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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临沂女生徐玉玉学费被骗致死案的部分犯罪嫌疑人日前落网,警方破案的高效率赢得一片赞誉,但也引来“为何不早打击电信诈骗”“其他被骗者怎么办”之类的质疑声。
“徐玉玉案”最近在舆论场的热度非同一般:在微博和搜索引擎上位居热点话题排行榜前列,大量自媒体刊发相关消息或评论,众多网友持续关注并参与讨论。不得不说,此案得以迅速告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舆论的强力关注,即围观的力量。其实,在最近同样备受关注的兰州患癌女教师刘伶利被学校开除事件中,在前不久的山东胶东高三考生常升高考志愿被篡改事件中,以及更早的河南周口女生王娜娜被人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中,我们都能看到这种力量的存在。
这一次,围观的力量又展现了它的魔力,“徐玉玉案”迅速告破,一个准大学生的非正常死亡总算有了一个交代,家属也说“悬在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了”。但是,围观的力量的一次胜利,显然不值得公众过分沉醉。不少论者都表达了更深的忧虑:电信诈骗近年来屡禁不止,国人不堪其扰,不少人更是蒙受财产和精神损失,这种局面何时才能全面得到治理?一个“徐玉玉案”侦破了,哪天李玉玉、张玉玉再遇到这类诈骗,是否又能迅速得以解决?
患癌女教师刘伶利被学校开除事件,也遭遇类似的诘问。在社会舆论的持续关注下,此事最近有了重要进展:兰州交大博文学院院长登门道歉,对女教师家属给予赔偿,当初负责处理此事的人事处处长被停职检查。博文学院院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刘伶利老师的悲剧也确实反映出校方在管理制度、人文关怀上存在的问题。”
但这样的结果,显然来得有点晚了。有权威媒体日前发文,直言“它更多的是对家属的一种安慰,同时也是对沸沸扬扬的舆论的平息。”其实,刘伶利的遭遇绝非孤立的个案,从中可以看到不少深层次问题,比如部分民办院校在教师管理方面存在的缺失,以及涉及面更为广泛的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尤其是失业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障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就算刘伶利一事造成的舆论风暴暂时得以平息,如果相关保障机制仍存在不完善之处,那么类似事件就很难避免再次出现。据澎湃新闻、《中国青年报》等媒体报道,患病后被博文学院开除的教职工并非只有刘伶利一人。多名原博文学院教师向媒体反映,他们与刘伶利一样,因为患病,有被学校开除的经历。不少论者发出喟叹:谁会是下一个“刘伶利”,他们该怎么办?
从徐玉玉到刘伶利,得益于围观的力量,她们及其家属最终都得到了一个交代。迟来的正义也是正义,但除去效果的滞后性,围观的力量还存在其他一些先天不足:它来源于公共舆论的关注,这种关注无法像阳光一样普照,甚至不如灯光能照亮一方空间,它更像舞台上的聚光灯,只能偶尔照耀某一个角落。而且,与硬性的制度约束相比,围观的力量本质上只是一种软性的监督,它不可能无处不在,也很难稳定、持续地发挥高效度的力量。以电信诈骗为例,“徐玉玉案”余波未尽,就在上周,山东、重庆等地又接连爆出多起学生遭遇电信诈骗的案例。或许不能强求有关部门都像处理“徐玉玉案”一样高效——因为那样需要消耗巨大的人力、财力等公共资源,但至少要让公众看到打击电信诈骗的决心和力度,比如更快、更有效地推行手机实名制,在诈骗分子集中地开展专项打击行动等。
围观的力量当然是推动社会向前走的一种动力。但要全面、有效地解决社会焦点问题,构建稳定、可持续的路径是必然选择。这就要求有关部门拿出足够的决心、智慧与勇气,不能满足于一处个案的解决和一时舆论的平息。有人或许会说,一些复杂社会问题的解决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这固然是实情,但建立起长效机制,让公众有一条路径真正可以依赖,而不只是寄希望于围观的力量,是最近几起热点舆情事件给予我们的重大启示。(摘自《中国教育报》)
“徐玉玉案”最近在舆论场的热度非同一般:在微博和搜索引擎上位居热点话题排行榜前列,大量自媒体刊发相关消息或评论,众多网友持续关注并参与讨论。不得不说,此案得以迅速告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舆论的强力关注,即围观的力量。其实,在最近同样备受关注的兰州患癌女教师刘伶利被学校开除事件中,在前不久的山东胶东高三考生常升高考志愿被篡改事件中,以及更早的河南周口女生王娜娜被人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中,我们都能看到这种力量的存在。
这一次,围观的力量又展现了它的魔力,“徐玉玉案”迅速告破,一个准大学生的非正常死亡总算有了一个交代,家属也说“悬在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了”。但是,围观的力量的一次胜利,显然不值得公众过分沉醉。不少论者都表达了更深的忧虑:电信诈骗近年来屡禁不止,国人不堪其扰,不少人更是蒙受财产和精神损失,这种局面何时才能全面得到治理?一个“徐玉玉案”侦破了,哪天李玉玉、张玉玉再遇到这类诈骗,是否又能迅速得以解决?
患癌女教师刘伶利被学校开除事件,也遭遇类似的诘问。在社会舆论的持续关注下,此事最近有了重要进展:兰州交大博文学院院长登门道歉,对女教师家属给予赔偿,当初负责处理此事的人事处处长被停职检查。博文学院院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刘伶利老师的悲剧也确实反映出校方在管理制度、人文关怀上存在的问题。”
但这样的结果,显然来得有点晚了。有权威媒体日前发文,直言“它更多的是对家属的一种安慰,同时也是对沸沸扬扬的舆论的平息。”其实,刘伶利的遭遇绝非孤立的个案,从中可以看到不少深层次问题,比如部分民办院校在教师管理方面存在的缺失,以及涉及面更为广泛的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尤其是失业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障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就算刘伶利一事造成的舆论风暴暂时得以平息,如果相关保障机制仍存在不完善之处,那么类似事件就很难避免再次出现。据澎湃新闻、《中国青年报》等媒体报道,患病后被博文学院开除的教职工并非只有刘伶利一人。多名原博文学院教师向媒体反映,他们与刘伶利一样,因为患病,有被学校开除的经历。不少论者发出喟叹:谁会是下一个“刘伶利”,他们该怎么办?
从徐玉玉到刘伶利,得益于围观的力量,她们及其家属最终都得到了一个交代。迟来的正义也是正义,但除去效果的滞后性,围观的力量还存在其他一些先天不足:它来源于公共舆论的关注,这种关注无法像阳光一样普照,甚至不如灯光能照亮一方空间,它更像舞台上的聚光灯,只能偶尔照耀某一个角落。而且,与硬性的制度约束相比,围观的力量本质上只是一种软性的监督,它不可能无处不在,也很难稳定、持续地发挥高效度的力量。以电信诈骗为例,“徐玉玉案”余波未尽,就在上周,山东、重庆等地又接连爆出多起学生遭遇电信诈骗的案例。或许不能强求有关部门都像处理“徐玉玉案”一样高效——因为那样需要消耗巨大的人力、财力等公共资源,但至少要让公众看到打击电信诈骗的决心和力度,比如更快、更有效地推行手机实名制,在诈骗分子集中地开展专项打击行动等。
围观的力量当然是推动社会向前走的一种动力。但要全面、有效地解决社会焦点问题,构建稳定、可持续的路径是必然选择。这就要求有关部门拿出足够的决心、智慧与勇气,不能满足于一处个案的解决和一时舆论的平息。有人或许会说,一些复杂社会问题的解决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这固然是实情,但建立起长效机制,让公众有一条路径真正可以依赖,而不只是寄希望于围观的力量,是最近几起热点舆情事件给予我们的重大启示。(摘自《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