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西南地区独特的政治、社会和地理优势，全国各地主要的出版机构和文化人为保存实力，开始向成都、桂林、昆明等西南大后方转移，促进了当地文化出版事业的空前繁荣。这主要体现在出版机构、图书、期刊及文化人数量和质量的增加上，这种情况的出现既与政治大环境有关，也与地区自身的特殊区位优势密不可分。
【关 键 词】抗战时期；西南地区；出版；文化
【作者单位】徐苑琳，成都行政学院，中共成都市委党校。
【中图分类号】G239.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12.011
1938年，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中国主要出版机构和文化人开始向重庆、桂林和昆明等地转移，最终促进了文化相对滞后的整个西南大后方出版业的发展，“战时文化城”和“战时文化重镇”等城市不断兴起。抗日战争期间，整个西南地区的出版业仍在曲折中发展，主要体现在出版机构、图书、期刊及文化人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上。这种发展既与政治大环境有关，也与地区自身的特殊区位优势密不可分。
一、机构西迁：文化中枢的西疆开拓
抗日战争期间，西南地区存在的出版机构主要有以下四类：民营出版机构、中共出版机构、国民党出版机构和政府部门出版机构。
主要出版阵地的迁移使成都成为西南区出版业的中心之一。成都近代以来一直是四川省省会和西部大型城市，战时出版规模虽不及陪都重庆，但其出版业发展态势良好。这个时期，设立成都分局或办事处是国内多数书局、出版社的重要举措，其中，仅民营出版机构发展就盛况空前。这些民营机构包括今日出版社（1940年创办、1949年停业），茹古书局（1931年创立、1953年停业），推十书局（1934年创办、1950年停业），莽原出版社（1941年成立、1943年遭查封），商务印书馆成都分馆（1903年建立、1952年停办），成都北新书局（1913年成立、1956年公司合营），世界分局成都分局（1928年成立、1950年国军接管），开明书店成都分店（1939年成立、1952年停办），自力书局（1940年成立、1951年停办），龙门书局成都分局（1939年成立、1945年停业），大东书局成都分局（1945年成立、1951年停业），普益协社团（1926年改办、1956年公私合营），中国文化服务社四川分社（1938年成立、1944年停业），东方书社成都分社（1939年成立、1951年公私合营）等。中共出版机构主要有生活书店成都分店（1938年成立、1941年遭查封），成都战时书社（1938年成立、1939年歇业），读书出版社成都分社（1939年成立、1941年遭查封）等。
西南区域中，成都相对交通便利、地势较低，便于出版物流通和各地商旅往来。出版机构在成都设立分局或分社能保存实力和促进交流汇通，出版机构和文人的西迁汇集大大拓展了当地阅读群体和消费市场，推进了社会文化的繁荣。
地处广西东北部的桂林是另一重要点位，其既是中原、华北连接西南、华南的战略要地，又是通往香港和东南亚的重要门户，西迁使桂林在“山水甲天下”美誉之外又呈现了“战时文化城”的景象。抗战时期，桂林人才济济，出版事业繁荣昌盛，当时集结在桂林的文化出版界人士约有1000多人，其中闻名全国的有200多人。从1938年10月战略相持阶段开始至1944年秋抗战形势逐渐明朗，桂林作为战时文化出版基地异彩纷呈，共有大大小小出版社、书店178家，盛极一时[1]。当时，桂林仅中国共产党主导管理的出版机构就有生活书店、新知书店、桂林书店、远方出版社、南方出版社、学艺出版社、文学编译社、读书出版社桂林分社和新华日报社桂林营业处等数十家。此外，政府部门如广西政府秘书处、统计处、民政厅和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编审组等多下设出版社机构；民间私营出版机构则有开明书店、科学出版社、前线出版社、中华书局桂林支局、大东书局桂林分局、光明书局、骆驼出版社、胜利出版社广西分社、远东书局和商务印书馆桂林分馆等数百家。
昆明顺滇黔和滇缅公路通车也加速了出版西迁的文化繁荣。当时，昆明有商务印书馆云南分馆、中华书局昆明分局、正中书局昆明分局、开明书店昆明分店、新知书店昆明分店、读书出版社昆明分社、西南联大文聚社和大中国社昆明办事处等机构百余家。
在出版机构类别和运行上，桂林、昆明与成都大体相同，但桂林政府部门创管的出版机构最多。出版社是出版事业发展的中枢机构，战时西南地区的四类出版机构中，受国民政府文化宣传高压和制约政策影响，共产党领导的出版社发展缓慢，但是民办出版社异军突起，数量远超其他三类。出版机构的繁荣与勃兴既给西南地区注入了文化的强心剂，也使得中国出版的根脉得以留存。
二、图书丰富：战时精神的补给夯实
相关统计显示，西南图书出版事业得到了充分发展。叶再生的《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统计抗战期间桂林出版物总数为1997种，且大致呈逐年增长趋势[2]。抗战期间，作为当时国人主要精神食粮的图书80%出自桂林，而其中数量最多的为文学艺术类书籍，政治和社会类书籍则占比不高，涉及马列主义及共产党思想的图书则更为稀少。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加强了对广西的军事、政治统治，桂系军阀、共产党在广西的政治力量有所削弱，因此，与重庆、成都和昆明等地相比，桂林政治倾向浓郁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词典》《三民主義的科学研究法》等图书比较多。
在图书出版上，昆明、成都等地自由空间相对略大，图书种类更为丰富，且丛书、套书缤纷呈现，对现代图书出版有着独特而深远的影响。在此期间，代表性的图书有昆明出版的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解放区战场》三部著作。此外，昆明还出版了众多服务农村、服务社会的地方性实用书籍，比如，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编的《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丛刊》《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概况》，西南文化研究室出版的《滇西经济地理》《滇西边区考察记》《云南农村戏曲史》，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编的《边疆行政人员手册》《大小凉山开发方案》等[2]。抗战时期，成都出版的各类书籍也有上千种，涉及哲学、宗教、文化教育、医药卫生、农业科技、经济、政治、社会科学、军事和法律等各个领域。 总体而言，这个时期，西南地区出版的图书门类较为齐全，小说、诗歌、戏剧和散文等各种体例均有涉入，一则丰富了民众的娱乐生活，二则为中国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受抗战影响，以抗日救国为主题的图书有着鲜亮的历史留痕。其中，成都出版有《制宪与抗日》《中日大战中的国际形势》《英国的外交政策》《太平洋大战与中国》《英德外交内幕》《抗日必胜论》等图书，西南出版的众多抗战图书成为民众度过艰苦岁月的精神营养。此外，马列主义著作等不断涌现，推动着图书事业步入新时代。
三、报刊新拓：公共舆论的战时转向
抗战初期，西南地区由桂系军阀控制，舆论环境较宽松，中国共产党和众多爱国人士云集。但随着国民政府西迁，舆论压制逐渐增强，期间，国民党特务制造多起事件搜捕进步人士，共产党领导下的成都报刊业损失惨重，《大声》《国难三日刊》《时事新刊》《文艺后防》《笔阵》等停刊，至1942年，中国共产党和各类社团群体方才重振舆论报业。抗战期间，成都地区刊物数量巨大，月刊、旬刊和周刊形式不一，有《新时代》《金箭》《救亡》《抗战星期刊》《工作》《大学》月刊等数百种刊物，其中，驻川军事单位办有《广播周刊》《黄埔季刊》等近10种刊，政府行政部门办有《新四川》《四川统计》《县政》《建设周讯》《四川建设》《四川教育》《四川学生》《国民教育》等数十种刊。《成都市政府周报》《成都市政府月刊》等就是当时成都政府的专刊[3]。
抗战前，桂林期刊数量稀少，持续办刊的有《月牙》（启文印务局主办）和《桂初中校刊》（桂林初级中学主办）等。1936年，借广西省会从南宁迁至桂林的契机，多种期刊复刊，1938年后，新创期刊更是逐年剧增，在开始的5年里，年新创期刊保持在30—50种，为西南之最，且编排质量也不断提升。相较近域的昆明、重庆等地，桂林的政治、文化、交通等环境更益于出版。比如，1938至1944年出版的文学期刊，桂林有22种，重庆为19种，昆明仅为2种。不少书刊在重庆、昆明出版不成，就移至桂林出版。比如，郭沫若所作剧本《筑》（即《高渐离》）在重庆遭禁后，于桂林的《戏剧春秋》发表[2]。此期，重要的刊有《全面抗战》、《中国农村》、《国民公论》（桂林版）、《新音乐》（桂林版）、《战时艺术》、《文艺杂志》、《文化杂志》、《文艺生活》等。
昆明抗战时，北大、清华、南开和同济等大学及多个学术研究机构、出版机构迁聚在这里，出现的期刊总数超过150种，包括《警钟》《战斗月报》《西南边疆》《建国导报》《民主周刊》《今日评论》《云南教育周报》《云南青年》《诗与散文》《国文月刊》《图书季刊》《气象月报》等。
战时西南地区出版繁荣，报刊作为公共舆论的喉舌，多以民族国家为立言立论基础，担负起振奋人心、富国强民的崇高使命。西南地区报刊舆论的发展为我国文化阵线开展与敌斗争保存了有生力量，对改良整个社会风气起到重要作用。公共舆论战时转向成为本时期西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报刊业的显著特征，体现了报刊为适应政治、社会大环境进行的主动调整，凸显了实事求是的初心。
四、文人涌现：出版事业的主体引动
抗战后，沦陷区的学者、专家、文化人和出版工作者云集西南，其中桂林有数千之巨，且不乏全国知名人士，比如，陶行知、郭沫若、茅盾、巴金、千家驹、夏衍、胡愈之、叶圣陶、李四光、田汉、柳亚子、欧阳予倩、范长江和徐悲鸿等。人文会聚促进了战时出版题材的广泛性和作品的多样性，激励着后方民众的斗志。峥嵘岁月里，《松花江上》《长城谣》《毕业上前线》《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等抗日歌曲在西南地区广为传唱；茅盾的长篇特写《劫后拾遗》，华嘉的报告文学《香港之战》，马宁的长篇小说《动乱》等现实主义作品熠熠生辉。在众多文化人的努力下，桂林出版业成为战时闪亮的一颗明星，“假如以中国出版业的发展而言，桂林的这一阶段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4]。
西南边陲昆明受交通制约，据1936年官方统计，全市只有新、旧书店12家，从业人员为69人。抗战期间，众多文化界、编辑出版界、教育界和工商界人士汇集昆明，文化出版事业也骤然兴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组建的西南联大设有文聚社等出版机构，孙起孟创办进修出版教育社，李公朴创办了北门书屋和北门出版社等。而图书市场先后开业的书店达73家，远远超过抗战前书店的数量，其中，中国共产党办有康宁书店、高原书店和《新华日报》昆明营业处等。文化出版与民主运动相互促进，在抗战中后期，昆明民主运动高涨，被人称为“民主堡垒”。
成都是抗战时大后方的一个文化教育中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救亡运动更为蓬勃发展，文人出版影响深远。比如，出版家邹韬奋等人在1938年增建生活书店成都分店，并旗帜鲜明地大量发行革命和进步书刊，以及以抗战为题材的文艺作品等。书店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民主政治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满足了广大民众的文化和革命需要。生活书店成都分店以爱国忧民、民主管理和勤俭办刊等作风成为战时西南地区出版行业中的楷模之一。
出版人是出版业前进的灵魂，抗战期间，西南地区出版业的繁荣与兴盛是时代环境催生形成的，有赖于众多文人的负重前行和不懈努力。现代著名出版人张静庐认为，“从第一期抗战经验与教训中建起新的理论来；从参加前线抗战工作，從实际生活的体验中，产生伟大的文学作品来；为唤起全圈民众的抗战情绪，发动民众自卫武力，编制通俗的大众读物来，这些都是有智慧的作家们的责任，也是贤明的出版家的责任” [5]。抗战时期，西南出版界群星璀璨，巴金、以群、万国钧、李叔明、王仿子、叶楚伧、冯亦代、仲秋元、张静庐、刘盛亚、沈钧儒、苏继赎、何步云、张光年和陈汝言等众多杰出的出版家涌现，出版家和出版人躬耕不辍，成就了西南出版事业抗战时期的大发展。出版人所做的编辑、出版、印刷、发行及经营管理等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南出版业步入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结语
抗日战争时期，受西南地区所具有的独特政治、社会和地理优势影响，中国大量出版机构和文人在昆明、成都和桂林等地汇聚，成就了西南文化出版事业的历史繁荣。西南地区的出版机构、出版作品和从业人士在数量和结构上得到了长足的优化，使西南地区成为抗战时期全国重要的出版中心和文化堡垒之一。众多出版机构促进了文化出版事业的西疆开拓，各类书刊作品丰富了民众的精神食粮，报刊舆论的发展更加快了文化传媒的进程。而这其中，文化学者和出版家作为本阶段西南出版业大发展的灵魂主体，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他们的爱国热忱和奋斗精神值得后世认真学习和传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当前，中国已经迈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新时代发展进程中，回顾学习抗战时期出版业的开拓奋斗史可以帮助我们不忘初心、坚守自信，切实担负起文化出版历史使命，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
参考文献
[1]龙谦，胡庆嘉. 桂林文史资料第38辑·抗战时期桂林出版史料[M]. 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71.
[2]叶再生. 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三卷）[M]. 北京：华文出版社，2000.
[3]徐登明. 抗日战争时期的四川期刊[J]. 新闻界，2005（5）：24-25.
[4]赵家璧. 忆桂林——战时的“出版城”[N]. 大公报，1947-05-18.
[5]张静庐. 在出版界二十年[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34-135.
【关 键 词】抗战时期；西南地区；出版；文化
【作者单位】徐苑琳，成都行政学院，中共成都市委党校。
【中图分类号】G239.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12.011
1938年，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中国主要出版机构和文化人开始向重庆、桂林和昆明等地转移，最终促进了文化相对滞后的整个西南大后方出版业的发展，“战时文化城”和“战时文化重镇”等城市不断兴起。抗日战争期间，整个西南地区的出版业仍在曲折中发展，主要体现在出版机构、图书、期刊及文化人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上。这种发展既与政治大环境有关，也与地区自身的特殊区位优势密不可分。
一、机构西迁：文化中枢的西疆开拓
抗日战争期间，西南地区存在的出版机构主要有以下四类：民营出版机构、中共出版机构、国民党出版机构和政府部门出版机构。
主要出版阵地的迁移使成都成为西南区出版业的中心之一。成都近代以来一直是四川省省会和西部大型城市，战时出版规模虽不及陪都重庆，但其出版业发展态势良好。这个时期，设立成都分局或办事处是国内多数书局、出版社的重要举措，其中，仅民营出版机构发展就盛况空前。这些民营机构包括今日出版社（1940年创办、1949年停业），茹古书局（1931年创立、1953年停业），推十书局（1934年创办、1950年停业），莽原出版社（1941年成立、1943年遭查封），商务印书馆成都分馆（1903年建立、1952年停办），成都北新书局（1913年成立、1956年公司合营），世界分局成都分局（1928年成立、1950年国军接管），开明书店成都分店（1939年成立、1952年停办），自力书局（1940年成立、1951年停办），龙门书局成都分局（1939年成立、1945年停业），大东书局成都分局（1945年成立、1951年停业），普益协社团（1926年改办、1956年公私合营），中国文化服务社四川分社（1938年成立、1944年停业），东方书社成都分社（1939年成立、1951年公私合营）等。中共出版机构主要有生活书店成都分店（1938年成立、1941年遭查封），成都战时书社（1938年成立、1939年歇业），读书出版社成都分社（1939年成立、1941年遭查封）等。
西南区域中，成都相对交通便利、地势较低，便于出版物流通和各地商旅往来。出版机构在成都设立分局或分社能保存实力和促进交流汇通，出版机构和文人的西迁汇集大大拓展了当地阅读群体和消费市场，推进了社会文化的繁荣。
地处广西东北部的桂林是另一重要点位，其既是中原、华北连接西南、华南的战略要地，又是通往香港和东南亚的重要门户，西迁使桂林在“山水甲天下”美誉之外又呈现了“战时文化城”的景象。抗战时期，桂林人才济济，出版事业繁荣昌盛，当时集结在桂林的文化出版界人士约有1000多人，其中闻名全国的有200多人。从1938年10月战略相持阶段开始至1944年秋抗战形势逐渐明朗，桂林作为战时文化出版基地异彩纷呈，共有大大小小出版社、书店178家，盛极一时[1]。当时，桂林仅中国共产党主导管理的出版机构就有生活书店、新知书店、桂林书店、远方出版社、南方出版社、学艺出版社、文学编译社、读书出版社桂林分社和新华日报社桂林营业处等数十家。此外，政府部门如广西政府秘书处、统计处、民政厅和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编审组等多下设出版社机构；民间私营出版机构则有开明书店、科学出版社、前线出版社、中华书局桂林支局、大东书局桂林分局、光明书局、骆驼出版社、胜利出版社广西分社、远东书局和商务印书馆桂林分馆等数百家。
昆明顺滇黔和滇缅公路通车也加速了出版西迁的文化繁荣。当时，昆明有商务印书馆云南分馆、中华书局昆明分局、正中书局昆明分局、开明书店昆明分店、新知书店昆明分店、读书出版社昆明分社、西南联大文聚社和大中国社昆明办事处等机构百余家。
在出版机构类别和运行上，桂林、昆明与成都大体相同，但桂林政府部门创管的出版机构最多。出版社是出版事业发展的中枢机构，战时西南地区的四类出版机构中，受国民政府文化宣传高压和制约政策影响，共产党领导的出版社发展缓慢，但是民办出版社异军突起，数量远超其他三类。出版机构的繁荣与勃兴既给西南地区注入了文化的强心剂，也使得中国出版的根脉得以留存。
二、图书丰富：战时精神的补给夯实
相关统计显示，西南图书出版事业得到了充分发展。叶再生的《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统计抗战期间桂林出版物总数为1997种，且大致呈逐年增长趋势[2]。抗战期间，作为当时国人主要精神食粮的图书80%出自桂林，而其中数量最多的为文学艺术类书籍，政治和社会类书籍则占比不高，涉及马列主义及共产党思想的图书则更为稀少。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加强了对广西的军事、政治统治，桂系军阀、共产党在广西的政治力量有所削弱，因此，与重庆、成都和昆明等地相比，桂林政治倾向浓郁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词典》《三民主義的科学研究法》等图书比较多。
在图书出版上，昆明、成都等地自由空间相对略大，图书种类更为丰富，且丛书、套书缤纷呈现，对现代图书出版有着独特而深远的影响。在此期间，代表性的图书有昆明出版的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解放区战场》三部著作。此外，昆明还出版了众多服务农村、服务社会的地方性实用书籍，比如，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编的《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丛刊》《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概况》，西南文化研究室出版的《滇西经济地理》《滇西边区考察记》《云南农村戏曲史》，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编的《边疆行政人员手册》《大小凉山开发方案》等[2]。抗战时期，成都出版的各类书籍也有上千种，涉及哲学、宗教、文化教育、医药卫生、农业科技、经济、政治、社会科学、军事和法律等各个领域。 总体而言，这个时期，西南地区出版的图书门类较为齐全，小说、诗歌、戏剧和散文等各种体例均有涉入，一则丰富了民众的娱乐生活，二则为中国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受抗战影响，以抗日救国为主题的图书有着鲜亮的历史留痕。其中，成都出版有《制宪与抗日》《中日大战中的国际形势》《英国的外交政策》《太平洋大战与中国》《英德外交内幕》《抗日必胜论》等图书，西南出版的众多抗战图书成为民众度过艰苦岁月的精神营养。此外，马列主义著作等不断涌现，推动着图书事业步入新时代。
三、报刊新拓：公共舆论的战时转向
抗战初期，西南地区由桂系军阀控制，舆论环境较宽松，中国共产党和众多爱国人士云集。但随着国民政府西迁，舆论压制逐渐增强，期间，国民党特务制造多起事件搜捕进步人士，共产党领导下的成都报刊业损失惨重，《大声》《国难三日刊》《时事新刊》《文艺后防》《笔阵》等停刊，至1942年，中国共产党和各类社团群体方才重振舆论报业。抗战期间，成都地区刊物数量巨大，月刊、旬刊和周刊形式不一，有《新时代》《金箭》《救亡》《抗战星期刊》《工作》《大学》月刊等数百种刊物，其中，驻川军事单位办有《广播周刊》《黄埔季刊》等近10种刊，政府行政部门办有《新四川》《四川统计》《县政》《建设周讯》《四川建设》《四川教育》《四川学生》《国民教育》等数十种刊。《成都市政府周报》《成都市政府月刊》等就是当时成都政府的专刊[3]。
抗战前，桂林期刊数量稀少，持续办刊的有《月牙》（启文印务局主办）和《桂初中校刊》（桂林初级中学主办）等。1936年，借广西省会从南宁迁至桂林的契机，多种期刊复刊，1938年后，新创期刊更是逐年剧增，在开始的5年里，年新创期刊保持在30—50种，为西南之最，且编排质量也不断提升。相较近域的昆明、重庆等地，桂林的政治、文化、交通等环境更益于出版。比如，1938至1944年出版的文学期刊，桂林有22种，重庆为19种，昆明仅为2种。不少书刊在重庆、昆明出版不成，就移至桂林出版。比如，郭沫若所作剧本《筑》（即《高渐离》）在重庆遭禁后，于桂林的《戏剧春秋》发表[2]。此期，重要的刊有《全面抗战》、《中国农村》、《国民公论》（桂林版）、《新音乐》（桂林版）、《战时艺术》、《文艺杂志》、《文化杂志》、《文艺生活》等。
昆明抗战时，北大、清华、南开和同济等大学及多个学术研究机构、出版机构迁聚在这里，出现的期刊总数超过150种，包括《警钟》《战斗月报》《西南边疆》《建国导报》《民主周刊》《今日评论》《云南教育周报》《云南青年》《诗与散文》《国文月刊》《图书季刊》《气象月报》等。
战时西南地区出版繁荣，报刊作为公共舆论的喉舌，多以民族国家为立言立论基础，担负起振奋人心、富国强民的崇高使命。西南地区报刊舆论的发展为我国文化阵线开展与敌斗争保存了有生力量，对改良整个社会风气起到重要作用。公共舆论战时转向成为本时期西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报刊业的显著特征，体现了报刊为适应政治、社会大环境进行的主动调整，凸显了实事求是的初心。
四、文人涌现：出版事业的主体引动
抗战后，沦陷区的学者、专家、文化人和出版工作者云集西南，其中桂林有数千之巨，且不乏全国知名人士，比如，陶行知、郭沫若、茅盾、巴金、千家驹、夏衍、胡愈之、叶圣陶、李四光、田汉、柳亚子、欧阳予倩、范长江和徐悲鸿等。人文会聚促进了战时出版题材的广泛性和作品的多样性，激励着后方民众的斗志。峥嵘岁月里，《松花江上》《长城谣》《毕业上前线》《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等抗日歌曲在西南地区广为传唱；茅盾的长篇特写《劫后拾遗》，华嘉的报告文学《香港之战》，马宁的长篇小说《动乱》等现实主义作品熠熠生辉。在众多文化人的努力下，桂林出版业成为战时闪亮的一颗明星，“假如以中国出版业的发展而言，桂林的这一阶段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4]。
西南边陲昆明受交通制约，据1936年官方统计，全市只有新、旧书店12家，从业人员为69人。抗战期间，众多文化界、编辑出版界、教育界和工商界人士汇集昆明，文化出版事业也骤然兴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组建的西南联大设有文聚社等出版机构，孙起孟创办进修出版教育社，李公朴创办了北门书屋和北门出版社等。而图书市场先后开业的书店达73家，远远超过抗战前书店的数量，其中，中国共产党办有康宁书店、高原书店和《新华日报》昆明营业处等。文化出版与民主运动相互促进，在抗战中后期，昆明民主运动高涨，被人称为“民主堡垒”。
成都是抗战时大后方的一个文化教育中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救亡运动更为蓬勃发展，文人出版影响深远。比如，出版家邹韬奋等人在1938年增建生活书店成都分店，并旗帜鲜明地大量发行革命和进步书刊，以及以抗战为题材的文艺作品等。书店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民主政治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满足了广大民众的文化和革命需要。生活书店成都分店以爱国忧民、民主管理和勤俭办刊等作风成为战时西南地区出版行业中的楷模之一。
出版人是出版业前进的灵魂，抗战期间，西南地区出版业的繁荣与兴盛是时代环境催生形成的，有赖于众多文人的负重前行和不懈努力。现代著名出版人张静庐认为，“从第一期抗战经验与教训中建起新的理论来；从参加前线抗战工作，從实际生活的体验中，产生伟大的文学作品来；为唤起全圈民众的抗战情绪，发动民众自卫武力，编制通俗的大众读物来，这些都是有智慧的作家们的责任，也是贤明的出版家的责任” [5]。抗战时期，西南出版界群星璀璨，巴金、以群、万国钧、李叔明、王仿子、叶楚伧、冯亦代、仲秋元、张静庐、刘盛亚、沈钧儒、苏继赎、何步云、张光年和陈汝言等众多杰出的出版家涌现，出版家和出版人躬耕不辍，成就了西南出版事业抗战时期的大发展。出版人所做的编辑、出版、印刷、发行及经营管理等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南出版业步入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结语
抗日战争时期，受西南地区所具有的独特政治、社会和地理优势影响，中国大量出版机构和文人在昆明、成都和桂林等地汇聚，成就了西南文化出版事业的历史繁荣。西南地区的出版机构、出版作品和从业人士在数量和结构上得到了长足的优化，使西南地区成为抗战时期全国重要的出版中心和文化堡垒之一。众多出版机构促进了文化出版事业的西疆开拓，各类书刊作品丰富了民众的精神食粮，报刊舆论的发展更加快了文化传媒的进程。而这其中，文化学者和出版家作为本阶段西南出版业大发展的灵魂主体，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他们的爱国热忱和奋斗精神值得后世认真学习和传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当前，中国已经迈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新时代发展进程中，回顾学习抗战时期出版业的开拓奋斗史可以帮助我们不忘初心、坚守自信，切实担负起文化出版历史使命，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
参考文献
[1]龙谦，胡庆嘉. 桂林文史资料第38辑·抗战时期桂林出版史料[M]. 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71.
[2]叶再生. 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三卷）[M]. 北京：华文出版社，2000.
[3]徐登明. 抗日战争时期的四川期刊[J]. 新闻界，2005（5）：24-25.
[4]赵家璧. 忆桂林——战时的“出版城”[N]. 大公报，1947-05-18.
[5]张静庐. 在出版界二十年[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34-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