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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6月23日，“中国最后一位儒家”梁漱溟先生逝世，至今已届33个春秋。
去世前一个月，梁漱溟对来访的记者说，他对中国文化的期望，就是“顺应时代的潮流”。
梁漱溟是中国文化独特价值的坚定守护者。他从来“师古而不泥古”，一生撰述，都在中西比较中为中国传统文化寻找重生之机，也为此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建构。
重生机会，埋藏于中西文化的协调、融合、互补之中，实现之途上，人力诚然可贵，天时却无法左右，这大约便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深意所在。
今天的中国，文化重生的天时渐现。这一切应该都在这位“文化先知”的预料之中罢。
中国不是落后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自那以后中国开始山河变色。
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后代史家，往往把这一年作为500年中国史的分界。因为它明确界定了完整意义上的“传统中国”的终结，以及以受西方冲击为特点的“现代中国”的开端。
文明的苦难也正由此开启。在现代化过程中，内心最痛的一批人，就是王国维、辜鸿铭、梁漱溟这样的决不在文化上投机的知识分子。
比照西方的科技、制度和文化，人皆说中国落后，梁漱溟独不以为然。
“当近世的西洋人在森林中度其野蛮生活之时，中国已有高明的学术、美盛的文化开出来千余年了。
四千年前，中国已有文化，与其并时而开放过文化之花的民族，无不零落消亡，只有他一条老命活到今日，文化未曾中断，民族未曾灭亡。”
比较的科学性值得怀疑。梁漱溟认为，如果中国不与西方接触，那么再走三五百年甚至一千年，“亦断不会有这些轮船火车、飞行艇、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产生出来，它将永此终古”。
这一切都是西方在摆脱中世纪的封建统治之后发明出来的，而中国早在公元前200多年秦朝建立开始，就已消灭了封建制度，但“迄今二千多年亦不见中国产业发达起来”。
从语境上说，这里的“产业”应指资本主义。
封建主义的结束，资本主义的诞生，是不是一种必然的进化方向？梁漱溟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人们犯了历史发展是单线进化的假定性错误。
社会形态之划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但梁漱溟多次强调，即便是马克思，对中国也是特殊看待的。
“中国特殊論”是梁漱溟所主张的。这一点一直有许多不同意见，但到今天为止，中国社会总是在诸多领域例外于西方理论，也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不是落后，这一观点是反对人类社会的单线进化论的逻辑结果。
不是落后是什么呢？
“是停滞。”
文化早熟
中国社会发展停滞，是因它在文化上早熟。
在1931年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中，梁漱溟打了一个比方。
“一个人的心理发育，本应和身体发育相应，但中国仿佛一个聪明的孩子，身体发育未全而智慧早开。因其智慧早开，转而抑阻身体发育，身体发育不健全，智慧最后也不能发育得圆满良好。”
梁漱溟认为，中国的智慧早熟，是因为中国跳过了宗教而直接进入道德，无异于“一步登天”。跳过宗教直接进入道德，以之作为社会运转的法则，这是他认为中国文化“早熟”的主要原因。
宗教对社会的规范，是一种“外力假借”，“而外力实在就是自己”。所以，人借助宗教这种外力来寻求道德力量，就比道德多了一道弯。
“在人类文化历史上，道德比之宗教，远为后出。”在梁漱溟看来，道德比宗教更为理性，但理性原是渐次开发的，社会生命上，须有社会经济文化之进步为基础。“不料古代中国竟要提早一步，而实现此至难之事。”
西方自罗马时代到宗教改革，一千多年里都笼罩在宗教控制之下，而中国从孔孟以降便开启了伦理本位的社会构造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文化时间上一直在等待西方的脚步，而精神上则等待外部的理解。不过最后等来的不是比肩和理解，而是新的突变线索出现，是凌厉的工业文明的介入，并彼此冲突。
此时的中国文化，就欲停滞而不可得了。
宗教讲利害，而道德重是非。宗教以祸福关系、末日警告、天国诱惑等内容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其本质还是利害权衡;而道德伦理则来自人们对是非对错的直觉感受，彼此并非利益关系。
在社会文化上，这其实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分野，故而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方现代社会完全无法在“同一频道”上理解问题。
譬如，西方的权利观念是欧美政治思想的“元要素”，其实也是一种利益关系，对于习惯了伦理规范的中国人而言，一开始根本无法接受。
梁启超先生在《先秦政治思想》一书中就指出：“最简单最亲密者如父子夫妇相互之关系，皆以此观念行之。此种观念入到吾侪中国人脑中，直是无从理解。父子夫妇间何故有彼我权利之可言？吾侪真不能领略此中妙谛。”
现代化“没那么简单”
跳过宗教，尚不会造成物质力量上的强弱之判。梁漱溟所说的早熟，还包括另一层意思：中国文化还跳过了科学思维。
学术的发展是为了应付人类生活的需要，因此人生有什么问题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学术。在《东方学术概观》一书中，梁漱溟把人类生活的问题分解为三个阶段。
第一问题，是“人对物”的问题，就是通过科学研究改造客观世界，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这一点中西皆然，不过在知行关系上，中国人重实用，为行而求知，而西洋则另有为知而求知的传统，“不必为其有何用处”。“西洋科学发达正在此，反之，中国人务实用，科学就萎枯了。”
第二问题，是“人对人”的问题。第一问题让“人脱离动物界而成为自然界真正自觉的主宰”（恩格斯），主要问题就转入“人与人如何得以和衷共济，彼此无忤”。“一向多为对外物的认识利用的学术，却疏忽于认识人类自己者，将不能不反躬以求体认此身此心而得其善自调理涵养之道。” 梁漱溟认为，这第二问题是在阶级社会消亡之后出现的，而在他看来，孔孟以后，中国的阶级社会即已消亡。
而第三问题，有些类似于“共产主义实现之后人的存在方式”这样的终极问题了。“客观条件无任何问题存在，人们乃始于烦恼在自身，初不在外，大有觉悟认识，而求解脱此生来不自由之生命焉。”他认为，这时“出世之学将为人所讲求”。
把中西文化（学术）装进这三阶段里去，科学是第一期，儒学是第二期，中国道家之学和印度瑜伽学（禅定）介于第二期和第三期之间，佛家之学则属于第三期。
梁漱溟判断，当今世界学术文化还在第一期的末期向第二期轉进期间，但属于第二期、第三期的学术文化却远在古中国和古印度就已出现。
“往昔中国文化造就过早倾向于第二期生活，乃大大缺略于第一期之所应有。”这一句话，已经表明梁漱溟的“文化早熟论”并不是出于自矜自伐，而是他思考中国未来的一个重要的逻辑原点。
被“大大缺略”的怎么补上来，不正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思考吗？
他承认中国人缺乏科学精神。“西洋科学家有冷静地专于求知之精神，而中国人夙缺乏之。”他说，墨子是一位逻辑学家和科学家，但科学精神在古中国“萌茁而后来丧失不传”。
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还告诫：“今日新中国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在科学方面追赶西洋，仍急求现实效用而视理论研究为后图，似乎古风尚未见改。”
他反对的是从整体上否定中国文化，“乃至道德都不对的”。
中国文化外形上幼稚、骨子里深沉，但自洋务运动以来，“流俗认病不真”，简单地以为中国幼稚落后。梁漱溟反问：“中国若单纯是一尚未进步的社会，那问题不早简单容易解决，没有今天这么麻烦了吗？”
中国文化的天命
这位自信背负“天命”的思想者，时刻不忘文化复兴。“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哪个出头？”
但他并不是一位一头扎在故纸堆里的老夫子。相反，他是一名活跃的社会活动家，是“实干派”，而这一角色要求他对中国文化的短板有深刻认知。
德先生和赛先生，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公认的价值，也是中国传统所阙如的。梁漱溟并不否认中国对这二者的需要。
对科学他是鲜明主张的，“近代西洋人最伟大的成功即在科学技术之进步，为古人所无，亦为他方人所无”;而对民主的达致，他则有自己的认识前提——民主精神并非西方人独有。
对民主精神，梁漱溟有一个精彩的“五步推理”。
1.每个人都承认自己的需求，同时承认他人的需求。
2.承认他人的需求，因而有“平等”这一精神出现，不能“唯我独尊”。
3.彼此平等，就要讲理，不可以力服人。
4.讲理的办法，是少数服从多数。
5.民主只用于公共事务决策，私域的事情由个人自主，这就是“尊重个人自由”。
梁漱溟认为，民主精神的根本就在第一点，即“承认自己也承认他人”，而这一点中国并不缺乏。先贤主张的“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承认旁人，何等明白。既然有了这一根本点，后面四点就是相随而来，并不存在硬性障碍。
那么，为什么“民主”在当时的中国却成了新鲜事物呢？梁漱溟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的经验。
最早的人类并不是卢梭所谓的“孤独的野蛮人”，而是天生过着集团生活或家庭生活，只是西方人偏趋前者，中国人偏趋后者。由于缺乏进步的团体组织，所以中国之病，一在散漫，二在被动。
这一认识前提确立之后，他对主流的倡导就无法认同了。
西欧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自我中心、权利观念，都是对中世纪严厉的封建控制的抗争手段和最后结果，是对过度的集团生活的反动，但中国非但不存在这种严密的集团生活控制，反而正好缺乏它。
所以，这些所谓普世之价值，“在他们是对症下药，而在我们缺乏团体生活者恰好药不对症，更且加重其散漫之病。”
未来的中国文化该怎么走？他的观点是在父子、夫妇、兄弟、君臣、朋友五伦之上增加一伦，即“团体对个人”“个人对团体”的相互关系，两者彼此尊重，由此养成民主的氛围。
“伦”，是人与人的关系。
梁漱溟认为中国所长是“人对人”，而西方所长是“人对物”，这正是两者文化殊途的根本所在。
人对物是“对外用力”，考虑利害权衡，用来制胜自然，是非常成功的，结果就是科技发达。但用这种态度处理社会关系，除了势力均衡的民主制度外，大体上是失败的。运用在民族之间、国际之间，就会酿成大战，毁灭人类和文化。
就这一判断而言，可以说他和马克思最终走到了一起。“近二百多年，科学技术的进步，与资本主义的工业互为因果。资本主义是个人赢利，自由竞争。科学发明有助于赢利，赢利奖励了科学发明。一切新技术发明，掌握在资本家私人手里，而未曾掌握在社会公共手里。大利既在资本家之手，而大权亦随之在其手。国家虽有进步，亦不免为其所左右，内则演为阶级斗争，外则演为民族斗争，整个世界为之扰乱不安。”
因此他预言，“最近未来之世界文化，将为中国文化之复兴”，即以伦理本位取代自我中心，以是非取代利害。“人与人之间，原是只该讲理，不该讲力的”。
中国文化这个“老小孩”，被卷入现代化潮流之中，起落浮沉，甚至灰头土脸，但在梁漱溟看来，它最终还是担负着制约人类欲望、重建道德理性的天下之重。
去世前一个月，梁漱溟对来访的记者说，他对中国文化的期望，就是“顺应时代的潮流”。
梁漱溟是中国文化独特价值的坚定守护者。他从来“师古而不泥古”，一生撰述，都在中西比较中为中国传统文化寻找重生之机，也为此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建构。
重生机会，埋藏于中西文化的协调、融合、互补之中，实现之途上，人力诚然可贵，天时却无法左右，这大约便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深意所在。
今天的中国，文化重生的天时渐现。这一切应该都在这位“文化先知”的预料之中罢。
中国不是落后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自那以后中国开始山河变色。
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后代史家，往往把这一年作为500年中国史的分界。因为它明确界定了完整意义上的“传统中国”的终结，以及以受西方冲击为特点的“现代中国”的开端。
文明的苦难也正由此开启。在现代化过程中，内心最痛的一批人，就是王国维、辜鸿铭、梁漱溟这样的决不在文化上投机的知识分子。
比照西方的科技、制度和文化，人皆说中国落后，梁漱溟独不以为然。
“当近世的西洋人在森林中度其野蛮生活之时，中国已有高明的学术、美盛的文化开出来千余年了。
四千年前，中国已有文化，与其并时而开放过文化之花的民族，无不零落消亡，只有他一条老命活到今日，文化未曾中断，民族未曾灭亡。”
比较的科学性值得怀疑。梁漱溟认为，如果中国不与西方接触，那么再走三五百年甚至一千年，“亦断不会有这些轮船火车、飞行艇、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产生出来，它将永此终古”。
这一切都是西方在摆脱中世纪的封建统治之后发明出来的，而中国早在公元前200多年秦朝建立开始，就已消灭了封建制度，但“迄今二千多年亦不见中国产业发达起来”。
从语境上说，这里的“产业”应指资本主义。
封建主义的结束，资本主义的诞生，是不是一种必然的进化方向？梁漱溟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人们犯了历史发展是单线进化的假定性错误。
社会形态之划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但梁漱溟多次强调，即便是马克思，对中国也是特殊看待的。
“中国特殊論”是梁漱溟所主张的。这一点一直有许多不同意见，但到今天为止，中国社会总是在诸多领域例外于西方理论，也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不是落后，这一观点是反对人类社会的单线进化论的逻辑结果。
不是落后是什么呢？
“是停滞。”
文化早熟
中国社会发展停滞，是因它在文化上早熟。
在1931年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中，梁漱溟打了一个比方。
“一个人的心理发育，本应和身体发育相应，但中国仿佛一个聪明的孩子，身体发育未全而智慧早开。因其智慧早开，转而抑阻身体发育，身体发育不健全，智慧最后也不能发育得圆满良好。”
梁漱溟认为，中国的智慧早熟，是因为中国跳过了宗教而直接进入道德，无异于“一步登天”。跳过宗教直接进入道德，以之作为社会运转的法则，这是他认为中国文化“早熟”的主要原因。
宗教对社会的规范，是一种“外力假借”，“而外力实在就是自己”。所以，人借助宗教这种外力来寻求道德力量，就比道德多了一道弯。
“在人类文化历史上，道德比之宗教，远为后出。”在梁漱溟看来，道德比宗教更为理性，但理性原是渐次开发的，社会生命上，须有社会经济文化之进步为基础。“不料古代中国竟要提早一步，而实现此至难之事。”
西方自罗马时代到宗教改革，一千多年里都笼罩在宗教控制之下，而中国从孔孟以降便开启了伦理本位的社会构造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文化时间上一直在等待西方的脚步，而精神上则等待外部的理解。不过最后等来的不是比肩和理解，而是新的突变线索出现，是凌厉的工业文明的介入，并彼此冲突。
此时的中国文化，就欲停滞而不可得了。
宗教讲利害，而道德重是非。宗教以祸福关系、末日警告、天国诱惑等内容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其本质还是利害权衡;而道德伦理则来自人们对是非对错的直觉感受，彼此并非利益关系。
在社会文化上，这其实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分野，故而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方现代社会完全无法在“同一频道”上理解问题。
譬如，西方的权利观念是欧美政治思想的“元要素”，其实也是一种利益关系，对于习惯了伦理规范的中国人而言，一开始根本无法接受。
梁启超先生在《先秦政治思想》一书中就指出：“最简单最亲密者如父子夫妇相互之关系，皆以此观念行之。此种观念入到吾侪中国人脑中，直是无从理解。父子夫妇间何故有彼我权利之可言？吾侪真不能领略此中妙谛。”
现代化“没那么简单”
跳过宗教，尚不会造成物质力量上的强弱之判。梁漱溟所说的早熟，还包括另一层意思：中国文化还跳过了科学思维。
学术的发展是为了应付人类生活的需要，因此人生有什么问题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学术。在《东方学术概观》一书中，梁漱溟把人类生活的问题分解为三个阶段。
第一问题，是“人对物”的问题，就是通过科学研究改造客观世界，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这一点中西皆然，不过在知行关系上，中国人重实用，为行而求知，而西洋则另有为知而求知的传统，“不必为其有何用处”。“西洋科学发达正在此，反之，中国人务实用，科学就萎枯了。”
第二问题，是“人对人”的问题。第一问题让“人脱离动物界而成为自然界真正自觉的主宰”（恩格斯），主要问题就转入“人与人如何得以和衷共济，彼此无忤”。“一向多为对外物的认识利用的学术，却疏忽于认识人类自己者，将不能不反躬以求体认此身此心而得其善自调理涵养之道。” 梁漱溟认为，这第二问题是在阶级社会消亡之后出现的，而在他看来，孔孟以后，中国的阶级社会即已消亡。
而第三问题，有些类似于“共产主义实现之后人的存在方式”这样的终极问题了。“客观条件无任何问题存在，人们乃始于烦恼在自身，初不在外，大有觉悟认识，而求解脱此生来不自由之生命焉。”他认为，这时“出世之学将为人所讲求”。
把中西文化（学术）装进这三阶段里去，科学是第一期，儒学是第二期，中国道家之学和印度瑜伽学（禅定）介于第二期和第三期之间，佛家之学则属于第三期。
梁漱溟判断，当今世界学术文化还在第一期的末期向第二期轉进期间，但属于第二期、第三期的学术文化却远在古中国和古印度就已出现。
“往昔中国文化造就过早倾向于第二期生活，乃大大缺略于第一期之所应有。”这一句话，已经表明梁漱溟的“文化早熟论”并不是出于自矜自伐，而是他思考中国未来的一个重要的逻辑原点。
被“大大缺略”的怎么补上来，不正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思考吗？
他承认中国人缺乏科学精神。“西洋科学家有冷静地专于求知之精神，而中国人夙缺乏之。”他说，墨子是一位逻辑学家和科学家，但科学精神在古中国“萌茁而后来丧失不传”。
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还告诫：“今日新中国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在科学方面追赶西洋，仍急求现实效用而视理论研究为后图，似乎古风尚未见改。”
他反对的是从整体上否定中国文化，“乃至道德都不对的”。
中国文化外形上幼稚、骨子里深沉，但自洋务运动以来，“流俗认病不真”，简单地以为中国幼稚落后。梁漱溟反问：“中国若单纯是一尚未进步的社会，那问题不早简单容易解决，没有今天这么麻烦了吗？”
中国文化的天命
这位自信背负“天命”的思想者，时刻不忘文化复兴。“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哪个出头？”
但他并不是一位一头扎在故纸堆里的老夫子。相反，他是一名活跃的社会活动家，是“实干派”，而这一角色要求他对中国文化的短板有深刻认知。
德先生和赛先生，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公认的价值，也是中国传统所阙如的。梁漱溟并不否认中国对这二者的需要。
对科学他是鲜明主张的，“近代西洋人最伟大的成功即在科学技术之进步，为古人所无，亦为他方人所无”;而对民主的达致，他则有自己的认识前提——民主精神并非西方人独有。
对民主精神，梁漱溟有一个精彩的“五步推理”。
1.每个人都承认自己的需求，同时承认他人的需求。
2.承认他人的需求，因而有“平等”这一精神出现，不能“唯我独尊”。
3.彼此平等，就要讲理，不可以力服人。
4.讲理的办法，是少数服从多数。
5.民主只用于公共事务决策，私域的事情由个人自主，这就是“尊重个人自由”。
梁漱溟认为，民主精神的根本就在第一点，即“承认自己也承认他人”，而这一点中国并不缺乏。先贤主张的“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承认旁人，何等明白。既然有了这一根本点，后面四点就是相随而来，并不存在硬性障碍。
那么，为什么“民主”在当时的中国却成了新鲜事物呢？梁漱溟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的经验。
最早的人类并不是卢梭所谓的“孤独的野蛮人”，而是天生过着集团生活或家庭生活，只是西方人偏趋前者，中国人偏趋后者。由于缺乏进步的团体组织，所以中国之病，一在散漫，二在被动。
这一认识前提确立之后，他对主流的倡导就无法认同了。
西欧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自我中心、权利观念，都是对中世纪严厉的封建控制的抗争手段和最后结果，是对过度的集团生活的反动，但中国非但不存在这种严密的集团生活控制，反而正好缺乏它。
所以，这些所谓普世之价值，“在他们是对症下药，而在我们缺乏团体生活者恰好药不对症，更且加重其散漫之病。”
未来的中国文化该怎么走？他的观点是在父子、夫妇、兄弟、君臣、朋友五伦之上增加一伦，即“团体对个人”“个人对团体”的相互关系，两者彼此尊重，由此养成民主的氛围。
“伦”，是人与人的关系。
梁漱溟认为中国所长是“人对人”，而西方所长是“人对物”，这正是两者文化殊途的根本所在。
人对物是“对外用力”，考虑利害权衡，用来制胜自然，是非常成功的，结果就是科技发达。但用这种态度处理社会关系，除了势力均衡的民主制度外，大体上是失败的。运用在民族之间、国际之间，就会酿成大战，毁灭人类和文化。
就这一判断而言，可以说他和马克思最终走到了一起。“近二百多年，科学技术的进步，与资本主义的工业互为因果。资本主义是个人赢利，自由竞争。科学发明有助于赢利，赢利奖励了科学发明。一切新技术发明，掌握在资本家私人手里，而未曾掌握在社会公共手里。大利既在资本家之手，而大权亦随之在其手。国家虽有进步，亦不免为其所左右，内则演为阶级斗争，外则演为民族斗争，整个世界为之扰乱不安。”
因此他预言，“最近未来之世界文化，将为中国文化之复兴”，即以伦理本位取代自我中心，以是非取代利害。“人与人之间，原是只该讲理，不该讲力的”。
中国文化这个“老小孩”，被卷入现代化潮流之中，起落浮沉，甚至灰头土脸，但在梁漱溟看来，它最终还是担负着制约人类欲望、重建道德理性的天下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