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对五州运动之态度及运动所昭示之大变局，直接导致“联俄与仇俄”之争。国内局势之无序及反帝爱国运动之勃兴，促成醒狮派异军突起，国家主义亦大行其道，并成为论争中之最强音和主旋律。研究系、无政府主义者、国民党右翼知识分子，以及相当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国粹主义者，在对俄问题上与醒狮派逐渐合流。包括亲俄派在内的所有论者，均承认苏俄推行世界革命有其自利之目的，绝大部分认为它有帝国主义之可能。此点又成为否定世界主义，提倡国家主义之现实依据。除醒狮派以极右、无政府主义派以极左之面目指苏俄为中国之敌外，一般知识界在列强与苏俄之两相比较中，仍以苏俄“比较的是我们的朋友”。绝大部分反对对俄采用“亲善主义”，而赞同施用“外交政策”。称北方知识界整体转向“仇俄”，并不符合实际。从五四时期之“友俄”、“亲俄”狂飙，到五卅时期反思并否定“亲善主义”以及“联某国”之思维，一般知识界对俄态度之所以发生巨变，多缘于其对莫斯科内政外交（尤其是对华外交）之观感，以及对中国向何处去之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