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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间，他们告别城市，甘愿躬耕乡野，当起农民致富的帮手和高参；10年间，他们穿梭山林，在浙江大地吹响进军现代农业的号角。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科技特派员。10年来，在浙江，一批又一批科技特派员不求名利、不计得失，播撒技术、帮扶农民，为浙江现代农业和农民增收谱写出一曲曲动人乐章。
科技使者下乡来
浙江省农科院的贝亚维没想到，一别西子湖就是10年。
2003年，贝亚维毅然报名到有“小西藏”之称的云和县云丰乡担任科技特派员。10年来，她引进高山蔬菜栽培等技术32项，培育示范户及科技“二传手”158户，使全乡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698元增长到2012年的8000多元。
一个3600人的乡村每年增收2000多万元，相当于每人钱包里多了6000多元。犹如“梦想的使者”，科技特派员走到哪里，就把哪里的农民增收梦想点燃，把现代农业发展的希望升起。
这项实践源于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制度创新。
历史的镜头推向2002年深秋。彼时，全省还有361个乡镇农民人均收入不到2000元；20万人居住在浙西南山区的深山、远山和高山……浙江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贫困地区一个也不能掉队！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上任不久，便提出建立科技特派员制度，浙江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序幕由此拉开。
2003年4月8日上午8时，我省首批100名科技特派员踏上各自征程。他们来自省农科院、浙江大学、中国水稻所等国家及“省”字号高校科研院所，平均年龄38岁。
2005年，我省正式全面推开科技特派员制度，乡乡都有一名科技特派员。2008年，根据县域经济和产业特点，进一步建立省法人科技特派员和团队科技特派员制度，实行政产学研的有机结合。
作为实施“八八战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欠发达地区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大举措，科技特派员得到了历届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
省委、省政府成立了科技特派员工作领导小组，省委副书记任组长，组织部长和分管副省长任副组长，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科技厅。省委组织部、省农办、科技厅、财政厅和人力社保厅等五部门建立了联席会议办公室，形成了工作会商制度。科技特派员工作被列为省委、省政府对各市、县（市、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责任制考核主要指标。各级党委、政府也都建立了主要领导联系科技特派员制度。省、市财政和大部分县（市、区）都设立了科技特派员专项资金，10年来省财政累计投入科技特派员专项资金1.41亿元。
省委、省政府明确规定，科技特派员在下派期间，行政关系、职务、待遇等保持不变，工资、奖金、福利从优等。每年表彰一批优秀科技特派员和特派员工作先进集体。各市、县（市、区）和派出单位也制定了相应鼓励措施，磐安县、青田县还设立奖励基金进行重奖。
目前，我省已逐渐形成“市场+机制+项目+载体”四位一体的科技特派员长效机制，成为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村发展的一项具有浓厚浙江特色的重要抓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0年来科技特派员牵头或入股兴办农业科技企业432家，建立利益共同体1623家，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二传手”，被誉为“永远不走的特派员”。
把论文写在田野上
如果农业、农民插上科技的翅膀，能飞多高、多远？
权启爱有足够资格回答这个命题。
10年前，63岁的权启爱是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放弃了安逸的生活，成为磐安县双溪乡的科技特派员。上任第一天，看到当地茶园人均茶叶收入仅400元，他当即立下“人均一亩茶，人均增收3000元，完不成不退休”的“军令状”。
十年弹指一挥间，如今，双溪乡茶叶种植面积6100亩，达到了人均一亩茶园，人均增收1800元，终于摘掉了“贫困乡”的帽子，走上了规模化种植、产业化发展的道路。但权启爱说：“3000元目标还没完成，争取2015年前交上满意答卷。”
“农民增收离不开科技，现代农业就是科技农业。”这是权启爱用实践作出的解答，也是科技特派员的最大意义所在。它为科技与农业、农民在浙江找到最直接、最有效的结合载体，科技特派员把研究论文书写在广袤田野上，把科研成果直接送到农民家里。
把论文写在田野上，在浙江科技特派员的实践中，这句颇具诗意的形象概括，已经形成一系列充满理性的成熟操作模式——“科技特派员+企业+农户”、“科技特派员+协会+农户”、“科技特派员+示范基地+农户”、“科技特派员+种养大户+农户”。所有这些模式的共同特点是：授人以渔，为农民增收和现代农业打下可持续发展的根基。
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派驻缙云的科技特派员白堃元，是“科技特派员+种养大户+农民”模式的典型，他以派驻地胡源乡为重点，通过培育一批种养科技示范大户，培养一批科技致富带头人，辐射带动了周围农户致富。8年中，胡源乡茶园面积增加62%，产量增加68%，产值增加167%，茶农人均增收242%。2011年，缙云县被授予“中国名茶之乡”称号。
论文写在田野上，幸福淌进农民心。从2003年起，省中药研究所俞旭平入驻淳安县枫树岭镇担任科技特派员。他建立中药材种苗基地和试验示范基地，制定中药材地方标准，举办百余场培训班，引进加工设备创办中药材加工厂，帮扶枫树岭中药材专业合作社发展壮大。全镇中药材总收入增长了近6倍，占农业总收入约四分之一，成为全省闻名的“中药大镇”。
据统计，过去10年，浙江省、市、县三级共派遣科技特派员10443人次，组建法人科技特派员25家，选派省团队科技特派员354个。科技特派员牵头实施科技项目9515项，创建科技示范基地120多万亩，建立科技示范户34073户，支持发展农业企业432家，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204.1万人。
而今迈步再跨越 春华秋实，10年回眸。
多少次，65岁的白堃元头戴草帽，高挽裤腿上山下垄，2000多个日日夜夜里，奔波在崎岖的山路间，无怨无悔地进行着“胡村实践”；
多少次，省中药研究所派驻景宁县梧桐乡的江建铭夜不能寐，从一开始的激情昂扬——“既然去了，就好好干”，到驻村后的无数次感动——“没想到农民对我这么热情，必须好好干”，到后来的义无反顾沉下去——“没想到党和政府给予我如此高的荣誉，唯有好好干。”
一个个感人故事中，人们看到的是科技特派员的无私奉献、看到农民钱袋子更加殷实，更看到了党群关系、政群关系的水乳交融。
如今，在浙江农民的心目中，到了季节该种什么、种植过程中怎么施肥、市场行情如何等等这些问题，都会第一时间想到“问问科技特派员去”！
每当科技特派员们来到驻地，得到消息的农户们都会第一时间前来招呼他们到家吃顿饭。在农民心目中，特派员就是知心朋友甚至家人。一批长年奋斗在农村一线的优秀科技特派员，被授予了荣誉村民称号。权启爱就两度被评为“感动磐安十大人物”，受到县委、县政府的表彰。
在泰顺黄桥，首批科技特派员、原浙江林学院邵志鹏博士2003年4月下派到这里因公殉职后，乡亲们为纪念他而特意植下了纪念林——“邵博林”。
“从最初的个人特派员到团队特派员、法人特派员，再到正在筹划的企业法人特派员，科技特派员制度在我省历经10年的实践，被证明是富有生命力的，并且还在不断地创新和完善。”
在《做给农民看 带着农民干——浙江实施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实践和启示》一文中，浙江省科技厅厅长周国辉如此写道。
周国辉认为，这一制度创新为农村科技体制改革找到突破口，有效解决了科技与经济结合问题，受到基层欢迎、院校关注和领导肯定；充分体现省委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要求，是科技工作转变作风、弘扬实干精神、深入基层服务发展的重要体现。“这一成功实践，也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省份，以及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破解‘四不’问题等提供了重要启示。”
新的探索仍在进行中：重新组建和选派团队科技特派员；试行企业法人科技特派员制度；建立科技特派员考核评价制度；强化科技特派员工作的典型示范……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是我省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干好一三五、实现四翻番’的关键时期，对科技特派员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我们要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把服务‘三农’作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着力点，持续深化推进科技特派员工作。”周国辉说。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科技特派员。10年来，在浙江，一批又一批科技特派员不求名利、不计得失，播撒技术、帮扶农民，为浙江现代农业和农民增收谱写出一曲曲动人乐章。
科技使者下乡来
浙江省农科院的贝亚维没想到，一别西子湖就是10年。
2003年，贝亚维毅然报名到有“小西藏”之称的云和县云丰乡担任科技特派员。10年来，她引进高山蔬菜栽培等技术32项，培育示范户及科技“二传手”158户，使全乡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698元增长到2012年的8000多元。
一个3600人的乡村每年增收2000多万元，相当于每人钱包里多了6000多元。犹如“梦想的使者”，科技特派员走到哪里，就把哪里的农民增收梦想点燃，把现代农业发展的希望升起。
这项实践源于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制度创新。
历史的镜头推向2002年深秋。彼时，全省还有361个乡镇农民人均收入不到2000元；20万人居住在浙西南山区的深山、远山和高山……浙江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贫困地区一个也不能掉队！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上任不久，便提出建立科技特派员制度，浙江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序幕由此拉开。
2003年4月8日上午8时，我省首批100名科技特派员踏上各自征程。他们来自省农科院、浙江大学、中国水稻所等国家及“省”字号高校科研院所，平均年龄38岁。
2005年，我省正式全面推开科技特派员制度，乡乡都有一名科技特派员。2008年，根据县域经济和产业特点，进一步建立省法人科技特派员和团队科技特派员制度，实行政产学研的有机结合。
作为实施“八八战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欠发达地区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大举措，科技特派员得到了历届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
省委、省政府成立了科技特派员工作领导小组，省委副书记任组长，组织部长和分管副省长任副组长，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科技厅。省委组织部、省农办、科技厅、财政厅和人力社保厅等五部门建立了联席会议办公室，形成了工作会商制度。科技特派员工作被列为省委、省政府对各市、县（市、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责任制考核主要指标。各级党委、政府也都建立了主要领导联系科技特派员制度。省、市财政和大部分县（市、区）都设立了科技特派员专项资金，10年来省财政累计投入科技特派员专项资金1.41亿元。
省委、省政府明确规定，科技特派员在下派期间，行政关系、职务、待遇等保持不变，工资、奖金、福利从优等。每年表彰一批优秀科技特派员和特派员工作先进集体。各市、县（市、区）和派出单位也制定了相应鼓励措施，磐安县、青田县还设立奖励基金进行重奖。
目前，我省已逐渐形成“市场+机制+项目+载体”四位一体的科技特派员长效机制，成为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村发展的一项具有浓厚浙江特色的重要抓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0年来科技特派员牵头或入股兴办农业科技企业432家，建立利益共同体1623家，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二传手”，被誉为“永远不走的特派员”。
把论文写在田野上
如果农业、农民插上科技的翅膀，能飞多高、多远？
权启爱有足够资格回答这个命题。
10年前，63岁的权启爱是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放弃了安逸的生活，成为磐安县双溪乡的科技特派员。上任第一天，看到当地茶园人均茶叶收入仅400元，他当即立下“人均一亩茶，人均增收3000元，完不成不退休”的“军令状”。
十年弹指一挥间，如今，双溪乡茶叶种植面积6100亩，达到了人均一亩茶园，人均增收1800元，终于摘掉了“贫困乡”的帽子，走上了规模化种植、产业化发展的道路。但权启爱说：“3000元目标还没完成，争取2015年前交上满意答卷。”
“农民增收离不开科技，现代农业就是科技农业。”这是权启爱用实践作出的解答，也是科技特派员的最大意义所在。它为科技与农业、农民在浙江找到最直接、最有效的结合载体，科技特派员把研究论文书写在广袤田野上，把科研成果直接送到农民家里。
把论文写在田野上，在浙江科技特派员的实践中，这句颇具诗意的形象概括，已经形成一系列充满理性的成熟操作模式——“科技特派员+企业+农户”、“科技特派员+协会+农户”、“科技特派员+示范基地+农户”、“科技特派员+种养大户+农户”。所有这些模式的共同特点是：授人以渔，为农民增收和现代农业打下可持续发展的根基。
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派驻缙云的科技特派员白堃元，是“科技特派员+种养大户+农民”模式的典型，他以派驻地胡源乡为重点，通过培育一批种养科技示范大户，培养一批科技致富带头人，辐射带动了周围农户致富。8年中，胡源乡茶园面积增加62%，产量增加68%，产值增加167%，茶农人均增收242%。2011年，缙云县被授予“中国名茶之乡”称号。
论文写在田野上，幸福淌进农民心。从2003年起，省中药研究所俞旭平入驻淳安县枫树岭镇担任科技特派员。他建立中药材种苗基地和试验示范基地，制定中药材地方标准，举办百余场培训班，引进加工设备创办中药材加工厂，帮扶枫树岭中药材专业合作社发展壮大。全镇中药材总收入增长了近6倍，占农业总收入约四分之一，成为全省闻名的“中药大镇”。
据统计，过去10年，浙江省、市、县三级共派遣科技特派员10443人次，组建法人科技特派员25家，选派省团队科技特派员354个。科技特派员牵头实施科技项目9515项，创建科技示范基地120多万亩，建立科技示范户34073户，支持发展农业企业432家，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204.1万人。
而今迈步再跨越 春华秋实，10年回眸。
多少次，65岁的白堃元头戴草帽，高挽裤腿上山下垄，2000多个日日夜夜里，奔波在崎岖的山路间，无怨无悔地进行着“胡村实践”；
多少次，省中药研究所派驻景宁县梧桐乡的江建铭夜不能寐，从一开始的激情昂扬——“既然去了，就好好干”，到驻村后的无数次感动——“没想到农民对我这么热情，必须好好干”，到后来的义无反顾沉下去——“没想到党和政府给予我如此高的荣誉，唯有好好干。”
一个个感人故事中，人们看到的是科技特派员的无私奉献、看到农民钱袋子更加殷实，更看到了党群关系、政群关系的水乳交融。
如今，在浙江农民的心目中，到了季节该种什么、种植过程中怎么施肥、市场行情如何等等这些问题，都会第一时间想到“问问科技特派员去”！
每当科技特派员们来到驻地，得到消息的农户们都会第一时间前来招呼他们到家吃顿饭。在农民心目中，特派员就是知心朋友甚至家人。一批长年奋斗在农村一线的优秀科技特派员，被授予了荣誉村民称号。权启爱就两度被评为“感动磐安十大人物”，受到县委、县政府的表彰。
在泰顺黄桥，首批科技特派员、原浙江林学院邵志鹏博士2003年4月下派到这里因公殉职后，乡亲们为纪念他而特意植下了纪念林——“邵博林”。
“从最初的个人特派员到团队特派员、法人特派员，再到正在筹划的企业法人特派员，科技特派员制度在我省历经10年的实践，被证明是富有生命力的，并且还在不断地创新和完善。”
在《做给农民看 带着农民干——浙江实施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实践和启示》一文中，浙江省科技厅厅长周国辉如此写道。
周国辉认为，这一制度创新为农村科技体制改革找到突破口，有效解决了科技与经济结合问题，受到基层欢迎、院校关注和领导肯定；充分体现省委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要求，是科技工作转变作风、弘扬实干精神、深入基层服务发展的重要体现。“这一成功实践，也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省份，以及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破解‘四不’问题等提供了重要启示。”
新的探索仍在进行中：重新组建和选派团队科技特派员；试行企业法人科技特派员制度；建立科技特派员考核评价制度；强化科技特派员工作的典型示范……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是我省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干好一三五、实现四翻番’的关键时期，对科技特派员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我们要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把服务‘三农’作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着力点，持续深化推进科技特派员工作。”周国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