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这一基本问题出发，针对可能发生的绿色悖论与倒逼减排两种结果进行理论阐释，认为环境规制不仅会对碳排放产生直接影响，而且会通过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FDI四条传导渠道间接影响碳排放。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2000-201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两步GMM法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双重效应。具体而言，通过引入环境规制的平方项考察环境规制与碳排放之间非线性的直接关系，并且构造环境规制与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FDI的交叉项探求环境规制影响碳排放的间接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直接影响轨迹呈倒U型曲线，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由弱变强，影响效应由“绿色悖论”效应转变为“倒逼减排”效应。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现阶段环境规制有效遏制碳排放，达到预期效果。无论是否具有环境规制约束，能源消费结构均是显著增加碳排放的重要诱因，蕴含环境规制尚未低碳化能源消费结构。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刺激技术创新，扭转了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作用方向。令人遗憾的是，环境规制同时抑制了FDI的环境溢出效应和资本累积效应以及削弱本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致使FDI表现为“污染避难所”效应。因此，政府应该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和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工具，使得倒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更加显著与持久。同时，改革能源价格、提高环保技术以及优化FDI的引资和用资策略，从而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
关键词 绿色悖论；环境规制；碳排放；双重效应
中图分类号 F0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4）09-0021-09
面临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问题，中国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形成“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同时，“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到201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CO2排放降低17%的气候变化约束性指标。如期实现上述目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一系列合理的环境政策。原因在于碳排放行为是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一种外部性行为，市场机制在决定碳排放行为方面是失灵的，需要环境规制的补充限制。然而，一些学者却对环境规制的必要性和有效性提出质疑。Schou[1]主张环境政策是多余的，因为随着自然资源的不断消耗，污染排放会自动趋于减少。特别是自Sinn[2]开创性地提出“绿色悖论”（Green Paradox）以来，对环境规制限制碳排放有效性的质疑声也一直不绝于耳。如此，便引发一个充满争议且有趣的议题：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是正向的倒逼减排效应？抑或负向的绿色悖论效应？显然，准确回答上述问题既要考虑环境规制影响碳排放的直接效应，也需考虑间接效应。究其根源，驱动碳排放的因素众多，而在环境规制约束下，这些因素对碳排放的作用方向和强度都可能发生变化，从而间接反映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从而引发另一个问题：环境规制会通过其他传导渠道间接影响碳排放吗？厘清以上问题，对于有效规避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绿色悖论效应而充分发挥其倒逼减排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参考意义。
1 文献综述
Sinn[2]创造了“绿色悖论”的概念，将其定义为：旨在限制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的执行却导致化石能源加速开采的现象，进而加速累积大气中的温室气体，酿成环境恶化的后果， 意味着“好的意图不总是引起好的行为”。Sinn进一步总结导致“绿色悖论”的三种可能机制：①不正确地设置碳税；②减少化石能源需求的政策手段；③政策宣告和执行之间存在时滞。自此以后，涌现大量关于不完美碳排放治理政策对全球排放影响的理论文献。主要关注的议题包括：“绿色悖论”是否存在；“绿色悖论”的作用机理。由于“绿色悖论”效应太过骇人听闻，对其是否存在的争议甚嚣尘上，理论推导结论也莫衷一是，经典的文献有van der Ploeg和Withagen[3]。相形之下，引发绿色悖论的作用机制的文献[4-5]一致同意Sinn的观点，强调供给侧对环境规制的响应使得能源所有者向前移动开采路径，加快能源耗竭，导致碳排放的上升。在此基础上，Van der Werf和Di Maria[6]将绿色悖论效应分为两种版本：弱版和强版。弱版强调不完美的气候政策增加短期碳排放，相反，强版着重于增加气候变化未来损失的净现值。
相比于“绿色悖论”的文献均来源于理论研究领域，更多的实证文献探讨了碳排放的各种驱动因素。研究方法主要分为LMDI法和STIRPAT模型，绝大部分聚焦于人口规模、人均财富、技术水平和经济结构等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而环境规制扮演的角色则少有问津。何小钢和张耀辉[7]引入时间趋势变量以捕捉国家持续的宏观政策效应，表明政府节能减排政策显著地遏制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许广月[8]将环境规制设置成虚拟变量，发现政府的宏观政策显著驱动碳排放量，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相似地，邵帅等[9]将节能减排政策设置为虚拟变量，而结论强烈支持政府政策的“节能减排”效应。可以发现，上述文献均采用虚拟变量以捕捉环境规制对于碳排放的效应，并没有使用具体指标刻画环境规制。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彭星等[10]，他们采用单位工业产值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作为环境规制的代理变量，并消除各省份工业产业结构的差异，证实环境规制强度的碳减排效应并不显著。
综合上述文献，不难看出，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均被边缘化，结论也是五花八门，学者们并不重点关注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的强度和方向，并且对“环境规制”指标的刻画缺乏科学性和全面性。鉴于此，本文拟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推进：第一，将LMDI法和STIRPAT模型相结合，将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解为经济增长、人口规模、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并加入人均GDP的平方项以考察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第二，从环境规制实施的成本和实施后的收益两方面构造环境规制指标，并纳入影响碳排放的模型中，重点考察其对碳排放的影响；第三，虑及环境规制通过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FDI四条传导渠道而对碳排放产生间接影响，构造彼此间的交叉项以分析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间接影响。 2 环境规制影响碳排放的机理分析
2.1 环境规制影响碳排放的直接效应
从概念上讲，环境规制属于政府社会性规制的重要范畴，指由于化石能源不可持续以及工业活动所造成的污染具有外部不经济性，政府通过排污许可、行政处罚、征收排污税等方式对厂商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调节，以实现可持续的环境和经济发展。既有研究中，根据环境规制工具的强制程度可将其分为三类[11]：直接规制（标准、命令与控制），经济工具（税费、可交易的排放许可证等）和“软”手段（资源产业协议、环境认证方案等）。因此，一般意义上，政府制定环境规制政策的目的在于保护环境，预期中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直接效应为正向的减排作用。具体地，政府对化石能源的生产者和使用者征收碳税、能源税等，增加他们的生产成本与环境成本，进而减少能源需求，因而有利于减少碳排放。或者补贴清洁能源，鼓励使用替代能源，同样减少能源需求。显然，无论是对化石能源征税，还是对清洁能源补贴，都降低化石能源的需求，达到减排目的。图1描绘了上述作用机理。然而，正如Sinn[2]所言，好的意图不总是引起好的行为。绿色悖论效应也可能是环境规制作用碳排放的结果，根源于供给侧的动态反应。化石能源所有者预期环境规制越来越严格，从而在整个时间域上向前移动开采路径，导致当前化石能源价格下降。短期内，更廉价的化石能源刺激需求上升，随之而来的是短期碳排放的上升，引发绿色悖论效应。
2.2 环境规制影响碳排放的间接效应
环境规制不仅通过化石能源需求侧和供给侧对碳排放产生直接影响，而且通过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FDI四条传导渠道对碳排放的间接影响。图2绘制了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间接效应。
（1）环境规制既可能低碳化能源消费结构，也可能增加高碳能源的比例而发挥逆反效应，这一致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正如上文所述，政府实施环境规制政策意图保护环境，通过施加企业的环境治理成本迫使企业使用更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以及清洁能源，从而降低对高碳能源的需求，优化能源消费结构。然而，供给侧能源所有者对环境规制的反应增加高碳能源的使用量。原因在于，越是污染严重的能源，受到环境规制的影响越大，预期未来针对此类能源的环境规制强度越高，从而加快此类能源的开采。Di Maria等[12]证实了上述结论，其运用美国1986-1994年煤炭的加权平均实际价格数据，发现在1990年实施《清洁空气法案修正案》（Clean Air Act Amendments）之后，煤炭价格显著下降。
（2）严厉的环境规制将显著抑制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增长，而有利于服务业的发展，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因此有利于减少碳排放。环境规制可以倒逼产业结构升级而间接影响碳排放。有证据显示，对于污染产业，更严厉的环境规制会更有效地阻止资本的进入，但在污染程度更低的产业中，这种作用则并不显著[13]。显然，上述结论符合经济直觉，原因在于：第一，严厉的环境规制使得污染密集型产业承担高昂的“环境遵循成本”，提升高耗能产业的生存门槛，出于规避这一成本的需要，污染密集型产业向环境规制更为宽松的地区转移；第二，服务业是清洁型产业，所受环境规制带来高昂环境成本的冲击较小，此外，随着消费者的需求偏好越来越偏向于绿色产品，服务业迎来发展良机，进而鞭策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转变。
（3）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既有正向的补偿效应，也有负向的抵消效应，从而间接影响碳排放。一方面，正向的补偿效应被称为“波特假说”效应，意为合适的环境规制能激发“创新补偿”效应，从而不仅能弥补企业的“遵循成本”，还能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和竞争力[14]，进而带来生产技术进步和环保技术升级，有利于减少碳排放。另一方面，“遵循成本”效应认为环境规制提高企业的污染治理成本，高昂的生产成本挤出企业的研发投入资金，降低企业生产效率，不利于包括环保技术在内的技术创新，无益于碳减排和环境治理的改善。
（4）环境规制会影响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吸收能力和资本积累效应。同时，FDI对碳排放的影响也扮演着“天使”与“魔鬼”的双重角色，既可能是“污染光环”效应，也可能是“污染避难所”效应。因此，环境规制通过FDI而间接影响碳排放。“污染光环”效应认为在承载先进技术的外资企业可以向东道国传播更为绿色清洁的生产技术，提升其生产的环保水平，从而有利于减少东道国的碳排放。相反，“污染避难所”效应认为发达国家的企业因面临苛刻的环境规制，往往需要在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方面投入更多的成本，而发展中国家相对宽松的环境政策或政策执行能力的缺失使得它们在污染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使得发达国家将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而增加东道国的碳排放。在环境规制约束下，FDI对碳排放两种相左的效应受到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吸收能力和资本积累效应的影响。具体来说，首先，环境规制增加外资企业的生产成本，挤出其研发投入，不利于先进技术的扩散；其次，外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需要内资企业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和吸收能力，环境规制增加了内资企业污染治理的成本，从而削弱其吸收能力；最后，由于环境规制影响FDI的投资区位选择，因此高强度的环境规制阻碍FDI的流入，导致东道国资本存量的下降，不利于降低能源强度和碳排放。
4 实证结果
鉴于计量模型中引入了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变量作为解释变量，从而演变成动态面板模型，本文运用差分GMM方法进行估计，在分析过程中利用差分转换的方法消除个体不随时间变化的异质性。
4.1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直接效应分析
表2报告了环境规制影响碳排放直接效应的结果。模型Ⅰ-Ⅲ分别为环境规制的一次方、二次方和三次方项与碳排放关系的估计结果。由表2可知，模型Ⅰ-Ⅲ均通过AR检验和Sargan检验，证明模型的设置比较合理，估计结果值得信赖。
容易看出，模型Ⅰ中环境规制的一次方项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环境规制有效地遏制碳排放，发挥“倒逼减排”的作用，并没有出现绿色悖论现象。更进一步，模型Ⅱ中环境规制的一次方项系数为正，二次方项系数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环境规制与碳排放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即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直接作用存在一个阈值，当一个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小于阈值时，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强促进碳排放，发生绿色悖论现象，呈逆反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大于阈值时，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占据上方，达到环境规制的预期效果。根据模型Ⅱ的回归结果，测算出U型曲线的拐点为9.33，即SO2去除率达到9.33%，绿色悖论效应将过渡到倒逼减排效应。根据表1中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发现，SO2去除率的平均值为39.19%，远远超过阈值，意味着现阶段中国的环境规制有效抑制碳排放。模型Ⅲ进一步引入环境规制的三次方项，目的在于检验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作用是否出现“重组”现象，即N型或倒N型，结果表明系数均不显著，从而佐证了环境规制与碳排放之间倒U型关系的稳健性。此外，前期的碳排放和当期的碳排放显著正相关，表明碳排放是一个连续动态累积的调整过程，这一结论吻合于李锴和齐绍洲[18]的工作。 从模型Ⅰ-Ⅲ的回归结果来看，人均GDP的一次方项与碳排放显著正相关，而二次方项与碳排放显著为负，因此人均GDP与碳排放之间显示了强烈的倒U型曲线关系，说明中国省际间存在碳库兹涅茨曲线。此外，所有模型都表明人口规模对碳排放明显的促进作用，人口的快速增长对资源与环境的承载力提出严峻挑战，通过增加能源消费而增加碳排放。
另外，能源消费结构与碳排放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由于煤炭燃烧的碳排放量是石油的1.2倍，天然气的1.6倍，从而反映了中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禀赋现状，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将长期羁绊中国碳减排目标的实现。产业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重工业比重的上升促进碳排放的增加。以R&D支出衡量的技术创新水平与碳排放呈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中国通过研发以提高能源效率而减少碳排放。其原因可能在于患上“发展饥渴症”的中国一味地追求发展经济，一系列制度安排使得环境保护让位于经济发展的要求，从而R&D支出更倾向于用于提高资本和劳动效率的技术研发，而忽略了提高环境保护技术和能源效率的投资。FDI对碳排放的影响为负，这证明了FDI的环境收益效应大于向底线赛跑效应。
4.2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间接效应分析
表3报告了环境规制影响碳排放间接效应的结果。本文采用逐步添加变量进行实证分析的做法，模型Ⅰ-Ⅳ依次加入环境规制与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FDI的交叉项，主要目的在于逐步观察环境规制通过四种途径间接影响碳排放的情形，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估计模型Ⅰ-Ⅲ的静态面板模型的固定效应。容易发现，模型Ⅰ-Ⅳ均通过AR检验和Sargan检验，表明模型能够有效识别，工具变量选择合理。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直接效应的分析一致，前期的碳排放对当期的碳排放有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人口规模是驱动碳排放的重要力量，并且存在倒U型的碳库兹涅茨曲线。
除了模型Ⅰ，模型Ⅱ-Ⅳ中的环境规制与能源消费结构交叉项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我们认为在环境规制的影响下，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是增加碳排放的重要诱因，对比表1，发现环境规制尚未通过低碳化能源消费结构而遏制碳排放。究其根源：首先，正如上文所述，中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禀赋决定了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且短期内不会改变，进而约束碳减排目标的实现；其次，中国政府为了实现快速的经济发展，长期压制能源价格，而人为地获得“资源红利”， 能源价格并不能真正地反映能源的稀缺成本和环境成本；最后，相比于化石能源，清洁能源成本高昂、市场幼小、体制尚不健全，并不具备大规模应用的商业条件。因此，环境规制倒逼能源消费结构低碳化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
在环境规制约束下，驱动碳排放增加的重要力量来源于FDI，比较上文可知，FDI对碳排放的作用方向发生逆转。从理论上讲，严格的环境规制将阻止发达国家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进入，避免东道国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然而，对于已经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而言，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将增加其生产成本，阻碍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且严格的环境规制同样促使本国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削弱了对外资企业先进技术的吸纳能力。更有甚者，高强度的环境规制使得外资企业纷纷逃离中国市场，从而减少中国的资本存量，拖累经济发展，不利于能耗强度的改善。总的来看，环境规制通过抑制FDI的环境溢出效应和资本累积效应以及削弱本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而间接对碳减排产生消极影响。
4.3 稳健性检验
本节使用消除工业产业结构异质性的单位工业产值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ER2测度环境规制强度，同样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以对上文的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见表4。容易看出，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直接效应显示出明显的倒U型。虽然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间接效应的估计系数有所差异，但作用方向均与表3的结论一致，说明本文的结论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此外，省际间存在碳库兹涅茨曲线的结论依然稳健。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究竟是绿色悖论效应还是倒逼减排效应？狭义上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轨迹呈倒U型曲线，拐点之前呈“绿色悖论”效应，而拐点之后呈“倒逼减排”效应。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当前环境
规制有效遏制碳排放，达到预期效果。广义上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还需要考虑环境规制通过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FDI四条传导渠道对碳排放的间接影响。2000-201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表明，无论是否具有环境规制约束，能源消费结构均显著促进碳排放，蕴含环境规制尚未低碳化能源消费结构。然而，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刺激技术创新，扭转了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作用方向。令人遗憾的是，环境规制同时抑制了FDI的环境溢出效应和资本累积效应以及削弱本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致使FDI表现为“污染避难所”效应。总体而言，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是绿色悖论效应抑或倒逼减排效应取决于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净效果。因此，为了达到环境规制的预期效应必须有效规避绿色悖论效应的不利影响，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从而，本文的研究结论蕴含着相应的政策涵义。
（1）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工具。一方面，由前文可知，现阶段的环境规制强度发挥预期的“倒逼减排”效应，但同时环境规制的“波特假说”效应尚不明显。因此，进一步适度加强环境规制，既有利于碳减排，又有利于环保技术的创新。但也要警惕不切实际、盲目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跟风行为，以免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轨迹出现“重组”现象，即倒N型，再次引发绿色悖论效应。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还需要选择合理的环境规制工具。环境标准、排放限额等“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由于具有较强的强制性，对企业缺乏足够的激励；而排污权交易、环境补贴等“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持续的激励，有利于提高企业治污创新能力[19]。所以，政府应该根据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和碳排放强度的异质性，采取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工具。对于东部发达省份，考虑到人们日益增长的环境质量诉求与绿色产品的需求，宜采用较高水平的环境规制强度，并以“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为主。对于中西部欠发达省份，不能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而忽略环境质量，环境规制强度适中，“激励型”与“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相结合，并且对于生态环境更加脆弱的省份，需以“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为主。 （2）深化能源价格改革，“开源”与“节流”双管齐下。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将长期羁绊中国碳减排目标的实现，实现环境规制低碳化能源消费结构的目标必须以改革能源价格体制为中心，以发展清洁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为两个基本点。首先，理顺能源价格机制，改革成品油定价机制、天然气价格改革、电力上网竞价、煤电联动机制等，通过资源税和环境税等环境规制将能源使用的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修正被扭曲的价格信号。其次，政府应该积极鼓励发展构建多样、安全、清洁、高效的能源供应和消费体系，推进风能、太阳能等绿色能源的应用和普及[9]。最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特别是煤炭资源的利用效率，加快清洁煤、煤基多联产系统、煤炭地下气化等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更快实现节能、降耗、治污、减碳等多种目标。
（3）内外并重，切实提高环保技术。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约束下，技术创新并未显著减少碳排放。因此，对内应该增加研发投入和提高研发强度，因地制宜采取针对性的激励政策创造有利于企业环保技术创新的外部环境，着力增强自身创新能力；对外积极引进与自身生产力水平、技术吸收能力相匹配的环保技术，并对其反向学习和二次开发，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实现从技术引进到技术模仿再到自主创新的动态演进。
（4）优化FDI的引资和用资策略，增强FDI的环境溢出效应。一方面，虽然高强度的环境规制有可能阻碍外资的流入，但这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可以放松环境规制，因为低强度的环境规制可能会吸引一些高耗能高污染型企业，然而也有可能吓退低耗能和低污染型企业，因此，不能单纯为了引资而放松环境规制和忽略外资质量，杜绝引进低质量FDI，避免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天堂”。另一方面，加强政府在引资过程中的导向作用，根据不同地区的要素禀赋条件制定合适的引资目标，统筹协调不同地区的引资政策，防止部分地区在引资过程中存在恶性竞争，导致环境规制水平降低，进而抑制FDI的环境溢出效应。
（编辑：王爱萍）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Schou P. When Environmental Policy is Superfluous： Growth and Polluting Resources[J]. 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2， 104（4）：605-620.
[2]Sinn H W. Public Policies Against Global Warming： A Supply Side Approach[J]. International Tax Public Finance， 2008， 15：360-394.
[3]Van der Ploeg F， Withagen C. Is There Really a Green Paradox？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2， 64：342-363.
[4]Gerlagh R. Too Much Oil[J].CESifo Economic Studies， 2011， 57（1）：79-102.
[5]Smulders S， Yacov T， Amos Z. Announcing Climate Policy： Can a Green Paradox Arise without Scarcity？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2012， 64（9）：364-376.
[6]Van der Werf E， Di Maria C. Imperfect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Polluting Emissions： The Green Paradox and Beyond[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nvi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012， 6：153-194.
[7]何小钢，张耀辉. 中国工业碳排放影响因素与CKC重组效应[J].中国工业经济，2012，（1）：26-35.[He Xiaogang， Zhang Yaohui. Influence Factors and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Relink Effect of Chinese Industry’s Carbon Dioxide Emission[J].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2， （1）：26-35.]
[8]许广月. 碳排放收敛性：理论假说和中国的经验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9）：31-42.[Xu Guangyue， The Convergence in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Theoretical Hypothese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in China[J]. The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 Technical Economics， 2010， （9）：31-42.]
[9]邵帅，杨莉莉，曹建华. 工业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基于STIRPAT模型的上海分行业动态面板数据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2010，（11）：16-27.[Shao Shuai， Yang Lili， Cao Jianhua. Study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2 Emissions from Industrial Energy Consump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STIRPAT Model and Industrial Sectors：Dynamic Panel Data in Shanghai[J].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0， （11）：16-27.] [10]彭星，李斌，金培振. 文化非正式制度有利于经济低碳转型吗？地方政府竞争视角下的门限回归分析[J].财经研究，2013，（7）：110-121.[Peng Xing， Li Bin， Jin Peizhen. Are Informal Culture Institutions Good for Lowcarbo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J].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3， （7）： 110-121.]
[11]Testa F， Iraldo F， Frey M.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Firms’ Competitive Performance： The Case of the Building & Construction Sector in Some EU Region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1， 92：2136-2144.
[12]Di Maria C， Lange I， Van der Werf E. Should We Be Worried About the Green Paradox？ Announcement Effects of the Acid Rain Program[J/OL].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13. http：//dx.doi.org/10.1016/j.euroecorev.2013.03.010.
[13]Xing Y Q， Kolstad C D. Do Lax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ttrac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002， 21（1）：1-23.
[14]张成，陆旸，郭陆，等. 环境规制强度和生产技术进步[J].经济研究，2011，（2）：113-124.[Zhang Cheng， Lu Yang， Guo Lu， et al.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of Production[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1， （2）：113-124.]
[15]杜立民. 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J].南方经济，2010，（11）：20-33.[Du Liming. Impact Factors of China’s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Provincial Panel Data Analysis[J]. South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0， （11）：20-33.]
[16]李眺. 环境规制、服务业发展与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J].经济管理，2013，（8）：1-10.[Li Tiao.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ervice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Industial Restructuring[J]. Economic Management， 2013， （8）：1-10.]
[17]沈能，刘凤朝. 高强度的环境规制真能促进技术创新吗？：基于“波特假说”的再检验[J]. 中国软科学，2012，（4）：49-59.[Shen Neng， Liu Fengchao. Can Intensiv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romo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Porter Hypothesis Reexamined[J]. China Soft Science，2012，（4）：49-59.]
[18]李锴，齐绍洲. 贸易开放、经济增长与中国二氧化碳排放[J].经济研究，2011，（11）：60-72.[Li Kai， Qi Shaozhou. Trade Openness， Economic Growth an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in China[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1， （11）：60-72.]
[19]李玲，陶峰. 中国制造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的选择：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12，（5）：70-82.[Li Ling， Tao Feng. Selection of Optim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nsity for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ased on the Green TFP Perspective[J].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2， （5）：70-82.]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basic issue how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ffects carbon emissions and theoretically explaining two possible results about green paradox and forced emissionreduction， we believe tha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will not only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carbon emissions， but also exert an indirect impact by four transmission channels of the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industrial structur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FDI. On this basis， we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dual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carbon emissions through China’s provincial panel data during 2000-2011， with twostep GMM method. Specifically， introducing the square term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we investigate nonlinear 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Furthermore， we construct cross term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industrial structur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 FDI to explore in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direct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carbon emissions manifests inverted Ushaped curve. In other words， with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from weak to strong， ‘green paradox’ effect will translate into ‘forced emissionreduction’ effect. In terms of China’s actual situation， curr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ffectively curb carbon emissions and achieve the desired effect.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significantly promote carbon emissions， regardless of whether it is constrained b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Upgrad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stimula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reverses the direc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carbon emissions. Regrettabl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results in FDI performance of the ‘pollution haven’ effect because of suppressing environmental spillovers effect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of FDI and weakening national enterprise technology absorption capacity. As a result，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perly strength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nsity and selec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ols， and makes the decline stage of inverted ushaped curve more significant and lasting. Meanwhile， in order to maximize the carbon emissions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he government needs reform energy price， improve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and optimize the FDI investment and investment strategy.
Key words green paradox；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arbon emissions； dual effect
关键词 绿色悖论；环境规制；碳排放；双重效应
中图分类号 F0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4）09-0021-09
面临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问题，中国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形成“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同时，“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到201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CO2排放降低17%的气候变化约束性指标。如期实现上述目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一系列合理的环境政策。原因在于碳排放行为是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一种外部性行为，市场机制在决定碳排放行为方面是失灵的，需要环境规制的补充限制。然而，一些学者却对环境规制的必要性和有效性提出质疑。Schou[1]主张环境政策是多余的，因为随着自然资源的不断消耗，污染排放会自动趋于减少。特别是自Sinn[2]开创性地提出“绿色悖论”（Green Paradox）以来，对环境规制限制碳排放有效性的质疑声也一直不绝于耳。如此，便引发一个充满争议且有趣的议题：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是正向的倒逼减排效应？抑或负向的绿色悖论效应？显然，准确回答上述问题既要考虑环境规制影响碳排放的直接效应，也需考虑间接效应。究其根源，驱动碳排放的因素众多，而在环境规制约束下，这些因素对碳排放的作用方向和强度都可能发生变化，从而间接反映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从而引发另一个问题：环境规制会通过其他传导渠道间接影响碳排放吗？厘清以上问题，对于有效规避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绿色悖论效应而充分发挥其倒逼减排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参考意义。
1 文献综述
Sinn[2]创造了“绿色悖论”的概念，将其定义为：旨在限制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的执行却导致化石能源加速开采的现象，进而加速累积大气中的温室气体，酿成环境恶化的后果， 意味着“好的意图不总是引起好的行为”。Sinn进一步总结导致“绿色悖论”的三种可能机制：①不正确地设置碳税；②减少化石能源需求的政策手段；③政策宣告和执行之间存在时滞。自此以后，涌现大量关于不完美碳排放治理政策对全球排放影响的理论文献。主要关注的议题包括：“绿色悖论”是否存在；“绿色悖论”的作用机理。由于“绿色悖论”效应太过骇人听闻，对其是否存在的争议甚嚣尘上，理论推导结论也莫衷一是，经典的文献有van der Ploeg和Withagen[3]。相形之下，引发绿色悖论的作用机制的文献[4-5]一致同意Sinn的观点，强调供给侧对环境规制的响应使得能源所有者向前移动开采路径，加快能源耗竭，导致碳排放的上升。在此基础上，Van der Werf和Di Maria[6]将绿色悖论效应分为两种版本：弱版和强版。弱版强调不完美的气候政策增加短期碳排放，相反，强版着重于增加气候变化未来损失的净现值。
相比于“绿色悖论”的文献均来源于理论研究领域，更多的实证文献探讨了碳排放的各种驱动因素。研究方法主要分为LMDI法和STIRPAT模型，绝大部分聚焦于人口规模、人均财富、技术水平和经济结构等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而环境规制扮演的角色则少有问津。何小钢和张耀辉[7]引入时间趋势变量以捕捉国家持续的宏观政策效应，表明政府节能减排政策显著地遏制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许广月[8]将环境规制设置成虚拟变量，发现政府的宏观政策显著驱动碳排放量，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相似地，邵帅等[9]将节能减排政策设置为虚拟变量，而结论强烈支持政府政策的“节能减排”效应。可以发现，上述文献均采用虚拟变量以捕捉环境规制对于碳排放的效应，并没有使用具体指标刻画环境规制。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彭星等[10]，他们采用单位工业产值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作为环境规制的代理变量，并消除各省份工业产业结构的差异，证实环境规制强度的碳减排效应并不显著。
综合上述文献，不难看出，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均被边缘化，结论也是五花八门，学者们并不重点关注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的强度和方向，并且对“环境规制”指标的刻画缺乏科学性和全面性。鉴于此，本文拟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推进：第一，将LMDI法和STIRPAT模型相结合，将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解为经济增长、人口规模、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并加入人均GDP的平方项以考察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第二，从环境规制实施的成本和实施后的收益两方面构造环境规制指标，并纳入影响碳排放的模型中，重点考察其对碳排放的影响；第三，虑及环境规制通过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FDI四条传导渠道而对碳排放产生间接影响，构造彼此间的交叉项以分析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间接影响。 2 环境规制影响碳排放的机理分析
2.1 环境规制影响碳排放的直接效应
从概念上讲，环境规制属于政府社会性规制的重要范畴，指由于化石能源不可持续以及工业活动所造成的污染具有外部不经济性，政府通过排污许可、行政处罚、征收排污税等方式对厂商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调节，以实现可持续的环境和经济发展。既有研究中，根据环境规制工具的强制程度可将其分为三类[11]：直接规制（标准、命令与控制），经济工具（税费、可交易的排放许可证等）和“软”手段（资源产业协议、环境认证方案等）。因此，一般意义上，政府制定环境规制政策的目的在于保护环境，预期中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直接效应为正向的减排作用。具体地，政府对化石能源的生产者和使用者征收碳税、能源税等，增加他们的生产成本与环境成本，进而减少能源需求，因而有利于减少碳排放。或者补贴清洁能源，鼓励使用替代能源，同样减少能源需求。显然，无论是对化石能源征税，还是对清洁能源补贴，都降低化石能源的需求，达到减排目的。图1描绘了上述作用机理。然而，正如Sinn[2]所言，好的意图不总是引起好的行为。绿色悖论效应也可能是环境规制作用碳排放的结果，根源于供给侧的动态反应。化石能源所有者预期环境规制越来越严格，从而在整个时间域上向前移动开采路径，导致当前化石能源价格下降。短期内，更廉价的化石能源刺激需求上升，随之而来的是短期碳排放的上升，引发绿色悖论效应。
2.2 环境规制影响碳排放的间接效应
环境规制不仅通过化石能源需求侧和供给侧对碳排放产生直接影响，而且通过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FDI四条传导渠道对碳排放的间接影响。图2绘制了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间接效应。
（1）环境规制既可能低碳化能源消费结构，也可能增加高碳能源的比例而发挥逆反效应，这一致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正如上文所述，政府实施环境规制政策意图保护环境，通过施加企业的环境治理成本迫使企业使用更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以及清洁能源，从而降低对高碳能源的需求，优化能源消费结构。然而，供给侧能源所有者对环境规制的反应增加高碳能源的使用量。原因在于，越是污染严重的能源，受到环境规制的影响越大，预期未来针对此类能源的环境规制强度越高，从而加快此类能源的开采。Di Maria等[12]证实了上述结论，其运用美国1986-1994年煤炭的加权平均实际价格数据，发现在1990年实施《清洁空气法案修正案》（Clean Air Act Amendments）之后，煤炭价格显著下降。
（2）严厉的环境规制将显著抑制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增长，而有利于服务业的发展，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因此有利于减少碳排放。环境规制可以倒逼产业结构升级而间接影响碳排放。有证据显示，对于污染产业，更严厉的环境规制会更有效地阻止资本的进入，但在污染程度更低的产业中，这种作用则并不显著[13]。显然，上述结论符合经济直觉，原因在于：第一，严厉的环境规制使得污染密集型产业承担高昂的“环境遵循成本”，提升高耗能产业的生存门槛，出于规避这一成本的需要，污染密集型产业向环境规制更为宽松的地区转移；第二，服务业是清洁型产业，所受环境规制带来高昂环境成本的冲击较小，此外，随着消费者的需求偏好越来越偏向于绿色产品，服务业迎来发展良机，进而鞭策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转变。
（3）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既有正向的补偿效应，也有负向的抵消效应，从而间接影响碳排放。一方面，正向的补偿效应被称为“波特假说”效应，意为合适的环境规制能激发“创新补偿”效应，从而不仅能弥补企业的“遵循成本”，还能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和竞争力[14]，进而带来生产技术进步和环保技术升级，有利于减少碳排放。另一方面，“遵循成本”效应认为环境规制提高企业的污染治理成本，高昂的生产成本挤出企业的研发投入资金，降低企业生产效率，不利于包括环保技术在内的技术创新，无益于碳减排和环境治理的改善。
（4）环境规制会影响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吸收能力和资本积累效应。同时，FDI对碳排放的影响也扮演着“天使”与“魔鬼”的双重角色，既可能是“污染光环”效应，也可能是“污染避难所”效应。因此，环境规制通过FDI而间接影响碳排放。“污染光环”效应认为在承载先进技术的外资企业可以向东道国传播更为绿色清洁的生产技术，提升其生产的环保水平，从而有利于减少东道国的碳排放。相反，“污染避难所”效应认为发达国家的企业因面临苛刻的环境规制，往往需要在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方面投入更多的成本，而发展中国家相对宽松的环境政策或政策执行能力的缺失使得它们在污染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使得发达国家将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而增加东道国的碳排放。在环境规制约束下，FDI对碳排放两种相左的效应受到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吸收能力和资本积累效应的影响。具体来说，首先，环境规制增加外资企业的生产成本，挤出其研发投入，不利于先进技术的扩散；其次，外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需要内资企业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和吸收能力，环境规制增加了内资企业污染治理的成本，从而削弱其吸收能力；最后，由于环境规制影响FDI的投资区位选择，因此高强度的环境规制阻碍FDI的流入，导致东道国资本存量的下降，不利于降低能源强度和碳排放。
4 实证结果
鉴于计量模型中引入了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变量作为解释变量，从而演变成动态面板模型，本文运用差分GMM方法进行估计，在分析过程中利用差分转换的方法消除个体不随时间变化的异质性。
4.1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直接效应分析
表2报告了环境规制影响碳排放直接效应的结果。模型Ⅰ-Ⅲ分别为环境规制的一次方、二次方和三次方项与碳排放关系的估计结果。由表2可知，模型Ⅰ-Ⅲ均通过AR检验和Sargan检验，证明模型的设置比较合理，估计结果值得信赖。
容易看出，模型Ⅰ中环境规制的一次方项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环境规制有效地遏制碳排放，发挥“倒逼减排”的作用，并没有出现绿色悖论现象。更进一步，模型Ⅱ中环境规制的一次方项系数为正，二次方项系数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环境规制与碳排放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即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直接作用存在一个阈值，当一个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小于阈值时，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强促进碳排放，发生绿色悖论现象，呈逆反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大于阈值时，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占据上方，达到环境规制的预期效果。根据模型Ⅱ的回归结果，测算出U型曲线的拐点为9.33，即SO2去除率达到9.33%，绿色悖论效应将过渡到倒逼减排效应。根据表1中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发现，SO2去除率的平均值为39.19%，远远超过阈值，意味着现阶段中国的环境规制有效抑制碳排放。模型Ⅲ进一步引入环境规制的三次方项，目的在于检验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作用是否出现“重组”现象，即N型或倒N型，结果表明系数均不显著，从而佐证了环境规制与碳排放之间倒U型关系的稳健性。此外，前期的碳排放和当期的碳排放显著正相关，表明碳排放是一个连续动态累积的调整过程，这一结论吻合于李锴和齐绍洲[18]的工作。 从模型Ⅰ-Ⅲ的回归结果来看，人均GDP的一次方项与碳排放显著正相关，而二次方项与碳排放显著为负，因此人均GDP与碳排放之间显示了强烈的倒U型曲线关系，说明中国省际间存在碳库兹涅茨曲线。此外，所有模型都表明人口规模对碳排放明显的促进作用，人口的快速增长对资源与环境的承载力提出严峻挑战，通过增加能源消费而增加碳排放。
另外，能源消费结构与碳排放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由于煤炭燃烧的碳排放量是石油的1.2倍，天然气的1.6倍，从而反映了中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禀赋现状，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将长期羁绊中国碳减排目标的实现。产业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重工业比重的上升促进碳排放的增加。以R&D支出衡量的技术创新水平与碳排放呈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中国通过研发以提高能源效率而减少碳排放。其原因可能在于患上“发展饥渴症”的中国一味地追求发展经济，一系列制度安排使得环境保护让位于经济发展的要求，从而R&D支出更倾向于用于提高资本和劳动效率的技术研发，而忽略了提高环境保护技术和能源效率的投资。FDI对碳排放的影响为负，这证明了FDI的环境收益效应大于向底线赛跑效应。
4.2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间接效应分析
表3报告了环境规制影响碳排放间接效应的结果。本文采用逐步添加变量进行实证分析的做法，模型Ⅰ-Ⅳ依次加入环境规制与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FDI的交叉项，主要目的在于逐步观察环境规制通过四种途径间接影响碳排放的情形，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估计模型Ⅰ-Ⅲ的静态面板模型的固定效应。容易发现，模型Ⅰ-Ⅳ均通过AR检验和Sargan检验，表明模型能够有效识别，工具变量选择合理。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直接效应的分析一致，前期的碳排放对当期的碳排放有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人口规模是驱动碳排放的重要力量，并且存在倒U型的碳库兹涅茨曲线。
除了模型Ⅰ，模型Ⅱ-Ⅳ中的环境规制与能源消费结构交叉项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我们认为在环境规制的影响下，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是增加碳排放的重要诱因，对比表1，发现环境规制尚未通过低碳化能源消费结构而遏制碳排放。究其根源：首先，正如上文所述，中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禀赋决定了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且短期内不会改变，进而约束碳减排目标的实现；其次，中国政府为了实现快速的经济发展，长期压制能源价格，而人为地获得“资源红利”， 能源价格并不能真正地反映能源的稀缺成本和环境成本；最后，相比于化石能源，清洁能源成本高昂、市场幼小、体制尚不健全，并不具备大规模应用的商业条件。因此，环境规制倒逼能源消费结构低碳化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
在环境规制约束下，驱动碳排放增加的重要力量来源于FDI，比较上文可知，FDI对碳排放的作用方向发生逆转。从理论上讲，严格的环境规制将阻止发达国家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进入，避免东道国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然而，对于已经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而言，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将增加其生产成本，阻碍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且严格的环境规制同样促使本国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削弱了对外资企业先进技术的吸纳能力。更有甚者，高强度的环境规制使得外资企业纷纷逃离中国市场，从而减少中国的资本存量，拖累经济发展，不利于能耗强度的改善。总的来看，环境规制通过抑制FDI的环境溢出效应和资本累积效应以及削弱本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而间接对碳减排产生消极影响。
4.3 稳健性检验
本节使用消除工业产业结构异质性的单位工业产值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ER2测度环境规制强度，同样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以对上文的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见表4。容易看出，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直接效应显示出明显的倒U型。虽然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间接效应的估计系数有所差异，但作用方向均与表3的结论一致，说明本文的结论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此外，省际间存在碳库兹涅茨曲线的结论依然稳健。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究竟是绿色悖论效应还是倒逼减排效应？狭义上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轨迹呈倒U型曲线，拐点之前呈“绿色悖论”效应，而拐点之后呈“倒逼减排”效应。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当前环境
规制有效遏制碳排放，达到预期效果。广义上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还需要考虑环境规制通过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FDI四条传导渠道对碳排放的间接影响。2000-201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表明，无论是否具有环境规制约束，能源消费结构均显著促进碳排放，蕴含环境规制尚未低碳化能源消费结构。然而，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刺激技术创新，扭转了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作用方向。令人遗憾的是，环境规制同时抑制了FDI的环境溢出效应和资本累积效应以及削弱本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致使FDI表现为“污染避难所”效应。总体而言，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是绿色悖论效应抑或倒逼减排效应取决于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净效果。因此，为了达到环境规制的预期效应必须有效规避绿色悖论效应的不利影响，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从而，本文的研究结论蕴含着相应的政策涵义。
（1）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工具。一方面，由前文可知，现阶段的环境规制强度发挥预期的“倒逼减排”效应，但同时环境规制的“波特假说”效应尚不明显。因此，进一步适度加强环境规制，既有利于碳减排，又有利于环保技术的创新。但也要警惕不切实际、盲目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跟风行为，以免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轨迹出现“重组”现象，即倒N型，再次引发绿色悖论效应。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还需要选择合理的环境规制工具。环境标准、排放限额等“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由于具有较强的强制性，对企业缺乏足够的激励；而排污权交易、环境补贴等“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持续的激励，有利于提高企业治污创新能力[19]。所以，政府应该根据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和碳排放强度的异质性，采取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工具。对于东部发达省份，考虑到人们日益增长的环境质量诉求与绿色产品的需求，宜采用较高水平的环境规制强度，并以“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为主。对于中西部欠发达省份，不能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而忽略环境质量，环境规制强度适中，“激励型”与“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相结合，并且对于生态环境更加脆弱的省份，需以“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为主。 （2）深化能源价格改革，“开源”与“节流”双管齐下。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将长期羁绊中国碳减排目标的实现，实现环境规制低碳化能源消费结构的目标必须以改革能源价格体制为中心，以发展清洁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为两个基本点。首先，理顺能源价格机制，改革成品油定价机制、天然气价格改革、电力上网竞价、煤电联动机制等，通过资源税和环境税等环境规制将能源使用的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修正被扭曲的价格信号。其次，政府应该积极鼓励发展构建多样、安全、清洁、高效的能源供应和消费体系，推进风能、太阳能等绿色能源的应用和普及[9]。最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特别是煤炭资源的利用效率，加快清洁煤、煤基多联产系统、煤炭地下气化等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更快实现节能、降耗、治污、减碳等多种目标。
（3）内外并重，切实提高环保技术。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约束下，技术创新并未显著减少碳排放。因此，对内应该增加研发投入和提高研发强度，因地制宜采取针对性的激励政策创造有利于企业环保技术创新的外部环境，着力增强自身创新能力；对外积极引进与自身生产力水平、技术吸收能力相匹配的环保技术，并对其反向学习和二次开发，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实现从技术引进到技术模仿再到自主创新的动态演进。
（4）优化FDI的引资和用资策略，增强FDI的环境溢出效应。一方面，虽然高强度的环境规制有可能阻碍外资的流入，但这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可以放松环境规制，因为低强度的环境规制可能会吸引一些高耗能高污染型企业，然而也有可能吓退低耗能和低污染型企业，因此，不能单纯为了引资而放松环境规制和忽略外资质量，杜绝引进低质量FDI，避免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天堂”。另一方面，加强政府在引资过程中的导向作用，根据不同地区的要素禀赋条件制定合适的引资目标，统筹协调不同地区的引资政策，防止部分地区在引资过程中存在恶性竞争，导致环境规制水平降低，进而抑制FDI的环境溢出效应。
（编辑：王爱萍）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Schou P. When Environmental Policy is Superfluous： Growth and Polluting Resources[J]. 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2， 104（4）：605-620.
[2]Sinn H W. Public Policies Against Global Warming： A Supply Side Approach[J]. International Tax Public Finance， 2008， 15：360-394.
[3]Van der Ploeg F， Withagen C. Is There Really a Green Paradox？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2， 64：342-363.
[4]Gerlagh R. Too Much Oil[J].CESifo Economic Studies， 2011， 57（1）：79-102.
[5]Smulders S， Yacov T， Amos Z. Announcing Climate Policy： Can a Green Paradox Arise without Scarcity？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2012， 64（9）：364-376.
[6]Van der Werf E， Di Maria C. Imperfect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Polluting Emissions： The Green Paradox and Beyond[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nvi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012， 6：153-194.
[7]何小钢，张耀辉. 中国工业碳排放影响因素与CKC重组效应[J].中国工业经济，2012，（1）：26-35.[He Xiaogang， Zhang Yaohui. Influence Factors and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Relink Effect of Chinese Industry’s Carbon Dioxide Emission[J].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2， （1）：26-35.]
[8]许广月. 碳排放收敛性：理论假说和中国的经验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9）：31-42.[Xu Guangyue， The Convergence in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Theoretical Hypothese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in China[J]. The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 Technical Economics， 2010， （9）：31-42.]
[9]邵帅，杨莉莉，曹建华. 工业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基于STIRPAT模型的上海分行业动态面板数据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2010，（11）：16-27.[Shao Shuai， Yang Lili， Cao Jianhua. Study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2 Emissions from Industrial Energy Consump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STIRPAT Model and Industrial Sectors：Dynamic Panel Data in Shanghai[J].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0， （11）：16-27.] [10]彭星，李斌，金培振. 文化非正式制度有利于经济低碳转型吗？地方政府竞争视角下的门限回归分析[J].财经研究，2013，（7）：110-121.[Peng Xing， Li Bin， Jin Peizhen. Are Informal Culture Institutions Good for Lowcarbo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J].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3， （7）： 110-121.]
[11]Testa F， Iraldo F， Frey M.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Firms’ Competitive Performance： The Case of the Building & Construction Sector in Some EU Region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1， 92：2136-2144.
[12]Di Maria C， Lange I， Van der Werf E. Should We Be Worried About the Green Paradox？ Announcement Effects of the Acid Rain Program[J/OL].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13. http：//dx.doi.org/10.1016/j.euroecorev.2013.03.010.
[13]Xing Y Q， Kolstad C D. Do Lax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ttrac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002， 21（1）：1-23.
[14]张成，陆旸，郭陆，等. 环境规制强度和生产技术进步[J].经济研究，2011，（2）：113-124.[Zhang Cheng， Lu Yang， Guo Lu， et al.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of Production[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1， （2）：113-124.]
[15]杜立民. 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J].南方经济，2010，（11）：20-33.[Du Liming. Impact Factors of China’s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Provincial Panel Data Analysis[J]. South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0， （11）：20-33.]
[16]李眺. 环境规制、服务业发展与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J].经济管理，2013，（8）：1-10.[Li Tiao.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ervice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Industial Restructuring[J]. Economic Management， 2013， （8）：1-10.]
[17]沈能，刘凤朝. 高强度的环境规制真能促进技术创新吗？：基于“波特假说”的再检验[J]. 中国软科学，2012，（4）：49-59.[Shen Neng， Liu Fengchao. Can Intensiv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romo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Porter Hypothesis Reexamined[J]. China Soft Science，2012，（4）：49-59.]
[18]李锴，齐绍洲. 贸易开放、经济增长与中国二氧化碳排放[J].经济研究，2011，（11）：60-72.[Li Kai， Qi Shaozhou. Trade Openness， Economic Growth an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in China[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1， （11）：60-72.]
[19]李玲，陶峰. 中国制造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的选择：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12，（5）：70-82.[Li Ling， Tao Feng. Selection of Optim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nsity for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ased on the Green TFP Perspective[J].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2， （5）：70-82.]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basic issue how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ffects carbon emissions and theoretically explaining two possible results about green paradox and forced emissionreduction， we believe tha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will not only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carbon emissions， but also exert an indirect impact by four transmission channels of the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industrial structur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FDI. On this basis， we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dual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carbon emissions through China’s provincial panel data during 2000-2011， with twostep GMM method. Specifically， introducing the square term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we investigate nonlinear 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Furthermore， we construct cross term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industrial structur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 FDI to explore in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direct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carbon emissions manifests inverted Ushaped curve. In other words， with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from weak to strong， ‘green paradox’ effect will translate into ‘forced emissionreduction’ effect. In terms of China’s actual situation， curr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ffectively curb carbon emissions and achieve the desired effect.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significantly promote carbon emissions， regardless of whether it is constrained b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Upgrad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stimula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reverses the direc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carbon emissions. Regrettabl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results in FDI performance of the ‘pollution haven’ effect because of suppressing environmental spillovers effect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of FDI and weakening national enterprise technology absorption capacity. As a result，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perly strength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nsity and selec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ols， and makes the decline stage of inverted ushaped curve more significant and lasting. Meanwhile， in order to maximize the carbon emissions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he government needs reform energy price， improve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and optimize the FDI investment and investment strategy.
Key words green paradox；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arbon emissions； dual eff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