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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2008年的日历成为过往的痕迹，我们回首往事，蓦然发觉，一个个曾经让我们感动的大师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深深的寒意中，一个令人伤感的消息传来，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戏剧家哈罗德·品特因患癌症在伦敦去世，享年78岁。
从贾植芳、王元化、谢晋、柏杨、蒋学模到索尔仁尼琴、亨廷顿和哈罗德·品特……
就让我们在瑟瑟的寒风中，再献上一朵文字的小花，奉献于他们的灵前，作为一种“为了记住的纪念”。
王元化与贾植芳
50年代出版、署名“瞿光锐和聂真”编选的《胡风这个反革命黑帮》一书中，收录了一篇耸人听闻的文章，题目是“贾植芳——贩卖人口的教授”。文中称1945年，贾植芳教授在苏北海州拜一个“王三太爷”的大流氓头子为师父，贩卖过人口。这显然是子虚乌有的事。但这本匪夷所思、“想象力极为丰富”的批判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浮夸、失真、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的政治风气。
其中的文章不仅在上海某大报上公开发表，而且又结集出版，现在看来真是一个笑话，但对于这些受批判的人来说则是真实到残酷的致命打击。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监狱是一个非常的所在，而贾植芳先生的一生恰恰与监狱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生中四次入狱，由上海远东出版社收入“火凤凰文丛”的他的回忆录也索性命名为《狱里狱外》。尽管遭受磨难深陷囹圄，但贾植芳从未放弃作为一个个人生活的尊严，一直坚守着一个正直的人要说真话的道德底线、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良知和独立精神。
和贾植芳相比，另一位因“胡风案”受到牵连的王元化先生也许略为幸运一些。他没有因此入狱，靠边站的他还有闲暇去拜访隐居在淮海路上的熊十力先生，和他一起探讨学问。“文革”之前，还没有到斗臭搞倒的地步，总算还有点回旋的余地，但日子也实在是艰难。
有一天，他收到张中晓从老家寄来的一封求救信，展信一看，不禁心酸几至落泪。张中晓在信中说：“我很困难，活不下去了。但我还想活。”当时的张中晓寒衣卖尽、早餐阙如、咳血不止、极度困顿。见信后，王元化陷入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中，自己处境危险自身难保，还要不要为张中晓出头？要知道，在作为定案准则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三批材料》中，张中晓被说成是最反动的一位胡风分子。自己如果为张中晓说情，很可能张中晓没有保下来，自己反而多了一项罪责。但是当张中晓的第二封信寄来时，在权衡利弊之后，王元化仍然决定冒着危险，通过罗荪把张中晓的信反映给主持上海文教工作的石西民，也确实在张中晓生命的最后几年提供了一些必要的帮助。
在給张中晓写的纪念文章中，王元化毫不掩饰自己在收到张中晓第一封信时的犹豫和脆弱（他完全可以不写这一段），但确从这些真挚的文字中体现出一个真实感人的形象。
索尔仁尼琴与品特
大学毕业的索尔仁尼琴新婚燕尔，还来不及享受婚姻的喜悦，苏德战争的爆发打破了生活的宁静。怀着报效祖国的热情，索尔仁尼琴毅然报名参军，到东普鲁士的前线抗击德国法西斯的入侵。但是让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将他逮捕起来的不是德国人，而是自己的同胞。因为一封写给自己友人的信（其中有批评苏联政治现状的段落），他被内务人民委员部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8年劳改，刑满后，又被流放哈萨克斯坦3年。
直到1957年，赫鲁晓夫执政的苏联政府宣布他“无犯罪事实”，恢复了他的名誉。此时的索尔仁尼琴，早已不是那个一心为国捐躯的热血青年了。他有了自己的思考，知道他所面对是正义还是罪恶，并能对此做出自己的道德判断，这也许就是瑞典文学院在颁发给他诺贝尔文学奖时给予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的评价的理由。
索尔仁尼琴是个复杂的个体。一方面，经历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经历了乌托邦的幻灭，他对自由的向往变得异常的强烈，所以也开始认同于西方的政治模式。但是另一方面，索尔仁尼琴深受俄罗斯传统文化的熏陶，自始至终都将继承俄罗斯的传统和宗教视作其终生的职责。他猛烈批评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对于传统的破坏，对于自由市场造成的贫富不均也屡有微词，并最终因此拒绝了叶利钦颁给他的安德烈勋章。
索尔仁尼琴是矛盾的，但不能抹杀他的成就。当他今年8月3日在莫斯科家中去世时，俄罗斯总理普京写下了这样的话：“这是全俄罗斯的巨大损失。我们深感自豪，索尔仁尼琴是我们的同胞和同代人。我们会永远记得他是一个品格高尚的坚强勇者。”
同样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哈罗德·品特也是个矛盾的综合体。这位早年深受荒诞派戏剧代表人物塞缪尔·贝克特影响的年轻人（并与贝克特成为知交好友）一向以艺术本体上的激进实验回应着贝克特的提携。他笔下的人物常常身份不明，或者言行举止缺乏明显动机，让人摸不着头脑。包括《情人》、《阳台》、《背叛》在内的他的很多戏也曾经在国内上演，很多观众抱怨说，他们实在是不知道品特在讲什么。
而从1970年代起，品特似乎不再满足于在一个小众的舞台上表演一些晦涩压抑的故事。他成为了国立皇家剧院的副导演，也开始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政治中去。他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说，反对北约空袭塞尔维亚、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忙得不亦乐乎。2005年3月，品特宣布他已决定终止自己的剧作生涯，集中精力于政治活动，从一个将自己封闭在舞台上的实验者，到积极介入社会问题的社会革命家，品特完成了自己的蜕变。
谢晋
曾几何时，一部优秀的电影上演，总能成为一种全民的节日，而谢晋或许就是这种节日的长期执掌者。《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牧马人》、《天云山传奇》、《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谁都叫得出谢晋的名字，因为，时代、生活、人民给了谢晋最真实的文化地位，正如老人自己所说的那样：“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们的口碑”。
然而，一个充满悲悯情怀的人文主义时代终究是要过去的。社会的快速发展，带动着物质的不断丰富，却也仿佛停滞了人心的自我发现与救赎。当年过七旬的谢晋依然端坐在摄像机前，满怀感情地看着镜头中的林则徐慷慨陈词“我中华大地何时崛起”而随之激情澎湃、热泪盈眶时，又有谁能够想到《鸦片战争》、《女足九号》票房的连连低谷给这位终生热爱电影的老人带来了多大的痛苦！那段时间，老人常常一人向隅，不断地饮着终生热爱的杯中物，一个劲地喃喃自问：“观众为什么就不喜欢这么好的电影？”这又是一个多么令人心酸的镜头！一辈子热爱的事业，仿佛一夜之间抛弃了他。而那个时候，他本该是功成名就的一代宗师，享受着含饴弄孙快乐的岁数啊！但为了电影，谢晋放弃了许多。
面对两个智障儿子的未来，谢晋唯一想到的，是在家乡盖上几间土房，因为他感到自己去世后，两个儿子“在城市里会受到歧视、欺负。还是让他们回到乡下，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一定会好好照顾他们的”。房屋落成的那天，老人喝了许多酒，也流了泪。想必那眼泪是一定包含着喜悦之情的，因为，他能为自己亲生骨肉做的，只有这些了……
他还有许许多多的梦，主持拍摄电影《大人家》、到影视学院授课、写回忆录、协助拍摄大型纪录片《大导演谢晋》……他曾经坚持，自己一直要干到90岁才真正选择退休。如今，谢晋却充满戏剧性地选择在自己的家乡，匆匆告别一生热爱的电影事业，以及无数热爱着他的可爱观众。时间定格在2008，一切的可能都成为了不可能。
深深的寒意中，一个令人伤感的消息传来，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戏剧家哈罗德·品特因患癌症在伦敦去世，享年78岁。
从贾植芳、王元化、谢晋、柏杨、蒋学模到索尔仁尼琴、亨廷顿和哈罗德·品特……
就让我们在瑟瑟的寒风中，再献上一朵文字的小花，奉献于他们的灵前，作为一种“为了记住的纪念”。
王元化与贾植芳
50年代出版、署名“瞿光锐和聂真”编选的《胡风这个反革命黑帮》一书中，收录了一篇耸人听闻的文章，题目是“贾植芳——贩卖人口的教授”。文中称1945年，贾植芳教授在苏北海州拜一个“王三太爷”的大流氓头子为师父，贩卖过人口。这显然是子虚乌有的事。但这本匪夷所思、“想象力极为丰富”的批判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浮夸、失真、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的政治风气。
其中的文章不仅在上海某大报上公开发表，而且又结集出版，现在看来真是一个笑话，但对于这些受批判的人来说则是真实到残酷的致命打击。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监狱是一个非常的所在，而贾植芳先生的一生恰恰与监狱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生中四次入狱，由上海远东出版社收入“火凤凰文丛”的他的回忆录也索性命名为《狱里狱外》。尽管遭受磨难深陷囹圄，但贾植芳从未放弃作为一个个人生活的尊严，一直坚守着一个正直的人要说真话的道德底线、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良知和独立精神。
和贾植芳相比，另一位因“胡风案”受到牵连的王元化先生也许略为幸运一些。他没有因此入狱，靠边站的他还有闲暇去拜访隐居在淮海路上的熊十力先生，和他一起探讨学问。“文革”之前，还没有到斗臭搞倒的地步，总算还有点回旋的余地，但日子也实在是艰难。
有一天，他收到张中晓从老家寄来的一封求救信，展信一看，不禁心酸几至落泪。张中晓在信中说：“我很困难，活不下去了。但我还想活。”当时的张中晓寒衣卖尽、早餐阙如、咳血不止、极度困顿。见信后，王元化陷入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中，自己处境危险自身难保，还要不要为张中晓出头？要知道，在作为定案准则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三批材料》中，张中晓被说成是最反动的一位胡风分子。自己如果为张中晓说情，很可能张中晓没有保下来，自己反而多了一项罪责。但是当张中晓的第二封信寄来时，在权衡利弊之后，王元化仍然决定冒着危险，通过罗荪把张中晓的信反映给主持上海文教工作的石西民，也确实在张中晓生命的最后几年提供了一些必要的帮助。
在給张中晓写的纪念文章中，王元化毫不掩饰自己在收到张中晓第一封信时的犹豫和脆弱（他完全可以不写这一段），但确从这些真挚的文字中体现出一个真实感人的形象。
索尔仁尼琴与品特
大学毕业的索尔仁尼琴新婚燕尔，还来不及享受婚姻的喜悦，苏德战争的爆发打破了生活的宁静。怀着报效祖国的热情，索尔仁尼琴毅然报名参军，到东普鲁士的前线抗击德国法西斯的入侵。但是让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将他逮捕起来的不是德国人，而是自己的同胞。因为一封写给自己友人的信（其中有批评苏联政治现状的段落），他被内务人民委员部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8年劳改，刑满后，又被流放哈萨克斯坦3年。
直到1957年，赫鲁晓夫执政的苏联政府宣布他“无犯罪事实”，恢复了他的名誉。此时的索尔仁尼琴，早已不是那个一心为国捐躯的热血青年了。他有了自己的思考，知道他所面对是正义还是罪恶，并能对此做出自己的道德判断，这也许就是瑞典文学院在颁发给他诺贝尔文学奖时给予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的评价的理由。
索尔仁尼琴是个复杂的个体。一方面，经历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经历了乌托邦的幻灭，他对自由的向往变得异常的强烈，所以也开始认同于西方的政治模式。但是另一方面，索尔仁尼琴深受俄罗斯传统文化的熏陶，自始至终都将继承俄罗斯的传统和宗教视作其终生的职责。他猛烈批评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对于传统的破坏，对于自由市场造成的贫富不均也屡有微词，并最终因此拒绝了叶利钦颁给他的安德烈勋章。
索尔仁尼琴是矛盾的，但不能抹杀他的成就。当他今年8月3日在莫斯科家中去世时，俄罗斯总理普京写下了这样的话：“这是全俄罗斯的巨大损失。我们深感自豪，索尔仁尼琴是我们的同胞和同代人。我们会永远记得他是一个品格高尚的坚强勇者。”
同样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哈罗德·品特也是个矛盾的综合体。这位早年深受荒诞派戏剧代表人物塞缪尔·贝克特影响的年轻人（并与贝克特成为知交好友）一向以艺术本体上的激进实验回应着贝克特的提携。他笔下的人物常常身份不明，或者言行举止缺乏明显动机，让人摸不着头脑。包括《情人》、《阳台》、《背叛》在内的他的很多戏也曾经在国内上演，很多观众抱怨说，他们实在是不知道品特在讲什么。
而从1970年代起，品特似乎不再满足于在一个小众的舞台上表演一些晦涩压抑的故事。他成为了国立皇家剧院的副导演，也开始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政治中去。他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说，反对北约空袭塞尔维亚、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忙得不亦乐乎。2005年3月，品特宣布他已决定终止自己的剧作生涯，集中精力于政治活动，从一个将自己封闭在舞台上的实验者，到积极介入社会问题的社会革命家，品特完成了自己的蜕变。
谢晋
曾几何时，一部优秀的电影上演，总能成为一种全民的节日，而谢晋或许就是这种节日的长期执掌者。《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牧马人》、《天云山传奇》、《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谁都叫得出谢晋的名字，因为，时代、生活、人民给了谢晋最真实的文化地位，正如老人自己所说的那样：“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们的口碑”。
然而，一个充满悲悯情怀的人文主义时代终究是要过去的。社会的快速发展，带动着物质的不断丰富，却也仿佛停滞了人心的自我发现与救赎。当年过七旬的谢晋依然端坐在摄像机前，满怀感情地看着镜头中的林则徐慷慨陈词“我中华大地何时崛起”而随之激情澎湃、热泪盈眶时，又有谁能够想到《鸦片战争》、《女足九号》票房的连连低谷给这位终生热爱电影的老人带来了多大的痛苦！那段时间，老人常常一人向隅，不断地饮着终生热爱的杯中物，一个劲地喃喃自问：“观众为什么就不喜欢这么好的电影？”这又是一个多么令人心酸的镜头！一辈子热爱的事业，仿佛一夜之间抛弃了他。而那个时候，他本该是功成名就的一代宗师，享受着含饴弄孙快乐的岁数啊！但为了电影，谢晋放弃了许多。
面对两个智障儿子的未来，谢晋唯一想到的，是在家乡盖上几间土房，因为他感到自己去世后，两个儿子“在城市里会受到歧视、欺负。还是让他们回到乡下，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一定会好好照顾他们的”。房屋落成的那天，老人喝了许多酒，也流了泪。想必那眼泪是一定包含着喜悦之情的，因为，他能为自己亲生骨肉做的，只有这些了……
他还有许许多多的梦，主持拍摄电影《大人家》、到影视学院授课、写回忆录、协助拍摄大型纪录片《大导演谢晋》……他曾经坚持，自己一直要干到90岁才真正选择退休。如今，谢晋却充满戏剧性地选择在自己的家乡，匆匆告别一生热爱的电影事业，以及无数热爱着他的可爱观众。时间定格在2008，一切的可能都成为了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