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曾经是座会生活的城市，是西南联大教会了它如何诗意地生活。如今，在昆明土生土长的诗人于坚却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故乡昆明。
　　虽然刮了阵疾风，下了场阵雨，但8月初的昆明依旧保持着她“春城”的体表最佳温度。昆明城区的街道上，主旋律依旧是花背心、彩色裙和超短裤。
　　诗人于坚说，昆明很缓慢，昆明是天堂。来到约访的五华区某咖啡馆后，他摘下墨镜，点头微笑，短短数秒，已然将其外表的“光头、墨镜、粗壮身材”的印象褪去，一句“音量太大会不会影响我们谈话”，编织出一个“外表草莽，内心细腻”的人物形象。一如昆明，这里的实际温度，总比那些天气预报播出的冷冰数字，要贴心和舒服那么一点。
　　“昆明是座会生活的城市。”眯着双眼，于坚诉说起那些旧时的街道巷陌、奇闻轶事和乡土故人。二十分钟后他收起笑脸，蹦出一句“我就是在故乡被流放的尤利西斯”，似乎又在另一角度对昆明进行剖析和解构。
　　这种叙述方式，与他近期出版的新书《昆明记》中的行文极其相似回忆起头，缅怀跟进，对城市现状失望后，叹出一句“从前有一个地方，叫做昆明”的无奈。
　　“我已经失去故乡昆明。”“拆迁、新建、大修、搬迁”的城市现代化综合征在昆明循环了几圈后，于坚觉得自己被这座城市流放了。他没有点破的，是同样被流放的昆明。这座缓慢的城市，这个彩云的天堂，如今正被流放。
　　昆明，慢下来，便是天堂。
　　走在昆明街头，你会不自觉地慢下来。
　　这是座名副其实的慢之城。在昆明，你永远别想跟上这座城里人的“节奏”。当你加快步伐赶往目的地时，昆明人的姿态永远是不疾不徐的：聊两句家常，嗑三粒瓜子，碰到滇记牌坊拈几份烧饵块，遇见老店茶馆泡一壶普洱茶。这时你再回头，才发现自己虽然比行人走得都快都远，但却败给了城市生活的“节奏”。
　　于坚曾为这座城市准确号过脉，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座无比缓慢的城市。他索性以此为题，引出前辈总结的对昆明人意义重大的三件大事烤太阳、吃茶、冲壳子（聊天）。
　　基于此，他住惯了这座“置气喘吁吁的叫做‘时代’列车于不顾”的城市，爱死了昆明人那份“有的是时间来把生活精雕细刻”的劲儿，“过日子噻”的昆明城市品格，在他看来足够咀嚼一辈子了。
　　“当中国的城市从北方的平原上开始，一座一座沉入黑暗之后，南方高原之上的昆明依然处于白昼的光芒中。”于坚在《昆明记》开篇中展现的，是昆明最为人艳羡的阳光。也许因为和其他城市相比有更多接触阳光的机会，昆明人喜欢稀释时间观念，将工作与生活打散，有时甚至舍工作而直取生活。他们称昆明为“天堂”，因为这里没有“狂奔乱跑为打卡”的早晨，也不存在“快步搭车回睡城”的黄昏。
　　“你去翠湖看看，那里的人不是过生活，而是在享受生活。”翠湖被于坚称为“昆明天堂”，在这片倚湖而建的风景区，路边的窄藤椅能挤下三个人斗地主，湖里的鲤鱼翻个身，牵动着数十人的目光，草坪上的松鼠吃了一颗坚果，再吃一颗坚果……这场景就能让昆明人乐一下午。怪不得，即便认为“翠湖是昆明的眼睛”的说法过于俗套，汪曾祺仍然认为这个对翠湖的评价十分准确。
　　“西南联大教会了这座城市如何诗意地生活。”
　　慢下来后，便是天堂。说起汪曾祺，于坚随即想到的是西南联大。上世纪30年代末，因为抗战，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高校并校，先迁到长沙，之后再迁至昆明。闻一多、朱自清、钱穆、沈从文等名家从北方来到昆明，豁然开朗，视之为天堂。“人们过往对于云南是一无所知的，对于昆明的印象仅仅停留在诸葛亮的《出师表》中所述的‘深入不毛’。”于坚说。气候四季如春，滇池西山交相成印，再加上昆明美食的独特诱惑，这些秉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大师，在昆明觅得少有的宁静。他们弃羁绊，做学问，不亦乐乎。
　　“西南联大和昆明是互相成就的。”于坚说。汪曾祺的“昆明菜品”系列美食散文，不知俘获了多少读者的心四十岁游览昆明的吴祖光，一句“我们像不会满足的年轻人一样，在昆明游览时早出晚归”，唤起了有关春城的悸动；沈从文也写有一篇《云南看云》——这些，都让读者对昆明神往，不知道有多少小清新是带着文学的想象来到昆明朝圣的。
　　“沈从文他们，都是我同行。”于坚大笑，眼角闪烁出崇敬。目前他任教于云南师范大学，在文学院做客座教授。而云南师范大学的前身，便是大师云集的西南联大。
　　于堅认为昆明受西南联大影响极为深远。“沈从文是我前辈，我们时代不同，道义相同。”如今于坚在学校给学生上课，似乎是在另一个时空向沈从文致敬：沈从文讲课从不遵循教程，于坚上课不看重教材；沈从文讲课内容不拘一格，于坚上课天马行空、随性发挥；沈从文课后总是给学生做很多批示，于坚课后总是与年轻人互动，指导他们写诗，写散文。虽然西南联大早已成为历史，但它存在过，并与这座城市发生了深层次的关系。“西南联大教会了这座城市如何诗意地生活。”于坚说。
　　“尚义街六号”没了，取而代之的是昆明新地标。
　　和于坚聊天，不自觉地就聊到了诗歌，聊到他的成名作《尚义街六号》。
　　“尚义街六号/法国式的黄房子/老吴的裤子晾在二楼/喊一声胯下就钻出带眼睛的脑袋”。
　　1986年，于坚写出这首《尚义街六号》。全诗从头到尾坚决执行口语化，不带一丝象征与隐喻，但诗中却悖论式地富于暗示，诸如“那年纪我们都渴望钻进一条裙子”、“那是智慧的年代/许多谈话如果录音/可以出一本名著”等句子深入人心，描摹出一段关于“昆明青年”的野蛮回忆，也让他成为第三代诗人的开路先锋。若干年后，无数当年中了此诗“剧毒”的文学青年，曾陆续前来昆明寻找那个于坚笔下众人鸡飞蛋打、吵吵嚷嚷的“尚义街六号”。那么，三十年后，尚义街六号是否安在？
　　问于坚时，他回答得干净利落：“早没了。”
　　尚义街的确没了。如今，在昆明盘龙区北京路与尚义街交界处，“尚义街六号”的门牌已无处可寻。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建筑工地。工地入口处，左右各竖立着两块五米高的宣传牌，左边写着“这里堪称台北的101大楼”，右边写着“这里堪称迪拜的哈利法塔”，中间“绝对高度未来昆明新地标”的横幅分外惹眼。据了解，两年后，此处将是昆明城的新地标，只不过把从前的“尚义街六号”改了个名儿。 　　这座即将改头换面的城市，这个未来焕然一新的故乡，令于坚感叹“写作就像是一种谎言”。那座童年成长的四合院旧址，那堵掉色后露出彩色龙尾巴的白墙，还有儿时露天走廊里花瓶状栏杆中的一个小洞，这些陈景旧物，该如何向后人描绘？写下来，是没有错的，但那些如今不存在的东西，还有多少年轻人会相信？
　　在《昆明记》中，他提到了歌德。歌德59岁回到故乡法兰克福时，“美因河大桥、卡尔大帝的城堡遗址、巴托罗缪教堂周围的商店街，甚至是毗连市场的狭窄而肮脏的肉案都在，造就了伟大的歌德”。对歌德的这种羡慕，最令于坚痛心。
　　“我是在自己故乡被流放的尤利西斯。”于坚说。他认为流放是一种命运，在如今的社会已具有全球性。“流放的背后，有很多支配因素，比如欲望、对未来的好奇等，变为政治经济贸易社会的种种动力。每个人其实是被抛进这种流放中，不管你在不在故乡，你都被流放。”大江健三郎讨论过“流放”，他指出，即使你住在祖辈住过的房子里，一台电视机就能把你流放了。看着电视里的生活世界，那个世界里的人的生活世界，你会动心，那一刻你就被流放了。
　　“我的流放，是一种失去故乡的无力感。”如今的于坚，似乎越来越能感受到尤利西斯被流放时的感受，以及波德莱尔作为“城市游荡者”超然于巴黎城外的那种哀叹和隐忧。
　　被流放的昆明，还能孕育出一头诗歌豹子吗？
　　大山大水格局被颠覆、历史文脉严重割裂、摊大饼建城等现代都市综合征开始入侵昆明，不光是昆明人集体被流放，这座缓慢的城市，这座生活天堂，也在不经意间被大动筋脉，打散重来。
　　如今的昆明，气候依然爽朗，节奏依旧缓慢，但这座从来与“帝王将相的宏大叙事”绝缘，“只盛产挑夫、木匠、打更者和小老太太”的城市，却在长着水泥舌头、霓虹灯眼睛的现代化巨兽面前逐步沦陷，逐渐被“流放”。
　　被流放的昆明，偶尔也会被从城市大干快上的进步中“叫醒”。2013年，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秦光荣在一次公开会议上向昆明城市规划开炮，怒斥“城市规划不合理”，提议反思“大拆大建对历史文化是否尊重”。而这条新闻经媒体报道后，也只是在网络上掀起短暂跟帖热潮。在偶尔的短暂反思后，昆明“又跟在‘进步’这个女神屁股后面亦步亦趋了”，于坚在《昆明记》中叹道。
　　“我年轻时，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在昆明的街道和小巷里漫无目标地步行，那步行的美妙时光，在金碧路上的某一棵梧桐树或武成路的某一盏街灯下，我变成了一头诗歌的豹子。”
　　现在的金碧路已不再是梧桐相伴的金色街道，武成路被越改越宽，还有了更红更专的新名字——“人民中路”。过去的记忆都被封存在老昆明的旧匣中。被流放的昆明，还能孕育出一头诗歌豹子吗？
　　“在别的地方/我们常常提到尚义街六号/说是很多年后的一天/孩子们要来参观”。
　　而今，尚义街六号已不复存在。很多年后的一天，孩子们还会参观昆明，这座被流放的天堂嗎？
　　“从前，有个地方叫昆明……”于坚这样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