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认为交往传播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要素之一。那么,如何看待交往传播在社会政治发展中的作用?文章分析了历史上发生的五次交往传播变革与国家和民族建构的关系。将口头自然语言标准化的书面语言使小规模国家及其公共管理成为可能;以马载和水运为代表的远距离交往通讯手段使大规模帝国的公共管理得以运行;造纸和印刷术使广大区域内不同种族群的人们能够进行超时空的思想交流,为大规模民族文化和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条件;机械电力交通通讯工具进一步推进了民族融合和国家统一。互联网和全方位全球化对于现代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从传播学视角,研究国家建构和民族建构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建构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在方法论上,文章使用一种新的建构唯物主义历史观(constructionist materialism)。这种方法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现代社会学的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onist),将人类社会和政治看作人类能动活动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建构过程。社会政治建构是人类的学习过程。先前的社会政治建构制约以后的社会政治建构,在其中,传播手段与主流国家观念相互制约,从而,形成不同地区和国家社会政治发展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