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说的夏天》是在中国院线很难看到的电影，因为这是一个关于普通人—而非超级英雄—在真实的社会结构中寻求正义的故事。没有大动作大场面，只有辩论、争吵、黯然神伤、各怀心事、无言以对。

教授办公室里的性侵

　　故事在一层层的伦理困境中展开：崇拜李教授的研究生白慧华被教授强暴了，但是，她没有举报声张，并且继续与他发生性关系，直到她无意识地、血淋淋地自残，被学校心理辅导的陈老师和精神科医生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陈找来帮忙的公益律师朋友，却正好是李教授的妻子林律师。在林拂袖而去之后，陈决定找回自己绝交多年的女子高中手帕交—成功而多少有些市侩的方律师，让她帮助白在法律上讨还公道—起诉教授性侵。这是一个看起来没有受害者也缺乏证据的案子，白处在复杂而危险的心理状态中，她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告他？”“我不知道是不是爱上李教授了……”
　　事情那么快就发生了。白试图脱离控制狂母亲，她的新校园生活刚刚展开。在成为李教授指导的学校乐团黑管乐手之后，她去应聘他办公室的助理。他先是一如既往地严肃，责备她迟到了对应聘不利，白怯生生地点点头；可是之后他邀请她共进午餐，尽管他的另一个助理，白的师姐，在乐团一心希望鹤立鸡群的利亚，似乎在跟他闹一点小别扭，气氛有些奇怪，可是跟老师单独交流显然也是白慧华期待中的事。
　　这是白第一次有机会与教授独处。那一段长镜头里，交响乐在播放—作为乐团的指挥和指导老师，李教授指导学生的环境理当如此。前面白还像所有不那么熟悉又对老师好奇，还希望跟他套套近乎的学生一样，在谈论书架上镜框里老师的家人；老师一边若无其事像与客寒暄一般地回答，一边微微地在向她靠近。镜头精确地窥视着他们—白感觉到社交距离的逾越，她尽量往书架上挤，缩小自己的占据的空间；不过—很快，老师开始亲吻她。之后，是凌乱事发之时。

加害人和被害人的诡异共生

　　是的，白慧华从未想过举报李教授，有了这个不能说，也难以消化的秘密，只能寻找自己的解决方案。但教授有他的善后手段，也许同样是轻车熟路的。在训斥和解散了乐团的排练之后，在空旷的排练厅里，这个他如王者一样发号施令和操控乐团学生情绪起伏的场所，寥寥数语之后，再一个长镜头，白慧华孤独、不知所措的表情。我相信加害人李教授会出现在她的右后方，他总是不疾不徐，从容不迫，他的西服果然出现在那里，在这个秘密里只有加害人和被害人双方。那一片衣角是白慧华惟一能够倚靠的，她和其他的性骚扰性侵害受害者没有什么两样。淡化，把这个事故想象成另外一个故事，这是她可以做的，这也是文化中有无数剧本的。连暴力强奸的受害者都可能把嫁给强奸者当作自救的文化中，她的解决方案—“不知道是不是爱上了李教授”，还有什么不能理解呢？
　　导演省略了白此后多次“自愿”与教授在办公室发生性关系的事实。制作方的解释是：“我们为什么要渲染她的身体遭遇了什么？重点是她的心里遭遇了怎样的磨难。”
　　导演用很多的闲笔，这个残忍和复杂的故事，穿插在台东壮阔的风景之中。林涛汹涌的山野，太平洋和海岸山脉之间的铁路，事情就像它本来的样子，仿佛没有发生。

不反抗是否等于同意？

　　直到白慧华拒绝了她本来喜欢的人，阳光男孩木宏的亲近（也许暗示她认为自己要忠于对李教授这个“爱人”；或者，是她认为自己已然被“玷污”而无法正常与木宏恋爱），而这一举动激发的心理危机导致她的无意识自残。王老师把冷心肠的方律师召唤到台东，影片的主题慢慢地浮现：如果第一次被性侵却没有“合理地”反抗，并且在之后多次配合对方的要求，那么这是不是性侵害？或者是双方合意的性行为？事情的核心是，没有反抗是否等于同意？
　　我早知道这个答案。从7月到10月，跟进了厦大考古导师吴某的性骚扰案，在电影中，我看到的就是这个案子的重演。吴某对女学生，跟片中的李教授一样，并不挑人，只要是强烈地希望在他掌控的领域里有所成就的学生，他就有机会单独接近，将对方一举擒获—猎人对猎物是不需要征求同意的。
　　人们不能理解的是，寒蝉为何会噤声。在看过影片之后两天，我参加了一个为校园性骚扰为主题的电视谈话节目。一些嘉宾对厦门大学受害人进行了无穷递进的追问：成年人了，难道不知道反抗吗？为什么第一次之后不举报，是不是不自己太贪心？ 既然已经发生性关系了，事情的性质已经变化，不就是失败的性交易吗？既然现在调查的结果出来了，为什么不使用法律的武器，与侵害者对簿公堂？而另一面，他们对加害人的作为，却仅仅加以“男人天性”、“狂狷”的判断，给予包容。在影片中，白承受的就是这样的舆论压力。性被社会构造成男主控女服从的模式，这个模式是不平等的结果，但也会继续生产新的不平等。沉默等于同意吗？厦大案中举报导师的女孩也跟白一样，不止一次地发生性关系，但是她和白一样，身心都发生很大问题，她找老师倾诉，找心理咨询，找系领导投诉，没有任何改变。

男性无法消化的弱

　　李教授，就像传说中颇有偶像魅力的那些师长一样（在人成长的过程中，这样的师长不止一个），“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我们不会有机会学习抵抗他的不当行为，因为从未假设他会有不当行为。
　　戴立忍的表演，如此有感染力地代言了一种男性的类型。在灯光聚焦之下，李教授像所有校园男神一样，光彩夺目，中年沉淀的男人味儿，煞有介事的忧郁和严厉。除了教师身份给他的评鉴权力，他的影响力也是难以抵挡的，乐团排练的氛围，年轻乐手们热切的目光，都表明他的臧否能够左右大家的自我认同和同侪地位。
　　熠熠生辉的偶像李教授有自己的失意和脆弱。在一个男人必须强的文化中，他们往往无法消化自己的弱，所以他们会把失败化为攻击性，以伤害他人来重建自己的男性气质。“每个人都在逃，差别只是自己知不知道而已。” 　　影片并不仅仅是性侵案的“法庭剧”，貌似小清新的影像，却有很大的野心，关于何谓正义的探讨，隐藏在人物的人生伏笔中。
　　李教授的妻子林律师，她为丈夫（习惯性地）性侵女学生辩护，并不像人们理解的仅仅是传统妇女的亲亲相隐和保护家庭。她曾经是决定家庭走向的人，政党轮替之际决定到原住民地区来继续公益律师的工作，这是她的继续革命。而李，为她的路线偏离了“鸡犬升天”的前途。他们有共同的回忆和默契，他们相互是珍惜的，林对他怀抱负疚。

　　在林这里，正义在公私之间撕扯得最严重。尽管她一直很克制，可谓静水深流，但是作为在性上被背叛的妻子，她仍然忍不住借法庭质证之机，表达自己的愤怒—对丈夫和她心目中不甘心的“小三”。作为原住民环保运动领袖，她认为利用原住民的经济弱势，牺牲其生态利益的征地开发，不是“公平交易”而是掠夺，那么，她的丈夫利用学生在年龄、经验、资源和权力关系中的弱势，发生貌似“你情我愿”的性关系，又意味着什么呢？作为法律人，她高扬无罪推定原则，然而作为弱势群体的捍卫者，她又明白在教师性侵的个案中，这个原则的运作脉络不同。这也许是她愿意和解，并最终放弃上诉的原因。最后林的出路，是成为亡夫的赎罪人，对多个受害人一一作出赔偿。

悲者的注视

　　李教授的死，被设置在这样的一个日常场景之下—作为妻子的好丈夫，儿子开明的父亲，他跪在土地上照料花园，突然，心脏病袭击了他。他在失声的挣扎中，仰望家中的窗口，妻儿如常的、温暖的生活。他的头慢慢地垂向土壤，旁边是他培育的盛开的鸢尾花，他曾拿着这花束去看望了被自己伤害的女孩，这花也让妻子觉察到了他寡人有疾的重演。
　　这是我喜欢的一个情节，镜头给加害人悲悯的注视。尽管，他们通常即便遭到惩罚，也不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认为这正是他们遭遇了诅咒的明证。男性需要拯救，但咎责受害者、为加害人张目的舆论，往往把他们推离拯救之途。
　　电影中，导演的批判是理解的诠释而不是声讨。没有执法的上帝，人们在法、理、情的困扰中，艰难地寻找自己的答案，回到初心。这些微小而坚持的努力，属于卑微的人类；希望这部电影，能“唤醒那些装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