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抗战时期的游资问题是我们党极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以《群众》周刊为例，从1942年到1944年间《群众》周刊组织力量设立专栏，对因战时游资问题而出现的囤积居奇、物资匮乏现象进行分析，进而倡导采取适当措施逐步消灭资本活动，引导游资进入生产领域，采取合理的金融政策，达到消灭战时非正常游资的目的。我们对抗战时期游资问题的思考，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
[关键词]抗战时期 游资 《群众》周刊
《群众》周刊是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理论刊物。因此，宣传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抗战时期，国统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表现为恶性通货膨胀、商人囤积居奇、物价飞涨，给国统区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游资是造成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群众》周刊发表的相关文章，分析抗战时期对游资问题的看法，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抗战时期的经济状况以及解决游资问题的思路。
一、什么是游资
游资是短期投机性资金，目的在于短时间内以钱生钱，只为追求高回报而在市场上迅速流动。战时游资就是在抗战期间用于投机赚取暴利的短期牟利资金。这种牟利资金活动于生产过程之外，活动于流通过程之中。在当时的情形下，每一种资金的活动都是以牟利为目的。产业资本是在追逐利润，银行资本是在追逐利息，而游资牟利则有其自身特点。游资第一个特点是，远离生产过程而破坏生产过程，其破坏生产的地方是它拆散了产业资本的资金，妨碍了生产单位获得原材料。游资第二个特点是，活动于流通过程之中而破坏了流通过程，它从货币转化为商品、再从商品转化为货币的过程，在战时就是囤积居奇。如果没有买入，则囤积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卖出，则囤积便失去其意义。用游资囤积居奇对于流通过程的破坏，在于形成了一种离开生产者和消费者间的供求关系，失去了供给与需求的常态。
中国的游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与封建残余势力的剥削，造成中国广大农村经济的破产。军阀官僚与土豪劣绅从农村剥削的资金都集中到了城市，外国商品的倾销又使农村的资金流向了通商口岸，形成了农村越发贫瘠而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迅速膨胀的现象。另一方面，在外国商品倾销和外资的压迫下，中国的民族资本很难成长起来。为此，《群众》周刊指出：“农村流出来的资金，多用在公债、标金与地产的买卖上”[1]。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以后，地产产业遭到重大冲击，虽然使很多投机家损失了很多，但是上海依然是投机者的乐园，投机现象十分普遍。
抗战爆发以后，特别是武汉会战以后，游资以更凶猛的姿态出现了。《群众》周刊对这时的游资问题与战前进行了比较。第一是游资数量的增大。“在民国二十与二十一年间集中在上海的游资，只有四万万元，而二十九年间集中在上海的游资，竟达到了五十万万元以上，为前者的十三四倍”[1]。游资数额的增加，自然会使它的活动能力与影响范围变大。第二是游资活动地域的扩大。“民国二十、二十一年间的游资只集中在上海，内地的城市仍是感到偏枯的，抗战爆发后的游资，固然以上海为主要的阵地，但大后方的重要城市——如重庆、成都、西安、昆明，亦免不了有这种现象”[1]。游资活动的地域范围扩大，亦使它的影响继续扩大。第三是游资活动范围的增大。“民国二十、二十一年间的游资其投机对象只是公债、标金与地产；而抗战爆发后的游资，其所追求的对象就不仅如此。二七年三月间政府宣布统治外汇之后，游资就从事于外汇投机；第二次欧战初起之时，囤积货物的风气乃开始。二八年七月政府放弃上海外汇黑市维稳以后，游资的活动亦变本加厉。它们所追逐的，不但是五金、颜料、西药、汽油、煤油、煤炭、棉纱、棉布、缝针、火柴与洋蜡等等，而且及于粮食、面粉、菜籽、菜油等土货”[1]。抗战以前游资投机于公债、标金、地产，影响的是产业发展，扰乱的是金融市场；而抗戰爆发后这些游资所涉及的领域已经对国计民生产生了重大影响，人民的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可见，战时游资在数量、聚集地点、活动范围上，都较战前大大增加了。
二、抗战时期游资产生的原因
游资之所以会产生以上影响，原因主要有：战区及沦陷区资金的流出，逃亡在国外资金的回流，通货发行量的增加，存款性质的变化与银行信用的膨胀。
第一，当战争开始时，稍有资产者都或多或少储藏一些货币或者金银，随身携带。国民政府从武汉撤退以后，战局稍有稳定，富有者就在东南（特别是上海）或者是西南定居下来，他们所携带的财富便逐渐流出，或存入银行或自己经营一些投机性的买卖。同时，敌伪在沦陷区的掠夺迫使一些工商业停业，于是这些流动资金就流入上海或大后方的都市。这样，游资便比战前增加了。
第二，抗战最初的两年，国民政府对于外汇黑市的维稳，使一些投机倒把分子把他们的财富变成外汇，逃到了国外。但是，自从欧战爆发，交战国家大多宣布金融统制，造成资金流动种种障碍，于是有一部分人又把逃亡的资金流回国内，上海便成为流回资金的避难所。这批流回的资金，为了保持其自身的价值，多用于投机赚取暴力。这样，逃亡到国外的资金回流国内，于是上海的游资更加集中了。
第三，通货的增发。银行大量兜售公债，这是政府所创造的信用，“按由此而生之信用，其后面多无实物之依据，多为充投机之工具”[1]。因为通货发行量大，这些增发的通货，不能以租税或公债的回归到政府手里，而是不断流入掌握商品的商人银行以及其他囤积居奇的奸商手中。战时高涨的物价提高了他们囤积的利润，而高额的囤积利润又促进了他们资金的累积。至于公债的发行，又多以银行为兜售对象，而银行则不断以公债作为发行法币的准备或换成法币。这类资金的流通面扩大，就增强了游资的力量。其次，增加发行的通货，因为土地沦陷，流通范围不能扩大，就聚集于一小片地区内，形成了某些地方游资的畸形状态。
第四，在金融方面，存款性质发生了变化，银行信用不断膨胀。银行的存款可以分为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两种。定期存款的周转率远比活期存款慢，定期存款变为活期存款必使流通的通货增加，由活期存款变为定期存款必使流通的通货减少。对此，《群众》周刊上有记载：“上海某三家商业银行的存款，二十六年年底的活存为一三八百万元，定存为一二二百万元。及至二十七年年底，活存增为二〇三百万元，定存减为九九点五百万元。一年之内活存增加百分之十七，定存减少百分之十八。这是上海各行的一般情形。”[1]大后方的各大城市银行的存款性质的改变，从下表清楚可见： 战时后方的通货膨胀量和物价指数（1937-1945）[2]p482
资料来源及说明：
（1）法币发行额为年底数，据吴岗：《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1985年版，第92-95页。
（3）据四联总处统计的国家银行活期存款占全部存款的比重，从全部银行（国家银行、省市银行、私营银行）存款总数中推出。此项总数估算，见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中译本，1986年版，第122页。
（5）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58年版，第195-198页。
从上表可知战时后方银行活期存款是一直增加的。再有银行钱庄信用的膨胀，是以通货的增发为前提的，他们多半采取直接建立商号囤积经营的办法。因此，抵押业务虽然遭受限制，但信用的膨胀仍无止境，信用越膨胀，游资的活动就越厉害了。
三、抗战时期游资产生的影响
从游资的本质可知，其最大危害就是进行投机活动。1940年以后的投机形式主要是囤积居奇。《群众》周刊对此现象进行了披露：“囤积居奇是二十九年以后，投机活动的主要形式。”[3]1940年以前，有钱人都是把兴趣放在上海、香港的外汇投机上。但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并持续发展，物资匮乏的问题日益严重，通货增发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外汇投机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外汇投机受益也受到了削弱，这些游资就慢慢转向了商品囤积。
能够囤积居奇的一个客观前提条件，就是物资匮乏。抗战爆发以后，起初物价上涨并不猛烈。以后方来看，猛涨之风“实始于二十九年三月下旬纱价之飞升，而当时纱价飞升之原因，则由于缺货。在二月中旬时，渝市存纱不多，同时因运输阻滞，来货不易，纱货奇缺，纱价乃扶摇直上。二十支双马牌棉纱在一周之内，上涨约达一千元，自二月至三月之一个月内，上涨约一倍。……又二十九年秋，川省稻谷歉收，而湘赣之粮，以运渝困难，未能接济，大粮户见此情势，乃储谷不售，同时且有奸商投机购囤以牟暴利，这造成积荒之局。”[3]事实证明，囤积居奇的投机活动，确实以物资匮乏为其前提。如果没有这个前提，那些拥有游资用来囤积居奇的人也就无法投机了。
游资的投机活动是通货膨胀的必然结果。当时手中有游资的人，看到币值在不断下跌，看到物价在不断上涨。为了避免币值下跌的损失，他们就急于抛出货币以换购货物；为了谋取物价上涨的利益，“他们就拼命地抢购货物，拼命地囤积货物”[3]。币值下跌不但促进了握有游资的人囤积居奇，而且使这些人通过投机使自己的游资变得更多。因为货币增发的结果使物价上涨了，使手中握有商品的人能获得更多的货币。这样一来，增发出来的货币，就不断流入这些投机户手中变为了更多的游资。这些投机户拥有的游资越多，囤积居奇的能力就越大。“所谓‘多钱善买’，就成为他们的写照了。”[3]
游资带来的囤积居奇的投机活动，以物资缺乏和通货增发为前提，但反过来它又不断影响物资缺乏和通货膨胀。游资产生的囤积居奇，“使生产者在资金的挹注上感到困难，使工业家在购入原材料时需要更多的资金”[3]。从农业的角度来说，那些握有游资的囤户收购农产品一般都在收获的季节，那时的收购价较低，那些无势力无地位而又零零碎碎的小农，为了还债、纳税，不得不以低价出售。“棉花粮食之出卖，都是如此。到了农民购入棉布粮食及日用品时，不得不支出更大的价格。”[3]在这种情况下，商品价格差的利益完完全全落入拥有更多游资的大囤户手中，农业生产者对生产的兴趣和活力就降低了，工业生产者的生产规模就会日益衰落，后方的物资问题就变得更加严重。在通货方面，囤积居奇的投机活动使物价飞涨，而飞涨的物价又促进通货的增发。“通货越增发，币值就越加下跌了。”[3]
四、抗战时期游资问题的解决方法
从上面游资的影响可以看出，游资在战时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解决游资问题就变得至关重要。《群众》周刊对游资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法。
第一，消灭游资活动的条件。游资是垄断资本、银行资本与商业资本的结合，因此必须针对这三方面去分析。垄断资本利用其特殊地位，大量利用游资囤积货物。“只有改革政治机构，只有澄清吏治，才能消灭当前这种不堪入目的现象。”[1]而银行资本与商业资本经常打成一片。“银行设立商号进行囤积，而囤商则设立银号钱庄以便利囤積。”[1]只有禁止银行在这方面的活动，制止商号与银行间的非法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第二，引导游资进入生产领域。抗战时期的生产事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它需要大量的资金去发展。“我们必须执行确立一种能发展生产的经济政策，保证人民投资及产业之自由，更要弃去种种的束缚，处处扶助其发展，使其能获得其应得的利润。同时，必须改善交通运输取消一切人为的不合法的现象，使生产工具与原料及成品之运输能尽量加速。”[1]有效的经济政策使游资进入生产领域，帮助生产产业发展。
第三，在金融方面，应该尽量提高银行的存息，提高商业银行对于国家银行的库存，使资金能集中在国家银行，使游资通过国家银行投入产业中去，促进产业的发展。“国家银行对于那些投资于生产的股东，要予以保息，对于真正从事生产的厂家，要予以津贴、定货、借款、放贷等便利。同时，在大后方无妨建立投资市场，买卖那些有关国防民生的生产产业的股票债券，使游资能找到活动的路途，使产业能得到资金的挹注。”[1]
第四，在财政政策方面坚决执行有钱出钱，尽量多出的原则。具体来说，“就是举办战时财产税或财产特捐，以收回一部分内地游资与外逃的资金”[1]。通过这种方式，从那些有钱有势的富商巨宦中获取到资金，则他们手中的游资数量必定减少。
第五，利用战时英美给中国贷款中的一部分，来作为发展产业的基金，吸收一部分游资进入，以达到减少游资的效果。在方式上，“或者以一部分贷款发行产业公债，以所得法币投之于工厂业，或者制定一定量的贷款，直接发行官商合办的企业之公司债券或股票，吸收一些游资入于生产”[1]。
结语
游资问题是战时经济中的一个严重问题。中共经济学人对此深入分析，以期能抑制其发展和产生的不利影响。游资是由战争爆发、汇率波动、物资匮乏、通货增发等诸多因素引发的，而游资的进一步发展又反过来影响了这些因素，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中共为了解决游资问题，抓住游资的本质，限制其活动条件和范围，通过经济、财政、金融等各方面政策促进游资进入生产领域，促进战时生产的发展，以使游资产生的负面效应降到最低。在当前，仍然会有一些游资进行投机活动，比如炒大蒜、葱、姜、山药等等，曾使市场一度出现混乱，这些投机商利用游资赚取暴利，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本文通过对抗战时期游资的产生、发展、影响及解决方法的分析梳理，希望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一些经验借鉴。
参考文献：
[1]许涤新.游资问题的发展[N].《群众》周刊，1942-03-30.
[2]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3]许涤新.物价问题底看法[N].《群众》周刊，1944-07-15.
责任编辑/彭月才
[关键词]抗战时期 游资 《群众》周刊
《群众》周刊是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理论刊物。因此，宣传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抗战时期，国统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表现为恶性通货膨胀、商人囤积居奇、物价飞涨，给国统区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游资是造成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群众》周刊发表的相关文章，分析抗战时期对游资问题的看法，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抗战时期的经济状况以及解决游资问题的思路。
一、什么是游资
游资是短期投机性资金，目的在于短时间内以钱生钱，只为追求高回报而在市场上迅速流动。战时游资就是在抗战期间用于投机赚取暴利的短期牟利资金。这种牟利资金活动于生产过程之外，活动于流通过程之中。在当时的情形下，每一种资金的活动都是以牟利为目的。产业资本是在追逐利润，银行资本是在追逐利息，而游资牟利则有其自身特点。游资第一个特点是，远离生产过程而破坏生产过程，其破坏生产的地方是它拆散了产业资本的资金，妨碍了生产单位获得原材料。游资第二个特点是，活动于流通过程之中而破坏了流通过程，它从货币转化为商品、再从商品转化为货币的过程，在战时就是囤积居奇。如果没有买入，则囤积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卖出，则囤积便失去其意义。用游资囤积居奇对于流通过程的破坏，在于形成了一种离开生产者和消费者间的供求关系，失去了供给与需求的常态。
中国的游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与封建残余势力的剥削，造成中国广大农村经济的破产。军阀官僚与土豪劣绅从农村剥削的资金都集中到了城市，外国商品的倾销又使农村的资金流向了通商口岸，形成了农村越发贫瘠而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迅速膨胀的现象。另一方面，在外国商品倾销和外资的压迫下，中国的民族资本很难成长起来。为此，《群众》周刊指出：“农村流出来的资金，多用在公债、标金与地产的买卖上”[1]。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以后，地产产业遭到重大冲击，虽然使很多投机家损失了很多，但是上海依然是投机者的乐园，投机现象十分普遍。
抗战爆发以后，特别是武汉会战以后，游资以更凶猛的姿态出现了。《群众》周刊对这时的游资问题与战前进行了比较。第一是游资数量的增大。“在民国二十与二十一年间集中在上海的游资，只有四万万元，而二十九年间集中在上海的游资，竟达到了五十万万元以上，为前者的十三四倍”[1]。游资数额的增加，自然会使它的活动能力与影响范围变大。第二是游资活动地域的扩大。“民国二十、二十一年间的游资只集中在上海，内地的城市仍是感到偏枯的，抗战爆发后的游资，固然以上海为主要的阵地，但大后方的重要城市——如重庆、成都、西安、昆明，亦免不了有这种现象”[1]。游资活动的地域范围扩大，亦使它的影响继续扩大。第三是游资活动范围的增大。“民国二十、二十一年间的游资其投机对象只是公债、标金与地产；而抗战爆发后的游资，其所追求的对象就不仅如此。二七年三月间政府宣布统治外汇之后，游资就从事于外汇投机；第二次欧战初起之时，囤积货物的风气乃开始。二八年七月政府放弃上海外汇黑市维稳以后，游资的活动亦变本加厉。它们所追逐的，不但是五金、颜料、西药、汽油、煤油、煤炭、棉纱、棉布、缝针、火柴与洋蜡等等，而且及于粮食、面粉、菜籽、菜油等土货”[1]。抗战以前游资投机于公债、标金、地产，影响的是产业发展，扰乱的是金融市场；而抗戰爆发后这些游资所涉及的领域已经对国计民生产生了重大影响，人民的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可见，战时游资在数量、聚集地点、活动范围上，都较战前大大增加了。
二、抗战时期游资产生的原因
游资之所以会产生以上影响，原因主要有：战区及沦陷区资金的流出，逃亡在国外资金的回流，通货发行量的增加，存款性质的变化与银行信用的膨胀。
第一，当战争开始时，稍有资产者都或多或少储藏一些货币或者金银，随身携带。国民政府从武汉撤退以后，战局稍有稳定，富有者就在东南（特别是上海）或者是西南定居下来，他们所携带的财富便逐渐流出，或存入银行或自己经营一些投机性的买卖。同时，敌伪在沦陷区的掠夺迫使一些工商业停业，于是这些流动资金就流入上海或大后方的都市。这样，游资便比战前增加了。
第二，抗战最初的两年，国民政府对于外汇黑市的维稳，使一些投机倒把分子把他们的财富变成外汇，逃到了国外。但是，自从欧战爆发，交战国家大多宣布金融统制，造成资金流动种种障碍，于是有一部分人又把逃亡的资金流回国内，上海便成为流回资金的避难所。这批流回的资金，为了保持其自身的价值，多用于投机赚取暴力。这样，逃亡到国外的资金回流国内，于是上海的游资更加集中了。
第三，通货的增发。银行大量兜售公债，这是政府所创造的信用，“按由此而生之信用，其后面多无实物之依据，多为充投机之工具”[1]。因为通货发行量大，这些增发的通货，不能以租税或公债的回归到政府手里，而是不断流入掌握商品的商人银行以及其他囤积居奇的奸商手中。战时高涨的物价提高了他们囤积的利润，而高额的囤积利润又促进了他们资金的累积。至于公债的发行，又多以银行为兜售对象，而银行则不断以公债作为发行法币的准备或换成法币。这类资金的流通面扩大，就增强了游资的力量。其次，增加发行的通货，因为土地沦陷，流通范围不能扩大，就聚集于一小片地区内，形成了某些地方游资的畸形状态。
第四，在金融方面，存款性质发生了变化，银行信用不断膨胀。银行的存款可以分为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两种。定期存款的周转率远比活期存款慢，定期存款变为活期存款必使流通的通货增加，由活期存款变为定期存款必使流通的通货减少。对此，《群众》周刊上有记载：“上海某三家商业银行的存款，二十六年年底的活存为一三八百万元，定存为一二二百万元。及至二十七年年底，活存增为二〇三百万元，定存减为九九点五百万元。一年之内活存增加百分之十七，定存减少百分之十八。这是上海各行的一般情形。”[1]大后方的各大城市银行的存款性质的改变，从下表清楚可见： 战时后方的通货膨胀量和物价指数（1937-1945）[2]p482
资料来源及说明：
（1）法币发行额为年底数，据吴岗：《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1985年版，第92-95页。
（3）据四联总处统计的国家银行活期存款占全部存款的比重，从全部银行（国家银行、省市银行、私营银行）存款总数中推出。此项总数估算，见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中译本，1986年版，第122页。
（5）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58年版，第195-198页。
从上表可知战时后方银行活期存款是一直增加的。再有银行钱庄信用的膨胀，是以通货的增发为前提的，他们多半采取直接建立商号囤积经营的办法。因此，抵押业务虽然遭受限制，但信用的膨胀仍无止境，信用越膨胀，游资的活动就越厉害了。
三、抗战时期游资产生的影响
从游资的本质可知，其最大危害就是进行投机活动。1940年以后的投机形式主要是囤积居奇。《群众》周刊对此现象进行了披露：“囤积居奇是二十九年以后，投机活动的主要形式。”[3]1940年以前，有钱人都是把兴趣放在上海、香港的外汇投机上。但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并持续发展，物资匮乏的问题日益严重，通货增发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外汇投机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外汇投机受益也受到了削弱，这些游资就慢慢转向了商品囤积。
能够囤积居奇的一个客观前提条件，就是物资匮乏。抗战爆发以后，起初物价上涨并不猛烈。以后方来看，猛涨之风“实始于二十九年三月下旬纱价之飞升，而当时纱价飞升之原因，则由于缺货。在二月中旬时，渝市存纱不多，同时因运输阻滞，来货不易，纱货奇缺，纱价乃扶摇直上。二十支双马牌棉纱在一周之内，上涨约达一千元，自二月至三月之一个月内，上涨约一倍。……又二十九年秋，川省稻谷歉收，而湘赣之粮，以运渝困难，未能接济，大粮户见此情势，乃储谷不售，同时且有奸商投机购囤以牟暴利，这造成积荒之局。”[3]事实证明，囤积居奇的投机活动，确实以物资匮乏为其前提。如果没有这个前提，那些拥有游资用来囤积居奇的人也就无法投机了。
游资的投机活动是通货膨胀的必然结果。当时手中有游资的人，看到币值在不断下跌，看到物价在不断上涨。为了避免币值下跌的损失，他们就急于抛出货币以换购货物；为了谋取物价上涨的利益，“他们就拼命地抢购货物，拼命地囤积货物”[3]。币值下跌不但促进了握有游资的人囤积居奇，而且使这些人通过投机使自己的游资变得更多。因为货币增发的结果使物价上涨了，使手中握有商品的人能获得更多的货币。这样一来，增发出来的货币，就不断流入这些投机户手中变为了更多的游资。这些投机户拥有的游资越多，囤积居奇的能力就越大。“所谓‘多钱善买’，就成为他们的写照了。”[3]
游资带来的囤积居奇的投机活动，以物资缺乏和通货增发为前提，但反过来它又不断影响物资缺乏和通货膨胀。游资产生的囤积居奇，“使生产者在资金的挹注上感到困难，使工业家在购入原材料时需要更多的资金”[3]。从农业的角度来说，那些握有游资的囤户收购农产品一般都在收获的季节，那时的收购价较低，那些无势力无地位而又零零碎碎的小农，为了还债、纳税，不得不以低价出售。“棉花粮食之出卖，都是如此。到了农民购入棉布粮食及日用品时，不得不支出更大的价格。”[3]在这种情况下，商品价格差的利益完完全全落入拥有更多游资的大囤户手中，农业生产者对生产的兴趣和活力就降低了，工业生产者的生产规模就会日益衰落，后方的物资问题就变得更加严重。在通货方面，囤积居奇的投机活动使物价飞涨，而飞涨的物价又促进通货的增发。“通货越增发，币值就越加下跌了。”[3]
四、抗战时期游资问题的解决方法
从上面游资的影响可以看出，游资在战时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解决游资问题就变得至关重要。《群众》周刊对游资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法。
第一，消灭游资活动的条件。游资是垄断资本、银行资本与商业资本的结合，因此必须针对这三方面去分析。垄断资本利用其特殊地位，大量利用游资囤积货物。“只有改革政治机构，只有澄清吏治，才能消灭当前这种不堪入目的现象。”[1]而银行资本与商业资本经常打成一片。“银行设立商号进行囤积，而囤商则设立银号钱庄以便利囤積。”[1]只有禁止银行在这方面的活动，制止商号与银行间的非法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第二，引导游资进入生产领域。抗战时期的生产事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它需要大量的资金去发展。“我们必须执行确立一种能发展生产的经济政策，保证人民投资及产业之自由，更要弃去种种的束缚，处处扶助其发展，使其能获得其应得的利润。同时，必须改善交通运输取消一切人为的不合法的现象，使生产工具与原料及成品之运输能尽量加速。”[1]有效的经济政策使游资进入生产领域，帮助生产产业发展。
第三，在金融方面，应该尽量提高银行的存息，提高商业银行对于国家银行的库存，使资金能集中在国家银行，使游资通过国家银行投入产业中去，促进产业的发展。“国家银行对于那些投资于生产的股东，要予以保息，对于真正从事生产的厂家，要予以津贴、定货、借款、放贷等便利。同时，在大后方无妨建立投资市场，买卖那些有关国防民生的生产产业的股票债券，使游资能找到活动的路途，使产业能得到资金的挹注。”[1]
第四，在财政政策方面坚决执行有钱出钱，尽量多出的原则。具体来说，“就是举办战时财产税或财产特捐，以收回一部分内地游资与外逃的资金”[1]。通过这种方式，从那些有钱有势的富商巨宦中获取到资金，则他们手中的游资数量必定减少。
第五，利用战时英美给中国贷款中的一部分，来作为发展产业的基金，吸收一部分游资进入，以达到减少游资的效果。在方式上，“或者以一部分贷款发行产业公债，以所得法币投之于工厂业，或者制定一定量的贷款，直接发行官商合办的企业之公司债券或股票，吸收一些游资入于生产”[1]。
结语
游资问题是战时经济中的一个严重问题。中共经济学人对此深入分析，以期能抑制其发展和产生的不利影响。游资是由战争爆发、汇率波动、物资匮乏、通货增发等诸多因素引发的，而游资的进一步发展又反过来影响了这些因素，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中共为了解决游资问题，抓住游资的本质，限制其活动条件和范围，通过经济、财政、金融等各方面政策促进游资进入生产领域，促进战时生产的发展，以使游资产生的负面效应降到最低。在当前，仍然会有一些游资进行投机活动，比如炒大蒜、葱、姜、山药等等，曾使市场一度出现混乱，这些投机商利用游资赚取暴利，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本文通过对抗战时期游资的产生、发展、影响及解决方法的分析梳理，希望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一些经验借鉴。
参考文献：
[1]许涤新.游资问题的发展[N].《群众》周刊，1942-03-30.
[2]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3]许涤新.物价问题底看法[N].《群众》周刊，1944-07-15.
责任编辑/彭月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