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首先是计划人
　　随着“三大改造”的逐步实现，中国实现了向计划经济的转型。工农业生产被纳入国家的计划的同时，人们的衣食住行也被计划了起来。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才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人们才开始把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分开理解。
　　计划经济，首先就需要计划到每个人，吃多少粮、穿多少衣、需要多少住房，等等。那首先要知道有多少人，并且有必要把他们固定化。至少要先把城里人和农村人固定起来，知道多少人吃“商品粮”才能开始计划。
　　1949年之前，或者说户籍制度建立之前，城乡之间的人员流动并无阻碍。数以百万计的人口在城乡之间流动。
　　在计划经济时代，城里人享受了巨大的利益。首先就是城里人有粮票，而农民没有粮票。那时候，你有钱没粮票，就没办法购买“商品粮”，没有粮票，农民就没法进城，就这一条就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下过乡的人都知道，农民最希望你能给点粮票。不只是粮票，几乎所有的物资供应都针对城市人口。城里人不但有固定的粮食供应，还有相应的食油、副食、布匹、工业品，以及医疗保障等等，这些都是农村人所没有的。在票据通行的年代，农村人得了病，由于没有粮票，就很难进城到大医院治疗，甚至只能在家等死。
　　人被计划住了，经济也就计划住了；人被束缚住了，经济也就被束缚住了。
　　户籍决定生死
　　1958年1月，国家出台了《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中国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正式建立。从宏观经济角度着眼，在工业化过程中，形成了一个有利于城市的剪刀差。农民成为工业化的垫脚石。
　　户籍制度确立不久就赶上“大跃进”，紧接着就是三年困难时期。三年困难时期，虽然中小城市粮食供应不足，导致很多人得了浮肿病，但真正饿死的很少。大量饿死的是农村人。当时，一碗粥价格一毛五，可要二两粮票。农村人没有粮票，就算有钱，也买不了一碗粥。在户籍制度严格执行的时代，“禁止农民流动求生”，农村人无法离开土地，只能在家等死。
　　农民在三年困难时期之前，确实非常相信共产党的政府是为老百姓的政府，农民经常说“共产党不兴饿死人”，因此在发生饥荒时，农民都对政府抱有极大的希望，认为政府不会见死不救，等待国家发救济粮，救他们的命。事实证明我国当时的许多干部辜负了农民的信任。究竟饿死多少人？学术界有争论。按保守估计，农村有上千万人饿死。
　　那一刻，户籍的分别不是贫富，而是生死。
　　户籍制度实施以后，农村人地位就变得特别低，命贱、不值钱，连死的价值都不一样。即使到了21世纪，在一起车祸中，如果死了两个人，一个农村人、一个城里人，赔偿金额是不同的。
　　深刻的不公
　　1958年户籍制度正式确立之后，在户籍制度严格执行的三十年里，转户口非常困难。即使是城市人，没有组织原因、调动工作，想从一个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都几乎不可想像。农村人想要变成城市人，就更难了。作家路遥的小说《人生》中，刻画了一个不甘心一辈子当农民的农村青年——高加林。他热爱生活，心性极高，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关心国际问题，爱好打篮球，并融入时代的潮流……但是，在户籍制度面前，所有的努力归于失败，最后他只能接受那片黄土地。实际上，在农村有千千万万个不甘于一辈子种地，穷其一生与命运搏斗的青年人，他们中多数都以失败而告终。
　　农村年轻人想走出农村，变成城市户口，只有两个途径：一是当兵，再提干。当时，能当兵的人就很少，提干者更是少之又少；二是考上大学。他们就算考上大学，也会有实际上的不公。有一个男青年当初在农村自由恋爱，有一个感情很深的女朋友。男孩自从考上了大学那一天，他就知道这段恋情完了。当时，他实在不知道怎样和女朋友说。如果他们结婚，两个人的孩子就还是农民。后来，那个女孩主动来找他，哭着说自己不拖累他，咱俩关系断了吧！在户籍制度严格执行的三十年里，这样的故事天天都在重复。
　　户籍在人生的起点埋下如此深刻的不公，或许这个制度在建国之初能稳定社会治安，或许这个制度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必须，或许这个制度在工业化初期能集中有限的资源搞重工业。但是，在今天资本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全球化大潮之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它应当，也必须彻底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