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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2月30日，“协和名医”方圻教授荣获了白求恩奖章!
喜讯传来，方圻抑制不住心情的激动。当晚，他谛听着家中书桌上端放着的金色时钟的滴答声，辗转难寐。这是敬爱的周总理使用过的时钟。办事分秒必争的周总理，生前一直把它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病重住院时，又把它放到自己的病榻旁。当总理离别我们而远行后，邓大姐将这座金色时钟赠给了方圻。此时此刻。周总理亲切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他的脑海，周总理的谆谆教诲又萦回在他的耳际。他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思忖党和人民给自己的种种荣誉，不禁心潮澎湃……
他生于1920年。1946年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并获博士学位。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内科主任和副院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现任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学教授、名誉院长，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是国内外久负盛名的心血管病专家。1993年他被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评为“协和名医”。还光荣当选为中共十三大代表。
“病人的需要就是我的一切!”
年逾古稀的方圻，以医德高尚、医术精湛而蜚声海内外。他从50年代后期起，就担任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多位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周总理病重期间，他日夜守护在总理身边。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他为延长总理的生命努力工作，为党和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
1988年9月，马海德病重住进协和医院。受中央保健局委托，方圻主持了他的治疗工作。方圻每天亲临病房，指导下级医师积极抢救。在马老病危的日子里，方圻为了能够及时观察病情，抓住每一个抢救时机，干脆住在办公室里。
每次出差回来，方圻都主动询问外宾病房的医疗工作，了解有无需要帮助解决的医疗问题。据外宾医疗科统计，仅1988年这一年内，方圻参加外宾病房的抢救及会诊49次，参加外宾、高干门诊57次。只要没有外出任务，方圻都坚持参加每周的内科大查房，诚恳地提出自己的诊断及治疗意见。
1962年至1965年，他五下南洋，参加了对苏加诺总统的会诊。1974年，老挝富马亲王突患心肌梗塞，万象向北京、华盛顿、莫斯科、巴黎等地告急求援。周总理立即指派他星夜前往。他不负众望，为祖国做出了特殊贡献。
方圻医术高明，许多疑难危重病人经他诊治后转危为安。原协和医院副院长艾刚阳在一次会议上心脏病急性发作，突然倒地。方圻及在场的陈敏章、金兰等大夫立即就地进行抢救……，50分钟过去了，患者血压仍为零，心电监护仪上显示着细小颤动波。方圻果断地决定采取心脏电击除颤。连击4次，患者心脏复苏。经过一系列积极、稳妥的治疗措施，昏迷了60个小时的艾刚阳终于奇迹般地清醒过来了!抢救宣告成功。
《人民日报》一位副总编，因阵发性心前区剧痛和意识不清，被急送协和医院抢救。方圻检查、分析后，确诊其为急性心肌梗死、阵发性窦性停搏和心功能不全。生命危在旦夕!经过4天救治，患者的正常窦性心率恢复。正值生命有所转机时，患者再次发生急性心肌缺血，医护人员再次请方圻会诊。经人工心外按压、气管插管、麻醉机给氧，这位心跳、呼吸停止10分钟的高龄患者终于复苏。
尽管这位患者恢复了心跳，但因心肌梗死面积广泛，且长期卧床，并发症接踵而来。当时多数医护人员都担心，患者即使活下来，恐怕也会成为植物人。但是方圻在随诊治疗中非常镇静。他常常不邀自至地亲临病房，查阅病历、观察患者，不断完善治疗方案。经过5个月的精心治疗，人们欣喜地看到，患者竟站了起来，能独立行走，且生活能自理，思维清晰。《人民日报》的领导和群众都说：真是创造了奇迹!
“病人的需要就是我的一切!”方圻就是怀着这样强烈的责任感对待每一位病人。他认为在医疗工作中应当尽心竭力，不能马虎敷衍。他平等待人，尊重每一位病人的人格，体会他们的思想感情，不以职务的高低、名位的大小和贫富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对所有病人——高干、名人和普通老百姓，相熟的和陌生的，危重的和病轻的，他都十分和蔼、体贴入微。一次下班时间已过，他的诊室门口仍坐着五六位病人。他和颜悦色地为每一位病人看病，毫不留意时间的早晚。一位内蒙古来的老牧民说，他这病拖得有年头了，过去穷，治不起病；现在手头宽裕了，明知北京住店难、花钱多，还是豁着来了。如今命比钱金贵呀……，方圻一句句地听得真切，他为这位老人仔细地检查，字迹端正地开了药方及预约单，嘱咐他一周后来复诊，并安慰他说：“病的时间虽然稍长了一些，但我们一定尽量想办法，您会逐渐好起来的。”老牧民激动得热泪夺眶而出，紧握方圻的手不放，连连称赞说：“您真是位好大夫!”
一次，为抢救一位患重度败血症的患者，方圻一直忙碌了16个小时。他刚去休息，病房里又来了一位奄奄一息的小女孩。她患的是风湿性心脏病，心脏重度衰竭，父母都哭红了双眼。方圻一听说，即刻起身奔向病房，一连3天没离一步，终于挽救了这条幼小的生命。
方圻曹语重心长地说：“咱们医生的工作从来不是8小时工作制!星期天不值班，也要去看看自己的病人，不然，就放心不下。如果谁硬要在8小时内外之间划上一条分界线，那就不是一名合格的医生，更不可能成为一名好医生。”这是他50年行医生涯中的准则。如今，方圻虽已年逾77岁高龄，跟随他多年的医生们仍常常听到他这样的嘱托：“病人情况如有变化，请随时叫我!”
方圻无论走到哪里，都把医生的职责带到哪里。1976～1983年间，他曹七去日内瓦，参加国际医学会议。每次都来去匆匆，顾不上浏览异国风光，却总忘不了挤出时间赶到中国驻瑞士大使馆，为工作人员检查身体。一次，回国前夕，他连续检查了十几个人。在一旁的大使突然发现方圻身子发抖、手发颤。原来方圻正在发高烧，体温高达40℃!大使急了，可方圻却连声说，不要紧。坚持把需要检查身体的同志都检查完。方圻就是这样，心中想的是病人、是他人，而很少想到他自己。“天塌下来，我顶着!”
方圻在为周总理治病时，深深感受到了总理的高尚情怀和伟大风范。每当提起往事，他都那样动情，以致眼含泪花。他说：“那时总理已经重病缠身，可他仍丝毫不放松对自己、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他的亲属的要求。总理想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啊!”方圻铭记总理的亲切教导，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人民信得过的共产党人。
方圻经常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看病，为外宾看病，可他从不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工作之便拉关系、谋私利。当年，他的大女儿在内蒙古插队，有人曾劝他说：“你为那么多中央领导人治病，只要向任何一位领导暗示一下，八个女孩儿也早调回北京了。”他却说：“那岂不是又多了一个‘走后门’的?”二女儿在上学期间，世界卫生组织顾问、瑞士血液病学权威米歇尔教授夫妇曾友好地邀请她到日内瓦去留学，并愿承担一切费用，也被方圻婉言谢绝了。 在个人利益面前，他从不伸手，从不搞特殊。对待出国、升工资和荣誉，他总是一让再让。一次，他家里不慎失火，组织上要给他一些补助，他坚决不收。他生病时，组织上安排他住高干病房，他执意不肯，偏住进普通病房。他在中华医学会任职，同时又是东城区人大代表，外出开会办公，大多乘公共汽车，很少动用医院的小车。这都体现了他崇高的思想境界。
从医50年，他治好过无数病人。同时，他也谢绝了数不清的病人馈赠的礼物。一次，方圻为一位身患癌症的东北患者看病。病人康复出院时，给方圻送来了东北土特产。方圻再三推辞，几至动怒，病人和家属才既敬佩又无奈地收回了礼物。
一天深夜，方圻的妹夫因急症被送到协和医院。当时床位紧张，方圻想：内科仅有的一张机动床，应按医院的规定，留给更急重的病人。他便让妹夫在条件较差的急诊室观察治疗了七天七夜。他说：“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起码的道德规范就是不能以权谋私。我们决不应该利用自己的医术以及所掌握的医疗条件为个人谋私利，更不能向病人索取什么。目前，这种现象尚未杜绝，是我们这支队伍的耻辱，为社会主义道德所不容!”
一次，某部门打来电话，要方圻“证明”一个外籍华人为其留在国内的老母亲治病花了若干钱财，以便他回去后向居住国政府“报账”。方圻当即斩钉截铁地答复说：“这个字我不能签，协和从不办这种事。”对方在电话中说：“这位先生对我们很友好，给他方便，对我们也有好处。”方圻听非常气愤，反问道：“什么好处?利吗?可以把医德和国格也当作商品出卖吗?”说完，他一下子就把电话挂断了。随后，方圻又请外事办公室的几位翻译转告有关科室：“这种证明绝对不能开，天塌下来，我顶着!”
方圻就是这样廉洁奉公、不谋私利，深得广大群众的钦佩与信赖。“方圻同志是模范共产党员”
方圻为党和国家做出了突出贡献，医术上也有相当深的造诣。然而，他从不居功自傲，时刻保持着谦虚谨慎的作风。星期天的上午，只要没有出差任务，他都是在病房、实验室、图书馆或办公室里度过的。在医术上，他精益求精，努力向心血管学界的险关要隘进击。他注意发扬学术民主，从不摆专家、教授或领导的架子。他曾是医院的党委常委，只要没有出差任务，他总是按时参加党委会，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并发表自己的见解，在医院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发挥着老党员、老领导的作用。
方圻精心培养中青年医师，有计划、有步骤地选送他们到国外进修学习。他每年还承担着大量的研究生、进修生、医学生的教学工作。对每一堂课，尽管是讲过多次的，他都认真准备，有时还写出英文讲稿，用英文授课，获得学生们的一致好评。他的授课录像片，还成为协和医科大学的教学示范片。
他待人诚恳热情，真心实意地关心和帮助每一位同志。几十年来，他呕心沥血，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高干保健和临床工作上。然而，当同事、学生或下级大夫请他帮助构思、修改论文时，他宁可少休息也要认真地对待。论文发表时，他从不许署自己的名字；别人给署上了，他也要坚决划掉。
方圻以一位医生、一位共产党员的模范行为，赢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宾、广大患者和周围同志的赞誉。周总理病危时，曾当着方圻的面对邓大姐说：“方圻同志，是模范共产党员。”
在各种荣誉面前，方圻没有停步。他一如既往地以更加扎实的步伐向新的高峰迈进。
喜讯传来，方圻抑制不住心情的激动。当晚，他谛听着家中书桌上端放着的金色时钟的滴答声，辗转难寐。这是敬爱的周总理使用过的时钟。办事分秒必争的周总理，生前一直把它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病重住院时，又把它放到自己的病榻旁。当总理离别我们而远行后，邓大姐将这座金色时钟赠给了方圻。此时此刻。周总理亲切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他的脑海，周总理的谆谆教诲又萦回在他的耳际。他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思忖党和人民给自己的种种荣誉，不禁心潮澎湃……
他生于1920年。1946年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并获博士学位。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内科主任和副院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现任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学教授、名誉院长，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是国内外久负盛名的心血管病专家。1993年他被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评为“协和名医”。还光荣当选为中共十三大代表。
“病人的需要就是我的一切!”
年逾古稀的方圻，以医德高尚、医术精湛而蜚声海内外。他从50年代后期起，就担任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多位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周总理病重期间，他日夜守护在总理身边。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他为延长总理的生命努力工作，为党和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
1988年9月，马海德病重住进协和医院。受中央保健局委托，方圻主持了他的治疗工作。方圻每天亲临病房，指导下级医师积极抢救。在马老病危的日子里，方圻为了能够及时观察病情，抓住每一个抢救时机，干脆住在办公室里。
每次出差回来，方圻都主动询问外宾病房的医疗工作，了解有无需要帮助解决的医疗问题。据外宾医疗科统计，仅1988年这一年内，方圻参加外宾病房的抢救及会诊49次，参加外宾、高干门诊57次。只要没有外出任务，方圻都坚持参加每周的内科大查房，诚恳地提出自己的诊断及治疗意见。
1962年至1965年，他五下南洋，参加了对苏加诺总统的会诊。1974年，老挝富马亲王突患心肌梗塞，万象向北京、华盛顿、莫斯科、巴黎等地告急求援。周总理立即指派他星夜前往。他不负众望，为祖国做出了特殊贡献。
方圻医术高明，许多疑难危重病人经他诊治后转危为安。原协和医院副院长艾刚阳在一次会议上心脏病急性发作，突然倒地。方圻及在场的陈敏章、金兰等大夫立即就地进行抢救……，50分钟过去了，患者血压仍为零，心电监护仪上显示着细小颤动波。方圻果断地决定采取心脏电击除颤。连击4次，患者心脏复苏。经过一系列积极、稳妥的治疗措施，昏迷了60个小时的艾刚阳终于奇迹般地清醒过来了!抢救宣告成功。
《人民日报》一位副总编，因阵发性心前区剧痛和意识不清，被急送协和医院抢救。方圻检查、分析后，确诊其为急性心肌梗死、阵发性窦性停搏和心功能不全。生命危在旦夕!经过4天救治，患者的正常窦性心率恢复。正值生命有所转机时，患者再次发生急性心肌缺血，医护人员再次请方圻会诊。经人工心外按压、气管插管、麻醉机给氧，这位心跳、呼吸停止10分钟的高龄患者终于复苏。
尽管这位患者恢复了心跳，但因心肌梗死面积广泛，且长期卧床，并发症接踵而来。当时多数医护人员都担心，患者即使活下来，恐怕也会成为植物人。但是方圻在随诊治疗中非常镇静。他常常不邀自至地亲临病房，查阅病历、观察患者，不断完善治疗方案。经过5个月的精心治疗，人们欣喜地看到，患者竟站了起来，能独立行走，且生活能自理，思维清晰。《人民日报》的领导和群众都说：真是创造了奇迹!
“病人的需要就是我的一切!”方圻就是怀着这样强烈的责任感对待每一位病人。他认为在医疗工作中应当尽心竭力，不能马虎敷衍。他平等待人，尊重每一位病人的人格，体会他们的思想感情，不以职务的高低、名位的大小和贫富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对所有病人——高干、名人和普通老百姓，相熟的和陌生的，危重的和病轻的，他都十分和蔼、体贴入微。一次下班时间已过，他的诊室门口仍坐着五六位病人。他和颜悦色地为每一位病人看病，毫不留意时间的早晚。一位内蒙古来的老牧民说，他这病拖得有年头了，过去穷，治不起病；现在手头宽裕了，明知北京住店难、花钱多，还是豁着来了。如今命比钱金贵呀……，方圻一句句地听得真切，他为这位老人仔细地检查，字迹端正地开了药方及预约单，嘱咐他一周后来复诊，并安慰他说：“病的时间虽然稍长了一些，但我们一定尽量想办法，您会逐渐好起来的。”老牧民激动得热泪夺眶而出，紧握方圻的手不放，连连称赞说：“您真是位好大夫!”
一次，为抢救一位患重度败血症的患者，方圻一直忙碌了16个小时。他刚去休息，病房里又来了一位奄奄一息的小女孩。她患的是风湿性心脏病，心脏重度衰竭，父母都哭红了双眼。方圻一听说，即刻起身奔向病房，一连3天没离一步，终于挽救了这条幼小的生命。
方圻曹语重心长地说：“咱们医生的工作从来不是8小时工作制!星期天不值班，也要去看看自己的病人，不然，就放心不下。如果谁硬要在8小时内外之间划上一条分界线，那就不是一名合格的医生，更不可能成为一名好医生。”这是他50年行医生涯中的准则。如今，方圻虽已年逾77岁高龄，跟随他多年的医生们仍常常听到他这样的嘱托：“病人情况如有变化，请随时叫我!”
方圻无论走到哪里，都把医生的职责带到哪里。1976～1983年间，他曹七去日内瓦，参加国际医学会议。每次都来去匆匆，顾不上浏览异国风光，却总忘不了挤出时间赶到中国驻瑞士大使馆，为工作人员检查身体。一次，回国前夕，他连续检查了十几个人。在一旁的大使突然发现方圻身子发抖、手发颤。原来方圻正在发高烧，体温高达40℃!大使急了，可方圻却连声说，不要紧。坚持把需要检查身体的同志都检查完。方圻就是这样，心中想的是病人、是他人，而很少想到他自己。“天塌下来，我顶着!”
方圻在为周总理治病时，深深感受到了总理的高尚情怀和伟大风范。每当提起往事，他都那样动情，以致眼含泪花。他说：“那时总理已经重病缠身，可他仍丝毫不放松对自己、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他的亲属的要求。总理想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啊!”方圻铭记总理的亲切教导，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人民信得过的共产党人。
方圻经常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看病，为外宾看病，可他从不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工作之便拉关系、谋私利。当年，他的大女儿在内蒙古插队，有人曾劝他说：“你为那么多中央领导人治病，只要向任何一位领导暗示一下，八个女孩儿也早调回北京了。”他却说：“那岂不是又多了一个‘走后门’的?”二女儿在上学期间，世界卫生组织顾问、瑞士血液病学权威米歇尔教授夫妇曾友好地邀请她到日内瓦去留学，并愿承担一切费用，也被方圻婉言谢绝了。 在个人利益面前，他从不伸手，从不搞特殊。对待出国、升工资和荣誉，他总是一让再让。一次，他家里不慎失火，组织上要给他一些补助，他坚决不收。他生病时，组织上安排他住高干病房，他执意不肯，偏住进普通病房。他在中华医学会任职，同时又是东城区人大代表，外出开会办公，大多乘公共汽车，很少动用医院的小车。这都体现了他崇高的思想境界。
从医50年，他治好过无数病人。同时，他也谢绝了数不清的病人馈赠的礼物。一次，方圻为一位身患癌症的东北患者看病。病人康复出院时，给方圻送来了东北土特产。方圻再三推辞，几至动怒，病人和家属才既敬佩又无奈地收回了礼物。
一天深夜，方圻的妹夫因急症被送到协和医院。当时床位紧张，方圻想：内科仅有的一张机动床，应按医院的规定，留给更急重的病人。他便让妹夫在条件较差的急诊室观察治疗了七天七夜。他说：“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起码的道德规范就是不能以权谋私。我们决不应该利用自己的医术以及所掌握的医疗条件为个人谋私利，更不能向病人索取什么。目前，这种现象尚未杜绝，是我们这支队伍的耻辱，为社会主义道德所不容!”
一次，某部门打来电话，要方圻“证明”一个外籍华人为其留在国内的老母亲治病花了若干钱财，以便他回去后向居住国政府“报账”。方圻当即斩钉截铁地答复说：“这个字我不能签，协和从不办这种事。”对方在电话中说：“这位先生对我们很友好，给他方便，对我们也有好处。”方圻听非常气愤，反问道：“什么好处?利吗?可以把医德和国格也当作商品出卖吗?”说完，他一下子就把电话挂断了。随后，方圻又请外事办公室的几位翻译转告有关科室：“这种证明绝对不能开，天塌下来，我顶着!”
方圻就是这样廉洁奉公、不谋私利，深得广大群众的钦佩与信赖。“方圻同志是模范共产党员”
方圻为党和国家做出了突出贡献，医术上也有相当深的造诣。然而，他从不居功自傲，时刻保持着谦虚谨慎的作风。星期天的上午，只要没有出差任务，他都是在病房、实验室、图书馆或办公室里度过的。在医术上，他精益求精，努力向心血管学界的险关要隘进击。他注意发扬学术民主，从不摆专家、教授或领导的架子。他曾是医院的党委常委，只要没有出差任务，他总是按时参加党委会，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并发表自己的见解，在医院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发挥着老党员、老领导的作用。
方圻精心培养中青年医师，有计划、有步骤地选送他们到国外进修学习。他每年还承担着大量的研究生、进修生、医学生的教学工作。对每一堂课，尽管是讲过多次的，他都认真准备，有时还写出英文讲稿，用英文授课，获得学生们的一致好评。他的授课录像片，还成为协和医科大学的教学示范片。
他待人诚恳热情，真心实意地关心和帮助每一位同志。几十年来，他呕心沥血，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高干保健和临床工作上。然而，当同事、学生或下级大夫请他帮助构思、修改论文时，他宁可少休息也要认真地对待。论文发表时，他从不许署自己的名字；别人给署上了，他也要坚决划掉。
方圻以一位医生、一位共产党员的模范行为，赢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宾、广大患者和周围同志的赞誉。周总理病危时，曾当着方圻的面对邓大姐说：“方圻同志，是模范共产党员。”
在各种荣誉面前，方圻没有停步。他一如既往地以更加扎实的步伐向新的高峰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