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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挣扎在贫困线上的穷学者】
艾琳娜是马克思最小的女儿，出生于1855年1月。当时马克思一家的生活正处于艰难困窘之中，作为政治难民，租住在伦敦苏荷区一处逼仄破旧的房子里。据当时光顾过马克思居所的一位伦敦警察描述：
马克思住在伦敦最便宜最糟的地区，他只有两个房间，对着街道的房间是客厅，卧房在后面，两个房间的家具没有一件是干净像样的，而且破旧不堪，上面积满了灰尘，房间里到处是一片凌乱……
当你走进马克思的房间时，烟草的气味和烟雾熏得人眼泪直流，你起先什么都看不到，好像在黑暗的洞穴中摸索，直到你的眼睛适应了之后，你才在一片朦胧中看清楚一些东西……有一只椅子是三只脚的，另外一张是完好的，但小孩子在那上面玩过煮饭的游戏，这一张是给客人坐的，可是小孩在上面煮过的东西却没移走，如果不看好就一屁股坐下去，你的裤子就报销了。马克思和他的夫人对这些似乎早已习以为常，他们以友善亲切的态度接待客人，他们请你用烟斗抽烟，并且以现场可能有的适合东西招待你。最后，一场聪明有趣的谈话展开了，弥补了刚才你所遭遇到的一切不适，这时你开始觉得自在起来，你会发现，他们其实很有趣，而且也很有创意。
这段详细的描述，使我们感受到了马克思生活的贫困，但他们似乎有着安贫乐道的情怀——蒙着灰尘的暗淡生活还有着另外一面：如马克思于1852年6月获得许可进出大英博物馆阅览室，他每天早上10点到下午7点去那里读书，仔细阅读19世纪英国工厂的蓝皮报告书，积累了大量资料。这之前，随着1848年欧洲革命火焰的熄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从社会运动中脱身，此时，他正用这些资料从事《资本论》的著述。
马克思的夫人燕妮在1850年的一封信中，曾详细叙述他们一家因交不起房租被赶出门的惨况：
有一天，我们的房东太太突然出现，冬天里我们已经付过她两百五十丹纳，而且商议好未来不用再付房租给她，而是付给房东先生，这个大家都同意了。她现在突然来要求我们还欠她的五镑，她完全否决了先前的决议。我们一时拿不出这笔数目，这时，来了两位法警，进入我们的屋子，盘踞住我们所有的家私：床、家具及衣物等等，甚至连婴儿的摇篮和我女儿的玩具也不放过，我女儿站在一旁哭个不停。他们威胁说要在两个小时之内把所有的东西搬出去，果真如此的话，我宁可抱着发抖的小孩们躺在地上等死！我们的朋友康拉德·施拉姆急着去城里求救，他跳上马车，马匹顿起脚来，他当场摔倒在地，浑身流血，被抬进了屋子，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第二天我们必须离开那栋房子，天气很冷，还下着雨，我丈夫急着为我们寻找落脚的地方，可是大家一看到我们带着四个小孩，没有人愿意收留我们。最后一位朋友跑来帮我们脱困，我必须把床卖掉才能清偿药店、面包店、肉商以及牛奶商的债务，牛奶商早在听说有法警来我们这里时，就连忙赶来跟我们要钱了。我卖掉的床被抬了出去，搬上马车——然而，你知道怎么回事吗？当时太阳早已下山，在英国晚上是不许运送家具的，这时房东又找来警察，说这些家具中可能夹杂有他们的东西，我们可能会偷偷运往国外，不到五分钟，门口竟聚集了两三百人，都是这一带的居民。床只好又搬了下来，等到第二天天一亮就赶快送去给买主。
穷困有时还会带来屈辱，一次，马克思当掉的一件首饰上刻有“阿吉尔公爵”的纹章字样，当铺老板叫来警察，把马克思抓了起来。此时，一些有地位的朋友正出城度周末，没有人来营救他，马克思留在看守所里，直到礼拜一早上才被放出来。
燕妮原是家境优渥有教养的女子，尽管在这封信中，燕妮为自己的丈夫感到自豪，认为“亲爱的丈夫”在她的身边就是她“生命的支柱”，但衣食不继的生活是常人所难以忍受的。虽然她以超常的坚韧和爱心与马克思共度艰窘岁月，但有时不免感到绝望。她时常难过得彻夜哭泣，惹得马克思生气烦躁，她甚至说“愿意和自己的孩子住到坟墓里去”。
【马克思与儿女们】
马克思不善于养家，他虽是犹太人，但声称决不做金钱的奴隶。年轻的马克思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作家赚钱只要能够维持生活和写作就行了，但不能为了赚钱而去生活和写作……作家可不能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一种手段，那应该是一种目标，如果有必要，他要为自己的工作而牺牲自己，像宗教上的教士一般，坚持一个原则：服从上帝而不是服从人。不要像一般人那样，成为需要和欲望的奴隶。”这种对精神创造宗教般的虔诚固然可敬，但一个男人使妻子儿女在贫苦中备受煎熬，总不能说尽到了丈夫和父亲的责任。马克思在流亡伦敦的30年时间里，只动过一次要找份固定工作的念头——到铁路上做一名书记员，后因字迹潦草，碍难录用而作罢。
当年马克思的书卖得并不好，出版也很困难，起码在他生前，理论研究和精神创造并没有给他带来应有的物质回报，维持生活的费用要靠恩格斯的资助。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友谊终生不渝，他说：“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由于马克思无尽的索求和性格上的原因，两人的关系也一度有过疏离，但后来还是和好如初。马克思痛恨和嘲弄宗教，从没想过要树起一个人格神供人膜拜，更没有把自己看成先知和神明。马克思创造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并通过思想的力量改变了世界，但他也是普通人，会吃饭、睡觉、生养孩子……面对柴米油盐的琐碎庸常生活，他同样充满了烦恼。
刚到伦敦时，马克思一家共有六口人：马克思夫妇，三个孩子，还有一名女仆。这名女仆名叫海伦·德穆特，是燕妮出嫁时母亲送给她的结婚礼物。这名女仆对马克思一家忠心耿耿，她就是马克思家的一员，他们叫她“琳蘅”。三个孩子中有两个是女孩，即劳拉和小燕妮；一个男孩，名叫艾德加。后来，马克思的夫人燕妮又有过三次临产。1855年1月，艾琳娜降生了，他们叫她“杜茜”。燕妮另两次分娩，一次是一名女婴，生下不久便死去了，另一次产下一名死婴，燕妮为此倍受折磨，险些丧命。 就在艾琳娜降生三个月后，马克思唯一的儿子，那个名叫艾德加的男孩死去了。据和马克思一家熟识的李卜克内西记述，这名男孩一头黑发，亮晶晶的大眼睛，长得很像马克思，而且很聪明。一次一位面包商登门，带来了一些面包，同时要和马克思结算旧账，艾德加去应门，他收下了面包，声称马克思不在家，把面包商关在了门外。艾德加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使马克思倍受打击，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表达了自己无比悲伤的心情，说“家中的灵魂没有了，房子里更变得死气沉沉”。
此外，马克思一家还有一些更为隐秘的往事。上面引马克思夫人燕妮的信写于1850年11月，在那封信中，燕妮说到为降生不久的小艾德加哺乳的情景，其中有一句话是：“这位可怜的小天使在吸我的奶时，也许也把我秘密的哀伤和痛苦一起吸了进去……”这种“秘密的哀伤和痛苦”到底有何所指？原来，此时女仆琳蘅正怀着身孕，1851年6月，她生下了一名男婴，这个男婴就是马克思和女仆琳蘅的私生子。对于丈夫的所为，敏感的燕妮自然不会蒙在鼓里，这种“秘密的哀伤和痛苦”又岂可为外人道。琳蘅生下的这个孩子从母姓，名叫亨利·弗雷德里克·德穆特，生下不久便过继给一户劳工家庭抚养，从此不知下落。但1880年弗雷德里克再次出现，不久抛下妻子儿女移民澳洲。艾琳娜一直以为弗雷德里克是恩格斯的儿子，她对父亲的形象一向认定为理想完美，知道真相后自然十分吃惊，但她与这位同父异母的哥哥依然保持十分友善的关系。
【艾琳娜：迷失在情感生活中】
艾琳娜是所有女儿中最像马克思的一个，她有一头黑发，一双明亮乌黑的眼睛，额头很宽，个子不高，身板有点宽，浑身充满活力，喜欢大笑，嗓音洪亮。尽管马克思失去了儿子小艾德加，但这个女儿抚慰了马克思的失子之痛。马克思也非常喜欢他的小女儿，艾琳娜长大后，成为了马克思最有力的助手，她是父亲的秘书、伙伴兼护理，为父亲处理一切来往信件。
由于马克思以无产阶级解放为自己的终身使命，故而艾琳娜同样投入了19世纪的工人运动之中。她了解工人运动，是一个真诚的社会主义者。艾琳娜喜欢朗诵台词和表演，有一阵子马克思还让她去学戏剧表演课。后来，艾琳娜把自己的天赋用到工人运动中去，她对工人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受到了恩格斯的鼓励。她帮助伦敦东区的工人组织劳工联盟，参加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的罢工活动，教工人领袖读书和写字。
艾琳娜一度是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先锋战士，她勇敢、坚毅，为了事业勇于献身而又才华横溢。马克思死后，她和恩格斯一同整理父亲的遗稿，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第一个英译本即出自她的手笔。她还为著名的性心理学家哈夫洛克·蔼理斯翻译易卜生的作品，为后者主持的“美人鱼系列丛书”编了一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戏剧《警告淑女》。但是，这样一位杰出的女性却迷失在自己的情感生活中，造成了令人叹惋的人生悲剧。
艾琳娜16岁时，有一位名叫里沙加雷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爱上了她，并向她求婚。艾琳娜有些动心，母亲燕妮也不反对。但马克思以对方性格不稳定为由拒绝了。艾琳娜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隐约提到此事：
如果你有机会来我家，见过我的父母，你就可以了解父亲对我的重要性，也可以了解我对爱人和被人爱的渴望，以及我多么需要别人的同情。我多么了解我的父亲！多年来不幸的生活中，我们中间存有一层阴影……但我们的爱始终一成不变，我们永远互相信赖对方。我也很爱我母亲，她当然也爱我，但她不像父亲那样了解我，母亲死的时候，我感到悲伤极了，觉得以前对她不够好，但是为了让父母高兴，我也牺牲了自己的黄金年华。至于父亲，他一直很信任我——我们的本性是那么的相像！
这段话表达了她对父母——尤其是对父亲真诚的爱，同时，也隐含着某种情窦初开的少女惆怅的情绪，为了父亲，她牺牲了内心爱的渴望。
被压抑的情感一旦涌泄而出，就如决堤洪水，盲目而有一种一往无前，至死不回的蛮力。艾琳娜在父亲死后一年爱上了一位有妇之夫，此人名叫爱德华·埃夫林，是法国和爱尔兰的混血儿，一名年轻的科学教员。他虽然长相不佳，但口才很好，相当有魅力，是一个猎色的高手。有人评价他说：“他能够像伦敦最帅的男人，在半小时之内把一位很美的女士迷倒——这种魅力他屡试不爽，因而乐此不疲。”此人具有艺术家和无赖的双重气质，常常把生活和表演混淆在一起。他情感洋溢，充满幻想，有一阵子他想去当演员，还跟一个剧团到乡下去演出。他为艾琳娜和自己创作了一部独幕剧，两人共同排演。为此他到处借钱，甚至挪用公款，却从来不想归还，住旅馆不付账就偷偷溜走。
埃夫林自结识艾琳娜后，也热心参与社会主义活动。他要求加入当时的一个社会主义组织“社会民主同盟”，该组织的执行委员会却不愿意接纳他。最后，由于艾琳娜和马克思生前的一些朋友推荐才得以如愿。他是恩格斯家晚宴上的常客，但许多客人讨厌埃夫林，声言如果此人到场他们就拒绝参加，一个叫奥利弗·施莱诺的人就写信说：“我开始觉得埃夫林这个人很令人畏惧，说我不喜欢他仍不足以表达我对他的感觉。每次一靠近他，我就感到惶恐不安，每次一看到他觉得畏怯萎缩……我喜欢艾琳娜，可是那个家伙就是令人觉得不舒服。”但恩格斯疼爱艾琳娜，为了她的缘故，他不顾众人的抗议，不想冷淡和驱逐埃夫林。
艾琳娜和埃夫林的交往，遭到了很多朋友的反对和规劝，但艾琳娜执迷不悟。很快，在19世纪生活观念保守的英国，艾琳娜这种令人侧目的前卫行为，给她带来了苦果。她当时在一个上流阶级的寄宿学校工作，学校知道这种情况后，立即把她开除了。她写信给蔼理斯：“我很需要工作，可是很难找得到，‘体面的’的人不肯聘我。”
像埃夫林这种浪荡子，不可能忠实艾琳娜的情感。有段时间，这个人失踪了，不久之后重新出现，却身患重病。艾琳娜虽得知他已和别的女人走到了一起，在他开刀手术和养病期间，还是寸步不离守在他的床前。1898年，艾琳娜在写给她同父异母的哥哥（马克思和女仆琳蘅的私生子）弗雷德里克的信中，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辩解的理由：“我越来越了解，行为错误是一种道德病……有许多人缺乏道德感，就像一些人耳朵聋了或近视或其它毛病一样。我现在比较了解，我们不能因此而去责难他们，我们要想办法治愈他们，要尽力而为。”——这简直堪比宗教圣女特蕾莎的情怀！但艾琳娜不知道，道德病要比肌体和生理上的疾病更难治愈，甚至根本无法治愈。
就在埃夫林肌体上的病将要痊愈时，艾琳娜突然服毒自杀了。一天早晨，她收到一封信，信中揭露埃夫林失踪期间，其原配妻子去世，他趁机和一个年轻的女演员结了婚。艾琳娜知道，这个男人一直在利用和蹂躏她的情感，在他身上，她没有未来，所以她只能以决绝的死亡来终结她的错爱。艾琳娜死时留下一张字条，上面只写了一句话：“这些年来的生活真是太悲哀了！”
艾琳娜死后，把恩格斯遗留给他的钱全部留给了埃夫林，可埃夫林竟带着这笔钱和新婚妻子到别的地方寻欢作乐。几个月后，埃夫林也死了——在阳光下，躺在安乐椅上面，手里还拿着一本书。显然，此人并非死于“道德病”，而是死于肌体和生理疾病。
这里，顺便交代一下马克思另外两个女儿的情况。马克思的女儿劳拉1866年夏天和一位来自古巴的年轻医生保尔·拉法格订婚，两年后结婚。另一个女儿小燕妮1872年嫁给一位叫沙尔·龙格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他于巴黎公社瓦解后逃往英国，在伦敦大学充当讲师。马克思对这两个女婿皆不满意，起码在政治信仰上，没有一个是他的信徒。他写道：“龙格是最后一个蒲鲁东主义者，拉法格则是最后一个巴枯宁主义者——愿魔鬼与他们同在。”劳拉和拉法格生过几个小孩，但没有一个存活下来。恩格斯死前给劳拉留下了七千英镑，她把这笔钱分成10等份，打算用完这笔钱后夫妻两人一起自杀。1912年，当他们已经快70岁时，有一天被人发现死在了床上，验尸结果证明，是注射大量吗啡而死。燕妮·龙格死在马克思之前，马克思去世后6个月，她的一个儿子也死了。马克思留在世界上的后代，已经消失在茫茫的人海里。
人类对美好的社会制度充满渴望，很多人为未来的社会理想而献身。但个人的命运常常与制度无关。美国著名的文化和社会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谈到马克思时写道：“似乎只要共产主义社会一来临，所有一切人生问题便迎刃而解，他显然对未来寄托了太沉重的希望。”
艾琳娜是马克思最小的女儿，出生于1855年1月。当时马克思一家的生活正处于艰难困窘之中，作为政治难民，租住在伦敦苏荷区一处逼仄破旧的房子里。据当时光顾过马克思居所的一位伦敦警察描述：
马克思住在伦敦最便宜最糟的地区，他只有两个房间，对着街道的房间是客厅，卧房在后面，两个房间的家具没有一件是干净像样的，而且破旧不堪，上面积满了灰尘，房间里到处是一片凌乱……
当你走进马克思的房间时，烟草的气味和烟雾熏得人眼泪直流，你起先什么都看不到，好像在黑暗的洞穴中摸索，直到你的眼睛适应了之后，你才在一片朦胧中看清楚一些东西……有一只椅子是三只脚的，另外一张是完好的，但小孩子在那上面玩过煮饭的游戏，这一张是给客人坐的，可是小孩在上面煮过的东西却没移走，如果不看好就一屁股坐下去，你的裤子就报销了。马克思和他的夫人对这些似乎早已习以为常，他们以友善亲切的态度接待客人，他们请你用烟斗抽烟，并且以现场可能有的适合东西招待你。最后，一场聪明有趣的谈话展开了，弥补了刚才你所遭遇到的一切不适，这时你开始觉得自在起来，你会发现，他们其实很有趣，而且也很有创意。
这段详细的描述，使我们感受到了马克思生活的贫困，但他们似乎有着安贫乐道的情怀——蒙着灰尘的暗淡生活还有着另外一面：如马克思于1852年6月获得许可进出大英博物馆阅览室，他每天早上10点到下午7点去那里读书，仔细阅读19世纪英国工厂的蓝皮报告书，积累了大量资料。这之前，随着1848年欧洲革命火焰的熄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从社会运动中脱身，此时，他正用这些资料从事《资本论》的著述。
马克思的夫人燕妮在1850年的一封信中，曾详细叙述他们一家因交不起房租被赶出门的惨况：
有一天，我们的房东太太突然出现，冬天里我们已经付过她两百五十丹纳，而且商议好未来不用再付房租给她，而是付给房东先生，这个大家都同意了。她现在突然来要求我们还欠她的五镑，她完全否决了先前的决议。我们一时拿不出这笔数目，这时，来了两位法警，进入我们的屋子，盘踞住我们所有的家私：床、家具及衣物等等，甚至连婴儿的摇篮和我女儿的玩具也不放过，我女儿站在一旁哭个不停。他们威胁说要在两个小时之内把所有的东西搬出去，果真如此的话，我宁可抱着发抖的小孩们躺在地上等死！我们的朋友康拉德·施拉姆急着去城里求救，他跳上马车，马匹顿起脚来，他当场摔倒在地，浑身流血，被抬进了屋子，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第二天我们必须离开那栋房子，天气很冷，还下着雨，我丈夫急着为我们寻找落脚的地方，可是大家一看到我们带着四个小孩，没有人愿意收留我们。最后一位朋友跑来帮我们脱困，我必须把床卖掉才能清偿药店、面包店、肉商以及牛奶商的债务，牛奶商早在听说有法警来我们这里时，就连忙赶来跟我们要钱了。我卖掉的床被抬了出去，搬上马车——然而，你知道怎么回事吗？当时太阳早已下山，在英国晚上是不许运送家具的，这时房东又找来警察，说这些家具中可能夹杂有他们的东西，我们可能会偷偷运往国外，不到五分钟，门口竟聚集了两三百人，都是这一带的居民。床只好又搬了下来，等到第二天天一亮就赶快送去给买主。
穷困有时还会带来屈辱，一次，马克思当掉的一件首饰上刻有“阿吉尔公爵”的纹章字样，当铺老板叫来警察，把马克思抓了起来。此时，一些有地位的朋友正出城度周末，没有人来营救他，马克思留在看守所里，直到礼拜一早上才被放出来。
燕妮原是家境优渥有教养的女子，尽管在这封信中，燕妮为自己的丈夫感到自豪，认为“亲爱的丈夫”在她的身边就是她“生命的支柱”，但衣食不继的生活是常人所难以忍受的。虽然她以超常的坚韧和爱心与马克思共度艰窘岁月，但有时不免感到绝望。她时常难过得彻夜哭泣，惹得马克思生气烦躁，她甚至说“愿意和自己的孩子住到坟墓里去”。
【马克思与儿女们】
马克思不善于养家，他虽是犹太人，但声称决不做金钱的奴隶。年轻的马克思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作家赚钱只要能够维持生活和写作就行了，但不能为了赚钱而去生活和写作……作家可不能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一种手段，那应该是一种目标，如果有必要，他要为自己的工作而牺牲自己，像宗教上的教士一般，坚持一个原则：服从上帝而不是服从人。不要像一般人那样，成为需要和欲望的奴隶。”这种对精神创造宗教般的虔诚固然可敬，但一个男人使妻子儿女在贫苦中备受煎熬，总不能说尽到了丈夫和父亲的责任。马克思在流亡伦敦的30年时间里，只动过一次要找份固定工作的念头——到铁路上做一名书记员，后因字迹潦草，碍难录用而作罢。
当年马克思的书卖得并不好，出版也很困难，起码在他生前，理论研究和精神创造并没有给他带来应有的物质回报，维持生活的费用要靠恩格斯的资助。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友谊终生不渝，他说：“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由于马克思无尽的索求和性格上的原因，两人的关系也一度有过疏离，但后来还是和好如初。马克思痛恨和嘲弄宗教，从没想过要树起一个人格神供人膜拜，更没有把自己看成先知和神明。马克思创造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并通过思想的力量改变了世界，但他也是普通人，会吃饭、睡觉、生养孩子……面对柴米油盐的琐碎庸常生活，他同样充满了烦恼。
刚到伦敦时，马克思一家共有六口人：马克思夫妇，三个孩子，还有一名女仆。这名女仆名叫海伦·德穆特，是燕妮出嫁时母亲送给她的结婚礼物。这名女仆对马克思一家忠心耿耿，她就是马克思家的一员，他们叫她“琳蘅”。三个孩子中有两个是女孩，即劳拉和小燕妮；一个男孩，名叫艾德加。后来，马克思的夫人燕妮又有过三次临产。1855年1月，艾琳娜降生了，他们叫她“杜茜”。燕妮另两次分娩，一次是一名女婴，生下不久便死去了，另一次产下一名死婴，燕妮为此倍受折磨，险些丧命。 就在艾琳娜降生三个月后，马克思唯一的儿子，那个名叫艾德加的男孩死去了。据和马克思一家熟识的李卜克内西记述，这名男孩一头黑发，亮晶晶的大眼睛，长得很像马克思，而且很聪明。一次一位面包商登门，带来了一些面包，同时要和马克思结算旧账，艾德加去应门，他收下了面包，声称马克思不在家，把面包商关在了门外。艾德加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使马克思倍受打击，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表达了自己无比悲伤的心情，说“家中的灵魂没有了，房子里更变得死气沉沉”。
此外，马克思一家还有一些更为隐秘的往事。上面引马克思夫人燕妮的信写于1850年11月，在那封信中，燕妮说到为降生不久的小艾德加哺乳的情景，其中有一句话是：“这位可怜的小天使在吸我的奶时，也许也把我秘密的哀伤和痛苦一起吸了进去……”这种“秘密的哀伤和痛苦”到底有何所指？原来，此时女仆琳蘅正怀着身孕，1851年6月，她生下了一名男婴，这个男婴就是马克思和女仆琳蘅的私生子。对于丈夫的所为，敏感的燕妮自然不会蒙在鼓里，这种“秘密的哀伤和痛苦”又岂可为外人道。琳蘅生下的这个孩子从母姓，名叫亨利·弗雷德里克·德穆特，生下不久便过继给一户劳工家庭抚养，从此不知下落。但1880年弗雷德里克再次出现，不久抛下妻子儿女移民澳洲。艾琳娜一直以为弗雷德里克是恩格斯的儿子，她对父亲的形象一向认定为理想完美，知道真相后自然十分吃惊，但她与这位同父异母的哥哥依然保持十分友善的关系。
【艾琳娜：迷失在情感生活中】
艾琳娜是所有女儿中最像马克思的一个，她有一头黑发，一双明亮乌黑的眼睛，额头很宽，个子不高，身板有点宽，浑身充满活力，喜欢大笑，嗓音洪亮。尽管马克思失去了儿子小艾德加，但这个女儿抚慰了马克思的失子之痛。马克思也非常喜欢他的小女儿，艾琳娜长大后，成为了马克思最有力的助手，她是父亲的秘书、伙伴兼护理，为父亲处理一切来往信件。
由于马克思以无产阶级解放为自己的终身使命，故而艾琳娜同样投入了19世纪的工人运动之中。她了解工人运动，是一个真诚的社会主义者。艾琳娜喜欢朗诵台词和表演，有一阵子马克思还让她去学戏剧表演课。后来，艾琳娜把自己的天赋用到工人运动中去，她对工人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受到了恩格斯的鼓励。她帮助伦敦东区的工人组织劳工联盟，参加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的罢工活动，教工人领袖读书和写字。
艾琳娜一度是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先锋战士，她勇敢、坚毅，为了事业勇于献身而又才华横溢。马克思死后，她和恩格斯一同整理父亲的遗稿，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第一个英译本即出自她的手笔。她还为著名的性心理学家哈夫洛克·蔼理斯翻译易卜生的作品，为后者主持的“美人鱼系列丛书”编了一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戏剧《警告淑女》。但是，这样一位杰出的女性却迷失在自己的情感生活中，造成了令人叹惋的人生悲剧。
艾琳娜16岁时，有一位名叫里沙加雷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爱上了她，并向她求婚。艾琳娜有些动心，母亲燕妮也不反对。但马克思以对方性格不稳定为由拒绝了。艾琳娜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隐约提到此事：
如果你有机会来我家，见过我的父母，你就可以了解父亲对我的重要性，也可以了解我对爱人和被人爱的渴望，以及我多么需要别人的同情。我多么了解我的父亲！多年来不幸的生活中，我们中间存有一层阴影……但我们的爱始终一成不变，我们永远互相信赖对方。我也很爱我母亲，她当然也爱我，但她不像父亲那样了解我，母亲死的时候，我感到悲伤极了，觉得以前对她不够好，但是为了让父母高兴，我也牺牲了自己的黄金年华。至于父亲，他一直很信任我——我们的本性是那么的相像！
这段话表达了她对父母——尤其是对父亲真诚的爱，同时，也隐含着某种情窦初开的少女惆怅的情绪，为了父亲，她牺牲了内心爱的渴望。
被压抑的情感一旦涌泄而出，就如决堤洪水，盲目而有一种一往无前，至死不回的蛮力。艾琳娜在父亲死后一年爱上了一位有妇之夫，此人名叫爱德华·埃夫林，是法国和爱尔兰的混血儿，一名年轻的科学教员。他虽然长相不佳，但口才很好，相当有魅力，是一个猎色的高手。有人评价他说：“他能够像伦敦最帅的男人，在半小时之内把一位很美的女士迷倒——这种魅力他屡试不爽，因而乐此不疲。”此人具有艺术家和无赖的双重气质，常常把生活和表演混淆在一起。他情感洋溢，充满幻想，有一阵子他想去当演员，还跟一个剧团到乡下去演出。他为艾琳娜和自己创作了一部独幕剧，两人共同排演。为此他到处借钱，甚至挪用公款，却从来不想归还，住旅馆不付账就偷偷溜走。
埃夫林自结识艾琳娜后，也热心参与社会主义活动。他要求加入当时的一个社会主义组织“社会民主同盟”，该组织的执行委员会却不愿意接纳他。最后，由于艾琳娜和马克思生前的一些朋友推荐才得以如愿。他是恩格斯家晚宴上的常客，但许多客人讨厌埃夫林，声言如果此人到场他们就拒绝参加，一个叫奥利弗·施莱诺的人就写信说：“我开始觉得埃夫林这个人很令人畏惧，说我不喜欢他仍不足以表达我对他的感觉。每次一靠近他，我就感到惶恐不安，每次一看到他觉得畏怯萎缩……我喜欢艾琳娜，可是那个家伙就是令人觉得不舒服。”但恩格斯疼爱艾琳娜，为了她的缘故，他不顾众人的抗议，不想冷淡和驱逐埃夫林。
艾琳娜和埃夫林的交往，遭到了很多朋友的反对和规劝，但艾琳娜执迷不悟。很快，在19世纪生活观念保守的英国，艾琳娜这种令人侧目的前卫行为，给她带来了苦果。她当时在一个上流阶级的寄宿学校工作，学校知道这种情况后，立即把她开除了。她写信给蔼理斯：“我很需要工作，可是很难找得到，‘体面的’的人不肯聘我。”
像埃夫林这种浪荡子，不可能忠实艾琳娜的情感。有段时间，这个人失踪了，不久之后重新出现，却身患重病。艾琳娜虽得知他已和别的女人走到了一起，在他开刀手术和养病期间，还是寸步不离守在他的床前。1898年，艾琳娜在写给她同父异母的哥哥（马克思和女仆琳蘅的私生子）弗雷德里克的信中，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辩解的理由：“我越来越了解，行为错误是一种道德病……有许多人缺乏道德感，就像一些人耳朵聋了或近视或其它毛病一样。我现在比较了解，我们不能因此而去责难他们，我们要想办法治愈他们，要尽力而为。”——这简直堪比宗教圣女特蕾莎的情怀！但艾琳娜不知道，道德病要比肌体和生理上的疾病更难治愈，甚至根本无法治愈。
就在埃夫林肌体上的病将要痊愈时，艾琳娜突然服毒自杀了。一天早晨，她收到一封信，信中揭露埃夫林失踪期间，其原配妻子去世，他趁机和一个年轻的女演员结了婚。艾琳娜知道，这个男人一直在利用和蹂躏她的情感，在他身上，她没有未来，所以她只能以决绝的死亡来终结她的错爱。艾琳娜死时留下一张字条，上面只写了一句话：“这些年来的生活真是太悲哀了！”
艾琳娜死后，把恩格斯遗留给他的钱全部留给了埃夫林，可埃夫林竟带着这笔钱和新婚妻子到别的地方寻欢作乐。几个月后，埃夫林也死了——在阳光下，躺在安乐椅上面，手里还拿着一本书。显然，此人并非死于“道德病”，而是死于肌体和生理疾病。
这里，顺便交代一下马克思另外两个女儿的情况。马克思的女儿劳拉1866年夏天和一位来自古巴的年轻医生保尔·拉法格订婚，两年后结婚。另一个女儿小燕妮1872年嫁给一位叫沙尔·龙格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他于巴黎公社瓦解后逃往英国，在伦敦大学充当讲师。马克思对这两个女婿皆不满意，起码在政治信仰上，没有一个是他的信徒。他写道：“龙格是最后一个蒲鲁东主义者，拉法格则是最后一个巴枯宁主义者——愿魔鬼与他们同在。”劳拉和拉法格生过几个小孩，但没有一个存活下来。恩格斯死前给劳拉留下了七千英镑，她把这笔钱分成10等份，打算用完这笔钱后夫妻两人一起自杀。1912年，当他们已经快70岁时，有一天被人发现死在了床上，验尸结果证明，是注射大量吗啡而死。燕妮·龙格死在马克思之前，马克思去世后6个月，她的一个儿子也死了。马克思留在世界上的后代，已经消失在茫茫的人海里。
人类对美好的社会制度充满渴望，很多人为未来的社会理想而献身。但个人的命运常常与制度无关。美国著名的文化和社会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谈到马克思时写道：“似乎只要共产主义社会一来临，所有一切人生问题便迎刃而解，他显然对未来寄托了太沉重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