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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觉得‘信仰’这个词对‘五四’过来的一代知识分子而言，远比我们今天的人重要，他们的献身信仰往往是极其真诚的，不像今天，有的地方钻营着做戏和看戏的虚无党”
1936年，鲁迅去世。在为他抬棺者中，有当时32岁但已经文名赫赫的巴金。
2005年10月17日19点零6分，这
当晚8点，记者赶到上海华东医学也自发地出现在医院的门口。
“很久没有见过这么显赫的死了。”
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巴金研究专家陈思和教授认为，巴金是一个鲜活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发展的模本和个案，他用“胚胎——形成——高扬——分裂——平稳——沉沦——复苏”来描画巴金一生人格发展的轮回。
从信仰起步的文学
1927年1月25日，23岁的巴金邮船，他要到无政府主义的故乡去寻求真理。此前，这个叫李芾甘的青年，17岁时读到了《告少年》和《夜未央》这两本著名的无政府主义作品，欣喜地发现，“我找到了我的终身事业，而这事业又是与我在仆人轿夫身上发现的原始的正义的信仰相合的。”
“我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类。为了他，我准备献出我的一切”，怀着这样的信念，1923年，20岁不到的巴金离开了成都的旧公馆，去上海南洋中学，后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补习，遇到了一大批信仰无政府主义的朋友。
陈思和教授认为，无政府主义的两大思想核，一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强权；二是强调绝对的个性自由，这两大思想核心在当时的中国与反帝反封建的主流文化相一致，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当时吸引的主要是一批向往革命的青年人。
邮轮经过30多天的航行，终于到达巴黎。“1927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层楼上，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我寂寞，我痛苦，在阳光难照到的房间里，我想念祖国，想念亲人。”其间，巴金接到大哥的来信，发现他和大哥的感情越来越深，思想却越来越远，这让他十分痛苦，遂产生了以写作小说的形式，让大哥更深地了解他的想法。
1928年8月，巴金的第一部长篇陶主编的《小说月刊》上，从1月号起连载了4期，并第一次使用“巴金”这个名字。
无政府主义让他走上了创作的道路，巴金毫不避讳此点。许多研究者认为，巴金的作品都可以找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子。无政府主义的核心价值是“善良的个人，邪恶的社会”，而这即是巴金作品的主题。
对信仰的近乎热恋情人般的执著，终其一生，是巴金精神世界的不变基调。“我总觉得‘信仰’这个词对‘五四’过来的一代知识分子而言，远比我们今天的人重要，他们的献身信仰往往是极其真诚的，不像今天，有的地方钻营着做戏和看戏的虚无党。”陈思和表示。
“巴金的痛苦就是巴金的魅力”
“在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校园里，树立着五座校友的铜像，依次排开分别是鲁迅、胡风、巴金、严济慈、袁隆平。这里是巴金的母校，1923年底，19岁的巴金曾在这里学习，当时的校名为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特别注意到这些铜像，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们分别是20世纪中国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象征。巴金铜像前的四个字“掏出心来”是巴金亲手题写的，几个字浓缩了20世纪人文精神的精髓，亦是他作品的全部。”
“巴金一生都为之努力，连同他朴实而真诚的愿望，也是20世纪中国乃至现在的奋斗目标。巴金是20世纪中国精神的代表，他一生的探索是整个中华民族探索的缩影。”钱理群教授表示。
1931年在《时报》上连载著名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之一《家》，为年轻的巴金赢得了巨大的声誉，27岁的他已经是沪上声名斐然的作家。这一时期他的主要作品还有《死去的太阳》、《新生》、《砂丁》、《萌芽》和著名的“爱情三部曲”《雾》、《雨》、《电》。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社会急剧动荡，巴金始终没有停止过写作。“我离开上海去南方，以后又回到上海，又去西南，我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我的笔从来不曾停止。我的《激流三部曲》就是这样写完的。”
“我在一个城市给自己刚造好一个简单的‘窝’，就被迫空手离开这个城市，随身带一些稿纸。在一些地方买一瓶墨水也不容易，我写《憩园》时在皮包里放一锭墨，一枝小字笔和一大叠信笺，到了一个地方借一个小碟子，倒点水把墨在碟子上磨几下，便坐下写起来。”
“我也是走一段路写一段文章，从贵阳旅馆里写起一直到在重庆写完，出版。有一夜在重庆北碚小旅馆里写到《憩园》的末尾，电灯不亮，我找到一小节蜡烛点起来，可是文思未尽，烛油却流光了，我多么希望能再有一节蜡烛让我继续写下去。”
陈思和用了“巴金的痛苦就是巴金的魅力，巴金的失败就是巴金的成功”来概括巴金，“他的痛苦、矛盾、焦虑……这种情绪用文学语言宣泄出来以后，唤醒了因为各种缘故陷入同样感情困境的中国知识青年枯寂的心灵，这才成了一种青年的偶像”。
将萌芽培养成树木的人
1957年，巴金同靳以一同创办了《收获》杂志，担任主编。《收获》的办刊宗旨为：“多出入，多出作品”，如今它仍然是中国文学的一块重镇。
“处处想到作者和读者，没有私心，不为名不为利”的思想贯穿着巴金的整个编辑生涯。他曾说：“编辑的成绩不在于发表名人的作品，而在于发现新的作家推荐新的创作”，因为他认为“新作者的‘处女作’常常超过成名作家的一般作品。“作为编辑工作者，你们应当把自己看作这个园地的园丁，你们做的不仅是介绍、展览的工作，你们还有将‘萌芽’培养成树木的责任”。
在中国现代文学位列“鲁郭茅巴老曹”中的曹禺，就是巴金所发现的。当时在靳以处，巴金看到存放了两三年的曹禺剧本《雷雨》，一口气读完，被深深吸引，决定在《文学季刊》第1卷第3期发表。1936年1月，他又将《雷雨》编人《文学丛刊》第1集单独出版。
而刘白羽、萧乾、卞之琳、臧克家等，都是由于巴金编辑出版了他们的处女作，才得以在文学界崭露头角。萧乾始终认为文生社是他创作道路上的引路人。他说巴金“不仅自己写，自己译，还促使别人写和译；而且为了给旁人创造写译的机会和便利，他可以少写，甚至不写。”
上个世纪80年代，从维熙、谌容、张洁、沙叶新、张一弓、张辛欣等不少在新时期走上文坛的年轻作家，同样得到了巴金的扶持、鼓励和保护。特别是，每当有年轻作家受到不公正的批评时，巴金总是公开站出来发表文章，声援他们，为他们辩护。
巴金一生的编辑出版活动，从1934年创办《文学季刊》，到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50年代初在平民出版社工作2年，担任两社总编辑，再到1957年创办《收获》至今。文学评论家陈丹晨认为，这无形之中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文化圈。
1936年，鲁迅去世。在为他抬棺者中，有当时32岁但已经文名赫赫的巴金。
2005年10月17日19点零6分，这
当晚8点，记者赶到上海华东医学也自发地出现在医院的门口。
“很久没有见过这么显赫的死了。”
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巴金研究专家陈思和教授认为，巴金是一个鲜活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发展的模本和个案，他用“胚胎——形成——高扬——分裂——平稳——沉沦——复苏”来描画巴金一生人格发展的轮回。
从信仰起步的文学
1927年1月25日，23岁的巴金邮船，他要到无政府主义的故乡去寻求真理。此前，这个叫李芾甘的青年，17岁时读到了《告少年》和《夜未央》这两本著名的无政府主义作品，欣喜地发现，“我找到了我的终身事业，而这事业又是与我在仆人轿夫身上发现的原始的正义的信仰相合的。”
“我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类。为了他，我准备献出我的一切”，怀着这样的信念，1923年，20岁不到的巴金离开了成都的旧公馆，去上海南洋中学，后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补习，遇到了一大批信仰无政府主义的朋友。
陈思和教授认为，无政府主义的两大思想核，一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强权；二是强调绝对的个性自由，这两大思想核心在当时的中国与反帝反封建的主流文化相一致，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当时吸引的主要是一批向往革命的青年人。
邮轮经过30多天的航行，终于到达巴黎。“1927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层楼上，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我寂寞，我痛苦，在阳光难照到的房间里，我想念祖国，想念亲人。”其间，巴金接到大哥的来信，发现他和大哥的感情越来越深，思想却越来越远，这让他十分痛苦，遂产生了以写作小说的形式，让大哥更深地了解他的想法。
1928年8月，巴金的第一部长篇陶主编的《小说月刊》上，从1月号起连载了4期，并第一次使用“巴金”这个名字。
无政府主义让他走上了创作的道路，巴金毫不避讳此点。许多研究者认为，巴金的作品都可以找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子。无政府主义的核心价值是“善良的个人，邪恶的社会”，而这即是巴金作品的主题。
对信仰的近乎热恋情人般的执著，终其一生，是巴金精神世界的不变基调。“我总觉得‘信仰’这个词对‘五四’过来的一代知识分子而言，远比我们今天的人重要，他们的献身信仰往往是极其真诚的，不像今天，有的地方钻营着做戏和看戏的虚无党。”陈思和表示。
“巴金的痛苦就是巴金的魅力”
“在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校园里，树立着五座校友的铜像，依次排开分别是鲁迅、胡风、巴金、严济慈、袁隆平。这里是巴金的母校，1923年底，19岁的巴金曾在这里学习，当时的校名为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特别注意到这些铜像，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们分别是20世纪中国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象征。巴金铜像前的四个字“掏出心来”是巴金亲手题写的，几个字浓缩了20世纪人文精神的精髓，亦是他作品的全部。”
“巴金一生都为之努力，连同他朴实而真诚的愿望，也是20世纪中国乃至现在的奋斗目标。巴金是20世纪中国精神的代表，他一生的探索是整个中华民族探索的缩影。”钱理群教授表示。
1931年在《时报》上连载著名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之一《家》，为年轻的巴金赢得了巨大的声誉，27岁的他已经是沪上声名斐然的作家。这一时期他的主要作品还有《死去的太阳》、《新生》、《砂丁》、《萌芽》和著名的“爱情三部曲”《雾》、《雨》、《电》。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社会急剧动荡，巴金始终没有停止过写作。“我离开上海去南方，以后又回到上海，又去西南，我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我的笔从来不曾停止。我的《激流三部曲》就是这样写完的。”
“我在一个城市给自己刚造好一个简单的‘窝’，就被迫空手离开这个城市，随身带一些稿纸。在一些地方买一瓶墨水也不容易，我写《憩园》时在皮包里放一锭墨，一枝小字笔和一大叠信笺，到了一个地方借一个小碟子，倒点水把墨在碟子上磨几下，便坐下写起来。”
“我也是走一段路写一段文章，从贵阳旅馆里写起一直到在重庆写完，出版。有一夜在重庆北碚小旅馆里写到《憩园》的末尾，电灯不亮，我找到一小节蜡烛点起来，可是文思未尽，烛油却流光了，我多么希望能再有一节蜡烛让我继续写下去。”
陈思和用了“巴金的痛苦就是巴金的魅力，巴金的失败就是巴金的成功”来概括巴金，“他的痛苦、矛盾、焦虑……这种情绪用文学语言宣泄出来以后，唤醒了因为各种缘故陷入同样感情困境的中国知识青年枯寂的心灵，这才成了一种青年的偶像”。
将萌芽培养成树木的人
1957年，巴金同靳以一同创办了《收获》杂志，担任主编。《收获》的办刊宗旨为：“多出入，多出作品”，如今它仍然是中国文学的一块重镇。
“处处想到作者和读者，没有私心，不为名不为利”的思想贯穿着巴金的整个编辑生涯。他曾说：“编辑的成绩不在于发表名人的作品，而在于发现新的作家推荐新的创作”，因为他认为“新作者的‘处女作’常常超过成名作家的一般作品。“作为编辑工作者，你们应当把自己看作这个园地的园丁，你们做的不仅是介绍、展览的工作，你们还有将‘萌芽’培养成树木的责任”。
在中国现代文学位列“鲁郭茅巴老曹”中的曹禺，就是巴金所发现的。当时在靳以处，巴金看到存放了两三年的曹禺剧本《雷雨》，一口气读完，被深深吸引，决定在《文学季刊》第1卷第3期发表。1936年1月，他又将《雷雨》编人《文学丛刊》第1集单独出版。
而刘白羽、萧乾、卞之琳、臧克家等，都是由于巴金编辑出版了他们的处女作，才得以在文学界崭露头角。萧乾始终认为文生社是他创作道路上的引路人。他说巴金“不仅自己写，自己译，还促使别人写和译；而且为了给旁人创造写译的机会和便利，他可以少写，甚至不写。”
上个世纪80年代，从维熙、谌容、张洁、沙叶新、张一弓、张辛欣等不少在新时期走上文坛的年轻作家，同样得到了巴金的扶持、鼓励和保护。特别是，每当有年轻作家受到不公正的批评时，巴金总是公开站出来发表文章，声援他们，为他们辩护。
巴金一生的编辑出版活动，从1934年创办《文学季刊》，到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50年代初在平民出版社工作2年，担任两社总编辑，再到1957年创办《收获》至今。文学评论家陈丹晨认为，这无形之中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文化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