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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从生产要素和粮食政策视角，研究粮食安全主要影响因素，为粮食安全政策提供参考。在梳理粮食安全影响因素文献的基础上，立足于粮食安全涵义，选择具有可操作性的度量指标，考虑影响粮食安全的生产要素和政策因素，利用1978～2013年中国宏观数据，揭示影响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实证研究发现资本和技术对粮食安全具有重要贡献，土地的贡献逐年降低，劳动力、粮食政策对粮食安全影响不显著性。
关键词粮食安全；生产要素；粮食政策；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S-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17-6611（2015）31-322-05
Factors of Production，Grain Policies and Food Security in China Based on Historical Data from 1978 to 2013
TANG Yuyan1， BAI Shuo2， TANG Jian2*
（1. High School Affiliated to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00； 2.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6）
Abstract Starting from perspectives of production factors and grain policy，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rain safety were studied， which will provide reference for formulating food security policy. This paper summaries the literature about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ood safety， then analyzes the definition of food security， chooses a measurement index， and considers land， labor， capital， technology， grain policies and other factors， make use of 1978—2013 Chinese macroeconomic data， reveals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food security. Research found that capital， technology and grain policy hav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food security， while the contribution of land decreased year by year， and the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does not have a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for food security.
Key words Grain production； Production factors； Grain policies； Countermeasures
我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对粮食需求非常大，粮食播种面积在1978年为12 058.7万hm2，2013年末为11 195.6万hm2，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了863.1万hm2，而2013年末人口达到了136 072萬人，比1978年净增加39 813万人，播种面积减少而人口增加，导致粮食需求与供给矛盾非常突出。从世界范围来看，粮食出口国主要集中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而进口国则多达100多个。所以，尽管我国少量的适度粮食进口对整个国际粮食市场影响不大，但国内学者普遍认为，为保证我国粮食安全必须要坚持“自给为主，贸易为辅”的原则。但是，粮食安全的影响因素众多，现有研究视角各不相同，且部分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分歧。如何基于宏观的、系统的层面，找出影响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因素，对于政府以实现较小的成本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1国内外对影响粮食安全因素的研究概况
从国外研究来看，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影响粮食安全的因素。有的研究环境因素与农业生产系统的关系，部分国家或地区农业扩张与加剧，导致粮食生产环境恶化，具体表现包括土壤退化和水土流失、野生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粮食作物遗传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的损失，反过来，这些因素又影响农业生产[1]。有的研究农业基础设施，特别是灌溉工程对农民家庭粮食安全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灌溉工程对家庭粮食安全产生积极影响，建议集体水资源管理和应用节水技术[2]。Frayne等[3]以肯尼亚为例评估影响家庭粮食安全的因素，结果表明，基础设施投入对家庭粮食安全具有显著影响。有的研究技术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结果表明先进技术显著增加粮食生产[4-6]。有的研究农业保护、补偿政策等制度因素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干预可能会增加粮食产出，但会导致市场扭曲[7-9]。有的从气候变化角度，研究其对农业产出的影响和经济效果[10-12]，甚至进一步研究降雨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研究发现降雨量变化是一个重要因素[13]。有的研究农作物多样性对粮食作物生产的影响，结果显示种植模式与作物多样化对粮食作物生产有显著影响[14-15]。
对我国粮食安全影响因素研究的代表性观点为粮食政策与粮食安全密切相关，我国粮食政策对粮食安全具有显著成效，但也存在诸多问题[16-18]。也有研究认为国家财政支农政策对提高粮食安全的效应不显著[19]。我国粮食快速增长主要原因在于生产技术和效率的进步，但也造成了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破坏，需要加强粮食安全和经济的协调发展[20-21]。还有研究认为土地与化肥施用量对粮食产量存在显著作用，而劳动力和技术对粮食产量影响不显著[22]。扩大农产品市场开放或经济国际化对我国粮食安全将产生不利影响[23-24]，但我国目前粮食进口的“大国效应”并不显著[25-26]；城镇化带来的耕地减少，土地流转带来的农地“非农化”“非粮化”已对我国粮食安全构成威胁，建议实施粮食生产功能区分类管理，构建保障粮食安全的约束机制[27-29]，但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粮食总产量的影响并不大，对主产区粮食总产量的影响更小[30]。全球变暖增加自然灾害，威胁我国粮食安全，影响全球粮食贸易格局，我国需要建立稳定可靠的进口粮源保障体系[31-33]。 总的来看，国外研究集中在微观层面，对家庭粮食安全和社区粮食安全研究较多，大多采用动态仿真模型、结构方程或情景模拟等方法。而我国研究以宏观层面为主，统计分析和回归模型居多。但是，国内外研究者大多忽视了粮食安全问题是一个系统问题，其影响因素是广泛的，不同时期不同因素的影响作用大小是不同的，因素间具有相互促进或相互制约的关系。高帆[34]认为关于粮食安全的现有文献往往是分散地讨论问题，而忽视了对象的系统特征。基于此，该文从粮食安全涵义出发，考虑土地、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和粮食政策，从宏观层面构建粮食安全回归模型，利用1978～201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揭示这些因素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并提出合理对策。
2粮食安全涵义与测度
2.1粮食安全涵义
粮食安全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是为解决饥饿问题提出来的。最初的关注重点主要是粮食供应问题，确保可用性和一定程度的价格稳定。食品安全在1974年世界粮食首脑大会上被定义为：“在世界各地的食品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以维持一个稳定的食品消费的扩大，并抵消生产和价格的波动”[35]。之后，这一定义被扩大到获得食物，无论是自己生产还是通过交换其他商品和服务[36]，这取决于获得者对资源的访问、生产技术、环境条件、市场条件。随后，人们将这一定义逐步扩大到粮食加工、流通和消费领域，并强调“人权”获得食物的权利。1996年的世界粮食首脑大会将粮食安全定义为：“所有的人，在任何时间，都能够买得到和买得起足够、安全和营养的食物，以满足活跃、健康的生活所需的饮食和消费偏好[37]”，这个定义获得了广泛接受和使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38]将概念扩展到伦理和人权方面，并用来评估个人、家庭、地方、国家、地区、全球或合适地理范围的粮食安全[39]。目前，几乎所有的评论家都认为，粮食安全研究必须着眼于多维度的问题，必须考虑所有这些方面，包括环境的可持续性[40]。换而言之，粮食安全是一个复杂的粮食系统，强调食品生产到加工、销售和消费各阶段的安全，影响这些阶段因素众多，因素之间都具有复杂的交互作用[39]。
归纳起来，粮食安全的涵义经历了粮食生产、粮食供应、食品中心、粮食权利、粮食系统等发展阶段。粮食安全系统概念包含粮食数量安全、粮食质量安全、可持续性安全、获得安全等。粮食安全包括宏觀和微观2个层次。宏观层次的粮食安全是指国家粮食安全，国家粮食安全通过一个国家的粮食获取能力来反映，主要取决于该国的粮食生产量、粮食储备量、食物净进口量（包括国际粮食援助）。微观层次的粮食安全是指家庭粮食安全，家庭粮食安全通过一个家庭的粮食获取能力来反映，主要取决于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家庭获取粮食的途径包括自家生产、市场购买、救济等。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
该文选择粮食安全狭义概念，即粮食数量的安全，强调粮食生产安全，提供足够的食物，选择理由是：①粮食数量安全是其他粮食安全的基础。没有粮食生产安全，粮食流通、消费等安全则没有基础。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认为，贫困国家或地区持续的食物匮乏导致人们营养不良，影响人口健康[41-42]，产量增加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目标，它的霸主地位已经盖过了其他相关粮食安全研究[43-44]；②现有粮食安全系统概念未达成共识，更为重要的是部分粮食安全指标难以测度。粮食安全系统非常复杂，人们难以捕捉质量、数量、脆弱性和可持续性方面的信息[45]；③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大多仍以它作为标准制订粮食安全目标，以供实际应用。多数国家和国际社会已经接受了这些日益广泛的粮食安全共同目标和隐含责任的声明，但实际反应则是集中在更为狭隘、更为简单的目标上，以便组织国际和国家的公共行动，当前的首要目标是减少和消除贫困[46]，事实上粮食安全首脑会议的“千年目标”——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并没有实现[47]。
2.2粮食安全测度
对于粮食安全程度的测定指标，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粮食安全的研究界定不同，所采用的指标也不同。例如FAO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将谷物库存占全年消费量的17%～18%作为衡量世界粮食安全线标准。此外，FAO还提出谷物自给率、谷物库存率等指标。目前，粮食安全的衡量指标较多，不仅有单一指标，如FAO、世界银行以及国内外经济理论界所采取的衡量指标主要为粮食自给率、粮食产量变动系数、粮食储备水平、低收入阶层粮食保障水平、人均粮食占有量、粮食外贸依存系数等，还有基于粮食安全系统提出的粮食安全指标体系、粮食安全风险系数等指标或体系。该文采用人均粮食占有量（Fsecu）反映粮食安全，因为它考虑了人口和粮食产量因素，反映了一个国家粮食数量安全的总体水平。考虑粮食国际贸易的影响，计算公式为：
人均粮食占有量=（粮食总产量+进口量-出口量）/总人口
安徽农业科学2015年
3实证分析
3.1研究时间界定与数据来源
1949年以来我国土地制度变革，大体包括了3个历史转折，即1949年土地改革、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我国粮食安全显著提高，因此，该文研究时段选择1978～2013年。2003～2013年科技进步贡献率来自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48]，1978～2002年数据采用索洛余值法，用5年数据移动计算，以保持数据的可比性。该研究所采用的其他相关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编的1978～2014年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49]《中国农村统计年鉴》[50]。这些数据是绝对数，根据模型需要，将其加工为相对数。
3.2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3.2.1土地。粮食生产离不开土地要素。耕地是重要的土地资源，但并非所有耕地都用于粮食生产，因此，用粮食播种面积表示有多少土地用于粮食生产。由于粮食安全采用的是一个相对数指标，故解释变量也采用相对指标，采用人均粮食播种面积（Land）表示土地要素。 3.2.2劳动。衡量劳动最直接的指标是耕地粮食生产中劳动量的投入，但由于缺乏全国粮食生产的宏观劳动量数据，故采用劳动力指标来替代，在此采用单位播种面积拥有的农业劳动力（Labor）表示劳动要素。
3.2.3资本。粮食生产中资本投入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化肥成本、灌溉成本、机械成本、农药、种苗费等，根据数据的易获性和重要性，将化肥成本、机械动力费和灌溉成本作为农业生产的资本要素投入。由于平均单价乘以总数量等于总成本或总费用，假设平均单价不变，利用总数量反映成本并进行标准化处理，将不影响回归方程参数估计。考虑到物价因素影响，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相应的单位面积农业生产资料用量反映化肥资本（Fert）和机械资本（Mech），用（灌溉面积/粮食播种面积）×价格指数来反映灌溉资本（Irri）。
3.2.4技术。农业技术要素非常多，有的采用科技投入、科技活动、专利权申请或授权数量等指标，但更多的是采用生产函数来测量全要素生产率、科技进步贡献率等指标。该文采用科技进步贡献率指标（Tech）反映技术要素。
3.2.5自然灾害。我国自然灾害主要包括洪、涝、旱、冰雹等，衡量指标主要有成灾面积、受灾面积等，在此用成灾面积占粮食播种面积的比重（Disa）来反映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3.2.6粮食政策。粮食政策包括粮食补贴政策、粮食价格收购政策、农业机械补贴政策等，这些政策的直接体现是财政支出，因而，用单位面积财政支农支出（Afina）反映国家财政支持粮食生产的力度，以此反映综合的粮食政策。
3.2.7食物消费水平。如前所述，粮食生产也是一个系统的概念，涉及到粮食生产、加工和消费环境。农村人均粮食消费水平反映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反映农民获取食物的权利和消费情况，反过来，将影响粮食生产，故采用农村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Fcon）来反映食物消费水平。
根据上述资料，利用eviews8.0，得到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指标，具体如表1所示。
3.3回归模型与实证结果
3.3.1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时间序列变量需要检验平稳性，以判断是否适合构建回归方程。根据扩展的C-D生产函数，对相关原始变量取对数处理，并采用ADF法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不平稳，但一阶差分变量都平稳，反映这些变量的平稳性相同，都是同阶单整序列。利用协整检验，发现这些非平稳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协整方程。因此，虽然一些经济变量的本身是非平稳序列，但是，它们的线性组合却是平稳序列，可以构建回归方程。
3.3.2模型構建与估计。如前所述，粮食安全选择人均粮食占有量指标，由于我国粮食进出口占自给比例不超过1%，因而数据处理时，不考虑进出口量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显然，人均粮食产量可由人均粮食播种面积乘以粮食单产计算得到，而粮食单产则应符合扩展C-D函数，因而将相应的生产要素取对数，纳入模型，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lnFsecu=A+β1lnLand+β2lnLabor+β3lnFert+β4lnIrri+β5lnMech+β6lnTech+β7lnDisa+β8lnAfina+β9lnFcon+μ
其中：A表示模型的截距项，μ则表示模型的随机扰动项，其他变量涵义如前所述。
3.3.3实证结果与检验。利用最小二乘法，采用怀特法修正异方差，可以得到回归估计结果（表2）。模型的拟合度R2=0.866 2，反映拟合情况较好（图1）。模型的F值为18.714 7，Prob（F）=0.000 0，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能够较好地解释。T检验表明，lnLabor，lnDisa，lnAfina，lnFcon对被因变量的影响不显著，其余各变量的t检验均十分显著。采用哈维检验和格莱泽检验，结果显示方程不存在异方差。DW值略大于2，表明该模型不存在自相关。上述检验表明，模型通过相关统计和计量检验，构建是合理的。
4主要结论与分析
4.1资本对粮食安全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单位面积机械化动力量和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有效灌溉比例3个变量的估计参数为正，与期望方向相吻合，即与粮食安全呈正相关。从模型的T检验值来看，3个变量对因变量有显著性影响。根据计算β系数，3个因素对粮食安全的影响顺序由大至小为：化肥施用量、有效灌溉面积、机械化程度，这与周四军[22]得出实证顺序一致。
4.2土地对粮食安全具有重要作用，但贡献逐年下降
人均粮食播种面积变量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显著，与陈江龙等[29]得出“农地非农化对粮食生产影响不大”结论相反。但估计参数为负数，却不能得出与粮食安全呈负相关的结论，只能说明对粮食安全的贡献在下降。原因在于人均粮食播种面积逐年下降，而人均粮食产量却逐年上升（图2）实际上反映出这一解释变量的下降，不利于粮食安全的增长。
注：Y为人均粮食产量（kg/人）；P为单位粮食播种面积产量（kg/hm2）；X*1为人均粮食播种面积（hm2/千人）。
图21978～2013年人均粮食产量、粮食单产和人均粮食播种面积
4.3技术对粮食安全具有显著影响
从模型的回归结果可知，科技进步贡献率对粮食安全有显著正向影响，与现实相吻合。这与汪慧玲等[20]等主流观点一致，即科技进步对于提高粮食单产发挥着基础性和关键性作用，但与周四军[22]的观点相反，可能的原因是技术指标选择和处理方法不同。
4.4农业劳动力投入、自然灾害、粮食政策、农村人均粮食消费水平对粮食安全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
可以看出，这4个变量都没有通过T检验，表明对因变量的解释力度弱。原因在于现代规模化农业条件下，劳动量由机械所替代，因而其作用越来越小，农业劳动力投入多，其成本就高，且不一定就产量高，因此，粮食高产区，机械化程度高，而农业劳动力投入反而较少。1978年以来，我国没有遭受大的自然灾害，同时我国加强了防灾投入，成灾面积有波动，但占比变化不大，因而在统计上表现为对粮食生产影响弱。粮食政策对粮食安全影响不显著，这与夏园等[19]研究结论一致，与钟甫宁[18]、黄德林等[17]研究结论不同，可能的原因是我国财政支农政策具有不稳定性，以及该变量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严重受到样本区域和选择时间段的影响。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农村人均粮食消费水平在食物结构中占的比例是逐年下降，且具波动性，而粮食安全却呈上升态势，因而实证结果显示，中国粮食安全受这个因素影响也不显著。 5政策建議
5.1加强土地管理与监督，切实保护耕地面积
实证表明，粮食播种面积是影响粮食生产的重要因素之一，粮食单产技术等因素的提高，掩盖了我国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的不利影响。从现实来看，我国耕地面积减少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最主要原因在于不少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重新规划和整理土地，规划后一些非耕地变成了耕地，上报耕地的统计数据基本不变或下降很小，而实际耕地大量减少，之后利用各种名义从粮农手中强行征用土地，侵害农民利益。由于粮食单产技术研究具有不确定性，所以加强各级土地管理与监督，阻止耕地面积减少是当前保证粮食安全的重要措施。
5.2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进耕作方式
加强农业水利灌溉设施的投入与管理，有利于增加粮食生产对预防自然灾害的能力，降低地理气候异常带来的不利影响。从短期来看，一定范围内，化肥施用越多，粮食产量越高，但从长远来看，会造成土壤质量下降，污染农村生态环境，不利于粮食安全。所以，改进耕作方式，发展保护性耕作，有利于我国粮食安全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5.3完善粮食补贴和奖励政策
完善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等政策，逐年扩大对农民种粮的补贴标准和规模，建立符合市场化要求、适合国情的粮食价格支持体系。通过不同产业和地区粮食的生产方式效益比较，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差额价格保护或补贴，缩小粮食生产与其他产业的效益差距，真正调动粮农生产积极性，切实增加他们收入。
5.4加大粮食生产领域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
大力推进农业关键技术研究，进一步实施新品种选育、粮食丰产等科技工程，启动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提高生物育种的研发能力，力争在粮食高产优质品种选育、高效栽培模式、农业资源高效利用等方面取得新突破，加快培育高产和优质的粮油品种。引导和鼓励涉农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开展农业技术创新和推广活动，积极为农民提供科技服务。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完善农民科技培训体系，调动农民学科学、用科技的积极性，提高农民科学种粮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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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ing from perspectives of production factors and grain policy，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rain safety were studied， which will provide reference for formulating food security policy. This paper summaries the literature about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ood safety， then analyzes the definition of food security， chooses a measurement index， and considers land， labor， capital， technology， grain policies and other factors， make use of 1978—2013 Chinese macroeconomic data， reveals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food security. Research found that capital， technology and grain policy hav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food security， while the contribution of land decreased year by year， and the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does not have a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for food security.
Key words Grain production； Production factors； Grain policies； Countermeasures
我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对粮食需求非常大，粮食播种面积在1978年为12 058.7万hm2，2013年末为11 195.6万hm2，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了863.1万hm2，而2013年末人口达到了136 072萬人，比1978年净增加39 813万人，播种面积减少而人口增加，导致粮食需求与供给矛盾非常突出。从世界范围来看，粮食出口国主要集中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而进口国则多达100多个。所以，尽管我国少量的适度粮食进口对整个国际粮食市场影响不大，但国内学者普遍认为，为保证我国粮食安全必须要坚持“自给为主，贸易为辅”的原则。但是，粮食安全的影响因素众多，现有研究视角各不相同，且部分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分歧。如何基于宏观的、系统的层面，找出影响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因素，对于政府以实现较小的成本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1国内外对影响粮食安全因素的研究概况
从国外研究来看，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影响粮食安全的因素。有的研究环境因素与农业生产系统的关系，部分国家或地区农业扩张与加剧，导致粮食生产环境恶化，具体表现包括土壤退化和水土流失、野生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粮食作物遗传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的损失，反过来，这些因素又影响农业生产[1]。有的研究农业基础设施，特别是灌溉工程对农民家庭粮食安全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灌溉工程对家庭粮食安全产生积极影响，建议集体水资源管理和应用节水技术[2]。Frayne等[3]以肯尼亚为例评估影响家庭粮食安全的因素，结果表明，基础设施投入对家庭粮食安全具有显著影响。有的研究技术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结果表明先进技术显著增加粮食生产[4-6]。有的研究农业保护、补偿政策等制度因素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干预可能会增加粮食产出，但会导致市场扭曲[7-9]。有的从气候变化角度，研究其对农业产出的影响和经济效果[10-12]，甚至进一步研究降雨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研究发现降雨量变化是一个重要因素[13]。有的研究农作物多样性对粮食作物生产的影响，结果显示种植模式与作物多样化对粮食作物生产有显著影响[14-15]。
对我国粮食安全影响因素研究的代表性观点为粮食政策与粮食安全密切相关，我国粮食政策对粮食安全具有显著成效，但也存在诸多问题[16-18]。也有研究认为国家财政支农政策对提高粮食安全的效应不显著[19]。我国粮食快速增长主要原因在于生产技术和效率的进步，但也造成了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破坏，需要加强粮食安全和经济的协调发展[20-21]。还有研究认为土地与化肥施用量对粮食产量存在显著作用，而劳动力和技术对粮食产量影响不显著[22]。扩大农产品市场开放或经济国际化对我国粮食安全将产生不利影响[23-24]，但我国目前粮食进口的“大国效应”并不显著[25-26]；城镇化带来的耕地减少，土地流转带来的农地“非农化”“非粮化”已对我国粮食安全构成威胁，建议实施粮食生产功能区分类管理，构建保障粮食安全的约束机制[27-29]，但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粮食总产量的影响并不大，对主产区粮食总产量的影响更小[30]。全球变暖增加自然灾害，威胁我国粮食安全，影响全球粮食贸易格局，我国需要建立稳定可靠的进口粮源保障体系[31-33]。 总的来看，国外研究集中在微观层面，对家庭粮食安全和社区粮食安全研究较多，大多采用动态仿真模型、结构方程或情景模拟等方法。而我国研究以宏观层面为主，统计分析和回归模型居多。但是，国内外研究者大多忽视了粮食安全问题是一个系统问题，其影响因素是广泛的，不同时期不同因素的影响作用大小是不同的，因素间具有相互促进或相互制约的关系。高帆[34]认为关于粮食安全的现有文献往往是分散地讨论问题，而忽视了对象的系统特征。基于此，该文从粮食安全涵义出发，考虑土地、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和粮食政策，从宏观层面构建粮食安全回归模型，利用1978～201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揭示这些因素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并提出合理对策。
2粮食安全涵义与测度
2.1粮食安全涵义
粮食安全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是为解决饥饿问题提出来的。最初的关注重点主要是粮食供应问题，确保可用性和一定程度的价格稳定。食品安全在1974年世界粮食首脑大会上被定义为：“在世界各地的食品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以维持一个稳定的食品消费的扩大，并抵消生产和价格的波动”[35]。之后，这一定义被扩大到获得食物，无论是自己生产还是通过交换其他商品和服务[36]，这取决于获得者对资源的访问、生产技术、环境条件、市场条件。随后，人们将这一定义逐步扩大到粮食加工、流通和消费领域，并强调“人权”获得食物的权利。1996年的世界粮食首脑大会将粮食安全定义为：“所有的人，在任何时间，都能够买得到和买得起足够、安全和营养的食物，以满足活跃、健康的生活所需的饮食和消费偏好[37]”，这个定义获得了广泛接受和使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38]将概念扩展到伦理和人权方面，并用来评估个人、家庭、地方、国家、地区、全球或合适地理范围的粮食安全[39]。目前，几乎所有的评论家都认为，粮食安全研究必须着眼于多维度的问题，必须考虑所有这些方面，包括环境的可持续性[40]。换而言之，粮食安全是一个复杂的粮食系统，强调食品生产到加工、销售和消费各阶段的安全，影响这些阶段因素众多，因素之间都具有复杂的交互作用[39]。
归纳起来，粮食安全的涵义经历了粮食生产、粮食供应、食品中心、粮食权利、粮食系统等发展阶段。粮食安全系统概念包含粮食数量安全、粮食质量安全、可持续性安全、获得安全等。粮食安全包括宏觀和微观2个层次。宏观层次的粮食安全是指国家粮食安全，国家粮食安全通过一个国家的粮食获取能力来反映，主要取决于该国的粮食生产量、粮食储备量、食物净进口量（包括国际粮食援助）。微观层次的粮食安全是指家庭粮食安全，家庭粮食安全通过一个家庭的粮食获取能力来反映，主要取决于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家庭获取粮食的途径包括自家生产、市场购买、救济等。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
该文选择粮食安全狭义概念，即粮食数量的安全，强调粮食生产安全，提供足够的食物，选择理由是：①粮食数量安全是其他粮食安全的基础。没有粮食生产安全，粮食流通、消费等安全则没有基础。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认为，贫困国家或地区持续的食物匮乏导致人们营养不良，影响人口健康[41-42]，产量增加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目标，它的霸主地位已经盖过了其他相关粮食安全研究[43-44]；②现有粮食安全系统概念未达成共识，更为重要的是部分粮食安全指标难以测度。粮食安全系统非常复杂，人们难以捕捉质量、数量、脆弱性和可持续性方面的信息[45]；③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大多仍以它作为标准制订粮食安全目标，以供实际应用。多数国家和国际社会已经接受了这些日益广泛的粮食安全共同目标和隐含责任的声明，但实际反应则是集中在更为狭隘、更为简单的目标上，以便组织国际和国家的公共行动，当前的首要目标是减少和消除贫困[46]，事实上粮食安全首脑会议的“千年目标”——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并没有实现[47]。
2.2粮食安全测度
对于粮食安全程度的测定指标，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粮食安全的研究界定不同，所采用的指标也不同。例如FAO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将谷物库存占全年消费量的17%～18%作为衡量世界粮食安全线标准。此外，FAO还提出谷物自给率、谷物库存率等指标。目前，粮食安全的衡量指标较多，不仅有单一指标，如FAO、世界银行以及国内外经济理论界所采取的衡量指标主要为粮食自给率、粮食产量变动系数、粮食储备水平、低收入阶层粮食保障水平、人均粮食占有量、粮食外贸依存系数等，还有基于粮食安全系统提出的粮食安全指标体系、粮食安全风险系数等指标或体系。该文采用人均粮食占有量（Fsecu）反映粮食安全，因为它考虑了人口和粮食产量因素，反映了一个国家粮食数量安全的总体水平。考虑粮食国际贸易的影响，计算公式为：
人均粮食占有量=（粮食总产量+进口量-出口量）/总人口
安徽农业科学2015年
3实证分析
3.1研究时间界定与数据来源
1949年以来我国土地制度变革，大体包括了3个历史转折，即1949年土地改革、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我国粮食安全显著提高，因此，该文研究时段选择1978～2013年。2003～2013年科技进步贡献率来自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48]，1978～2002年数据采用索洛余值法，用5年数据移动计算，以保持数据的可比性。该研究所采用的其他相关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编的1978～2014年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49]《中国农村统计年鉴》[50]。这些数据是绝对数，根据模型需要，将其加工为相对数。
3.2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3.2.1土地。粮食生产离不开土地要素。耕地是重要的土地资源，但并非所有耕地都用于粮食生产，因此，用粮食播种面积表示有多少土地用于粮食生产。由于粮食安全采用的是一个相对数指标，故解释变量也采用相对指标，采用人均粮食播种面积（Land）表示土地要素。 3.2.2劳动。衡量劳动最直接的指标是耕地粮食生产中劳动量的投入，但由于缺乏全国粮食生产的宏观劳动量数据，故采用劳动力指标来替代，在此采用单位播种面积拥有的农业劳动力（Labor）表示劳动要素。
3.2.3资本。粮食生产中资本投入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化肥成本、灌溉成本、机械成本、农药、种苗费等，根据数据的易获性和重要性，将化肥成本、机械动力费和灌溉成本作为农业生产的资本要素投入。由于平均单价乘以总数量等于总成本或总费用，假设平均单价不变，利用总数量反映成本并进行标准化处理，将不影响回归方程参数估计。考虑到物价因素影响，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相应的单位面积农业生产资料用量反映化肥资本（Fert）和机械资本（Mech），用（灌溉面积/粮食播种面积）×价格指数来反映灌溉资本（Irri）。
3.2.4技术。农业技术要素非常多，有的采用科技投入、科技活动、专利权申请或授权数量等指标，但更多的是采用生产函数来测量全要素生产率、科技进步贡献率等指标。该文采用科技进步贡献率指标（Tech）反映技术要素。
3.2.5自然灾害。我国自然灾害主要包括洪、涝、旱、冰雹等，衡量指标主要有成灾面积、受灾面积等，在此用成灾面积占粮食播种面积的比重（Disa）来反映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3.2.6粮食政策。粮食政策包括粮食补贴政策、粮食价格收购政策、农业机械补贴政策等，这些政策的直接体现是财政支出，因而，用单位面积财政支农支出（Afina）反映国家财政支持粮食生产的力度，以此反映综合的粮食政策。
3.2.7食物消费水平。如前所述，粮食生产也是一个系统的概念，涉及到粮食生产、加工和消费环境。农村人均粮食消费水平反映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反映农民获取食物的权利和消费情况，反过来，将影响粮食生产，故采用农村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Fcon）来反映食物消费水平。
根据上述资料，利用eviews8.0，得到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指标，具体如表1所示。
3.3回归模型与实证结果
3.3.1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时间序列变量需要检验平稳性，以判断是否适合构建回归方程。根据扩展的C-D生产函数，对相关原始变量取对数处理，并采用ADF法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不平稳，但一阶差分变量都平稳，反映这些变量的平稳性相同，都是同阶单整序列。利用协整检验，发现这些非平稳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协整方程。因此，虽然一些经济变量的本身是非平稳序列，但是，它们的线性组合却是平稳序列，可以构建回归方程。
3.3.2模型構建与估计。如前所述，粮食安全选择人均粮食占有量指标，由于我国粮食进出口占自给比例不超过1%，因而数据处理时，不考虑进出口量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显然，人均粮食产量可由人均粮食播种面积乘以粮食单产计算得到，而粮食单产则应符合扩展C-D函数，因而将相应的生产要素取对数，纳入模型，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lnFsecu=A+β1lnLand+β2lnLabor+β3lnFert+β4lnIrri+β5lnMech+β6lnTech+β7lnDisa+β8lnAfina+β9lnFcon+μ
其中：A表示模型的截距项，μ则表示模型的随机扰动项，其他变量涵义如前所述。
3.3.3实证结果与检验。利用最小二乘法，采用怀特法修正异方差，可以得到回归估计结果（表2）。模型的拟合度R2=0.866 2，反映拟合情况较好（图1）。模型的F值为18.714 7，Prob（F）=0.000 0，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能够较好地解释。T检验表明，lnLabor，lnDisa，lnAfina，lnFcon对被因变量的影响不显著，其余各变量的t检验均十分显著。采用哈维检验和格莱泽检验，结果显示方程不存在异方差。DW值略大于2，表明该模型不存在自相关。上述检验表明，模型通过相关统计和计量检验，构建是合理的。
4主要结论与分析
4.1资本对粮食安全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单位面积机械化动力量和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有效灌溉比例3个变量的估计参数为正，与期望方向相吻合，即与粮食安全呈正相关。从模型的T检验值来看，3个变量对因变量有显著性影响。根据计算β系数，3个因素对粮食安全的影响顺序由大至小为：化肥施用量、有效灌溉面积、机械化程度，这与周四军[22]得出实证顺序一致。
4.2土地对粮食安全具有重要作用，但贡献逐年下降
人均粮食播种面积变量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显著，与陈江龙等[29]得出“农地非农化对粮食生产影响不大”结论相反。但估计参数为负数，却不能得出与粮食安全呈负相关的结论，只能说明对粮食安全的贡献在下降。原因在于人均粮食播种面积逐年下降，而人均粮食产量却逐年上升（图2）实际上反映出这一解释变量的下降，不利于粮食安全的增长。
注：Y为人均粮食产量（kg/人）；P为单位粮食播种面积产量（kg/hm2）；X*1为人均粮食播种面积（hm2/千人）。
图21978～2013年人均粮食产量、粮食单产和人均粮食播种面积
4.3技术对粮食安全具有显著影响
从模型的回归结果可知，科技进步贡献率对粮食安全有显著正向影响，与现实相吻合。这与汪慧玲等[20]等主流观点一致，即科技进步对于提高粮食单产发挥着基础性和关键性作用，但与周四军[22]的观点相反，可能的原因是技术指标选择和处理方法不同。
4.4农业劳动力投入、自然灾害、粮食政策、农村人均粮食消费水平对粮食安全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
可以看出，这4个变量都没有通过T检验，表明对因变量的解释力度弱。原因在于现代规模化农业条件下，劳动量由机械所替代，因而其作用越来越小，农业劳动力投入多，其成本就高，且不一定就产量高，因此，粮食高产区，机械化程度高，而农业劳动力投入反而较少。1978年以来，我国没有遭受大的自然灾害，同时我国加强了防灾投入，成灾面积有波动，但占比变化不大，因而在统计上表现为对粮食生产影响弱。粮食政策对粮食安全影响不显著，这与夏园等[19]研究结论一致，与钟甫宁[18]、黄德林等[17]研究结论不同，可能的原因是我国财政支农政策具有不稳定性，以及该变量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严重受到样本区域和选择时间段的影响。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农村人均粮食消费水平在食物结构中占的比例是逐年下降，且具波动性，而粮食安全却呈上升态势，因而实证结果显示，中国粮食安全受这个因素影响也不显著。 5政策建議
5.1加强土地管理与监督，切实保护耕地面积
实证表明，粮食播种面积是影响粮食生产的重要因素之一，粮食单产技术等因素的提高，掩盖了我国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的不利影响。从现实来看，我国耕地面积减少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最主要原因在于不少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重新规划和整理土地，规划后一些非耕地变成了耕地，上报耕地的统计数据基本不变或下降很小，而实际耕地大量减少，之后利用各种名义从粮农手中强行征用土地，侵害农民利益。由于粮食单产技术研究具有不确定性，所以加强各级土地管理与监督，阻止耕地面积减少是当前保证粮食安全的重要措施。
5.2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进耕作方式
加强农业水利灌溉设施的投入与管理，有利于增加粮食生产对预防自然灾害的能力，降低地理气候异常带来的不利影响。从短期来看，一定范围内，化肥施用越多，粮食产量越高，但从长远来看，会造成土壤质量下降，污染农村生态环境，不利于粮食安全。所以，改进耕作方式，发展保护性耕作，有利于我国粮食安全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5.3完善粮食补贴和奖励政策
完善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等政策，逐年扩大对农民种粮的补贴标准和规模，建立符合市场化要求、适合国情的粮食价格支持体系。通过不同产业和地区粮食的生产方式效益比较，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差额价格保护或补贴，缩小粮食生产与其他产业的效益差距，真正调动粮农生产积极性，切实增加他们收入。
5.4加大粮食生产领域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
大力推进农业关键技术研究，进一步实施新品种选育、粮食丰产等科技工程，启动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提高生物育种的研发能力，力争在粮食高产优质品种选育、高效栽培模式、农业资源高效利用等方面取得新突破，加快培育高产和优质的粮油品种。引导和鼓励涉农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开展农业技术创新和推广活动，积极为农民提供科技服务。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完善农民科技培训体系，调动农民学科学、用科技的积极性，提高农民科学种粮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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