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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无论是包办婚姻还是自由恋爱，能够在夫妻关系中牢牢地操控着主动权的女性，应该说是极其罕见的；一个文化人，在多个历史时期，都能备享尊崇，为政治人物所倚重，更是少之又少。而一向以温婉、亲和著称的知名女作家冰心，却将这两点都做到了，算是最为成功圆满的一个。
穿女装难受死了
冰心原名谢婉莹，1900年出生于福建闽侯。她的祖父谢銮恩是私塾先生，与教育家严复和翻译家林纾是老朋友。她的父亲谢葆璋17岁时，就随严复到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1895年参加过甲午海战。冰心出生时，谢葆璋已是海圻巡洋舰的副舰长。
在冰心3岁时，谢葆璋奉命到山东创办海军军官学校，全家人迁居烟台。冰心一直在军官学校里被父母当作男孩子带大，她平时穿男装，骑马、打枪、游泳，向往当水兵。11岁回老家后，才开始在谢家大宅里学做淑女，她每一次穿女装就会大叫：“真是难受死了。”
1913年，谢葆璋被聘为海军部军学司长，冰心又随父母迁往北京，就读于教会学校贝满女中，毕业后升入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她向往成为医生，但受“五四”运动影响，兴趣转向文学创作。“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把我‘震’上了写作的道路……卷出了狭小的家庭和教会学校的门槛。”
冰心发表的处女作文章，是署名“女学生谢婉莹”的《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1919年8月25日刊登在北京《晨报》上，内容是北京法庭公开审问“五四”运动中被捕学生的现场实录。当时冰心正陪着二弟在医院养病，被女校的学生会叫回来当文书，同时还选上了女学界联合会的宣传代表。联合会让她们将宣传文字，除了“会刊”外，再找些报纸去发表。冰心于是找到《晨报》。“因为我的表兄刘放园先生是《晨报》的编辑。那时我才正式用白话试作，发表的是职务内应作的宣传文字。”
在刘放园的鼓励下，谢婉莹又用笔名“冰心”在《晨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一来冰心两字，笔画简单好写，而且是莹字的含义。二来是我太胆小，怕人家笑话批评，冰心这两个字是新的，人家看到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两字和谢婉莹有什么关系……放园表兄又竭力鼓励……我一口气又做了下去，那时几乎每星期都有作品。”
1921年，周作人、蒋百里等人发起成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纯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冰心成为该会最早的女性会员之一。同年暑假，她从华北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毕业，升入燕京大学。
1923年，冰心得到美国威尔斯利学院——宋庆龄、宋美龄也毕业于该校——的奖学金。同年8月17日，她与来自清华学堂和燕大的100多人，由上海乘邮船赴美留学。这时的冰心已相继出版诗集《繁星》和小说集《超人》，据小她3岁的清华才子梁实秋回忆，“初识冰心的人都觉得她不是一个令人容易亲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于千里之外……我问她：‘您到美国修习什么？’她说：‘文学。’她问我：‘您修习什么？’我说：‘文学批评。’话就谈不下去了。”
借着赴美的机会，冰心在离开北京前，协助《晨报副刊》（原为《晨报》7版，后单独发行）开辟了“儿童世界”栏目，并先于7月25日发表了《寄小读者?通讯一》。“在美3年中，写成了29封寄小读者的信。我原来是想用小孩子口气，说天真话的。不想越写越不像！这是个不能避免的失败。但是我3年中的国外的经历，却因此能很自由地记了下来，我觉得欢喜。”
“越写越不像”的《寄小读者》于1926年出版，以其清浅可人的爱心童趣，为冰心赢得了最广大的读者群和最深远的影响力。同年夏天，她回到燕京大学任教。
女主外，男主内
就在赴美的邮船上，冰心认识了小她1岁的另一位清华才子吴文藻——她后来的丈夫。“我在贝满中学时的同学吴搂梅——已先期自费赴美——写信让我在这次船上找她的弟弟、清华学生吴卓。我到船上的第二天，就请我的同学许地山去找吴卓，结果他把吴文藻带来了。问起名字才知道找错了人！那时我们几个燕大的同学正在玩丢沙袋的游戏，就也请他加入。以后就倚在船栏上看海闲谈。”
在冰心回国之前，继续留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的吴文藻，特地交给她一封写给未来岳父母的求婚长信，其中郑重表示，“我誓愿为她努力向上，牺牲一切，而后始敢将不才的我，贡献于二位长者之前，恳乞您们的垂纳！”此时冰心的父亲，已经是北洋政府海军部代理总长。
吴文藻获得博士学位后，接受燕大和清华两校的聘任。燕大校方为了表示重视，把校内正在兴建的二层洋楼，指定给冰心、吴文藻居住。这一年，冰心29岁，吴文藻28岁。
他们组建的是一个当时极其罕见的女主外、男主内的女权家庭。冰心后来回忆过自己的婚礼过程：“1929年春，我们都回到燕大教学，我在课余还忙于婚后家庭的一切准备。他呢，除了请木匠师傅在楼下他的书房北墙，用木板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架之外，只忙于买几个半新的书橱，卡片柜和书桌等，把我们新居的布置装饰和庭院栽花种树，全都让我来管。我们的婚礼是在燕大的临湖轩举行的，1929年6月15日是个星期六。婚礼十分简单，客人只有燕大和清华两校的同事和同学，那天待客的蛋糕、咖啡和茶点，我记得只用去34元！……文藻就心满意足地在他的书房里坐了下来，似乎从此就可以过一辈子的备课、教学、研究的书呆子生活了。”
关于自己与书呆子丈夫之间的婚姻，冰心描述过几件生动有趣的事情：1923年我刚到美国，照了相片寄回国来，以慰我父母想念之情。那张大点的相片，在我母亲逝世后文藻就向我父亲要来，放在他的书桌上，我问他：“你真的每天要看一眼呢，还（是）只是一件摆设？”他笑说：“我当然每天要看了。”有一天我趁他去上课，把一张影星阮玲玉的相片，换进相框里。过了几天，他也没理会，后来还是我提醒他：“你看桌上的相片是谁的？”他看了才笑着把相片又换了下来，说：“你何必开这样的玩笑？”
还有一次，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春天上午，我们都在楼前赏花，他母亲让我把他从书房里叫出来。他出来站在丁香树前目光茫然地又像应酬我似地问：“这是什么花？”我忍笑回答：“这是香丁。”他点了点头说：“呵，香丁。”大家听了都大笑起来。 这样的事还有很多：有一天冰心让吴文藻上街给孩子买萨其马，孩子不会说萨其马，只说“马”，吴文藻到点心铺子里也只会说买“马”；冰心要买一丈“双丝葛”做夹袍的面子，吴文藻到店里却说不出名字，想了半天说“羽毛纱”，店员只好给冰心打电话：“您要买一丈多的羽毛纱做什么？”一家人为此哄堂大笑。父亲谢葆璋调侃女儿说：“这傻姑爷可不是我替你挑的！”
老舍的儿子舒乙在《真人——冰心辞世十年祭》中曾写道：“冰心先生的许多观念与众不同，而且直接表达出来。比如尊重妇女，夫妇两人去拜访她，男的岁数大一些，女的年轻一点，只有一张小凳可坐，男的先坐下来，冰心先生马上让男的站起来，要女的坐，叫男的在一旁站着说话。但她并不直接说明原由，客人当然明白，她是故意表示在她这儿妇女是第一位的，不管这位妇女有多年轻。”由此可以看出，冰心在婚姻家庭范围内坚持女性优先于男性的女权思想，是始终如一而且不折不扣的。
默念“打死也不能说”
为了保证书呆子丈夫在学术事业上取得辉煌成就，冰心在家庭内外一直扮演着保驾护航的角色，尤其在政治方面，始终和丈夫共进退。有时看似吴文藻在前，但冰心必会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边。不能不承认，在上世纪波谲云诡的历史变迁中，冰心的政治智慧远超一般文人。
两人在抗日战争期间双双步入政坛。吴文藻在重庆国防最高委员会当参事，负责研究边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问题；而冰心则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用冰心刻意放低姿态的话说：“文藻在国防委员会的同学劝他到委员会里担任参事……到了重庆，文藻仍寄居在城内的朋友家里，我和孩子们住在郊外的歌乐山。那里有一所没有围墙的土屋，是用我们卖书的6000元买来的。我把它叫做‘潜庐’……我这个以‘社会贤达’的名义被塞进‘参政会’的参政员，每月的‘工资’也只是一担白米。”而事实上，是宋美龄以美国威尔斯利学院校友名义邀请冰心、吴文藻夫妇到重庆参加抗战工作的。在冰心1947年4月发表的《我所见到的蒋夫人》一文中，也翔实记录了自己与宋美龄的3次会见，地点都是蒋宋在重庆郊外的官邸。
1946年年初，吴文藻出任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长，兼任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冰心一家因此在日本旅居了5年时间。其间，冰心夫妇一边为国民党政府提供公务服务；一边与周恩来及中共地下党保持秘密联系：“这时我们结交了一位很好的朋友——谢南光同志，他是代表团政治组的副组长，也是一个地下共产党员。通过他，我们研读了许多毛主席著作，并和国内有了联系……这时美国的耶鲁大学聘请文藻到该校任教，我们把赴美的申请书寄到台湾，不到一星期便被批准了！我们即刻离开了日本，不是向东，而是向西到了香港，在周恩来、罗青长的帮助下由香港回到了祖国！”
1951年秋，冰心一家回到北京。次年初夏的一个夜晚，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夫妇二人。关于此事，舒乙写道：“吴文藻和冰心一家由日本秘密回国是由周总理亲自安排的，安全部具体实施营救和迎接的。到北京后周总理专门为他们买了一所小房，在东单洋溢胡同，并暂时对外保密。周总理亲自接见了吴先生和谢先生，详细听取他们的汇报，并一再叮嘱，今日所说一切‘打死也不说！’‘文革’时造反派追问她，对周总理都说了些什么，她始终保持沉默，不吐一字，心里默念着周总理那句话‘打死也不说’。”
老诗人邵燕祥也撰文回忆说：“记得当时有一位同为民主人士的诗人，抗战期间也在大后方，曾对冰心所受的礼遇啧有烦言，大意是说，冰心在重庆时还与宋美龄常有交往，连发型都是‘仿宋’的。不知者不怪，他不知道冰心是受周恩来也就是共产党的委托，在山城陪都那样复杂的形势下，冒着‘深入虎穴’的政治风险呢。在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反右派斗争中，吴文藻先生被划为‘右派’，周恩来无力保护，却还对他们夫妇亲切劝慰。”
1958年4月，时任民族学院教授的吴文藻，继冰心的三弟谢为楫、长子吴平之后被打成右派分子，冰心在参加全国人大福建团会议时，也因此遭到集体围攻。危难之中，周恩来夫妇派小车把冰心接到中南海西花厅。“我一见到邓大姐就像见了亲人一样，我的一腔冤愤就都倾吐了出来！我说：‘如果他是右派，我也就是漏网右派，我们的思想都差不多，但决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我回来后向文藻说了总理夫妇极其委婉地让他好好改造。他在自传里说‘当时心里还是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坚信事情终有一天会弄清楚的。’1959年12月，文藻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1979年又把错划予以改正。”
1985年9月24日，吴文藻因病去世，享年84岁。1999年2月28日，冰心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9岁。这位先后担任过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理事等多项职务的世纪老人，被冠以“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身份荣誉，在当代文人当中，极其罕见地享受到了党和国家最高规格的葬礼哀荣。
穿女装难受死了
冰心原名谢婉莹，1900年出生于福建闽侯。她的祖父谢銮恩是私塾先生，与教育家严复和翻译家林纾是老朋友。她的父亲谢葆璋17岁时，就随严复到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1895年参加过甲午海战。冰心出生时，谢葆璋已是海圻巡洋舰的副舰长。
在冰心3岁时，谢葆璋奉命到山东创办海军军官学校，全家人迁居烟台。冰心一直在军官学校里被父母当作男孩子带大，她平时穿男装，骑马、打枪、游泳，向往当水兵。11岁回老家后，才开始在谢家大宅里学做淑女，她每一次穿女装就会大叫：“真是难受死了。”
1913年，谢葆璋被聘为海军部军学司长，冰心又随父母迁往北京，就读于教会学校贝满女中，毕业后升入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她向往成为医生，但受“五四”运动影响，兴趣转向文学创作。“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把我‘震’上了写作的道路……卷出了狭小的家庭和教会学校的门槛。”
冰心发表的处女作文章，是署名“女学生谢婉莹”的《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1919年8月25日刊登在北京《晨报》上，内容是北京法庭公开审问“五四”运动中被捕学生的现场实录。当时冰心正陪着二弟在医院养病，被女校的学生会叫回来当文书，同时还选上了女学界联合会的宣传代表。联合会让她们将宣传文字，除了“会刊”外，再找些报纸去发表。冰心于是找到《晨报》。“因为我的表兄刘放园先生是《晨报》的编辑。那时我才正式用白话试作，发表的是职务内应作的宣传文字。”
在刘放园的鼓励下，谢婉莹又用笔名“冰心”在《晨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一来冰心两字，笔画简单好写，而且是莹字的含义。二来是我太胆小，怕人家笑话批评，冰心这两个字是新的，人家看到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两字和谢婉莹有什么关系……放园表兄又竭力鼓励……我一口气又做了下去，那时几乎每星期都有作品。”
1921年，周作人、蒋百里等人发起成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纯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冰心成为该会最早的女性会员之一。同年暑假，她从华北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毕业，升入燕京大学。
1923年，冰心得到美国威尔斯利学院——宋庆龄、宋美龄也毕业于该校——的奖学金。同年8月17日，她与来自清华学堂和燕大的100多人，由上海乘邮船赴美留学。这时的冰心已相继出版诗集《繁星》和小说集《超人》，据小她3岁的清华才子梁实秋回忆，“初识冰心的人都觉得她不是一个令人容易亲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于千里之外……我问她：‘您到美国修习什么？’她说：‘文学。’她问我：‘您修习什么？’我说：‘文学批评。’话就谈不下去了。”
借着赴美的机会，冰心在离开北京前，协助《晨报副刊》（原为《晨报》7版，后单独发行）开辟了“儿童世界”栏目，并先于7月25日发表了《寄小读者?通讯一》。“在美3年中，写成了29封寄小读者的信。我原来是想用小孩子口气，说天真话的。不想越写越不像！这是个不能避免的失败。但是我3年中的国外的经历，却因此能很自由地记了下来，我觉得欢喜。”
“越写越不像”的《寄小读者》于1926年出版，以其清浅可人的爱心童趣，为冰心赢得了最广大的读者群和最深远的影响力。同年夏天，她回到燕京大学任教。
女主外，男主内
就在赴美的邮船上，冰心认识了小她1岁的另一位清华才子吴文藻——她后来的丈夫。“我在贝满中学时的同学吴搂梅——已先期自费赴美——写信让我在这次船上找她的弟弟、清华学生吴卓。我到船上的第二天，就请我的同学许地山去找吴卓，结果他把吴文藻带来了。问起名字才知道找错了人！那时我们几个燕大的同学正在玩丢沙袋的游戏，就也请他加入。以后就倚在船栏上看海闲谈。”
在冰心回国之前，继续留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的吴文藻，特地交给她一封写给未来岳父母的求婚长信，其中郑重表示，“我誓愿为她努力向上，牺牲一切，而后始敢将不才的我，贡献于二位长者之前，恳乞您们的垂纳！”此时冰心的父亲，已经是北洋政府海军部代理总长。
吴文藻获得博士学位后，接受燕大和清华两校的聘任。燕大校方为了表示重视，把校内正在兴建的二层洋楼，指定给冰心、吴文藻居住。这一年，冰心29岁，吴文藻28岁。
他们组建的是一个当时极其罕见的女主外、男主内的女权家庭。冰心后来回忆过自己的婚礼过程：“1929年春，我们都回到燕大教学，我在课余还忙于婚后家庭的一切准备。他呢，除了请木匠师傅在楼下他的书房北墙，用木板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架之外，只忙于买几个半新的书橱，卡片柜和书桌等，把我们新居的布置装饰和庭院栽花种树，全都让我来管。我们的婚礼是在燕大的临湖轩举行的，1929年6月15日是个星期六。婚礼十分简单，客人只有燕大和清华两校的同事和同学，那天待客的蛋糕、咖啡和茶点，我记得只用去34元！……文藻就心满意足地在他的书房里坐了下来，似乎从此就可以过一辈子的备课、教学、研究的书呆子生活了。”
关于自己与书呆子丈夫之间的婚姻，冰心描述过几件生动有趣的事情：1923年我刚到美国，照了相片寄回国来，以慰我父母想念之情。那张大点的相片，在我母亲逝世后文藻就向我父亲要来，放在他的书桌上，我问他：“你真的每天要看一眼呢，还（是）只是一件摆设？”他笑说：“我当然每天要看了。”有一天我趁他去上课，把一张影星阮玲玉的相片，换进相框里。过了几天，他也没理会，后来还是我提醒他：“你看桌上的相片是谁的？”他看了才笑着把相片又换了下来，说：“你何必开这样的玩笑？”
还有一次，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春天上午，我们都在楼前赏花，他母亲让我把他从书房里叫出来。他出来站在丁香树前目光茫然地又像应酬我似地问：“这是什么花？”我忍笑回答：“这是香丁。”他点了点头说：“呵，香丁。”大家听了都大笑起来。 这样的事还有很多：有一天冰心让吴文藻上街给孩子买萨其马，孩子不会说萨其马，只说“马”，吴文藻到点心铺子里也只会说买“马”；冰心要买一丈“双丝葛”做夹袍的面子，吴文藻到店里却说不出名字，想了半天说“羽毛纱”，店员只好给冰心打电话：“您要买一丈多的羽毛纱做什么？”一家人为此哄堂大笑。父亲谢葆璋调侃女儿说：“这傻姑爷可不是我替你挑的！”
老舍的儿子舒乙在《真人——冰心辞世十年祭》中曾写道：“冰心先生的许多观念与众不同，而且直接表达出来。比如尊重妇女，夫妇两人去拜访她，男的岁数大一些，女的年轻一点，只有一张小凳可坐，男的先坐下来，冰心先生马上让男的站起来，要女的坐，叫男的在一旁站着说话。但她并不直接说明原由，客人当然明白，她是故意表示在她这儿妇女是第一位的，不管这位妇女有多年轻。”由此可以看出，冰心在婚姻家庭范围内坚持女性优先于男性的女权思想，是始终如一而且不折不扣的。
默念“打死也不能说”
为了保证书呆子丈夫在学术事业上取得辉煌成就，冰心在家庭内外一直扮演着保驾护航的角色，尤其在政治方面，始终和丈夫共进退。有时看似吴文藻在前，但冰心必会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边。不能不承认，在上世纪波谲云诡的历史变迁中，冰心的政治智慧远超一般文人。
两人在抗日战争期间双双步入政坛。吴文藻在重庆国防最高委员会当参事，负责研究边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问题；而冰心则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用冰心刻意放低姿态的话说：“文藻在国防委员会的同学劝他到委员会里担任参事……到了重庆，文藻仍寄居在城内的朋友家里，我和孩子们住在郊外的歌乐山。那里有一所没有围墙的土屋，是用我们卖书的6000元买来的。我把它叫做‘潜庐’……我这个以‘社会贤达’的名义被塞进‘参政会’的参政员，每月的‘工资’也只是一担白米。”而事实上，是宋美龄以美国威尔斯利学院校友名义邀请冰心、吴文藻夫妇到重庆参加抗战工作的。在冰心1947年4月发表的《我所见到的蒋夫人》一文中，也翔实记录了自己与宋美龄的3次会见，地点都是蒋宋在重庆郊外的官邸。
1946年年初，吴文藻出任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长，兼任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冰心一家因此在日本旅居了5年时间。其间，冰心夫妇一边为国民党政府提供公务服务；一边与周恩来及中共地下党保持秘密联系：“这时我们结交了一位很好的朋友——谢南光同志，他是代表团政治组的副组长，也是一个地下共产党员。通过他，我们研读了许多毛主席著作，并和国内有了联系……这时美国的耶鲁大学聘请文藻到该校任教，我们把赴美的申请书寄到台湾，不到一星期便被批准了！我们即刻离开了日本，不是向东，而是向西到了香港，在周恩来、罗青长的帮助下由香港回到了祖国！”
1951年秋，冰心一家回到北京。次年初夏的一个夜晚，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夫妇二人。关于此事，舒乙写道：“吴文藻和冰心一家由日本秘密回国是由周总理亲自安排的，安全部具体实施营救和迎接的。到北京后周总理专门为他们买了一所小房，在东单洋溢胡同，并暂时对外保密。周总理亲自接见了吴先生和谢先生，详细听取他们的汇报，并一再叮嘱，今日所说一切‘打死也不说！’‘文革’时造反派追问她，对周总理都说了些什么，她始终保持沉默，不吐一字，心里默念着周总理那句话‘打死也不说’。”
老诗人邵燕祥也撰文回忆说：“记得当时有一位同为民主人士的诗人，抗战期间也在大后方，曾对冰心所受的礼遇啧有烦言，大意是说，冰心在重庆时还与宋美龄常有交往，连发型都是‘仿宋’的。不知者不怪，他不知道冰心是受周恩来也就是共产党的委托，在山城陪都那样复杂的形势下，冒着‘深入虎穴’的政治风险呢。在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反右派斗争中，吴文藻先生被划为‘右派’，周恩来无力保护，却还对他们夫妇亲切劝慰。”
1958年4月，时任民族学院教授的吴文藻，继冰心的三弟谢为楫、长子吴平之后被打成右派分子，冰心在参加全国人大福建团会议时，也因此遭到集体围攻。危难之中，周恩来夫妇派小车把冰心接到中南海西花厅。“我一见到邓大姐就像见了亲人一样，我的一腔冤愤就都倾吐了出来！我说：‘如果他是右派，我也就是漏网右派，我们的思想都差不多，但决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我回来后向文藻说了总理夫妇极其委婉地让他好好改造。他在自传里说‘当时心里还是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坚信事情终有一天会弄清楚的。’1959年12月，文藻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1979年又把错划予以改正。”
1985年9月24日，吴文藻因病去世，享年84岁。1999年2月28日，冰心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9岁。这位先后担任过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理事等多项职务的世纪老人，被冠以“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身份荣誉，在当代文人当中，极其罕见地享受到了党和国家最高规格的葬礼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