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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将立足点放在诗传上，而不仅仅是诗歌本身。读者可以读到用诗歌般语言呈现的诗人小传，小传的字里行间又解析了诗人在不同时段所创作的代表性诗歌，一方面使读者对诗歌的鉴赏有了一个更全面的理解，另一方面也通过诗人的所思所想展现了唐代的文化与历史发展。两册书共收录十篇诗人诗传，从盛唐的李白，安史之乱期间的杜甫、岑参、王维等，到中唐的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再至晚唐的杜牧、李商隐，勾勒出了一条唐代诗坛乃至大唐历史的发展主线。
毫无疑问，“碎片化”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之一。
从前的日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庄子·让王》）；后来，我们失去了那份逍遥，没有了那种自得，时间左右了我们，于是我们感叹时光匆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时间的悄无声息让我们焦虑不安，“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朱自清《匆匆》）；当下，在这个“互联网 ”的时代，我们深切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时间的匆匆，还有时间的“碎碎”。新媒介不失时机、不分时段的“轰炸”，彻底颠覆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时间被纷繁的信息撕得粉碎。
由此而来，原本持续而专注的阅读过程常常被分割得支离破碎，一分钟看完一部书、三分钟读完一个朝代成为一种阅读时尚，零星时间的阅读和浅层次的思考与之相伴而生，我们接收的知识和信息是零碎而散乱的。在亟须提取知识的时候，要么面临“斗大的馒头——无处下口”的窘境，要么陷入大海捞针一般的长时间搜索过程中，结果往往像贾宝玉见到林黛玉，“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却怎么也想不起来究竟在哪里见过。不少学者对此深表担忧，认为时间碎片化造成的知识碎片化，日益使人们陷入缺乏深层阅读、深度思考的困境。
这些担忧不无道理，但也没有必要谈“碎”色变。
一个人认识世界、获取知识的过程，难道不是从利用零星的时间、获取碎片的知识开始的吗？东汉末年的董遇，就是提倡“读书百遍而义自见”的那个学者，他是如何读书的呢？利用“三余”时间：冬天，没有多少农活，这是一年里的空闲时间，读书；夜间，不便下地耕作，这是一天里的空闲时间，读书；雨天，没有办法出门干活，这是天气变化带来的一种空闲时间，读书。这些时段或长或短，获取的知识肯定也是零碎的，但不妨碍他成为汉献帝的老师，成为时人眼中的“儒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说自己平生文章大多是在“三上”思考出来的，“三上”指的是马上、厕上、枕上。由此可见，碎片化的时间、碎片化的知识，不是阻碍我们取得成就的因素，相反它可能还是必需的步骤之一。
關键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处理这些碎片化的知识。
如果一味听之任之，仅止于此，不管碎片化的知识如何琳琅满目，终究还是碎片，那么有些学者的担忧极有可能会成为现实。既然知识的碎片化影响了我们的深度思考，那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些碎片整合起来，让它们不再那么“碎”呢？正如我们整理电脑中散乱的文件，需要剔除无用的垃圾文件，让不同类别的文件各就各位，以便在我们需要的时候能顺利地找到它们；有时我们还需要对磁盘碎片进行深度清理，把碎片整合为有机联系的存在，以便我们在深度的思考中快速获得知识资源。有意识地对碎片化的知识进行整合，实现从碎片到整体的跨越，这就是知识整体化的过程。
古诗的阅读亦然。
在对古诗的接受过程中，几乎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这样的：背诵一首名诗—背诵几首名诗—背诵一些名诗，甚至对有些诗歌的接受是从其中的名言名句开始的。有的人诗歌储备量多一些，有的人少一点，不管哪一种，本质上还是碎片，如果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将它们整合起来，它们依然是一个个散落的存在，最好的状况算是一个个散落的群体。这也是《中国诗词大会》中，为什么一些参与者背诵了大量诗歌，却常常止步在给出一个或几个关键字的“飞花令”“超级飞花令”阶段上。
“飞花令”就是一种整合，是按照某一主题将大量零散诗句整合，本身更像一种竞技文字游戏，但还不能将足够多的诗句、整首的诗歌聚合为较大的整体，因为古诗数量庞大，诗歌内容本身更是丰富多彩。那么，有没有一种更加便利、易于操作的聚合方式呢？
以人为纲，这恐怕是最容易操作，也是最有效的整合方式了。
诗是由人创作的，一个诗人一生可能创作很多首诗，如果按照时间的顺序，将一个诗人一生创作的著名的诗歌串联起来，以诗读人，以人品诗，这就形成了“诗传”。“诗传”对个人记忆中散乱的诗歌进行了聚合，不但能实现对碎片化知识的超越，更是极为有效的诗歌阅读方式。
要真正读懂一首诗，至少有六个方面是必需了解的：谁写的，什么时候写的，在哪里写的，为什么写，写的是什么，怎么写的。前四个方面都直接涉及作者，这没有疑问；后两个方面，尽管有时单纯从诗歌文本中就能获得大部分的信息，但要真正深入、通透地读懂文本，还是必须了解作者。如朱熹那首著名的诗《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单纯从文本来看，这是一首游春诗，写春天到来的美好及生机勃勃的春景，但如果了解朱熹的思想和生活背景，知道朱熹一生从未踏足泗水，就会明白这首诗不是纯粹的游春诗，而是一首哲理诗，通篇用比的手法，写自己学习儒学的心得。所以说，阅读诗歌，不但要读懂文本本身，还要追究其言外之意，而前提就是了解作者，这样才不至于一知半解，甚至误解。
孟子曾对弟子万章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吟诵古人的诗歌，阅读他们的著作，却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人，这怎么能行呢？所以要研究他们的时代与经历，和古人交朋友。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知人论世”传统的由来。只有“知人”，才能了解作者的身世、经历、思想状况、写作动机等；唯有“论世”，才能根据作者所处的社会时代准确理解文本的内容。
通过“诗传”的方式，我们就能够很好地实现知人论世，能够将散乱的一句句、一首首诗整体化为一个便于把握的系列。除此之外，这些诗人本身亦并非一个个单独的存在，他们之间存在师友、亲朋、同僚等各种社会关系，他们通过诗歌唱和交往，甚至斗争，可以构建一个更为宏大的系统，这不但能让我们更准确、深透地理解古人，读懂他们的诗歌，而且能够帮助我们实现当诗句在我们嘴边“呼之欲出”的时候，随时“脱口而出”，而不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甚至“千呼万唤不出来”。这正是我们编写这套书的动机。
中国古代一向有“左图右史”的传统，而且我们这个时代不仅是知识碎片化的时代，还是一个读图的时代，所以最初的设想是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一个个诗人的重要经历及著名诗作，文字的介入尽量精减，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图片与文字一一配合的形式未能全面实现，当然这是一个遗憾，算是给读者的阅读留下了更多想象的空间吧。
这套书以作者的生平为纲，以名作名篇为纬，努力做到纲举目张，中小学语文课本中的诗文尽量全部涉及，这给读者的顺利阅读提供了基础。另外，一些广为流传的诗篇、一些著名选本选录的诗作及一些包含名言警句的诗文，也尽可能选录，这算是给读者的原有视野提供了拓展的可能。总之，这套书尽量使读者能够顺利阅读、值得阅读、愿意阅读。
一个作品，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才叫文本；一部著作，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才能称为图书。至于图书的实际样貌与我们的意图之间可能存在的罅隙，就恳请读者的批评了。
王立群
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文化学者，《百家讲坛》主讲人。作品包括“王立群读《史记》”“王立群读《宋史》”“王立群智解成语”“王立群品读经典诗词”等系列图书，因娓娓道来、学术与通俗并重的风格受到读者的追捧与喜爱。
毫无疑问，“碎片化”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之一。
从前的日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庄子·让王》）；后来，我们失去了那份逍遥，没有了那种自得，时间左右了我们，于是我们感叹时光匆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时间的悄无声息让我们焦虑不安，“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朱自清《匆匆》）；当下，在这个“互联网 ”的时代，我们深切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时间的匆匆，还有时间的“碎碎”。新媒介不失时机、不分时段的“轰炸”，彻底颠覆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时间被纷繁的信息撕得粉碎。
由此而来，原本持续而专注的阅读过程常常被分割得支离破碎，一分钟看完一部书、三分钟读完一个朝代成为一种阅读时尚，零星时间的阅读和浅层次的思考与之相伴而生，我们接收的知识和信息是零碎而散乱的。在亟须提取知识的时候，要么面临“斗大的馒头——无处下口”的窘境，要么陷入大海捞针一般的长时间搜索过程中，结果往往像贾宝玉见到林黛玉，“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却怎么也想不起来究竟在哪里见过。不少学者对此深表担忧，认为时间碎片化造成的知识碎片化，日益使人们陷入缺乏深层阅读、深度思考的困境。
这些担忧不无道理，但也没有必要谈“碎”色变。
一个人认识世界、获取知识的过程，难道不是从利用零星的时间、获取碎片的知识开始的吗？东汉末年的董遇，就是提倡“读书百遍而义自见”的那个学者，他是如何读书的呢？利用“三余”时间：冬天，没有多少农活，这是一年里的空闲时间，读书；夜间，不便下地耕作，这是一天里的空闲时间，读书；雨天，没有办法出门干活，这是天气变化带来的一种空闲时间，读书。这些时段或长或短，获取的知识肯定也是零碎的，但不妨碍他成为汉献帝的老师，成为时人眼中的“儒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说自己平生文章大多是在“三上”思考出来的，“三上”指的是马上、厕上、枕上。由此可见，碎片化的时间、碎片化的知识，不是阻碍我们取得成就的因素，相反它可能还是必需的步骤之一。
關键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处理这些碎片化的知识。
如果一味听之任之，仅止于此，不管碎片化的知识如何琳琅满目，终究还是碎片，那么有些学者的担忧极有可能会成为现实。既然知识的碎片化影响了我们的深度思考，那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些碎片整合起来，让它们不再那么“碎”呢？正如我们整理电脑中散乱的文件，需要剔除无用的垃圾文件，让不同类别的文件各就各位，以便在我们需要的时候能顺利地找到它们；有时我们还需要对磁盘碎片进行深度清理，把碎片整合为有机联系的存在，以便我们在深度的思考中快速获得知识资源。有意识地对碎片化的知识进行整合，实现从碎片到整体的跨越，这就是知识整体化的过程。
古诗的阅读亦然。
在对古诗的接受过程中，几乎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这样的：背诵一首名诗—背诵几首名诗—背诵一些名诗，甚至对有些诗歌的接受是从其中的名言名句开始的。有的人诗歌储备量多一些，有的人少一点，不管哪一种，本质上还是碎片，如果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将它们整合起来，它们依然是一个个散落的存在，最好的状况算是一个个散落的群体。这也是《中国诗词大会》中，为什么一些参与者背诵了大量诗歌，却常常止步在给出一个或几个关键字的“飞花令”“超级飞花令”阶段上。
“飞花令”就是一种整合，是按照某一主题将大量零散诗句整合，本身更像一种竞技文字游戏，但还不能将足够多的诗句、整首的诗歌聚合为较大的整体，因为古诗数量庞大，诗歌内容本身更是丰富多彩。那么，有没有一种更加便利、易于操作的聚合方式呢？
以人为纲，这恐怕是最容易操作，也是最有效的整合方式了。
诗是由人创作的，一个诗人一生可能创作很多首诗，如果按照时间的顺序，将一个诗人一生创作的著名的诗歌串联起来，以诗读人，以人品诗，这就形成了“诗传”。“诗传”对个人记忆中散乱的诗歌进行了聚合，不但能实现对碎片化知识的超越，更是极为有效的诗歌阅读方式。
要真正读懂一首诗，至少有六个方面是必需了解的：谁写的，什么时候写的，在哪里写的，为什么写，写的是什么，怎么写的。前四个方面都直接涉及作者，这没有疑问；后两个方面，尽管有时单纯从诗歌文本中就能获得大部分的信息，但要真正深入、通透地读懂文本，还是必须了解作者。如朱熹那首著名的诗《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单纯从文本来看，这是一首游春诗，写春天到来的美好及生机勃勃的春景，但如果了解朱熹的思想和生活背景，知道朱熹一生从未踏足泗水，就会明白这首诗不是纯粹的游春诗，而是一首哲理诗，通篇用比的手法，写自己学习儒学的心得。所以说，阅读诗歌，不但要读懂文本本身，还要追究其言外之意，而前提就是了解作者，这样才不至于一知半解，甚至误解。
孟子曾对弟子万章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吟诵古人的诗歌，阅读他们的著作，却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人，这怎么能行呢？所以要研究他们的时代与经历，和古人交朋友。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知人论世”传统的由来。只有“知人”，才能了解作者的身世、经历、思想状况、写作动机等；唯有“论世”，才能根据作者所处的社会时代准确理解文本的内容。
通过“诗传”的方式，我们就能够很好地实现知人论世，能够将散乱的一句句、一首首诗整体化为一个便于把握的系列。除此之外，这些诗人本身亦并非一个个单独的存在，他们之间存在师友、亲朋、同僚等各种社会关系，他们通过诗歌唱和交往，甚至斗争，可以构建一个更为宏大的系统，这不但能让我们更准确、深透地理解古人，读懂他们的诗歌，而且能够帮助我们实现当诗句在我们嘴边“呼之欲出”的时候，随时“脱口而出”，而不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甚至“千呼万唤不出来”。这正是我们编写这套书的动机。
中国古代一向有“左图右史”的传统，而且我们这个时代不仅是知识碎片化的时代，还是一个读图的时代，所以最初的设想是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一个个诗人的重要经历及著名诗作，文字的介入尽量精减，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图片与文字一一配合的形式未能全面实现，当然这是一个遗憾，算是给读者的阅读留下了更多想象的空间吧。
这套书以作者的生平为纲，以名作名篇为纬，努力做到纲举目张，中小学语文课本中的诗文尽量全部涉及，这给读者的顺利阅读提供了基础。另外，一些广为流传的诗篇、一些著名选本选录的诗作及一些包含名言警句的诗文，也尽可能选录，这算是给读者的原有视野提供了拓展的可能。总之，这套书尽量使读者能够顺利阅读、值得阅读、愿意阅读。
一个作品，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才叫文本；一部著作，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才能称为图书。至于图书的实际样貌与我们的意图之间可能存在的罅隙，就恳请读者的批评了。
王立群
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文化学者，《百家讲坛》主讲人。作品包括“王立群读《史记》”“王立群读《宋史》”“王立群智解成语”“王立群品读经典诗词”等系列图书，因娓娓道来、学术与通俗并重的风格受到读者的追捧与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