12月，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了一把古剑，该剑出土时寒光闪烁，纹饰清晰精美，通体无锈迹，震惊考古界。郭沫若、于省吾、商承祚、史树青等专家汇聚湖北，破解古剑密码，确认为越王勾践的王者之剑，即“越王勾践剑”，并且被专家公认为“天下第一剑”。时年41岁的史树青是当时与会最年轻的专家。当时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纪录片《古剑》，记录了他鉴定古剑的场景。
历史上人们一直认为江苏连云港孔望山石刻的内容是孔子给弟子讲课。而史树青考察后认为是早期佛教造像群。它以释迦牟尼涅、弟子举哀为题材。开凿的年代为东汉，比敦煌石窟还要早200年，是目前中国已经发现的最早的佛教石刻。这一新发现，对中国雕刻艺术史、中国佛教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等方面的研究，都具有重要开拓意义。后来经过申报，1982年国务院批准孔望山石刻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随着眼界的不断开阔，史树青为人称道的“眼学”也在不断地成熟着。几十年前的事，时间地点人物都清清楚楚地存在他的记忆里。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只要你提起一件历史掌故，史老都会条分缕析地说出一个脉络来。拿到手的不管是金、玉、书画还是陶瓷，他都知道查什么工具书，把它的来龙去脉搞清楚，说白了就是按图索骥。当年郭沫若也曾写文章称赞史树青的这手考证功夫。
尽管前辈予以了肯定，但史树青自己却总是觉得读书不够，他的书斋取名为“几士居”，意思是：大约能算个读书人吧。年过八旬的他觉得最大的憾事是“此生读书少，垂垂老矣，愧对师长。”
生性率真恨为假
史先生生性谦和，待人宽厚，几十年来鲜有与人口角，只除了一件事——做假。他的妻子夏老师回忆说：“史先生对于假货深恶痛绝，只要看见就必然要说。有时候电视里播放一些涉及文物的案件，不管是电影还是纪录片，史先生必然仔细观看。不过他关注的不是什么情节，而是古玩的真假，如果是假的，他就会指着电视大叫‘那是个假的，那是个假的。’有时甚至还要和电视吵架。”从这种孩子气的举动里，史老不容虚假的个性可见一斑。
有一次，一名香港富商请史先生鉴定一批字画，尽管每一张字画都很完美，但经验丰富的史先生还是看出了破绽。对于这样的结果，香港人并不满意，他找到史先生的夫人，表示这批字画已经找好了买家，价格也都已谈妥。只要史先生肯为字画题跋，证实东西是真的，他愿意将所得的1/3或者一半分与史先生。
一直陪伴史先生、见证了鉴定全过程的夏老师回绝称：“您的藏品确实是真假掺半，如果史先生没有鉴定出假货，是他的眼力不够；如果他故意把假的说成是真的，那么是作伪证。无论是作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副主任，还是一个做了几十年鉴定的读书人，这种事一次都不能做。”事后史先生对夏老师说：“你说的就是我要说的。”
无论是在嘉士德的拍卖预展上，还是在天津的旧货市场里，只要看见假货，史先生总要大声说出自己的看法。因为这种率直，他被请出了拍卖场，也曾被旧货摊主叫骂，更有人深夜打来电话，威胁他管住自己的舌头，而史先生依然故我。
2005年4月初的一天，史树青来到北京大钟寺文物市场淘宝。在一个地摊前，他发现一把青铜剑颇为“眼熟”，待辨认出剑身两行八个文字，史树青暗吃一惊——这八个字为“越王勾践自作用剑”，文字是春秋战国时期吴、越的鸟篆体，而且是错金(工匠把金丝打进凹纹的工艺)的。“有价值！”心中有数的史树青花1800元钱把这把古剑买了回来。随后，他将这把剑捐给了国家博物馆。
不料过了几天，博物馆将剑退回了史树青，理由是：专家认为是假的。一生痛恨作假的史树青居然献了一把假货，学界开始躁动起来，加上媒体的助阵，一时间各种观点和质疑砸在史先生的头上。
夏老师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脸色和声音都很平静：“那段时间史先生的情绪很不好，为了这件事很不愉快。我们就尽力不让那些流言蜚语打扰他，报纸上有关这件事的报道不让他看，电话不让他听，家里人也不谈论这件事。我的态度就是，这就好比是两个人打擂台，我让史先生退下来，承认对方赢了，这还不行吗？我没有别的希望，只是希望他能多活几年，不要因为这件事影响了他的心脏。”
被史家收藏的这把越王勾践剑，剑柄处饰有12圈同心圆，剑镡两面分别嵌有青金石和绿松石，剑身一面遍布菱形暗纹，一面篆有“越王勾践自作用剑”八个鸟形文。打开郭沫若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画册，从样式到造型，眼前的这把剑与60年代出土的那把“天下第一剑”一般无二。对于这把剑的归宿，夏老师表示，还是要等学术界有一个明确结论后再定，否则，这也是对故去的史先生的不敬。
史老曾为此写了一首诗：“越王勾践破吴剑，鸟篆两行字错金。得自冷摊欲献宝，卞和到老是忠心。”中夜难眠时，不知史先生是否手抚着清冷的剑身，回忆起当年与郭沫若、于省吾、商承祚等诸多大师共同鉴定的盛景，回忆起那个风华正茂、挥斥方遒的年代。如今，当年参与鉴定的师友都已辞世，文玩之风虽成显学，却已经离学术越来越远了，他这一颗到老的忠心，却又有谁能懂呢？
折腰只为晚浇花
鼓励友人捐国宝是史树青的一大乐事，他鼓动同学和他一起买来饭摊上的青花大盘，转手捐给了故宫博物院，他鼓动藏家将无意购来的古画捐给国家，甚至还专门劝小贩，把宋砚卖给博物馆。几十年来他通过这种方式为博物馆搜罗到的宝贝不计其数。
尽管生平阅宝无数，但史先生却没有丝毫的借机牟利之心。有次去普陀山游玩，庙中的出家人听说史先生来了，便请他鉴定一下寺中佛教博物馆的藏品。等史先生坐定后，负责博物馆的师傅说，馆中藏品过多，不久前他们集中淘汰了一批，打算作为垃圾处理掉。听到这里，史先生坐不住了，他说：“馆藏的那些陈列品就不必给我看了，你把那些淘汰了要作垃圾的东西拿来。”那些出家人们虽有些迟疑，还是照办了。结果，在抬进来的第一批“垃圾”里，史先生一眼就发现了一幅明代文徵明的书法。素来惜宝如命的史先生不禁责问负责人：“这样的真迹怎么可以当垃圾？”负责人说，这幅字没有用印，他们以为是赝品。史先生告诉他们，这很可能是文徵明当年偶然留下的，也许是因为事过仓促，也许是他身上当时未携带印签，但从运笔和章法上看，确系文徵明真迹无疑。作为这次挽救珍宝的代价，史老只是吃了一顿寺中出家人招待的斋饭而已。
与精于鉴定不同的是，史树青在工作和生活中确是一个十分不精于人际关系的散人。他在博物馆里是出名的不结党人士。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刘东瑞先生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初，学术界恢复评定职称，史树青也申报了研究员的职位，谁知有的评委认为当时他没有著述，所以不够格。作为评委的启功先生立马就急了，当场表示：“如果史先生都不够研究员，我就不够当评委的资格。”也就是因为启功先生的力荐和力争，研究员这个名实相符的帽子才最终戴在了史先生的头上。
退休后的史先生生活反而忙碌起来，每天上午读书，下午写作，要去博物馆指导学生，要出差外地鉴定文物。在他给著名鉴定家关海森的一副对联里，史老将自己的生活浓缩为10个字：“染指每因砚，弯腰近看花”。这句诗是改写古人“染指每因晨涤砚，折腰只为晚浇花”的诗句而成，意境很美，充满了对晚辈后学的提携和勉励，也是先生风骨的写照。
对于死亡的临近，史先生是豁达的。无论是16年前就已经确诊的严重心脏病，还是两年前北京阜外医院告知的“心脏三条血管已经堵塞了两根，另一根也几乎堵塞”的危险状况，史先生对此一直是泰然处之。在他的桌上有一份排得满满的日程表，随便翻开一页，上面写着：“9月1日至3日去大连，5日至10日每天都有客人会见，11日去医院，17日至21日到艺术研究院开会……”就在2007年初，他的一部新书——30余万字的《鉴宝心得》刚刚出版。中央台、凤凰卫视、天津台、吉林台等多家电视台也纷纷将史先生的生平摄制成专题片，对这位国宝级人物的一生做一个概括。
在史先生卧病期间，曾有人打来电话称，已经编撰了一本《当代鉴定大家》的煌煌巨著，只要史先生能在已经写好的序言上签个名，便可以拿到一笔丰厚的酬劳。病势沉重的史先生拒绝了这个要求：“这里面的许多人我听都没听过，怎么能随便签名呢？”
或许是冥冥中的一种感知，在临去医院的那个下午，史先生穿戴整齐后，轻轻地对自己的夫人说：“夏老师，你我的缘分可能要尽了。” 在弥留之际，他还是很积极，每天早上由夏老师喂着喝小米粥。“他每咽一口都皱眉头——心口疼，但还是挣扎着说话，让我开心。”其实看着丈夫一天天弱下去，夏老师更清楚老两口所面临的处境，“然而还能说什么呢？我多么希望，他能活下去……”
史树青走了，这颗固守学术道德和职业道德的良心停止了跳动，这个一脸佛像的老者用了一生的时间，守候在历史的长河边，尽一己之责，打捞着那偶尔翻起的碎片。如今，他也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我们不敢断言，史树青的离开会让多少历史片断就此沉睡，多少谬误假真实之名招摇而过，我们只能目送着这样一颗良心渐渐平静下来，或许，要过上许久，人们才会明白，送走的是怎样一个人。H
简介
史树青（1922-2007），中国当代著名学者，史学家，文物鉴定家。1945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中文系，与启功、徐邦达、杨仁恺被称为我国权威四大鉴定专家。长期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物，于青铜器、玉器、瓷器、书画、碑帖、拓本等文物的研究鉴定积累大量实践经验，颇有心得。《鉴宝心得》主要介绍了金、石、书、画以及其他具有文物考古价值宝贝的鉴赏方法以及作者长年从事该领域的一些鉴宝经验。
鉴藏年少独名家
北京和平门外，全长约800米的琉璃厂曾是广集天下图书、字画、古玩、文房四宝的所在。上世纪初，年幼的史树青随父亲来到北京，此后，喜好字画的父亲就常常带着他逛琉璃厂。
那时的买卖人生意做得和气，进店的都是客，陈列的东西随便看、摸、品，兴致来了没准还和您说说古。正是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少年史树青逐渐迈进了文物赏玩的门槛。在日复一日的来往中，他和古董店的老板们都混熟了。听着他们讲古玩文物的故事和鉴宝的规矩，史树青慢慢熬炼着自己的眼力。在这种熏陶中，史树青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知识的不足，恰好，当时北海公园的国学书院开始公开授课，学院延请当时著名学者讲授经、史、子、集、书画艺术，史树青成为当中最年轻的学子。
1937年春节，热闹的厂甸庙会没能引起史树青的兴趣，他随便转了一会儿，便一拐弯来到了琉璃厂。有个棚子里悬挂的书画纸色不算太旧，在以古董自夸的琉璃厂里，这样的卖相自然顾客寥寥。闲逛的史树青信步走进去，一幅一幅作品地看起来。其中有一幅书法立轴吸引了他：“夜来忽忆儿时事，海沸天翻四十年。心绪如潮眠不得，晓星残角五更天。”落款是：“戊申年五月二十八夜作邱逢甲”。卖主看了眼史树青道：“字儿不错，笔力格局也看得过，可惜就是作者无名，这卷立轴能卖个三两毛钱就行。”读书颇杂的史树青闻言心中暗喜，邱逢甲怎是无名之人呢？他清楚地记得邱逢甲是台湾爱国诗人、抗日的义士。15岁的史树青掏两毛钱买下了这卷立轴，由此捡到淘宝经历中的第一个漏儿。
谈到这件事，史老先生晚年仍然十分得意：“建国初，北京举办过一个‘解放台湾展览’，我把这幅字给捐了。展览完了以后，历史博物馆把这东西收了，定为一级文物。”
虽然时逢兵荒马乱，但史树青却并没有因为乱世而放弃了对古玩的爱好。放学后还是经常去逛琉璃厂。他把捡漏儿买来的字画拿回学校，给张鸿来、孙照几位先生看。因为字画，先生们给他单独开辟了第二课堂；因为字画，他和先生们成了忘年交。
有一次，张鸿来先生的朋友在琉璃厂淘到了一幅郑板桥的《竹石图》，顺路到北师大附中找张先生帮着鉴定一下。这画到底是不是郑板桥的真迹呢？张先生不能确定，其他几位先生也不能确定。犹疑中，张先生找来了史树青。
年少的史树青接过画，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语气坚定地说：“真的。”“你能确定？现在市面上仿郑板桥的赝品可不少啊。”
“能确定。您看这画中的画笔、书法运用得流畅而无滞碍，这是真迹。我家里有郑板桥的字画，我认真琢磨过，我也读过郑板桥的书，我有经验。您看这年代也对得上。”
先生们见他说得这样有底气，也就不再质疑下去，但鉴定书画到底凭经验、凭眼力，先生们还是建议买主拿画到琉璃厂，找研究郑板桥书画的行家鉴定鉴定。行家看过后，确认是郑板桥的作品。从此，史树青在北师大附中、在琉璃厂就有了名气。
此生有涯知无涯
1941年，史树青从北师大附中毕业。离校前，亦师亦友的先生们都题诗相赠史树青。张鸿来先生的题诗是：“书画常叫老眼花，鉴藏年少独名家。纵同文奕犹贤已，莫误含英与咀华。”这诗中的前两句道出了老先生对史树青的鉴定书画水平的嘉许；后两句既表达了老先生引史树青为知己的忘年交情，也包含了对史树青一定要继续深造学习的殷切期许。
同年，史树青考取了辅仁大学中文系。在师从余嘉锡、于省吾、陈垣等先生的过程中，史树青不仅对目录学、版本学有了深刻的认识，以便于今后鉴定古籍，而且学会了巧读书。史树青晚年虽然戏称自己真正读过的只有《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就连《诗经》、《楚辞》也没读全；但实际上，史树青真正做到了“读书破万卷，鉴宝尽书源”。
史树青会做“书皮的学问”，简而言之就是一本书，不一定页页翻读，字字深析，关键在于一定要记住书的名字，谁写的，什么时候写的，是什么版本，书中的主要内容是什么，特别是要把目录背下来。晚年的史树青家中藏书逾三万册，学生们来家中听先生讲课，宛如穿行于书籍的森林中。而史先生对于这三万册图书则是如数家珍，任何一本书的用途用法都是信手拈来。
1947年在余嘉锡先生的推荐下，史树青到中央博物院北平历史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前身）工作，这一步踏出，令史老从此埋首文物50余载，也因此孕育出了一代大家。
几士居里的鉴宝专家
1952年，史树青捡到了一生中最有历史价值的一个漏儿。史树青有个小学同学，她丈夫是民国时期蒙疆使者陈宦的儿子，叫陈仁恪。陈仁恪为了贴补家用，要卖些旧书画，就找到了当时在京城文物收藏界已经颇有名气的史树青。
一幅成吉思汗的半身画像却引起了史树青的特别注意。在史树青记忆中，成吉思汗画像过去见世仅有一幅，还是明朝人仿制的；而这幅画中人物的服饰与《元史·舆服志》中的记载相吻合。虽然他当时不能一下子就确定这是不是元朝的画作，但他觉得这幅画中肖像应该很接近真人相貌了。
史树青花几元钱买下了这幅旧画，然后就捐献给了历史博物馆。这幅画曾经过几次认真地鉴定，1962年张珩、谢稚柳、启功、徐邦达等专家再一次作集体鉴定，确定是画匠在成吉思汗去世之后凭着记忆绘画的，是元朝时期祭祀用的画像，应该列为历史博物馆一级藏品。
这幅画像的发掘，不仅突破了博物馆成吉思汗的文物实品的零记录，更有着广泛的社会价值，它作为现存最早的成吉思汗画像被广为引用，中小学的教科书中也总是拿它作为重要插图。
1965年12月，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了一把古剑，该剑出土时寒光闪烁，纹饰清晰精美，通体无锈迹，震惊考古界。郭沫若、于省吾、商承祚、史树青等专家汇聚湖北，破解古剑密码，确认为越王勾践的王者之剑，即“越王勾践剑”，并且被专家公认为“天下第一剑”。时年41岁的史树青是当时与会最年轻的专家。当时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纪录片《古剑》，记录了他鉴定古剑的场景。
历史上人们一直认为江苏连云港孔望山石刻的内容是孔子给弟子讲课。而史树青考察后认为是早期佛教造像群。它以释迦牟尼涅、弟子举哀为题材。开凿的年代为东汉，比敦煌石窟还要早200年，是目前中国已经发现的最早的佛教石刻。这一新发现，对中国雕刻艺术史、中国佛教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等方面的研究，都具有重要开拓意义。后来经过申报，1982年国务院批准孔望山石刻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随着眼界的不断开阔，史树青为人称道的“眼学”也在不断地成熟着。几十年前的事，时间地点人物都清清楚楚地存在他的记忆里。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只要你提起一件历史掌故，史老都会条分缕析地说出一个脉络来。拿到手的不管是金、玉、书画还是陶瓷，他都知道查什么工具书，把它的来龙去脉搞清楚，说白了就是按图索骥。当年郭沫若也曾写文章称赞史树青的这手考证功夫。
尽管前辈予以了肯定，但史树青自己却总是觉得读书不够，他的书斋取名为“几士居”，意思是：大约能算个读书人吧。年过八旬的他觉得最大的憾事是“此生读书少，垂垂老矣，愧对师长。”
生性率真恨为假
史先生生性谦和，待人宽厚，几十年来鲜有与人口角，只除了一件事——做假。他的妻子夏老师回忆说：“史先生对于假货深恶痛绝，只要看见就必然要说。有时候电视里播放一些涉及文物的案件，不管是电影还是纪录片，史先生必然仔细观看。不过他关注的不是什么情节，而是古玩的真假，如果是假的，他就会指着电视大叫‘那是个假的，那是个假的。’有时甚至还要和电视吵架。”从这种孩子气的举动里，史老不容虚假的个性可见一斑。
有一次，一名香港富商请史先生鉴定一批字画，尽管每一张字画都很完美，但经验丰富的史先生还是看出了破绽。对于这样的结果，香港人并不满意，他找到史先生的夫人，表示这批字画已经找好了买家，价格也都已谈妥。只要史先生肯为字画题跋，证实东西是真的，他愿意将所得的1/3或者一半分与史先生。
一直陪伴史先生、见证了鉴定全过程的夏老师回绝称：“您的藏品确实是真假掺半，如果史先生没有鉴定出假货，是他的眼力不够；如果他故意把假的说成是真的，那么是作伪证。无论是作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副主任，还是一个做了几十年鉴定的读书人，这种事一次都不能做。”事后史先生对夏老师说：“你说的就是我要说的。”
无论是在嘉士德的拍卖预展上，还是在天津的旧货市场里，只要看见假货，史先生总要大声说出自己的看法。因为这种率直，他被请出了拍卖场，也曾被旧货摊主叫骂，更有人深夜打来电话，威胁他管住自己的舌头，而史先生依然故我。
2005年4月初的一天，史树青来到北京大钟寺文物市场淘宝。在一个地摊前，他发现一把青铜剑颇为“眼熟”，待辨认出剑身两行八个文字，史树青暗吃一惊——这八个字为“越王勾践自作用剑”，文字是春秋战国时期吴、越的鸟篆体，而且是错金(工匠把金丝打进凹纹的工艺)的。“有价值！”心中有数的史树青花1800元钱把这把古剑买了回来。随后，他将这把剑捐给了国家博物馆。
不料过了几天，博物馆将剑退回了史树青，理由是：专家认为是假的。一生痛恨作假的史树青居然献了一把假货，学界开始躁动起来，加上媒体的助阵，一时间各种观点和质疑砸在史先生的头上。
夏老师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脸色和声音都很平静：“那段时间史先生的情绪很不好，为了这件事很不愉快。我们就尽力不让那些流言蜚语打扰他，报纸上有关这件事的报道不让他看，电话不让他听，家里人也不谈论这件事。我的态度就是，这就好比是两个人打擂台，我让史先生退下来，承认对方赢了，这还不行吗？我没有别的希望，只是希望他能多活几年，不要因为这件事影响了他的心脏。”
被史家收藏的这把越王勾践剑，剑柄处饰有12圈同心圆，剑镡两面分别嵌有青金石和绿松石，剑身一面遍布菱形暗纹，一面篆有“越王勾践自作用剑”八个鸟形文。打开郭沫若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画册，从样式到造型，眼前的这把剑与60年代出土的那把“天下第一剑”一般无二。对于这把剑的归宿，夏老师表示，还是要等学术界有一个明确结论后再定，否则，这也是对故去的史先生的不敬。
史老曾为此写了一首诗：“越王勾践破吴剑，鸟篆两行字错金。得自冷摊欲献宝，卞和到老是忠心。”中夜难眠时，不知史先生是否手抚着清冷的剑身，回忆起当年与郭沫若、于省吾、商承祚等诸多大师共同鉴定的盛景，回忆起那个风华正茂、挥斥方遒的年代。如今，当年参与鉴定的师友都已辞世，文玩之风虽成显学，却已经离学术越来越远了，他这一颗到老的忠心，却又有谁能懂呢？
折腰只为晚浇花
鼓励友人捐国宝是史树青的一大乐事，他鼓动同学和他一起买来饭摊上的青花大盘，转手捐给了故宫博物院，他鼓动藏家将无意购来的古画捐给国家，甚至还专门劝小贩，把宋砚卖给博物馆。几十年来他通过这种方式为博物馆搜罗到的宝贝不计其数。
尽管生平阅宝无数，但史先生却没有丝毫的借机牟利之心。有次去普陀山游玩，庙中的出家人听说史先生来了，便请他鉴定一下寺中佛教博物馆的藏品。等史先生坐定后，负责博物馆的师傅说，馆中藏品过多，不久前他们集中淘汰了一批，打算作为垃圾处理掉。听到这里，史先生坐不住了，他说：“馆藏的那些陈列品就不必给我看了，你把那些淘汰了要作垃圾的东西拿来。”那些出家人们虽有些迟疑，还是照办了。结果，在抬进来的第一批“垃圾”里，史先生一眼就发现了一幅明代文徵明的书法。素来惜宝如命的史先生不禁责问负责人：“这样的真迹怎么可以当垃圾？”负责人说，这幅字没有用印，他们以为是赝品。史先生告诉他们，这很可能是文徵明当年偶然留下的，也许是因为事过仓促，也许是他身上当时未携带印签，但从运笔和章法上看，确系文徵明真迹无疑。作为这次挽救珍宝的代价，史老只是吃了一顿寺中出家人招待的斋饭而已。
与精于鉴定不同的是，史树青在工作和生活中确是一个十分不精于人际关系的散人。他在博物馆里是出名的不结党人士。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刘东瑞先生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初，学术界恢复评定职称，史树青也申报了研究员的职位，谁知有的评委认为当时他没有著述，所以不够格。作为评委的启功先生立马就急了，当场表示：“如果史先生都不够研究员，我就不够当评委的资格。”也就是因为启功先生的力荐和力争，研究员这个名实相符的帽子才最终戴在了史先生的头上。
退休后的史先生生活反而忙碌起来，每天上午读书，下午写作，要去博物馆指导学生，要出差外地鉴定文物。在他给著名鉴定家关海森的一副对联里，史老将自己的生活浓缩为10个字：“染指每因砚，弯腰近看花”。这句诗是改写古人“染指每因晨涤砚，折腰只为晚浇花”的诗句而成，意境很美，充满了对晚辈后学的提携和勉励，也是先生风骨的写照。
对于死亡的临近，史先生是豁达的。无论是16年前就已经确诊的严重心脏病，还是两年前北京阜外医院告知的“心脏三条血管已经堵塞了两根，另一根也几乎堵塞”的危险状况，史先生对此一直是泰然处之。在他的桌上有一份排得满满的日程表，随便翻开一页，上面写着：“9月1日至3日去大连，5日至10日每天都有客人会见，11日去医院，17日至21日到艺术研究院开会……”就在2007年初，他的一部新书——30余万字的《鉴宝心得》刚刚出版。中央台、凤凰卫视、天津台、吉林台等多家电视台也纷纷将史先生的生平摄制成专题片，对这位国宝级人物的一生做一个概括。
在史先生卧病期间，曾有人打来电话称，已经编撰了一本《当代鉴定大家》的煌煌巨著，只要史先生能在已经写好的序言上签个名，便可以拿到一笔丰厚的酬劳。病势沉重的史先生拒绝了这个要求：“这里面的许多人我听都没听过，怎么能随便签名呢？”
或许是冥冥中的一种感知，在临去医院的那个下午，史先生穿戴整齐后，轻轻地对自己的夫人说：“夏老师，你我的缘分可能要尽了。” 在弥留之际，他还是很积极，每天早上由夏老师喂着喝小米粥。“他每咽一口都皱眉头——心口疼，但还是挣扎着说话，让我开心。”其实看着丈夫一天天弱下去，夏老师更清楚老两口所面临的处境，“然而还能说什么呢？我多么希望，他能活下去……”
史树青走了，这颗固守学术道德和职业道德的良心停止了跳动，这个一脸佛像的老者用了一生的时间，守候在历史的长河边，尽一己之责，打捞着那偶尔翻起的碎片。如今，他也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我们不敢断言，史树青的离开会让多少历史片断就此沉睡，多少谬误假真实之名招摇而过，我们只能目送着这样一颗良心渐渐平静下来，或许，要过上许久，人们才会明白，送走的是怎样一个人。H
简介
史树青（1922-2007），中国当代著名学者，史学家，文物鉴定家。1945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中文系，与启功、徐邦达、杨仁恺被称为我国权威四大鉴定专家。长期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物，于青铜器、玉器、瓷器、书画、碑帖、拓本等文物的研究鉴定积累大量实践经验，颇有心得。《鉴宝心得》主要介绍了金、石、书、画以及其他具有文物考古价值宝贝的鉴赏方法以及作者长年从事该领域的一些鉴宝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