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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拨打温州商人的电话，服装、鞋业、担保、机械制造等若干行业的诸多老总，约有1／3多日来始终处于关机状态，据他们的客户、供应商或当地百姓猜测，是跑路了。能联系上的，几乎都在路上，省内省外地忙活着为企业找贷款，找路子。不过，逾半数在记者表明身份之后直接挂断了电话，剩下的人态度虽然温和一些，但答案仍然是“不”。即便通过温州当地的商会、银行、证券公司的朋友联系采访，也还是行不通。
温州的同志们，都怎么了?
我的跑路兄弟
归国的胡福林受到了“大熊猫”般的待遇，曾经在得知信泰公司出现资金问题的第一时间齐聚办公室，甚至占据了办公桌在上面吃饭睡觉的债主们，如今不仅见不至蝴本人，就连靠近信泰都不可能。警方在厂区外执勤，工人已陆续返厂开工。据说，要采访的话，必须通过政府相关部门。然而，尽管胡福林已经归国，但他早拿到美国绿卡，老婆孩子已在国外，资产能转移的也已转移完毕。
而更多的温州商人还是得自己想出路。11月7日，温州轻工业园区一家外贸鞋厂——霞星鞋业的老板胡某，在欠供应商和工人约1000万元后，突然手机关机，没了踪影。11日，瓯海区老年公寓“芙蓉山庄”大股东刘某人间蒸发，据当地民政部门初步统计其所欠债务高达1.07亿元。紧接着，12日，浙江麦浪实业的老板周某携款3亿出逃，联名报案者有50多人，从300万到2500万，数额不等，政府相关领导接见受害者代表，多多少少表明了这起案件的影响力之大。而相比之下，黄龙一名55岁的担保公司老板，却选择在11月8日凌晨2时从13楼跳下，彻底告别了数百万元的债务……
当这些消息在周围传开时，曹先生已是见惯不怪了。80年代初创业时，他也是从鞋业起家的，在瑞安，那是最早的鞋厂之一。因为“生意不好做”，他在制鞋的上一道工序中看到了商机，90年代初离开鞋业，转行做起了海绵加工的生意。这家海绵厂，有10余名工人，用他的话说，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微型企业。不过，却是当地不少鞋厂的原材料供应商，其中包括他相交近40年的“兄弟”老胡的鞋厂。
老胡的厂是90年代初创办的，2010年年底的一天，他忽然丢下妻儿老小一个人走了，至今音信全无。老胡临走之前，欠下了600多万元的货款，但是欠曹先生的最少，只有数万元。“银行不贷给他款，所以他跑了，据说是跑到云南去了”，曹先生说。区区几万块，更何况他们从十几岁就认识了，所以，他没有上门讨债，甚至已经不去想这笔钱了。但是，那些损失几十万的债主就没这么好说话了。
虽说曹先生的厂还在继续生产，可是，他只能小规模地维持着。不是他无心做大，而是怕做大了之后重蹈那些中小企业的覆辙。“前些年，上头鼓励做大，恨不得我们都变成大企业。那些老板们也趁着这股劲借钱扩建，涉足多个行业。”如今，曹先生自己守着海绵厂，打发两个孩子去了上海工作，而且他也不想把企业交给孩子，觉得“没意思”，他不想孩子们这么辛苦。
“你叫银行给我贷1000万，我就接受采访；要是贷1个亿，我就让你采访2小时!”电话接通，记者刚刚表明意图，那头的浙江某鞋业老板蒋某就有些激动。这几个月来，他北上郑州南下广州，四处奔波，“要是不难，谁还跑路?这时候有什么好说的呢?”他不愿多说，一点商量的余地也没有。
跑路路漫漫
已经跨入21世纪，但温州的产业结构仍然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与改革开放初期没有什么区别。比如，温州4000多家眼镜企业，如今一息尚存的不足100家，其中真正开工生产的只有1／3左右。鞋业也差不多如此。而已经急剧萎缩的打火机行业，时下又面临着台州等地的叫板。而灯具行业甚至已近“全军覆没”。由于这几个行业在温州所占比重较大，因而成为“跑路”队伍中的主力。
温州本是中国四大侨乡之一，跟海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到2009年，移民人数达到巅峰。其积极一面是，企业从自身发展考虑，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资金、技术和市场。但消极一面也是显而易见的。近年来，平均每年有干余家实业迁往内地，甚至境外，带走了人才、资金、技术。有的人，以实业为平台向银行融资，然后投入地产、用于放贷，追求短期高回报；或者干脆跑到国外做私募、风投。而反过来，“全国甚至全世界温州人的钱，通过地下钱庄的网络放给了温州甚至全国。但不受法律保护，一旦出事只能是跑路、跳楼、追杀。没有办法通过法律的途径去解决。”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不久前造访温州，回来后在微博上如是写道。
早在2年前，就已经有温商跑路。2009年8月13日，温州远东锁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松福，从公司账户上划走最后一笔200万后，扔下一堆烂摊子跑了。他连夜离开温州。之后，他常到不同的地方，住在不同的旅馆，也渐渐有了一个习惯，买彩票。他想着或许能中大奖，就能还掉高息借款。每个星期除星期五没开奖他没买外，每逢一、三、日，他买“大乐透”；二、四、六就买“双色球”。每次下注都是一两千。一年多下来，他花在彩票上的钱大概有70万元。他去过江苏、安徽、河北等地，出行基本都是出租车，吃在饭店，住在旅馆，每天香烟2包，有时还要喝红酒。他每天仅生活开销就近1000元，总共花了约50万元。
如今，按照温州某移民公司主页上的两个手机号码打过去，一个已是停机状态，另一个接通之后，对方直接回答“打错了”，随即生硬地挂断了电话。而据一位老板说，这家公司之前态度一直礼貌热情，生意也还算兴隆。
美国移民局新近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间接证明了中国富人投资移民的热情。尽管美国现阶段的经济衰退是举世共睹的，但它仍是全球富豪向往的地方。
2011年投资移民美国已获批准的934名幸运儿，是从2969名申请人中最终胜出的，他们拿到的是投资移民的EB-5签证。而在申请EB-5签证的全部申请者中，中国人约占75％。相比2007年，270位中国公民申请，161人获批，人数增加了10倍以上。
而一项调查显示，在财产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中国富人中，想移民到美国的最多，达到40％，其次为加拿大37％，新加坡是14％，欧洲11％。业内人士透露，近3年来，大量移民海外的中国富人，至少带走了170亿元的资金。而中国约60％的“高净值人士”(即拥有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可投资资产的人士)，不是已快办完移民手续了，就是在考虑投资移民。在新浪微博上，甚至有商人高调地宣布，近期将遣散公司所有员工，举家投资移民去美国。
他们为什么要移民?一位任职于境外某大型企业、长期负责接洽和办理中国企业家移民的人士给出了如下答案——
首先，狡兔三窟，这是中国“古训”，况且国内现在生意也不好做，能到国外圈点钱、留条后路，何乐而不为呢?如果身家过亿的话，也就等于存上一小部分在国外银行，还有利息可拿。
其次，在激烈竞争中使用过一些 非常手段的人，或者深谙商场黑幕的人，“说你有问题，没问题也能给你查出问题”，为身家性命考虑，不得不“三十六计走为上”。
再则，移民之后，小孩在国外读书，老婆在那里带孩子，自己可以国内国外两头跑，继续回国打理国内生意。一旦国内有什么风吹草动，即可撤至国外。据说，赚了钱就溜，已成浙江乃至全国富豪圈里的趋势。当然，这还不包括一些贪腐行为者。
在义乌做服务加工生意的肖艳(化名)正在委托温州一家移民中介办理移民手续。早就打定主意让女儿到国外读书的她说，心想早晚也要出去，晚几年等事业做大些再走，没想到一拖再拖，直到厂子遭遇危机，移民才又赶紧提上日程。“6年前两个做生意的哥哥就开始办移民了，这几年他们家里老的在加拿大养老，小的在加拿大读书，只留叔伯兄弟在浙江继续经营工厂，他们每年还须在国外待上个把月。”肖艳说，她认识的企业家很多都是这样，早早地就把老婆孩子转移到了国外，留自己在国内挣钱。
欠债到底还不还钱?
欠债还钱，本是天经地义的事。可如今，还，还是不还，成了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别说温州商人得掂量半天，就连身为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的周德文，现在也最怕被问到这样的问题。
不久前，一位瑞安企业家给他打电话，说手头有了4000万，到底还不还银行贷款?周德文说，当然要还，这是信用问题，还掉再贷出来嘛。对方照做了，可之后却再也贷不到款了。银行声称现在不再接受企业互保，你得拿出资产抵押。而他的现有资产额显然达不到银行的要求。这件事让周德文觉得很对不起朋友。
温州市区飞霞南路锦绣略的交界处，宁波银行楼顶耸立着一块广告牌，百米开外清晰可见：中小企业服务专家。然而，瓯北某们械企业的老板于先生对此却不以为然。在去往
工厂的路上，他指着街道两边的大楼不无骄傲地告诉记者，哪个是奥康、康奈、红蜻蜓、报喜鸟的总部或厂区，它们都是从瓯北起家的。当然，更多的还是小企业，在瓯北，他这一行大大小小有上千家。
虽然建厂已经十余年了，年销售额也有数千万，但于先生坚持认为自己是“小打小闹”。不过，他也坦承自己确实借过高利贷。有时候，老客户会打电话来直接下单，厂里会急需一笔资金购进大批原材料投产。最怕的是，合同签订之后，原材料价格突然上涨，“这几年涨得很厉害，有些材料一年翻了好几番”，而且工人工资也要发。但是，客户不管这些，他们只能按合同价交货，最多在下一次合同中把损失算进去。企业赢得了信誉，但是商人很亏。而且，像于先生这样的小企业，原本利润也就在10％左右，1分多的利息对他们来说，已经很高了，但是不得不通过某些渠道商借。
“办企业，缺钱是没有个确定数的，有时候几十万，有时候上百万，但一两百万银行根本不贷。”因为，银行会给企业评定信用等级，这个范围之外的银行不借。而像于先生这样的企业，甚至不会出现在银行的名单上。“贷给大企业，不贷给小企业，在温州都是这样。”
这笔钱，企业要得急，但一两天甚至半天就能还。而担保公司、高利贷很快就以银行此生都难以达到的速度办妥了。所以，大家只能求助于它们。时间一长，彼此间也建立起了良好的信任，所以，好借好还。至于那些公司，于先生说，你翻翻《温州日报》、《温州商报》，这些当地报纸几乎都有一整版的关于担保、借贷的信息，只不过有的伪装成了所谓的“投资咨询”。说起这些人，于先生别有深意地笑笑，其实他们根本没钱，但他们有“路子”，有“背景”。
相比之下，机械行业基本上还是好的，因为钢铁、石油、发电、天然气、建筑施工……都会用到，国家建设需求大，于先生这样的企业还能撑得住。但是从今年八九月份开始，他还是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资金链断裂带来的巨大影响。他上游的供应商，下游的客户，在资金上都很紧张。“实际上，从前几年开始，因为温州地区企业产品出口欧美国家的较多，都按美元结算，汇率的影响就很大。原来7块多，现在5块多，利润就低了。2009年的时候，资金就有困难了。有资金的话，库存量做大一点；没有的话，库存量做小一点。忙的时候临时招工，不忙就少几个，让他们回家。”
鞋厂招人难，缺1000，能招到500就算不错了。当然，招工难也是所有温州商人的一大烦恼，基本上各个行业都存在“用工荒”。尽管中小企业在福利待遇上无法与大企业相提并论，后者有保底工资，福利待遇也较好，有劳保，有夫妻房，政府也会把税收返还一些给大企业，让做这方面的事情；但是，像于先生这样规模的小企业，工人最低月工资已达到3000多元。即便如此，技术工人还是很难招。温州当地人是宁愿自己当老板，也不愿给人打工，周德文多年前已经将此总结为“宁做鸡头，不做凤尾”。
眼下，于先生的工人主要来自贵州、安徽、江西、四川、河南等地。但是，每年都有约40％的人过完春节就不来了。少数人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被辞退的，更多的则是自己积累资金留在老家乡办厂了。
这个冬天是道坎
瓯北人喜欢拿上海打比方，说这里相当于小浦东。可即便是这样的郊县，工业用地的价格每亩早已在200万元以上，远比上海、江苏等地要贵很多倍。于是，一些中西部地区纷纷向温州商人热情地张开了怀抱，有的甚至给出了零地价，当然在企业税收上另有要求。
虽说是道门槛，但也是以企业发展为前提的，毕竟企业的锅里有，政府的碗里才有。不少商人已经把厂陆续迁走了，但于先生的厂还在原地运转。他说，跑路的人，相对于温州40多万企业主而言，肯定还是少的。但跑路事件的影响力，或者说造成的恐慌和伤害，却如爆炸之后的冲击波，可以伤及很多人。
在曹先生看来，温州一些地方政府办了件明智的事，他们已经为某些企业垫付了拖欠工人的工资，如若
不然，以一个跑路老板手下有50名工人来算，这场原本围绕企业为核心的问题将直接演化成社会问题，在这个节骨眼上，无异于雪上加霜。
但是，即将出台的政策法规究竟对他们有怎样的好处?何时能“享受”到?于先生并不乐观，他觉得，民间借贷合法化意味着4倍利息已成定局，你贷也得贷，不贷也得贷。像他这样利润只有10％的企业，日子都不好过，何况那么多利润只有1％到3％的企业呢?等于大家在给银行打工。至于民间借贷服务公司，据说要由国企牵头成立，而温州99.9％都是民营企业，哪来什么国企?
年关将至，按理该是企业之间、供应商与客户之间结账的时候了。但是，此刻解决问题的企业微乎其微，而温州中小企业多达40多万家。再则，政策是有滞后性的，贯彻到下面的时间，有学者认为至少要3个月。也就是说，要明年春节之后才见端倪。而此次危机造成社会信用丧失，有观点认为，可能要比危机本身还要可怕。所以，这个冬天，将是温州商人的一道坎。未来到底怎么样，所有人都在拭目以待。但眼下，温州商人不愿意多说，更不愿意在摄影机前露脸。
温州的同志们，都怎么了?
我的跑路兄弟
归国的胡福林受到了“大熊猫”般的待遇，曾经在得知信泰公司出现资金问题的第一时间齐聚办公室，甚至占据了办公桌在上面吃饭睡觉的债主们，如今不仅见不至蝴本人，就连靠近信泰都不可能。警方在厂区外执勤，工人已陆续返厂开工。据说，要采访的话，必须通过政府相关部门。然而，尽管胡福林已经归国，但他早拿到美国绿卡，老婆孩子已在国外，资产能转移的也已转移完毕。
而更多的温州商人还是得自己想出路。11月7日，温州轻工业园区一家外贸鞋厂——霞星鞋业的老板胡某，在欠供应商和工人约1000万元后，突然手机关机，没了踪影。11日，瓯海区老年公寓“芙蓉山庄”大股东刘某人间蒸发，据当地民政部门初步统计其所欠债务高达1.07亿元。紧接着，12日，浙江麦浪实业的老板周某携款3亿出逃，联名报案者有50多人，从300万到2500万，数额不等，政府相关领导接见受害者代表，多多少少表明了这起案件的影响力之大。而相比之下，黄龙一名55岁的担保公司老板，却选择在11月8日凌晨2时从13楼跳下，彻底告别了数百万元的债务……
当这些消息在周围传开时，曹先生已是见惯不怪了。80年代初创业时，他也是从鞋业起家的，在瑞安，那是最早的鞋厂之一。因为“生意不好做”，他在制鞋的上一道工序中看到了商机，90年代初离开鞋业，转行做起了海绵加工的生意。这家海绵厂，有10余名工人，用他的话说，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微型企业。不过，却是当地不少鞋厂的原材料供应商，其中包括他相交近40年的“兄弟”老胡的鞋厂。
老胡的厂是90年代初创办的，2010年年底的一天，他忽然丢下妻儿老小一个人走了，至今音信全无。老胡临走之前，欠下了600多万元的货款，但是欠曹先生的最少，只有数万元。“银行不贷给他款，所以他跑了，据说是跑到云南去了”，曹先生说。区区几万块，更何况他们从十几岁就认识了，所以，他没有上门讨债，甚至已经不去想这笔钱了。但是，那些损失几十万的债主就没这么好说话了。
虽说曹先生的厂还在继续生产，可是，他只能小规模地维持着。不是他无心做大，而是怕做大了之后重蹈那些中小企业的覆辙。“前些年，上头鼓励做大，恨不得我们都变成大企业。那些老板们也趁着这股劲借钱扩建，涉足多个行业。”如今，曹先生自己守着海绵厂，打发两个孩子去了上海工作，而且他也不想把企业交给孩子，觉得“没意思”，他不想孩子们这么辛苦。
“你叫银行给我贷1000万，我就接受采访；要是贷1个亿，我就让你采访2小时!”电话接通，记者刚刚表明意图，那头的浙江某鞋业老板蒋某就有些激动。这几个月来，他北上郑州南下广州，四处奔波，“要是不难，谁还跑路?这时候有什么好说的呢?”他不愿多说，一点商量的余地也没有。
跑路路漫漫
已经跨入21世纪，但温州的产业结构仍然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与改革开放初期没有什么区别。比如，温州4000多家眼镜企业，如今一息尚存的不足100家，其中真正开工生产的只有1／3左右。鞋业也差不多如此。而已经急剧萎缩的打火机行业，时下又面临着台州等地的叫板。而灯具行业甚至已近“全军覆没”。由于这几个行业在温州所占比重较大，因而成为“跑路”队伍中的主力。
温州本是中国四大侨乡之一，跟海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到2009年，移民人数达到巅峰。其积极一面是，企业从自身发展考虑，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资金、技术和市场。但消极一面也是显而易见的。近年来，平均每年有干余家实业迁往内地，甚至境外，带走了人才、资金、技术。有的人，以实业为平台向银行融资，然后投入地产、用于放贷，追求短期高回报；或者干脆跑到国外做私募、风投。而反过来，“全国甚至全世界温州人的钱，通过地下钱庄的网络放给了温州甚至全国。但不受法律保护，一旦出事只能是跑路、跳楼、追杀。没有办法通过法律的途径去解决。”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不久前造访温州，回来后在微博上如是写道。
早在2年前，就已经有温商跑路。2009年8月13日，温州远东锁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松福，从公司账户上划走最后一笔200万后，扔下一堆烂摊子跑了。他连夜离开温州。之后，他常到不同的地方，住在不同的旅馆，也渐渐有了一个习惯，买彩票。他想着或许能中大奖，就能还掉高息借款。每个星期除星期五没开奖他没买外，每逢一、三、日，他买“大乐透”；二、四、六就买“双色球”。每次下注都是一两千。一年多下来，他花在彩票上的钱大概有70万元。他去过江苏、安徽、河北等地，出行基本都是出租车，吃在饭店，住在旅馆，每天香烟2包，有时还要喝红酒。他每天仅生活开销就近1000元，总共花了约50万元。
如今，按照温州某移民公司主页上的两个手机号码打过去，一个已是停机状态，另一个接通之后，对方直接回答“打错了”，随即生硬地挂断了电话。而据一位老板说，这家公司之前态度一直礼貌热情，生意也还算兴隆。
美国移民局新近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间接证明了中国富人投资移民的热情。尽管美国现阶段的经济衰退是举世共睹的，但它仍是全球富豪向往的地方。
2011年投资移民美国已获批准的934名幸运儿，是从2969名申请人中最终胜出的，他们拿到的是投资移民的EB-5签证。而在申请EB-5签证的全部申请者中，中国人约占75％。相比2007年，270位中国公民申请，161人获批，人数增加了10倍以上。
而一项调查显示，在财产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中国富人中，想移民到美国的最多，达到40％，其次为加拿大37％，新加坡是14％，欧洲11％。业内人士透露，近3年来，大量移民海外的中国富人，至少带走了170亿元的资金。而中国约60％的“高净值人士”(即拥有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可投资资产的人士)，不是已快办完移民手续了，就是在考虑投资移民。在新浪微博上，甚至有商人高调地宣布，近期将遣散公司所有员工，举家投资移民去美国。
他们为什么要移民?一位任职于境外某大型企业、长期负责接洽和办理中国企业家移民的人士给出了如下答案——
首先，狡兔三窟，这是中国“古训”，况且国内现在生意也不好做，能到国外圈点钱、留条后路，何乐而不为呢?如果身家过亿的话，也就等于存上一小部分在国外银行，还有利息可拿。
其次，在激烈竞争中使用过一些 非常手段的人，或者深谙商场黑幕的人，“说你有问题，没问题也能给你查出问题”，为身家性命考虑，不得不“三十六计走为上”。
再则，移民之后，小孩在国外读书，老婆在那里带孩子，自己可以国内国外两头跑，继续回国打理国内生意。一旦国内有什么风吹草动，即可撤至国外。据说，赚了钱就溜，已成浙江乃至全国富豪圈里的趋势。当然，这还不包括一些贪腐行为者。
在义乌做服务加工生意的肖艳(化名)正在委托温州一家移民中介办理移民手续。早就打定主意让女儿到国外读书的她说，心想早晚也要出去，晚几年等事业做大些再走，没想到一拖再拖，直到厂子遭遇危机，移民才又赶紧提上日程。“6年前两个做生意的哥哥就开始办移民了，这几年他们家里老的在加拿大养老，小的在加拿大读书，只留叔伯兄弟在浙江继续经营工厂，他们每年还须在国外待上个把月。”肖艳说，她认识的企业家很多都是这样，早早地就把老婆孩子转移到了国外，留自己在国内挣钱。
欠债到底还不还钱?
欠债还钱，本是天经地义的事。可如今，还，还是不还，成了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别说温州商人得掂量半天，就连身为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的周德文，现在也最怕被问到这样的问题。
不久前，一位瑞安企业家给他打电话，说手头有了4000万，到底还不还银行贷款?周德文说，当然要还，这是信用问题，还掉再贷出来嘛。对方照做了，可之后却再也贷不到款了。银行声称现在不再接受企业互保，你得拿出资产抵押。而他的现有资产额显然达不到银行的要求。这件事让周德文觉得很对不起朋友。
温州市区飞霞南路锦绣略的交界处，宁波银行楼顶耸立着一块广告牌，百米开外清晰可见：中小企业服务专家。然而，瓯北某们械企业的老板于先生对此却不以为然。在去往
工厂的路上，他指着街道两边的大楼不无骄傲地告诉记者，哪个是奥康、康奈、红蜻蜓、报喜鸟的总部或厂区，它们都是从瓯北起家的。当然，更多的还是小企业，在瓯北，他这一行大大小小有上千家。
虽然建厂已经十余年了，年销售额也有数千万，但于先生坚持认为自己是“小打小闹”。不过，他也坦承自己确实借过高利贷。有时候，老客户会打电话来直接下单，厂里会急需一笔资金购进大批原材料投产。最怕的是，合同签订之后，原材料价格突然上涨，“这几年涨得很厉害，有些材料一年翻了好几番”，而且工人工资也要发。但是，客户不管这些，他们只能按合同价交货，最多在下一次合同中把损失算进去。企业赢得了信誉，但是商人很亏。而且，像于先生这样的小企业，原本利润也就在10％左右，1分多的利息对他们来说，已经很高了，但是不得不通过某些渠道商借。
“办企业，缺钱是没有个确定数的，有时候几十万，有时候上百万，但一两百万银行根本不贷。”因为，银行会给企业评定信用等级，这个范围之外的银行不借。而像于先生这样的企业，甚至不会出现在银行的名单上。“贷给大企业，不贷给小企业，在温州都是这样。”
这笔钱，企业要得急，但一两天甚至半天就能还。而担保公司、高利贷很快就以银行此生都难以达到的速度办妥了。所以，大家只能求助于它们。时间一长，彼此间也建立起了良好的信任，所以，好借好还。至于那些公司，于先生说，你翻翻《温州日报》、《温州商报》，这些当地报纸几乎都有一整版的关于担保、借贷的信息，只不过有的伪装成了所谓的“投资咨询”。说起这些人，于先生别有深意地笑笑，其实他们根本没钱，但他们有“路子”，有“背景”。
相比之下，机械行业基本上还是好的，因为钢铁、石油、发电、天然气、建筑施工……都会用到，国家建设需求大，于先生这样的企业还能撑得住。但是从今年八九月份开始，他还是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资金链断裂带来的巨大影响。他上游的供应商，下游的客户，在资金上都很紧张。“实际上，从前几年开始，因为温州地区企业产品出口欧美国家的较多，都按美元结算，汇率的影响就很大。原来7块多，现在5块多，利润就低了。2009年的时候，资金就有困难了。有资金的话，库存量做大一点；没有的话，库存量做小一点。忙的时候临时招工，不忙就少几个，让他们回家。”
鞋厂招人难，缺1000，能招到500就算不错了。当然，招工难也是所有温州商人的一大烦恼，基本上各个行业都存在“用工荒”。尽管中小企业在福利待遇上无法与大企业相提并论，后者有保底工资，福利待遇也较好，有劳保，有夫妻房，政府也会把税收返还一些给大企业，让做这方面的事情；但是，像于先生这样规模的小企业，工人最低月工资已达到3000多元。即便如此，技术工人还是很难招。温州当地人是宁愿自己当老板，也不愿给人打工，周德文多年前已经将此总结为“宁做鸡头，不做凤尾”。
眼下，于先生的工人主要来自贵州、安徽、江西、四川、河南等地。但是，每年都有约40％的人过完春节就不来了。少数人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被辞退的，更多的则是自己积累资金留在老家乡办厂了。
这个冬天是道坎
瓯北人喜欢拿上海打比方，说这里相当于小浦东。可即便是这样的郊县，工业用地的价格每亩早已在200万元以上，远比上海、江苏等地要贵很多倍。于是，一些中西部地区纷纷向温州商人热情地张开了怀抱，有的甚至给出了零地价，当然在企业税收上另有要求。
虽说是道门槛，但也是以企业发展为前提的，毕竟企业的锅里有，政府的碗里才有。不少商人已经把厂陆续迁走了，但于先生的厂还在原地运转。他说，跑路的人，相对于温州40多万企业主而言，肯定还是少的。但跑路事件的影响力，或者说造成的恐慌和伤害，却如爆炸之后的冲击波，可以伤及很多人。
在曹先生看来，温州一些地方政府办了件明智的事，他们已经为某些企业垫付了拖欠工人的工资，如若
不然，以一个跑路老板手下有50名工人来算，这场原本围绕企业为核心的问题将直接演化成社会问题，在这个节骨眼上，无异于雪上加霜。
但是，即将出台的政策法规究竟对他们有怎样的好处?何时能“享受”到?于先生并不乐观，他觉得，民间借贷合法化意味着4倍利息已成定局，你贷也得贷，不贷也得贷。像他这样利润只有10％的企业，日子都不好过，何况那么多利润只有1％到3％的企业呢?等于大家在给银行打工。至于民间借贷服务公司，据说要由国企牵头成立，而温州99.9％都是民营企业，哪来什么国企?
年关将至，按理该是企业之间、供应商与客户之间结账的时候了。但是，此刻解决问题的企业微乎其微，而温州中小企业多达40多万家。再则，政策是有滞后性的，贯彻到下面的时间，有学者认为至少要3个月。也就是说，要明年春节之后才见端倪。而此次危机造成社会信用丧失，有观点认为，可能要比危机本身还要可怕。所以，这个冬天，将是温州商人的一道坎。未来到底怎么样，所有人都在拭目以待。但眼下，温州商人不愿意多说，更不愿意在摄影机前露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