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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统计角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和就业、工资、住房、社会保障等进行全景式的展现，运用推拉理论分析城市和农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推力和拉力因素。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性增强、生活质量不佳、企业用工制度总体不健全。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推力主要是生活质量差，拉力主要是有更多发展机会；农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推力主要是收入低，拉力则是方便照顾家庭。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典型调查 生存现状 发展选择 推拉理论
一、引言
新生代农民工渴望通过进入城市工作来改善自身命运以及实现家庭期望，但是他们在城市的生存与发展现状令人堪忧，他们的最终归宿是城市还是农村，政府应该如何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安居乐业？据2013年农民工监测报告统计，新生代农民工12528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46.6%。新生代农民工为城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做出较大贡献，但却由于户籍制度、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社会保障制度等原因，很少能享受城市快速发展带来的公共福利。
《2014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将“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作为重点工作，要求“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使农业转移人口和城镇居民共建共享城市现代文明”。农业转移人口问题已成为现阶段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现实问题。本文基于新生代农民工个人数据的统计研究刻画了城市化过程实现的微观机制，展开对这一群体生存与发展的描述分析，将能够搜寻到应对农业转移人口问题的微观举措。
二、样本选择
本研究的数据收集采用网络调查和实地调查两种手段，网络调查的主要支持平台是QQ。实地调查的地点集中在深圳市宝安区，调查对象为1980年后出生的在深圳务工的农村户籍人口，最终分析样本数量为374个。男性占比为64%，平均年龄约27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63年，调查对象普遍接受九年义务制教育。约40%的调查对象具有专业劳动技能，是否具备劳动技能与年龄直接相关，劳动技能基本是在工作过程中积累，学校缺乏技能教育。已婚未婚比例均衡，大致各占一半。
三、新生代农民工生活质量指标体系
（一）收入和消费指数
收入和消费指数包含四个变量：新生代农民工每月工资收入、每月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例、主要消费支出类型以及手机的购买情况。调查数据显示，调查对象平均每月工资收入在2011年至2013年依次为：2193.82元、2721.74元、3177.62元，收入呈不断增长趋势，且新生代农民工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不显著，但目前普遍水平还较低；平均每月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例为53%，消费需求呈不断扩大趋势；60%的调查对象的主要消费支出类型为食物支出，消费结构比较初级，消费主要用于满足生存而不是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对手机的追求跟得上时代步伐，调查对象中60.9%拥有智能手机，其中13.8%购买iPhone系列，并且注重更新换代，智能手机作为新兴事物的代表以及身份品味的象征被广大的新生代农民工所接受，也说明消费主义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开始盛行。
（二）住房指数
住房指数包含四个变量：目前住房类型、人均居住面积、住房内是否有卫生间、期望住房类型。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住房类型中，约30%的调查对象为集体宿舍，60%为私人出租房，10%为其他住房；人均居住面积低于6平方米的调查对象比例约为30%，联合国规定的住房贫困状态就是人均居住面积低于6平方米；住房内是否有卫生间可以作为住房条件的一个代理变量，仍然有8.5%的调查对象住房中没有卫生间，上述两个变量表明目前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状况堪忧；期望住房类型中，选择单位宿舍的约占30%，选择回农村建房或买房占37%。由于福利房分配制度的排他性和商品房市场的外部性，城市没有面向农民工的住房制度安排。
（三）就业指数
就业指数包含五个变量：职业、培训、跳槽次数、每月加班时长、期望就业。74%的调查对象为普通员工，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分别占比为16%、10%；22%的调查对象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培训，其他接受过培训的形式主要是单位组织的培训；调查对象的跳槽次数均值约为3次，更换工作频率高，由于缺乏人力资本，职业固化在低端，只能不断跳槽，就业稳定性较差。每月加班时长均值为46.4小时，劳动时间长，强度大。期望就业中，29%的调查对象期望从事雇佣劳动，54%期望从事自雇经营，17%则期望从事农业生产。
（四）保障指数
保障指数包含五个变量：社会保险、签订合同、职业隐患、工资拖欠、企业福利。调查对象中，医疗保险的覆盖面最广，高达87.6%，享受“五险一金”的比例仅为4.2%，而完全没有参与保险的比例为11.5%，社会保险的不健全降低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抵御风险的能力。16.6%的调查对象没有与就业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在劳资关系中失去话语权。职业隐患是指劳动者从事的工作是具有明显的或潜在的健康安全隐患，存在职业隐患的比例高达66.6%，且大多企业没有采取有力的防范措施，与城镇职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多从事脏、累、苦工作，环境比较恶劣。工资拖欠的现象时有发生，24.6%的调查对象常面临工资无故拖欠，劳动权益受侵害。31.6%的调查对象从未享受过企业发放的福利，未被纳入正规福利待遇体系。
四、新生代农民工发展选择的推拉因素分析
迁移的推拉理论指出影响人们迁移的因素中存在着促使人口流动的力量以及阻碍人口流动的力量，即在流出地或流入地同时存在“推”和“拉”的若干因素，推拉因素的较量和综合，促成最后人口是否迁移。本文关注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选择属于二次迁移的范畴，适用于推拉理论。受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分割体制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选择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徘徊。
调查问卷中设计了四个迁移意愿：深圳、中小城市、农村、不清楚。其中，13%的调查对象期望未来能够留在深圳；34%的调查对象期望未来迁移至其他中小城市，其中愿意返回原籍城市的高达85%；32%的调查对象期望未来迁移回农村；21%的调查对象的迁移意愿不清楚。接下来，从调查数据中发现哪些因素是城市和农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推力和拉力。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典型调查 生存现状 发展选择 推拉理论
一、引言
新生代农民工渴望通过进入城市工作来改善自身命运以及实现家庭期望，但是他们在城市的生存与发展现状令人堪忧，他们的最终归宿是城市还是农村，政府应该如何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安居乐业？据2013年农民工监测报告统计，新生代农民工12528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46.6%。新生代农民工为城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做出较大贡献，但却由于户籍制度、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社会保障制度等原因，很少能享受城市快速发展带来的公共福利。
《2014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将“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作为重点工作，要求“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使农业转移人口和城镇居民共建共享城市现代文明”。农业转移人口问题已成为现阶段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现实问题。本文基于新生代农民工个人数据的统计研究刻画了城市化过程实现的微观机制，展开对这一群体生存与发展的描述分析，将能够搜寻到应对农业转移人口问题的微观举措。
二、样本选择
本研究的数据收集采用网络调查和实地调查两种手段，网络调查的主要支持平台是QQ。实地调查的地点集中在深圳市宝安区，调查对象为1980年后出生的在深圳务工的农村户籍人口，最终分析样本数量为374个。男性占比为64%，平均年龄约27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63年，调查对象普遍接受九年义务制教育。约40%的调查对象具有专业劳动技能，是否具备劳动技能与年龄直接相关，劳动技能基本是在工作过程中积累，学校缺乏技能教育。已婚未婚比例均衡，大致各占一半。
三、新生代农民工生活质量指标体系
（一）收入和消费指数
收入和消费指数包含四个变量：新生代农民工每月工资收入、每月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例、主要消费支出类型以及手机的购买情况。调查数据显示，调查对象平均每月工资收入在2011年至2013年依次为：2193.82元、2721.74元、3177.62元，收入呈不断增长趋势，且新生代农民工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不显著，但目前普遍水平还较低；平均每月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例为53%，消费需求呈不断扩大趋势；60%的调查对象的主要消费支出类型为食物支出，消费结构比较初级，消费主要用于满足生存而不是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对手机的追求跟得上时代步伐，调查对象中60.9%拥有智能手机，其中13.8%购买iPhone系列，并且注重更新换代，智能手机作为新兴事物的代表以及身份品味的象征被广大的新生代农民工所接受，也说明消费主义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开始盛行。
（二）住房指数
住房指数包含四个变量：目前住房类型、人均居住面积、住房内是否有卫生间、期望住房类型。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住房类型中，约30%的调查对象为集体宿舍，60%为私人出租房，10%为其他住房；人均居住面积低于6平方米的调查对象比例约为30%，联合国规定的住房贫困状态就是人均居住面积低于6平方米；住房内是否有卫生间可以作为住房条件的一个代理变量，仍然有8.5%的调查对象住房中没有卫生间，上述两个变量表明目前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状况堪忧；期望住房类型中，选择单位宿舍的约占30%，选择回农村建房或买房占37%。由于福利房分配制度的排他性和商品房市场的外部性，城市没有面向农民工的住房制度安排。
（三）就业指数
就业指数包含五个变量：职业、培训、跳槽次数、每月加班时长、期望就业。74%的调查对象为普通员工，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分别占比为16%、10%；22%的调查对象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培训，其他接受过培训的形式主要是单位组织的培训；调查对象的跳槽次数均值约为3次，更换工作频率高，由于缺乏人力资本，职业固化在低端，只能不断跳槽，就业稳定性较差。每月加班时长均值为46.4小时，劳动时间长，强度大。期望就业中，29%的调查对象期望从事雇佣劳动，54%期望从事自雇经营，17%则期望从事农业生产。
（四）保障指数
保障指数包含五个变量：社会保险、签订合同、职业隐患、工资拖欠、企业福利。调查对象中，医疗保险的覆盖面最广，高达87.6%，享受“五险一金”的比例仅为4.2%，而完全没有参与保险的比例为11.5%，社会保险的不健全降低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抵御风险的能力。16.6%的调查对象没有与就业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在劳资关系中失去话语权。职业隐患是指劳动者从事的工作是具有明显的或潜在的健康安全隐患，存在职业隐患的比例高达66.6%，且大多企业没有采取有力的防范措施，与城镇职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多从事脏、累、苦工作，环境比较恶劣。工资拖欠的现象时有发生，24.6%的调查对象常面临工资无故拖欠，劳动权益受侵害。31.6%的调查对象从未享受过企业发放的福利，未被纳入正规福利待遇体系。
四、新生代农民工发展选择的推拉因素分析
迁移的推拉理论指出影响人们迁移的因素中存在着促使人口流动的力量以及阻碍人口流动的力量，即在流出地或流入地同时存在“推”和“拉”的若干因素，推拉因素的较量和综合，促成最后人口是否迁移。本文关注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选择属于二次迁移的范畴，适用于推拉理论。受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分割体制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选择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徘徊。
调查问卷中设计了四个迁移意愿：深圳、中小城市、农村、不清楚。其中，13%的调查对象期望未来能够留在深圳；34%的调查对象期望未来迁移至其他中小城市，其中愿意返回原籍城市的高达85%；32%的调查对象期望未来迁移回农村；21%的调查对象的迁移意愿不清楚。接下来，从调查数据中发现哪些因素是城市和农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推力和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