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少年时，才智过人，颇为自负，撰联日：“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某日，一老者携书来，苏东坡见书上竟有些字不识，遂愧改联为：“发愤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以鞭策自己。苏东坡一生坎坷，仕途不顺，几经贬谪，然而其诗文汪洋恣肆，清新豪健，其书其画也别具一格，自创新意。可见，不是当初有愧改联，怎能达到终生无愧的境界?
　　俗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面对知识的海洋，科技的天地，需知的东西太多了，人贵有自知之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人的一生，若能把人生的座标定在无愧上，必然会在人生漫长的过程中常怀“愧意”，不断完善自己，“发愤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记得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面对别人的赞扬，曾抱着愧意说，未知好比圆的外面，无边无际。美籍华人科学家丁肇中经常对某事直言不知道，对某事表示感兴趣。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团长”光荣称号的李国安把“不愧党，不愧民”作为自己终生的追求，成为共产党人的楷模。他自1991年任北京军区给水团团长以来，始终奋斗在找水打井的第一线，风餐露宿，吃遍千辛万苦，为边远地区的牧民谋利益、办好事。他是领导干部，手上掌握上百万元的经费，但他在工作途中仍住3元钱一夜的骡子店。几年先后得到的科研奖金，他捐给“希望工程”，资助困难战士，垫付团里招待费，正是因为他力求“不愧党，不愧民”，他才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无愧于人民公仆的光辉形象。李国安的“两不愧”精神应该成为我们每个党员的座右铭。
　　《诗经·小雅》就已唱出“不愧于人，不畏于天”的至理名言，以后历代志士仁人也都自觉把“愧”作为一把尺子，来衡量检点自己的言行。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向来把对党对国家负责与对人民负责一致起来，“吾日三省吾身”，在有愧中追求无愧，为民书记郑培民正是这样的共产党人。他经常对照党和人民的要求，检查自己的不足；他常与雷锋和焦裕禄等先进模范相比，找自己的差距，感到自己做得不够；他经常有愧妻子和儿女，尽力给予关心和补偿；他经常警惕自己，防止突出个人，防止以权谋私，不做有损有愧于党和人民的事情。从他的言行和日记中，他是一个常怀“愧”意的人，经常不安、揪心、内疚，正因为如此，他才无愧于党和人民，成为全党学习的榜样。
　　唯有常怀“愧”意的人，才能坦然面对名利，不但不伸手，反而怕要，不要。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毛泽东根据许光达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贡献和建设现代化军队的需要，亲自提议说：许光达应评大将。许光达知道后，心里很是不安，几经思考，他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领导写了一份“降衔申请书”。信中写道“高兴之余，惶惶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面请降衔，现在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许光达的信不长，却用了几个“心安”，字里行间，让人读出四个大字：高风亮节。1952年3月，“抗美援朝”方兴未艾。巴金带领一个创作组到朝鲜前线采访，写了一篇名为《我们会见彭德怀司令员》的文章。给彭总看的原稿上，说彭总“像长者对子弟讲话”，当时，彭德怀是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功勋卓著，名扬四海，就是年龄也当之无愧是个“长者”。可是彭德怀看了原稿以后，十分不安。他写信给巴金，说这样称呼，“使我不安，有些害怕”。并说，“我是一个很渺小的人，把我写得太大了一些。”
　　不知从何时起，一些人，特别是一些身为共产党员的干部，从人生字典中去掉“愧”意，做错了事或未尽到责任也心安理得，更为甚者成了厚颜无耻的败类，明明白白是失策失误，总结工作时不说惭愧说“探索”；工作造成损失不管主观责任有多大，反正都叫“交学费”；有的干部不管他那里工作是否上得去，还是问题己成了堆，他都“脸不变色、心不跳”，心安理得地做他的官。他们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斤斤计较，老惦记着升官跑官，老觉得自己很委屈，组织上亏待了自己，看见别人升职就眼红，总觉得自己肩膀上星星少，却从来没有嫌自己工作干得少，对他们来说，只有不断地升官发财才能求得心安，可是哪有那多好事?所以他就很难真正心安，身心疲惫，活得很累。有的跑官、买官、卖官，肆无忌惮地敛不义之财，脸皮厚得很，锒铛入狱也无半点“愧”意。
　　知羞、惭愧是人类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高级动物人类特有的感知与理性。惭愧是一种清醒，一种良知，一种理智，一种境界，一种动力。唯有常怀“愧”意。才能求知不断，勤奮学习，淡泊名利，知过即改，切实做到稳得住神，管得住身，抗得住诱惑，企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辈子无怨无悔，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党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