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出台后,在打击商业贿赂,预防职务犯罪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要充分发挥这一制度的作用,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之外,构筑严密的防范机制才是遏制职务犯罪的关键。
　　关键词:行贿黑名单;职务犯罪预防;腐败
　　
　　自2006年1月1日起,高检正式启动了涉及建设、金融、教育、医疗卫生和政府采购系统部门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对外接受查询。查询系统的出台,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有人对此寄予很高希望,认为它是一把反腐“利剑”;有人却对它在遏制腐败、预防职务犯罪方面所起的作用持怀疑态度,甚至认为它是一把反腐“钝剑”,更有甚者,认为它的出台不但达不到预期的目的,而且会适得其反。
　　时至今日,笔者认为,这一制度的推行对遏制腐败、对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所产生的作用并不是多么明显。之所以有这种看法,大致原因如下:
　　
　　一、查询系统本身的局限性导致其对行贿者的威慑作用不大
　　
　　第一,查询系统收集的只是1997年以来有行贿犯罪记录的个人或单位。我们知道,真正被法院判决生效的行贿犯罪者在行贿者中所占的比例很小。首先,检察院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为了使行贿者供出受贿人,往往对行贿者网开一面,免予起诉。其次,刑法中规定行贿罪必须是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有时在界定上存在一定分歧,导致一些案件检察院查实了,行贿者也认了,但法院却不予判决,这就使一部分有行贿纪录、却没有进入审判程序的行贿者进不了黑名单。再者,大多数的行贿行为因为交易双方的“相安无事”而未披露。最后,对行贿者而言,因为一旦进了黑名单,将会极大影响其发展,所以即使行贿后没有得到预期收益,也大多会不了了之,因为他们明白,一旦揭发受贿人,自己的前期投入将会化为乌有。这样就导致大部分行贿者没有进入黑名单。
　　第二,检察机关为了厘清检察权和行政权的区别,只是提供黑名单的查询,不是强制查询,同时不干预、不参与对查询有行贿犯罪记录的个人或单位的实体处理。也就是说,外界对黑名单可以查询,也可以不查询,甚至可以查而不用。这样的话,就算一些个人或单位进了黑名单,黑名单也不一定会成为其市场准入的“紧箍咒”。
　　也就是说,进入黑名单的人仅仅是一小部分,只有这一小部分才有可能被拒于一些重大投招标项目的门外,却阻挡不了有行贿纪录而没有进入审判程序的行贿者去行贿,因为对于行贿者而言,只要有利可图,只要风险不大,就不会放弃行贿这一手段。
　　如此看来,查询系统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使其无论是对行贿者的威慑力,还是对官员职务犯罪的预防力都大打折扣。要想加强查询系统的作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检察机关和有关监督机关的行贿查询系统应陆续提供:行贿犯罪记录、行贿违法记录和行贿违纪记录,这样才能真正发挥诚信联网的作用,因为天网之威力,不在其恢恢上,而在其不漏上。
　　
　　二、对受贿者的预防作用不明显
　　
　　行贿和受贿是一对一的关系,没有受贿何来行贿?行贿黑名单只是单方面从惩罚行贿者入手,对遏制职务犯罪到底能起到多大作用呢?
　　各类不法分子不择手段地对手中掌握权力的人发射“糖衣炮弹”,诱使一些公职人员从事腐败活动,对这些不法分子实施打击是必要的。但问题是,行贿者和受贿者之间是一种不对等的关系,受贿者一方处于明显的垄断地位,如果掌握权力的公职人员不愿、不敢受贿,行贿之风何来之有?之所以行贿之风不止,一方面是在利益驱动下,一些人想送、敢送;另一方面,一些国家公职人员由于个人私欲的膨胀,再加上权力的行使不受约束与监督,所以他们想要、敢要。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只要有权力的人想要,就有人想送;只要有权力的人敢要,就有人敢送。所以仅仅有一个行贿黑名单出台,对于遏制贿赂犯罪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要达到预期的目的,除了对行贿者严惩之外,更重要的是怎样从源头上构筑预防贿赂犯罪的机制,从而使国家公职人员不想、不愿、不敢受贿。
　　
　　三、构筑严密的防范机制才是遏制职务犯罪的关键
　　
　　之所以一些手中掌握权力的国家公职人员想要、敢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思想认识上出了问题,不是想着怎样运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为社会服务,而是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不以腐败为耻,反以会腐败、能腐败为荣,甚至认为会腐败才会入圈,能腐败才会高升,不腐败必将下台。所以,必须加强广大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可以说,知荣辱是对官员的最低要求,知荣辱才可以为官,才会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才会把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时刻放在心上。
　　二是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职务犯罪行为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揭发,以至于犯罪行为不断被模仿和重复,进而形成规模,甚至是一些“潜规则”。目前在监督制约方面,还存在监督机关权利不明确,不知如何监督;监督机关和被监督对象之间地位不对等,不敢监督;权利运作过程不透明,不能监督;被监督者不愿意被监督;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监督体系不健全等等问题。所以,从法律角度赋予监督相应的监督权;改革现行监督体制,理顺监督机关和被监督者之间的关系;创建阳光政府,凡能公开的权利运作事项一律公开、透明,防止暗箱操作;加大人大的、民主党派的、群众的、舆论的监督,形成一套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监督体系;提高被监督者接受监督的意识,自觉接受监督,从而使一切权利运作都在严密的监督下进行,增加腐败风险,大大降低职务犯罪的机率。
　　三是预防职务犯罪立法不健全,规章不完善,制度的执行不到位,给职务犯罪行为提供可乘之机。目前,我国虽然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但在预防职务犯罪立法方面做的还不够。如我国目前尚缺乏公务员法、监督法、反贪污贿赂法、财产申报法等等。再者,制度制订不完善,执行不到位。如被世界上许多国家作为杜绝和惩治公职人员职务犯罪常用手段、具有“终端反腐”之称的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虽然我国自1995年出台《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以来,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从实际运作的情况来看,防范职务犯罪的效果却不甚理想。一是没有相对独立的负责财产申报制度的执行机关,各个行政机构自行其事,缺乏统一性。二是没有严格的执行制度和执行标准,执行起来随意性大。三是缺乏可操作性,执行过程缺乏透明度,往往是填完表格就完事,缺少事后的公开和公正。执行过程缺乏科学含量和严谨度,申报结果与实际情况相比往往水分过大,难以反映实际情况。就是由于没有将其纳入法制化轨道,操作起来缺乏规范性,致使每次例行申报成为走过场,没有真正起到防范职务犯罪的作用。所以,加快立法进程,使反腐败工作有法可依;制度的制订力求完善科学,制度的执行做到严格规范,使腐败分子无隙可乘。
　　四是对职务犯罪的惩处力度不够,腐败风险成本低,腐败分子存在较大的侥幸心理。一方面,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导致一些职务犯罪行为被发现的概率较小,“腐败黑数”偏高,一些国家公职人员腐败并工作者,使腐败分子存在较为普遍的侥幸心理。另一方面,对腐败的惩治力度偏轻,起不到对职务犯罪分子的威慑作用。如对腐败分子经济上的处罚,仅仅是没收非法所得,而且对已经挥霍掉的也不予以追究,不要求赔偿,对私人财产的处罚几乎没有;法律上的处罚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干扰,量刑偏轻、以纪代法现象较为普遍,再加上一定程度的司法腐败,致使治腐惩贪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最终导致“前腐后继”。所以加大职务犯罪的查处力度,提高案发概率,消除腐败分子的侥幸心理;加大职务犯罪打击力度,党纪、行政、刑事、经济处罚四管齐下,从重处罚腐败行为,使腐败分子不仅要受到刑事处罚,而且政治上名誉扫地,经济上倾家荡产,使腐败分子心存畏惧,最终望腐却步。
　　总之,通过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相适应的教育体系,通过加强廉政教育、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道德氛围和社会氛围;通过完善监督制约机制,提高监督制约水平,使腐败行为无隙可乘,加大腐败行为被发现的概率;通过加大经济退赔和经济处罚的力度,提高腐败的经济成本;通过制定严刑峻法惩治腐败,使腐败分子望而生畏,望而却步。使权力拥有者由想要、敢要,变为不愿要、不敢要,行贿之风才会刹住,贿赂犯罪的土壤才会被铲除,职务犯罪的机率才会大大下降。
　　当然,反腐败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动员方方面面的力量,运用法律、经济、道德、行政的各种手段,多管齐下,才能真正遏制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