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有认知能力的人就应该知道，判断新闻的真假，并不能简单地以“被采访对象是否匿名”作为标准。一个负责任的媒体在向公众传递信息时，都会尽最大努力说明信息来源，但有时也会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将匿名采访得到的信息呈现给读者。中外媒体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会普遍采用。
　　但是，上周本报一则采访“发改委有关人士”的报道，却遭到媒体同行指责。6月13日出版的《中国青年报》，在头版位置刊载了题为“警惕假新闻背后蠢蠢欲动的投机”的评论，指责我们一篇有关发改委的报道“不靠谱、不负责”，甚至是“受‘房地产既得利益集团’背后操纵，捏造‘假新闻’来制造混乱”。
　　在《投资者报》上述新闻稿件中，一位不愿具名的发改委内部人士向本报记者表示，发改委最近开闸审批项目旨在提振经济，如果这些方法还不行，未来不排除给地产项目“开口子”。随后，发改委发表声明称：“经查，我委最近没有人接受过《投资者报》记者的采访，有关报道纯属捏造。”
　　媒体生存在于取信读者，越是可信读者就越多，生存的也就越好。相反，媒体每一次失信都会造成读者流失，“假新闻”无疑是媒体的自杀利器。因为明白这个道理，媒体才会自觉地守护“新闻真实性”，对自己刊发的每一则新闻负责。因此，我们把“值得相信”四个字印在报头，时时提醒自己“可信”是我们生存的根本。
　　这则报道的争议在于发改委否认接受过本报的采访。显然，事情的真相不能如此简单地以被报道方面的否认加以确认。仅因“采访对象匿名”认定假新闻，既不负责也无逻辑。匿名人士并不等于不存在，具名人士也不一定说出了事实和真相，如果《中国青年报》以负责的态度探究真假，应对此进行调查，但在其批评文章刊登之前，我们的记者、编辑和报社负责人，并未接到该报的任何采访和求证。
　　《中国青年报》评论的作者看上去不需要发改委官员的否认就可以判断本报的报道有问题，因为在他眼中匿名人士的报道证明：“一，读者无法判断这种匿名，是由于“信息敏感而不愿透露真实姓名”，还是纯属记者的凭空编造；二，很多时候，匿名即意味着发言者不准备对自己的言论负责，那么，媒体和记者凭什么要为这样的言论负责呢？”
　　如果《中国青年报》“匿名采访就是假新闻” 的逻辑成立，那么它自己就是假新闻的滥造者。因为该报新闻中“有关人士”随处可见——2011年4月“屠宰场成瘦肉精监管空白？”、2011年5月“谁能调解加油行业利益冲突”、2011年12月“山西13家电厂上市缺煤背后”、2012年2月“央企新闻发言人高危的背后”等文章中，都见“有关人士”接受采访。
　　如果《中国青年报》的“匿名意味着发言者不准备对自己的言论负责”逻辑成立，那么为何我们在《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播发的新闻中，也常能看见“发改委有关人士”、“外交部有关人士”、“央行有关人士”的言论？难道这些接受中央媒体采访的部委官员们，都是“不准备对自己言论负责”的一群人吗？
　　如果《中国青年报》以发改委对本报的谴责作为依据，认定我们捏造新闻，那更无逻辑。发改委说《投资者报》捏造你就批评《投资者报》，那么，如果我们刊发一篇“发改委捏造‘《投资者报》捏造’”的新闻，你是否又要去抨击发改委呢？当然，作为“喉舌”的中青报不会犯这种错误，可我们想问，贵报批评别人的依据，究竟是“独立大脑思考”还是“利益集团操纵”？
　　假新闻是不经调查的猜测，更高级的假新闻是自己信服猜测并据此竭力声讨别人。《中国青年报》的评论，毫无依据地认为我们被“房地产利益集团”操纵，进而看到我们背后“蠢蠢欲动的心和或明或暗的手”。不知贵报从何判断我们被人操纵？那只“或明或暗的手”是收买了报纸，还是搞定了记者？那颗“蠢蠢欲动的心”在谁的身体里跳？你又是如何看见的呢？
　　《中国青年报》作为一份团中央机关报，是“团中央和全国青年”的喉舌。喉舌的作用是发言，但不能因为长期精于“发言”，就丧失了大脑的思考和判别能力，不能因为站在机关报的立场，就毫无事实依据地对其他人进行无端猜测，甚至在头版位置刊发肆意妄想、逻辑不通的评论。
　　虽然我们是一份年轻的财经报纸，但我们深知“媒体监督”对社会进步的意义，因此，在我们监督别人的时候，也欢迎别人对我们进行监督和批评。然而，我们也知道一个负责的媒体，不论是发表新闻还是评论，都应言之有据、言之有物、言之成理，因为只有严谨的方法和态度，才能取信读者、留住读者。
　　有近60年历史的《中国青年报》曾备受读者拥趸，曾创造过发行量超200万份的辉煌，曾是中国“社会声望很高、有很大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力”的报纸。但令人遗憾的是，行至今日，读者日渐流失、发行量萎缩不堪。我们不会无端猜测《中国青年报》失去读者的原因，我们只知道，读者永远只用信任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