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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西克的《现代性的危机》是与《具体的辩证法》相映生辉的重要著作。在《现代性的危机》中,科西克从捷克斯洛伐克的具体社会历史现实问题出发,把捷克危机理解为欧洲危机,并且提升为当代社会共同存在的现代性危机的典型标志。为了揭示这种危机的本质,科西克从人的异化存在方式、当代社会共同本质、人类精神价值丧失三个层面对当代社会中的现代性危机进行了深刻批判,并提出了克服现代性危机的共同的人道社会主义诉求。
关键词:科西克;现代性;人道社会主义
作者简介:李宝文(1967—),男,黑龙江绥化人,哲学博士,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2008年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项目“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项目编号:08A002;2008年黑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存在论与辩证法视域中的现代性批判——科西克哲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08C022
中图分类号:B5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10)01-0012-06收稿日期:2009-12-02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在当代西方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近年来,我国学界关于科西克思想的研究主要是围绕这部著作展开的,虽然取得了大量成果,但是,研究的范围仍然过于狭窄,致使科西克思想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渐行渐远。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科西克的另一部与《具体的辩证法》相映生辉的重要著作——《现代性的危机》(The Crisis of Modernity)——一直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现代性的危机》是科西克1968年“布拉格之春”①前后撰写的一系列文章,1995年由美国布拉夫顿大学詹姆斯·H.怀特教授编辑整理成书。这部著作共收集《理性与良知》(Reason and Conscience)、《我们当前的危机》(Our Current Crisis)、《社会主义与现代人的危机》(Socialism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 Man)、《道德的辩证法与辩证法的道德》(The Dialectics of Morality and the Morality of Dialectics)等25篇文章,涉及哲学、文学、语言学、社会学、道德、历史与现实等多个学科和领域。这些文章是科西克从捷克斯洛伐克(以下简称捷克)具体的现实问题出发,对当代人类普遍存在状况作出的深层反思和哲学批判。其批判焦点是现代性危机,理论诉求是人道社会主义(humanistic socialism)。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中,科西克是较早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把东欧机械论社会主义提升到现代性危机的高度进行批判的思想家,后来的鲍曼、赫勒等都要较之晚一些才开始进入到这一现代性批判领域中来。如果不是由于“布拉格之春”之后被剥夺了工作权和发表文章的权利,科西克的现代性批判思想无疑会更加精彩、深刻和完善。尽管如此,科西克的《现代性的危机》仍然不失为一部关于现代性批判的力作,是来自于前东欧社会主义时期不可多得的关于现代性批判的学术资源,对于我们研究当代社会主义进程中的现代性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限于篇幅,本文仅就《现代性的危机》的思想内蕴——现代性危机与人道社会主义诉求——予以探讨和阐释。
一、关于人的异化存在方式的批判
科西克关于现代性危机的批判首先是在人的基本存在方式这一层面上展开的。这与当代许多学者研究同类问题的方法颇为相似。但是,科西克的独特性在于他不是从纯粹的理论思辨来论证现代性的危机,而是从当时捷克所面临的社会政治危机出发分析人的存在的本质问题。具体说来就是从“布拉格之春”这一政治事件透视捷克人乃至当代人面临的生存危机问题。科西克认为,“布拉格之春”预示着捷克社会已经处在了危机之中。但是,这场危机绝不仅仅是捷克自身的危机,而是整个欧洲的危机。如果西欧人民没有理解东欧所发生的一切仍然是欧洲历史的必要组成部分,仍然是欧洲总体问题的必要组成部分,或者如果东欧人民没有看到他们的事件和历史是在特定而又共同的欧洲基础之上发生的,那么,已经存在的这个致命的误解,还会继续存在下去。“捷克危机”,这种以捷克为标志的世界性称谓,已经预示着人类存在意义的危机,一切都取决于人们是否开始研究人类存在的意义,并在这个意义之上反思当代人的存在方式。
关于人的存在方式,科西克在《具体的辩证法》中曾提出:“人是这样一种存在:他的存在以社会-实在的实践性生产和人类实在、超人类实在乃至一般实在的精神上的再生产为基本特征。”[1](P152)也就是说,“实践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1](P137)。但是,由于功利主义的影响,实践总是面临着蜕变为伪实践的可能。伪实践的存在方式突出表现在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两个方面。在《具体的辩证法》中,科西克主要是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及其观念的角度对人的伪实践存在方式进行了揭示和批判。在《现代性的危机》中,科西克则转向人的存在方式的另一个重要的维度——政治生活,揭示和批判当代人的异化存在方式问题。科西克认为,从社会的角度讲,政治是现代社会得以存在、运行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核心要素之一;从个体的角度讲,政治是生存于现代社会的人理解社会的重要方式,也是他们不可或缺的存在方式之一。离开政治,现代社会无法运转,现代社会的人无法正确理解自身存在的意义。科西克认为,捷克的当代事件已经不可避免地把他们的政治生活带到了人们注意的中心,使他们的政治生活形成了普遍性意义。科西克说:“我们当前的危机不仅仅是政治的危机,同时也是政治生活的危机。它所提出的问题不仅仅是一定政治制度的问题,而且,同时首要地是政治生活的意义问题。”[2](P17)在这里,科西克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政治:一种是政治生活的政治;另一种是政治制度下的政治。在科西克看来,政治制度意义下的政治是异化的政治;而政治生活意义下的政治才是本真的政治。对于本真的政治生活,科西克认为:“政治生活不只是对行将出现的和现存的局势的反应,也不只是对各种现存力量的解决。政治生活不仅受社会力量、部门和阶级的制约,而且受人的情感、理性、意见的制约。在真正的政治生活中,各种新的力量被创生和设计,政治生活的本质决定了在人身上要唤醒、触及什么,也决定了是什么会向人提出挑战,什么会给予人支持或者使人麻木。”[2](P61)
相反,现代世界的政治生活是异化的政治,是人的异化存在方式,它的典型特征就是操控大众。因为这种作为操控大众的政治认为只有在普遍控制的制度中政治才是可能的。“人被当成一个部件安插进这个制度:体现出当代虚假意识特征的现代人最大的幻象之一就是假定可以把实在(存在)当成客体,当成某种可以开发的东西,当成我们能够控制并且任意控制的东西,尽管我们自身一直保持在这种安排之外。”[2](P9)于是,政治既不是科学也不是艺术,而是权力的表演和权力地位的游戏。这个游戏并不赏心悦目,而是极端残酷;这个游戏并不充满乐趣和欢笑,而是处处表现死亡、狂热和算计。它不是科学,但是它决定科学及其结果;它不是艺术,但是它激起人们的恐惧和隐秘情感;它不是宗教,但是它拥有偶像和高级神父。“对于现代人来说,政治已经变成命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每一个人存在的意义都被政治道路清晰地标示出来。”[2](P17)
在虚假的幻象生活方式中,现代人失去了与本质的联系,而不停地追逐非本质的东西,追逐琐事的累积。随着对非本质的疯狂追逐,人正在试图封闭并跨越无本质的空虚。科西克说,我们用以断定和描述这种枯竭、紧迫、本质堕落现象的哲学方式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帝死了”。这句话并不是一个教条的表述,它与上帝存在的争论和证明没有关系。这句话是一个哲学思想。它并不是说最高价值已经变得没有价值或者不再有效,也不是说它的地位还没有被新的价值所取代。而是说,它拥有更深刻更令人震惊的意义:本质的丧失。因为人类在历史性的赌注中放弃了本质而把它作为不必要的东西,并且疯狂地去追逐非本质的东西,人就失去了与本质的任何联系。“上帝死了”这句话和强调“上帝是最高价值”的观点是以不同的话语说出了同一件事情。它们正在宣告一个非本质战胜本质的时代的到来。这使人感到焦虑,然而,人并没有勇气承认本质已丧失,人像逃避一个追逐者一样逃避本质,并且在偶然性和非本质中寻求缓解和躲藏。结果,在这种状态中,人发现他自身是处在一个虚假和颠倒的世界中。“人逃离本质的丧失,追逐可获得的非本质的东西;他总是向前奔跑,但是,实际上是在后退。这两种相反运动的不协调性——向前的后退与向后的前进——是现代悲剧本质的根源。”[2](P49)
由此,科西克指出:“现代是一个危机的时代,因为它的基础处在危机之中。基础的危机源于事物的真正基础正在变得越来越令人混淆不清,并且困惑和非真理性被置入到了现代的真正根基之中。”[2](P50)由于在这种困惑中踌躇不决,人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人,他傲慢地声称有权利过富裕的生活,无论什么代价。这意味着他将积极参与到人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从自然界中攫取利益和产品的斗争中去,也就意味着人与自然关系的根基将会受到更大的破坏。同时,那些声称有权处置任何事物的人对于现存世界是不公正的,他正在走向权力之外,走向真理之外。所以,科西克认为,我们已经不是真理的守护者,真理也不再被给予我们。如果我们生活在“真理在手”的状态中,生活在能够篡改真理或者随意处置真理的假象之中,我们就会远离真理。只有当我们行进在开放的空间并被真理之光烛照时,我们才能接近真理,才能与真理同在。今天的危机不只是涉及某一地区或者某一方面的危机,而是涵盖整个基础的危机。单纯的校正与调整已经无济于事,真理要求我们彻底变革通往现存世界的方式,只有彻底的变革才能把人从危机中拯救出来。因此,科西克在《我们当前的危机》一文的结尾处意味深长地说:“生态学家宣称一切所需在于保护环境。哲学家则断言一切所需在于拯救世界。”[2](P41)
四、人道社会主义的诉求
如何拯救世界?科西克认为建构人道社会主义是克服现代性危机的必由之路。当代社会,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现代性危机问题,这个危机具有普遍性和一致性,它的彻底解决也必须通过一种共同的强有力的抵制才能完成。人道社会主义既是对于虚假的社会主义自身的超越,也是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超越。科西克认为,在20世纪,现代社会主义的困难在于不能从理论上把握和调整它作为解放的历史作用。如果社会主义在变化的环境中迷失了自身的目的,它就不再发挥革命和解放的作用。正因为人类面临着许多还没有触及的本质问题,20世纪的人们才难免继续提出以下这些问题:人是谁?真理是什么?存在是什么?时间是什么?科学和技术的本质是什么?革命的意义是什么?
科西克再一次指出,捷克危机是整个欧洲危机的症结,欧洲危机就体现在捷克危机之中,它特别具有概括性。同时这也指出了当今捷克社会所担负的任务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可以用“人道社会主义”这个词来表示。实际上,这种危机的协调一致的解决表现出社会主义和革命的意义问题的澄清,表现出现代世界权利和政策的任务问题的澄清。在科西克看来,在欧洲,尽管存在着两种国家制度的巨大差异,但这些并不能掩盖它们共同的始源和基础,这种始源和基础间接而又内在地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紧密相连。当代主体主义式的社会制度,作为支配与控制的官僚-政治制度,建立在对人与物、人与本质、观念与情感、生与死的普遍操控设想的基础上,这种制度的隐秘基础和出发点是由人与世界、事物与实在、历史与自然、真理与时间的模糊概念所决定的。所以,如果一种制度达到了危机的地步,不仅表明管理与控制的方法与形式出现了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表明了关于人与历史、真理与本质的实践和设想的复杂关系出了问题。“换句话说,捷克事件不是通常的政治或者一般的经济危机,而是当代关于实在与普遍操控制度的构想赖以存在的基础出现了危机。”[2](P54-55)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危机展现并透露出了现代人的危机和现代欧洲社会得以奠立的基础的危机。
在科西克看来,正是在危机中,一切再一次在理论上被验证和分析,曾经似乎被解决的问题又呈现出问题性。也就是说,对于人类的一些生死攸关的问题必须永久而且经常地被验证和分析。社会主义概念本身就属于这样的基础性问题。于是,问题再一次出现: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暗指以社会主义的名义消除非人道的社会主义,而且是指社会主义的意义必须再次被检验。然而,由于社会主义面临的实践任务和现实困难,致使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被遮蔽了,以至于进一步掩盖了实践的理论效用,强行把社会主义的解放意义作为了反抗压迫、苦难、荒谬、不公正、专横、战争等人道的与革命的意义的替代物。所以,科西克告诫人们,在发展的每一阶段、每一历史形式中,社会主义对于解放的意义必须不断地作出解释和界定。这样,辩证法、革命品质、批判主义和人道主义才能变成社会主义的真正必不可少的内容。这样的社会主义就不再是简单的回应和从属于一般意义的社会主义,而是行进在批判的过程中的社会主义,行进在人道化的过程中的社会主义。人道社会主义是用革命、人道和解放的制度来取代普遍操控的制度。因此,在“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中,人们所从事的斗争绝不是要回到资本主义,而是要走向人道社会主义。
科西克试图告诉人们,应当把“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同时看做整个世界可能会发生的同样历史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东欧还是捷克,这种变革都不能从作为一个整体的现代世界的“政治生活危机”这个大背景中割裂出去,换句话说,也就是不能从人类整体的历史命运中脱离出去。科西克对捷克危机的独特见解表明:东欧社会主义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和西方发达社会面临的是同一个问题——现代性危机。克服这个危机的道路不在于两种路线的斗争,也不在于某一制度内部问题的自我解决,这些都无济于事,要想彻底扭转当代人的存在命运必须推动整个人类走向共同的人道社会主义社会。这正是科西克超越当时东欧许多思想家的特殊之处,也可以说,是他的现代性批判思想的绝对高度。
参 考 文 献
[1]KAREL KOSIK. Dialectics of the Concrete[M]. Dordrecht and Boston: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76.
[2]KAREL KOSIK. The Crisis of Modernity,Edited by James H.Satterwhite[M]. Boston and London:Rowman ﹠ Littlefied Publishers,1995.
[3]M. E. 齐默尔曼. 科西克的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J]. 世界哲学,1984,(5).
[责任编辑李小娟付洪泉]
Crisis of Modernity and Appeal of Human Socialism
——An Exploration into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of Cosico
LI Bao-wen
(Research Center of Philosophy of Culture,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Heilongjiang 150080,China)
Abstract: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and Concrete Dialectics of Cosico reinforce each other. In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by starting from the concrete social and historical reality of Czechoslovakia, Cosico understands the crisis of Czech as the crisis of Europe and upgrades it as the typical modern crisis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In order to reveal the essence of this crisis, he criticizes modern crisis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from the alienated existing pattern of man, the common essence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the loss of man’s spiritual value and puts forward the human socialist appeal to overcome this modern crisis.
Key words: Cosico; modernity; human socialism
关键词:科西克;现代性;人道社会主义
作者简介:李宝文(1967—),男,黑龙江绥化人,哲学博士,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2008年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项目“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项目编号:08A002;2008年黑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存在论与辩证法视域中的现代性批判——科西克哲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08C022
中图分类号:B5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10)01-0012-06收稿日期:2009-12-02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在当代西方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近年来,我国学界关于科西克思想的研究主要是围绕这部著作展开的,虽然取得了大量成果,但是,研究的范围仍然过于狭窄,致使科西克思想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渐行渐远。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科西克的另一部与《具体的辩证法》相映生辉的重要著作——《现代性的危机》(The Crisis of Modernity)——一直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现代性的危机》是科西克1968年“布拉格之春”①前后撰写的一系列文章,1995年由美国布拉夫顿大学詹姆斯·H.怀特教授编辑整理成书。这部著作共收集《理性与良知》(Reason and Conscience)、《我们当前的危机》(Our Current Crisis)、《社会主义与现代人的危机》(Socialism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 Man)、《道德的辩证法与辩证法的道德》(The Dialectics of Morality and the Morality of Dialectics)等25篇文章,涉及哲学、文学、语言学、社会学、道德、历史与现实等多个学科和领域。这些文章是科西克从捷克斯洛伐克(以下简称捷克)具体的现实问题出发,对当代人类普遍存在状况作出的深层反思和哲学批判。其批判焦点是现代性危机,理论诉求是人道社会主义(humanistic socialism)。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中,科西克是较早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把东欧机械论社会主义提升到现代性危机的高度进行批判的思想家,后来的鲍曼、赫勒等都要较之晚一些才开始进入到这一现代性批判领域中来。如果不是由于“布拉格之春”之后被剥夺了工作权和发表文章的权利,科西克的现代性批判思想无疑会更加精彩、深刻和完善。尽管如此,科西克的《现代性的危机》仍然不失为一部关于现代性批判的力作,是来自于前东欧社会主义时期不可多得的关于现代性批判的学术资源,对于我们研究当代社会主义进程中的现代性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限于篇幅,本文仅就《现代性的危机》的思想内蕴——现代性危机与人道社会主义诉求——予以探讨和阐释。
一、关于人的异化存在方式的批判
科西克关于现代性危机的批判首先是在人的基本存在方式这一层面上展开的。这与当代许多学者研究同类问题的方法颇为相似。但是,科西克的独特性在于他不是从纯粹的理论思辨来论证现代性的危机,而是从当时捷克所面临的社会政治危机出发分析人的存在的本质问题。具体说来就是从“布拉格之春”这一政治事件透视捷克人乃至当代人面临的生存危机问题。科西克认为,“布拉格之春”预示着捷克社会已经处在了危机之中。但是,这场危机绝不仅仅是捷克自身的危机,而是整个欧洲的危机。如果西欧人民没有理解东欧所发生的一切仍然是欧洲历史的必要组成部分,仍然是欧洲总体问题的必要组成部分,或者如果东欧人民没有看到他们的事件和历史是在特定而又共同的欧洲基础之上发生的,那么,已经存在的这个致命的误解,还会继续存在下去。“捷克危机”,这种以捷克为标志的世界性称谓,已经预示着人类存在意义的危机,一切都取决于人们是否开始研究人类存在的意义,并在这个意义之上反思当代人的存在方式。
关于人的存在方式,科西克在《具体的辩证法》中曾提出:“人是这样一种存在:他的存在以社会-实在的实践性生产和人类实在、超人类实在乃至一般实在的精神上的再生产为基本特征。”[1](P152)也就是说,“实践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1](P137)。但是,由于功利主义的影响,实践总是面临着蜕变为伪实践的可能。伪实践的存在方式突出表现在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两个方面。在《具体的辩证法》中,科西克主要是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及其观念的角度对人的伪实践存在方式进行了揭示和批判。在《现代性的危机》中,科西克则转向人的存在方式的另一个重要的维度——政治生活,揭示和批判当代人的异化存在方式问题。科西克认为,从社会的角度讲,政治是现代社会得以存在、运行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核心要素之一;从个体的角度讲,政治是生存于现代社会的人理解社会的重要方式,也是他们不可或缺的存在方式之一。离开政治,现代社会无法运转,现代社会的人无法正确理解自身存在的意义。科西克认为,捷克的当代事件已经不可避免地把他们的政治生活带到了人们注意的中心,使他们的政治生活形成了普遍性意义。科西克说:“我们当前的危机不仅仅是政治的危机,同时也是政治生活的危机。它所提出的问题不仅仅是一定政治制度的问题,而且,同时首要地是政治生活的意义问题。”[2](P17)在这里,科西克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政治:一种是政治生活的政治;另一种是政治制度下的政治。在科西克看来,政治制度意义下的政治是异化的政治;而政治生活意义下的政治才是本真的政治。对于本真的政治生活,科西克认为:“政治生活不只是对行将出现的和现存的局势的反应,也不只是对各种现存力量的解决。政治生活不仅受社会力量、部门和阶级的制约,而且受人的情感、理性、意见的制约。在真正的政治生活中,各种新的力量被创生和设计,政治生活的本质决定了在人身上要唤醒、触及什么,也决定了是什么会向人提出挑战,什么会给予人支持或者使人麻木。”[2](P61)
相反,现代世界的政治生活是异化的政治,是人的异化存在方式,它的典型特征就是操控大众。因为这种作为操控大众的政治认为只有在普遍控制的制度中政治才是可能的。“人被当成一个部件安插进这个制度:体现出当代虚假意识特征的现代人最大的幻象之一就是假定可以把实在(存在)当成客体,当成某种可以开发的东西,当成我们能够控制并且任意控制的东西,尽管我们自身一直保持在这种安排之外。”[2](P9)于是,政治既不是科学也不是艺术,而是权力的表演和权力地位的游戏。这个游戏并不赏心悦目,而是极端残酷;这个游戏并不充满乐趣和欢笑,而是处处表现死亡、狂热和算计。它不是科学,但是它决定科学及其结果;它不是艺术,但是它激起人们的恐惧和隐秘情感;它不是宗教,但是它拥有偶像和高级神父。“对于现代人来说,政治已经变成命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每一个人存在的意义都被政治道路清晰地标示出来。”[2](P17)
在虚假的幻象生活方式中,现代人失去了与本质的联系,而不停地追逐非本质的东西,追逐琐事的累积。随着对非本质的疯狂追逐,人正在试图封闭并跨越无本质的空虚。科西克说,我们用以断定和描述这种枯竭、紧迫、本质堕落现象的哲学方式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帝死了”。这句话并不是一个教条的表述,它与上帝存在的争论和证明没有关系。这句话是一个哲学思想。它并不是说最高价值已经变得没有价值或者不再有效,也不是说它的地位还没有被新的价值所取代。而是说,它拥有更深刻更令人震惊的意义:本质的丧失。因为人类在历史性的赌注中放弃了本质而把它作为不必要的东西,并且疯狂地去追逐非本质的东西,人就失去了与本质的任何联系。“上帝死了”这句话和强调“上帝是最高价值”的观点是以不同的话语说出了同一件事情。它们正在宣告一个非本质战胜本质的时代的到来。这使人感到焦虑,然而,人并没有勇气承认本质已丧失,人像逃避一个追逐者一样逃避本质,并且在偶然性和非本质中寻求缓解和躲藏。结果,在这种状态中,人发现他自身是处在一个虚假和颠倒的世界中。“人逃离本质的丧失,追逐可获得的非本质的东西;他总是向前奔跑,但是,实际上是在后退。这两种相反运动的不协调性——向前的后退与向后的前进——是现代悲剧本质的根源。”[2](P49)
由此,科西克指出:“现代是一个危机的时代,因为它的基础处在危机之中。基础的危机源于事物的真正基础正在变得越来越令人混淆不清,并且困惑和非真理性被置入到了现代的真正根基之中。”[2](P50)由于在这种困惑中踌躇不决,人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人,他傲慢地声称有权利过富裕的生活,无论什么代价。这意味着他将积极参与到人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从自然界中攫取利益和产品的斗争中去,也就意味着人与自然关系的根基将会受到更大的破坏。同时,那些声称有权处置任何事物的人对于现存世界是不公正的,他正在走向权力之外,走向真理之外。所以,科西克认为,我们已经不是真理的守护者,真理也不再被给予我们。如果我们生活在“真理在手”的状态中,生活在能够篡改真理或者随意处置真理的假象之中,我们就会远离真理。只有当我们行进在开放的空间并被真理之光烛照时,我们才能接近真理,才能与真理同在。今天的危机不只是涉及某一地区或者某一方面的危机,而是涵盖整个基础的危机。单纯的校正与调整已经无济于事,真理要求我们彻底变革通往现存世界的方式,只有彻底的变革才能把人从危机中拯救出来。因此,科西克在《我们当前的危机》一文的结尾处意味深长地说:“生态学家宣称一切所需在于保护环境。哲学家则断言一切所需在于拯救世界。”[2](P41)
四、人道社会主义的诉求
如何拯救世界?科西克认为建构人道社会主义是克服现代性危机的必由之路。当代社会,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现代性危机问题,这个危机具有普遍性和一致性,它的彻底解决也必须通过一种共同的强有力的抵制才能完成。人道社会主义既是对于虚假的社会主义自身的超越,也是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超越。科西克认为,在20世纪,现代社会主义的困难在于不能从理论上把握和调整它作为解放的历史作用。如果社会主义在变化的环境中迷失了自身的目的,它就不再发挥革命和解放的作用。正因为人类面临着许多还没有触及的本质问题,20世纪的人们才难免继续提出以下这些问题:人是谁?真理是什么?存在是什么?时间是什么?科学和技术的本质是什么?革命的意义是什么?
科西克再一次指出,捷克危机是整个欧洲危机的症结,欧洲危机就体现在捷克危机之中,它特别具有概括性。同时这也指出了当今捷克社会所担负的任务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可以用“人道社会主义”这个词来表示。实际上,这种危机的协调一致的解决表现出社会主义和革命的意义问题的澄清,表现出现代世界权利和政策的任务问题的澄清。在科西克看来,在欧洲,尽管存在着两种国家制度的巨大差异,但这些并不能掩盖它们共同的始源和基础,这种始源和基础间接而又内在地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紧密相连。当代主体主义式的社会制度,作为支配与控制的官僚-政治制度,建立在对人与物、人与本质、观念与情感、生与死的普遍操控设想的基础上,这种制度的隐秘基础和出发点是由人与世界、事物与实在、历史与自然、真理与时间的模糊概念所决定的。所以,如果一种制度达到了危机的地步,不仅表明管理与控制的方法与形式出现了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表明了关于人与历史、真理与本质的实践和设想的复杂关系出了问题。“换句话说,捷克事件不是通常的政治或者一般的经济危机,而是当代关于实在与普遍操控制度的构想赖以存在的基础出现了危机。”[2](P54-55)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危机展现并透露出了现代人的危机和现代欧洲社会得以奠立的基础的危机。
在科西克看来,正是在危机中,一切再一次在理论上被验证和分析,曾经似乎被解决的问题又呈现出问题性。也就是说,对于人类的一些生死攸关的问题必须永久而且经常地被验证和分析。社会主义概念本身就属于这样的基础性问题。于是,问题再一次出现: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暗指以社会主义的名义消除非人道的社会主义,而且是指社会主义的意义必须再次被检验。然而,由于社会主义面临的实践任务和现实困难,致使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被遮蔽了,以至于进一步掩盖了实践的理论效用,强行把社会主义的解放意义作为了反抗压迫、苦难、荒谬、不公正、专横、战争等人道的与革命的意义的替代物。所以,科西克告诫人们,在发展的每一阶段、每一历史形式中,社会主义对于解放的意义必须不断地作出解释和界定。这样,辩证法、革命品质、批判主义和人道主义才能变成社会主义的真正必不可少的内容。这样的社会主义就不再是简单的回应和从属于一般意义的社会主义,而是行进在批判的过程中的社会主义,行进在人道化的过程中的社会主义。人道社会主义是用革命、人道和解放的制度来取代普遍操控的制度。因此,在“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中,人们所从事的斗争绝不是要回到资本主义,而是要走向人道社会主义。
科西克试图告诉人们,应当把“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同时看做整个世界可能会发生的同样历史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东欧还是捷克,这种变革都不能从作为一个整体的现代世界的“政治生活危机”这个大背景中割裂出去,换句话说,也就是不能从人类整体的历史命运中脱离出去。科西克对捷克危机的独特见解表明:东欧社会主义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和西方发达社会面临的是同一个问题——现代性危机。克服这个危机的道路不在于两种路线的斗争,也不在于某一制度内部问题的自我解决,这些都无济于事,要想彻底扭转当代人的存在命运必须推动整个人类走向共同的人道社会主义社会。这正是科西克超越当时东欧许多思想家的特殊之处,也可以说,是他的现代性批判思想的绝对高度。
参 考 文 献
[1]KAREL KOSIK. Dialectics of the Concrete[M]. Dordrecht and Boston: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76.
[2]KAREL KOSIK. The Crisis of Modernity,Edited by James H.Satterwhite[M]. Boston and London:Rowman ﹠ Littlefied Publishers,1995.
[3]M. E. 齐默尔曼. 科西克的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J]. 世界哲学,1984,(5).
[责任编辑李小娟付洪泉]
Crisis of Modernity and Appeal of Human Socialism
——An Exploration into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of Cosico
LI Bao-wen
(Research Center of Philosophy of Culture,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Heilongjiang 150080,China)
Abstract: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and Concrete Dialectics of Cosico reinforce each other. In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by starting from the concrete social and historical reality of Czechoslovakia, Cosico understands the crisis of Czech as the crisis of Europe and upgrades it as the typical modern crisis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In order to reveal the essence of this crisis, he criticizes modern crisis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from the alienated existing pattern of man, the common essence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the loss of man’s spiritual value and puts forward the human socialist appeal to overcome this modern crisis.
Key words: Cosico; modernity; human soci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