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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代以来，四川一直都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各路军阀划分自己的防区，在各自的防区内实行各自的统治，四川发展缓慢。到1935年国民党中央势力渗入四川，四川省政府成立，四川的防区时代结束了，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国民党中央的指导以及以刘湘为首的四川省政府的带领下，对四川混乱的币制进行了整理，整理基本上改变了四川币制混乱的现象，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 四川；中央；整理；币制
1935年，对四川来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年份，在此之前的四川分崩离析，各路军阀划定自己的防区，在自己的防区内实施不同的政策、措施。各防区虽有所发展，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四川的发展是被分割了的，支离破碎的。1935年，蒋介石派参谋团入川，国民政府的力量正式进入四川，并对四川进行了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
在此之前，四川的币制相当紊乱，导致四川的金融业也处于危机当中，因此国民党政府与四川省政府对币制进行了整理。
一、币制整理的背景
（一）国民党中央势力的渗入。1935年以前，四川与国民党中央的关系非常微妙，时好时坏，蒋介石一直努力把中央势力渗入四川，但是效果甚微。直到1934年末，刘湘的南京之行，这成了四川与中央建立新关系的开始。国民党政府官员在同刘湘会谈以后，南京在四川获得了一个立脚点，在随后的几年中，南京国民政府趁此机会加强在四川的地位。南京国民政府派遣由贺国光带领的参谋团于1935年1月12日到达重庆，其目的是力图把四川的政治纳入中央的政治范围，把四川的军队纳入全国统一指挥、全国统一编制的军事体制。国民党军队还于1935年进驻四川，同时，蒋介石于1935年亲临四川，停留数月，扩大国民党政府在四川的影响。
（二）国民党政府要把四川纳入了它的货币范围。国民政府于1933年废两改元，实行了银本位制，但是四川仍然不在其范围之内。对于蒋介石来说，国民政府从二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就一直尝试着把中央势力渗入四川，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收效甚微，1934年底，由于四川出现的一系列危机，刘湘赴南京谒见蒋介石，给国民党政府带去了好消息。国民政府趁此机会决定对四川进行一系列改革，对于四川币制的整理是其所有改革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有利于国民政府对四川经济控制的加强。
（三）四川的统一。在1935年之前的四川被划分为大大小小的防区。1935年2月10日，时年四十五岁的刘湘在重庆就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并发表就职通电和宣言。四川省政府一经成立，即将各军防区的政权收归省府，废除四川经济弊端之源的防区制，实现了四川的统一。这四川省政府的建立，四川的统一，为四川的币制整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四）四川省内币制混乱，经济出现危机。在1935年以前，四川省内滥发纸币的现象十分严重。各军阀都在各自的防区内制造钱币，在各自防区内通行，造成四川金融紊乱，货币复杂，很多都是没有准备金就发行的纸币，以增加通货来弥补收入的不足。这些纸币的发行通常都没有任何保证，因此在使用的过程中遭到商民的抵制，有的流通时间很短，随着发行该钞票的银行的关闭，这些纸币就自行退出流通过程。
四川货币的贬值在1934年后期已经达到了危险的比例，它所引起的经济危机也是促使刘湘于1934年底赴南京谒见蒋介石的主要原因之一。总结起来当时四川币制紊乱的情形，可概括为以下几点：“1、在废两用元潮流中，仍有用银两为单位者。2、本省银币不能流通省外。3、钞票既未普遍全省，复有若干隐忧，4、银铜辅币与银本位币（银元）间之关系太不规则，以致银元价格全省不统一，5、银辅币有代替银本位币资格，并可大宗流通支付。6、铜辅币因官方希图余利以致优劣参差，种类过杂。7、铜辅币不能通行全省各县，外省更无论也。8、银本位币及银本辅币铜币因不统一关系，均受劣币驱逐良币影响，而起格雷森法作用。”
二、币制改革的措施。
国民党中央政府为了整顿四川财政金融，蒋介石于1935年在重庆设立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财政监理处”，以关吉玉为处长，刘航琛为副处长。同年七月，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派遣谢霖甫等人为四川财政特派员，在重庆成立了“四川财政特派员公署”，对四川财政做进一步整理。采取了两项措施来缓和四川的币制危机。
同时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先后于1935年3月和8月，分别在重庆、成都建立分行，又在万县设立办事处，由重庆分行发行在四川境内使用的新中央钞票。
（一）第一项是在1935年7月1日给四川七千万元的巨额金本位贷款，以四川的盐税作为担保。这笔贷款一半以上用来支付未偿还的四川省公债和短期贷款，但是偿还都是按照票面价值的百分之六十支付的。
（二）第二项措施是在稳定四川币制的同时使四川的经济更密切地同全中国的经济结合起来。一九三五年九月十日，蒋介石以行营名义发布了《收销四川地钞及收兑四川杂币办法》，具体办法是：（一）自一九三五年九月五日起，所有四川省内一切公私交易，均以代表国币之中央本钞为本位，地钞即停止使用；（二）凡持有地钞之军民人等，准以地钞十元掉换中央本钞八元，无论面额大小，均照此推算。
三、整理后的情况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实行法币政策，四川省政府的地钞八折收销，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从11月4日起，禁止一切硬币以及其他银行、票号、钱庄所发行的钞票在市场上流通。四川由于过去币制紊乱，刚开始实行币制改革，还不彻底，因此不能立刻执行国民党中央的改革办法，于是由省府和成都、重庆两地的银钱业请求暂缓实行。后来中央拟定四川各种硬币兑换法币的办法，并决定于1935年12月底兑换完毕。但是由于时间仓促，种类复杂的硬币、纸币，未能合理的换掉，特别是处于边远地区的市县，多未兑换，人民遭受巨大的损失。有些资金薄弱的企业，多以周转不灵而停业，造成了工商业者的一场灾难。于是成渝以及各县商会和群众纷纷推举代表请愿，要求政府按地钞原价收回，并表示如果实在不行，则应该由省政府另行补偿损失。 (转第248页)(接第243页)但是没有获得任何结果，蒋介石仍然强制推行，这样就引起市面异常混乱，市场上交易停止，投机活动十分猖獗，物价上涨四分之一。整个四川地区都遭受了很大的损害，广大人民所受损失严重。但是总的来说，经过币制改革，法币实施后，四川的币制逐渐统一，金融业比较稳定。
四、币制整理的结果
货币的统一，改变了四川长期以来的币制混乱，有利于四川经济的发展，一直到抗战以后物价飞涨导致的币制贬值之前，四川由于币制的统一，金融业有所发展。同时整理更有利于四川统一的稳固，在此以前四川一直处于分裂的状态，分裂的思想根深蒂固，而币制的统一是对这一思想的冲击。“本年因币制改革，四川对外汇价平稳，新开之商店很多，对外贸易，亦有出超之情形，打破六十余年来的纪录。”
但是，在此次整理中，普通老百姓损失惨重，百姓对于法币的未来价值抱着不太信任的态度，很少有愿意保存法币的，大都在暗中收买金银铜金属货币。“《民视报》有这样一段记载：‘四川通货经常缺乏，周转不灵，发生银根奇紧，政府向无改善办法，仅赖各种非法证券，在市面作调济。法币实施后，所有流通证券，均行禁止，市面仅有初步供流通的法币，及尚未调换的各种银元（包括厂杂），银根更形奇紧……由是观之，法币实施，吾川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了’。”后来由于由于物价的不断上涨，法币贬值，而老百姓的金银，在实施法币的时候，几乎都兑换成了法币，到最后法币贬值，还不如一张废纸，据《西南评论》报道：“据四月七日，大公报云：四川自通行法币以来，因当地银行金融机构及一般商民之歧视操纵，多竭力重价收买现金，甚主铜币价格，亦骤高涨，百物随之暴涨，平民生计大受影响。”最终受益的还是国民政府，受危害最大的仍然是普通老百姓。
但是对于国民党中央来说，此次对四川币制的整理，受益颇多。国民党从二十年代开始就一直尝试着把四川纳入它的势力范围，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未能成功。此次对四川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的整理、改革，使中央与四川的关系更进一步了，国民党中央的实力更进一步渗入四川，削弱了四川地方军阀的实力，最终受益最多的还是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政府。
参考文献：
1、温贤美：《四川通史》（第七册），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1994年，第121页
2、《四川经济月刊》1934年8月，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处编，第21页
3、《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4年7月，第59页
4、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台湾四川文献研究室，1974年，第600页
5、《重庆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4年7月，第49页 ■
[关键词] 四川；中央；整理；币制
1935年，对四川来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年份，在此之前的四川分崩离析，各路军阀划定自己的防区，在自己的防区内实施不同的政策、措施。各防区虽有所发展，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四川的发展是被分割了的，支离破碎的。1935年，蒋介石派参谋团入川，国民政府的力量正式进入四川，并对四川进行了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
在此之前，四川的币制相当紊乱，导致四川的金融业也处于危机当中，因此国民党政府与四川省政府对币制进行了整理。
一、币制整理的背景
（一）国民党中央势力的渗入。1935年以前，四川与国民党中央的关系非常微妙，时好时坏，蒋介石一直努力把中央势力渗入四川，但是效果甚微。直到1934年末，刘湘的南京之行，这成了四川与中央建立新关系的开始。国民党政府官员在同刘湘会谈以后，南京在四川获得了一个立脚点，在随后的几年中，南京国民政府趁此机会加强在四川的地位。南京国民政府派遣由贺国光带领的参谋团于1935年1月12日到达重庆，其目的是力图把四川的政治纳入中央的政治范围，把四川的军队纳入全国统一指挥、全国统一编制的军事体制。国民党军队还于1935年进驻四川，同时，蒋介石于1935年亲临四川，停留数月，扩大国民党政府在四川的影响。
（二）国民党政府要把四川纳入了它的货币范围。国民政府于1933年废两改元，实行了银本位制，但是四川仍然不在其范围之内。对于蒋介石来说，国民政府从二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就一直尝试着把中央势力渗入四川，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收效甚微，1934年底，由于四川出现的一系列危机，刘湘赴南京谒见蒋介石，给国民党政府带去了好消息。国民政府趁此机会决定对四川进行一系列改革，对于四川币制的整理是其所有改革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有利于国民政府对四川经济控制的加强。
（三）四川的统一。在1935年之前的四川被划分为大大小小的防区。1935年2月10日，时年四十五岁的刘湘在重庆就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并发表就职通电和宣言。四川省政府一经成立，即将各军防区的政权收归省府，废除四川经济弊端之源的防区制，实现了四川的统一。这四川省政府的建立，四川的统一，为四川的币制整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四）四川省内币制混乱，经济出现危机。在1935年以前，四川省内滥发纸币的现象十分严重。各军阀都在各自的防区内制造钱币，在各自防区内通行，造成四川金融紊乱，货币复杂，很多都是没有准备金就发行的纸币，以增加通货来弥补收入的不足。这些纸币的发行通常都没有任何保证，因此在使用的过程中遭到商民的抵制，有的流通时间很短，随着发行该钞票的银行的关闭，这些纸币就自行退出流通过程。
四川货币的贬值在1934年后期已经达到了危险的比例，它所引起的经济危机也是促使刘湘于1934年底赴南京谒见蒋介石的主要原因之一。总结起来当时四川币制紊乱的情形，可概括为以下几点：“1、在废两用元潮流中，仍有用银两为单位者。2、本省银币不能流通省外。3、钞票既未普遍全省，复有若干隐忧，4、银铜辅币与银本位币（银元）间之关系太不规则，以致银元价格全省不统一，5、银辅币有代替银本位币资格，并可大宗流通支付。6、铜辅币因官方希图余利以致优劣参差，种类过杂。7、铜辅币不能通行全省各县，外省更无论也。8、银本位币及银本辅币铜币因不统一关系，均受劣币驱逐良币影响，而起格雷森法作用。”
二、币制改革的措施。
国民党中央政府为了整顿四川财政金融，蒋介石于1935年在重庆设立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财政监理处”，以关吉玉为处长，刘航琛为副处长。同年七月，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派遣谢霖甫等人为四川财政特派员，在重庆成立了“四川财政特派员公署”，对四川财政做进一步整理。采取了两项措施来缓和四川的币制危机。
同时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先后于1935年3月和8月，分别在重庆、成都建立分行，又在万县设立办事处，由重庆分行发行在四川境内使用的新中央钞票。
（一）第一项是在1935年7月1日给四川七千万元的巨额金本位贷款，以四川的盐税作为担保。这笔贷款一半以上用来支付未偿还的四川省公债和短期贷款，但是偿还都是按照票面价值的百分之六十支付的。
（二）第二项措施是在稳定四川币制的同时使四川的经济更密切地同全中国的经济结合起来。一九三五年九月十日，蒋介石以行营名义发布了《收销四川地钞及收兑四川杂币办法》，具体办法是：（一）自一九三五年九月五日起，所有四川省内一切公私交易，均以代表国币之中央本钞为本位，地钞即停止使用；（二）凡持有地钞之军民人等，准以地钞十元掉换中央本钞八元，无论面额大小，均照此推算。
三、整理后的情况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实行法币政策，四川省政府的地钞八折收销，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从11月4日起，禁止一切硬币以及其他银行、票号、钱庄所发行的钞票在市场上流通。四川由于过去币制紊乱，刚开始实行币制改革，还不彻底，因此不能立刻执行国民党中央的改革办法，于是由省府和成都、重庆两地的银钱业请求暂缓实行。后来中央拟定四川各种硬币兑换法币的办法，并决定于1935年12月底兑换完毕。但是由于时间仓促，种类复杂的硬币、纸币，未能合理的换掉，特别是处于边远地区的市县，多未兑换，人民遭受巨大的损失。有些资金薄弱的企业，多以周转不灵而停业，造成了工商业者的一场灾难。于是成渝以及各县商会和群众纷纷推举代表请愿，要求政府按地钞原价收回，并表示如果实在不行，则应该由省政府另行补偿损失。 (转第248页)(接第243页)但是没有获得任何结果，蒋介石仍然强制推行，这样就引起市面异常混乱，市场上交易停止，投机活动十分猖獗，物价上涨四分之一。整个四川地区都遭受了很大的损害，广大人民所受损失严重。但是总的来说，经过币制改革，法币实施后，四川的币制逐渐统一，金融业比较稳定。
四、币制整理的结果
货币的统一，改变了四川长期以来的币制混乱，有利于四川经济的发展，一直到抗战以后物价飞涨导致的币制贬值之前，四川由于币制的统一，金融业有所发展。同时整理更有利于四川统一的稳固，在此以前四川一直处于分裂的状态，分裂的思想根深蒂固，而币制的统一是对这一思想的冲击。“本年因币制改革，四川对外汇价平稳，新开之商店很多，对外贸易，亦有出超之情形，打破六十余年来的纪录。”
但是，在此次整理中，普通老百姓损失惨重，百姓对于法币的未来价值抱着不太信任的态度，很少有愿意保存法币的，大都在暗中收买金银铜金属货币。“《民视报》有这样一段记载：‘四川通货经常缺乏，周转不灵，发生银根奇紧，政府向无改善办法，仅赖各种非法证券，在市面作调济。法币实施后，所有流通证券，均行禁止，市面仅有初步供流通的法币，及尚未调换的各种银元（包括厂杂），银根更形奇紧……由是观之，法币实施，吾川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了’。”后来由于由于物价的不断上涨，法币贬值，而老百姓的金银，在实施法币的时候，几乎都兑换成了法币，到最后法币贬值，还不如一张废纸，据《西南评论》报道：“据四月七日，大公报云：四川自通行法币以来，因当地银行金融机构及一般商民之歧视操纵，多竭力重价收买现金，甚主铜币价格，亦骤高涨，百物随之暴涨，平民生计大受影响。”最终受益的还是国民政府，受危害最大的仍然是普通老百姓。
但是对于国民党中央来说，此次对四川币制的整理，受益颇多。国民党从二十年代开始就一直尝试着把四川纳入它的势力范围，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未能成功。此次对四川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的整理、改革，使中央与四川的关系更进一步了，国民党中央的实力更进一步渗入四川，削弱了四川地方军阀的实力，最终受益最多的还是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政府。
参考文献：
1、温贤美：《四川通史》（第七册），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1994年，第121页
2、《四川经济月刊》1934年8月，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处编，第21页
3、《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4年7月，第59页
4、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台湾四川文献研究室，1974年，第600页
5、《重庆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4年7月，第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