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与呼叫满足率可达95%以上的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还存在不小差距。目前，急救医生短缺和资源被挤占、浪费已是制约院前急救事业发展的两大主因。
9月30日10点30分，北京急救中心调度指挥室——全市120救护车的调度指令均從这里发出——实时信息显示，当日呼入电话总数1643个，呼救数为654个。
15名接线人员紧张地忙碌着。“从采集病情、地址、姓名、年龄、既往病史、联系电话，然后再调度救护车、发单，所有这些工作至少要在2分钟之内完成，熟练工可以在1分钟做完。”有着12年工龄的肖双玉告诉记者。
如何提高急救呼叫满足率，一直备受关注。
9月，北京市政协开展的最具影响力提案评选活动中，《关于提高急救呼叫满足率，建立保障急救站运行长效机制》的提案入围“最具影响力提案”提案目录。此外，《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草案修改稿）》目前也已进入二审环节。
医疗救护车被称为“移动的ICU”，救护车早一分钟到达，患者就多一分生的希望。近两年，为提高急救呼叫满足率、抢救成功率，各地通过条例的方式采取不少措施：医院拒接急救患者最高罚10万元，恶意拨打院前急救电话将被处以行政处罚……
与呼叫满足率可达95%以上的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还存在不小差距。目前，急救医生短缺和资源被挤占、浪费已是制约院前急救事业发展的两大主因。
事关生死的“时间”
“心梗，中信银行尚都国际中心分行……”接到指令后，韩鹏达和他的同事迅速跃上救护车。途中与对方电话交流病情，指导救援。大约14分钟后赶到现场，对病人简单救治处理，然后送至附近的朝阳医院进行医治。
这是韩鹏达11年职业生涯中一次普通的出车任务。除这次外，9月29日这天下午，韩鹏达共出车3趟。第二趟是一位路人拨打120，“三里屯有一位‘老外’晕厥”。等赶到现场时，附近的人告知，“老外”已经恢复正常并离开。
第三次出车，途中又接到调度指令：“患者病情已经好转，选择退车。”
“每次面对的情况都不同。”韩鹏达说，为了争取时间，在出发途中就要根据调度提供的信息，对病情进行初步判断，然后形成治疗预案。最多时，他一天曾出车达13次。
谈及院前急救，用争分夺秒来形容再恰当不过。快节奏的工作使得韩鹏达和他的同事们都养成了“吃饭快”的习惯。因为，早一分钟，就多一分生的希望。
“对于突发呼吸心跳骤停的患者，4分钟内是抢救的‘钻石时间’，超过10分钟，抢救过来的几率几乎为零。”韩鹏达说。然而，就北京的交通状况而言，救护车很难在10分钟内赶到。
救护车抵达速度主要受距离影响。“在西雅图，2008年时救护车就能做到5分钟内赶到，急救半径在2至3公里。”北京急救中心知名资深急救专家贾大成谈道。据了解，2013年，香港立法要求，12分钟内的急救车到达率要超过98%。
与这些地方相比，北京依然还存在不小差距。
目前，北京急救中心共有165个急救站，每个站服务范围5至8公里，晚上扩至8～10公里。接受本刊采访时，北京急救中心副主任刘红梅透露说，“北京城六区平均到达时间为15至17分钟，郊区县要超过20分钟。”
被抢占的“生命线”
杭州、苏州曾引入美国的呼叫系统，通过软件、程序提示操作，多数地方还是真人来接听。“和软件相比，真人接听电话有着很大优势。”刘红梅说。
对于等待急救的病人而言，120无疑是一条“生命线”或“救命热线”。“接听电话看似简单，实际上并不容易。”肖双玉说。
经常会遇到一个情况是，电话接通之后却没人说话。“这里是120，如果您需要急救请再按一下按键，不需要请挂机。”接线员说。果然，一个按键的声音传来。“有些脑血管疾病虽然意志清醒但已失语，根据经验这种情况一定要派车。”刘红梅说。
在北方冬季，煤气中毒的情况比较多发。“要了车，电话却联系不上了，这种情况也必须派车，通过定位来寻找患者确切位置。”
虽然是“生命线”、“救命热线”，但这条“线”时常被挤占、骚扰。
在北京急救中心调度指挥室，每天呼入电话数在4000至6000之间，其中超过三分之二的电话为无效电话。“误拨、信息咨询、恶意骚扰等无效电话占比很大。”肖双玉谈道。
从全国来看，急救资源被浪费、挤占是普遍现象。今年上半年，杭州市急救中心公布了2014年数据——去年，杭州市120热线共接电话351932次，其中无效电话223948次；总出车数82600次，其中空车数达13948次。无效电话占了63.6%，空车率达16.9%。平均每天急救车“空跑”次数达38趟。
接受本刊采访时，有着多年急救医生经历的刘红梅谈及一些亲身经历的“荒唐事”。
“有人夜里打120说突发疾病，救护车赶到后才发现，是喝醉了打不到车回家。”“电话中说是心慌胸闷，实际是两口子打架把眼镜打丢了，让急救医生帮忙寻找。”
更甚者，有人曾打电话说：“我家宝贝6岁了，又拉又吐很严重，需要去医院夜里打不到车。”急救医生火速赶到后才发现，病者是一条狗，夜里去宠物医院打不到车。
“实际的急救需求远没那么多。”刘红梅认为，主要是很多非急救情况用了救护车，资源被挤占的情况比较严重。“仅凭电话，难以判断对方真假，骗车情况时有发生。”
“进京指标用不完”
以北京救护中心为例，120每日派出救护车少则800余次，饱和情况下超过1000次。肖双玉坦言，“无车可派需要排队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按照原卫生部规定，回车率（因没车可派而拒绝——记者注）应低于5%。谈及急救呼叫满足率的数据，刘红梅透露，北京现在基本都在90%，之前统计数据87%左右。 增加救护车数量，是提高满足率的主要措施。按照原卫生部规定，每10万人需配备一辆救护车。在北京，每三四万人就可以申请财政投入一辆救护车，
目前，北京救护中心共有500余辆救护车，值班车辆大概有150辆。此外，在故宫、天安门、国家信访中心等地附近平时配备了约10辆。“十一放假期间，仅天安门附近最多时配备10辆。”
然而，救护车的问题容易解决，难的是急救医生数量不足。“全国院前急救事业的瓶颈就是人才缺乏，”刘红梅说，连数量都不足，更何况质量。
急救医生多数都是年轻人。“院前急救不仅需要医疗技术，还要有抬担架的体力。由于劳动强度很大，很多人患有职业病，腰部损伤最为常见。”韩鹏达说。尽管不断提升薪资福利，增加培训、交流的机会，院前急救医生流失率还是很高。和他一起参加急救工作的人中约有三分之二选择了离开。
“职业风险也比较大，”曾做过9年急救医生的刘红梅谈道，工作环境可能是凶杀现场，也可能是歌厅酒吧；待急救者可能患有传染性疾病。此外，令急救医生们感到担忧的是，职业前景堪忧。离开院前急救转到医院工作难度很大，“未来的出路是个大问题。”
“招新人难，给解决北京户口都不行。”谈及缺人，刘红梅坦言，卫生主管、人力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对急救事业比较支持，虽然大家都向往北京户口，但北京急救中心的进京指标年年都用不完。
不同的管理模式，面临的人才问题也不尽相同。目前，国内院前急救管理模式共有四种：院前独立型、指挥型、依托型和依附型。其中，不少二三线城市采用院内、院前结合的模式，人才比较容易解决。
由于薪资较高，天津的院前急救人才则相对充足。“薪资待遇是北京的1.5倍。”
谈及长远发展，贾大成建议，“仅靠临时从外地招，都是一些应急的办法，先培训师资，然后再培养急救医生。”
立法期待
在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救护车上的主力是“急救员”，仅相当于中国的技工，属于蓝领阶层。而中国多数都配备职业医生，业务水平远高于国外的急救员。
然而一个数据令人感到诧异。有媒体报道，在美国，突发疾病的社会复苏成功率40%，而我国仅为2.8%。对此，贾大成分析，急救知识普及率、急救环境、反应时间、交通状况、城市管理水平等都影响这一数据。
关于急救立法，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比较期待。
一些措施被写入急救条例：如急救中心拒绝受理呼救服务最高罚10万；拒不避让或阻碍执行急救任务的救护车通行，将予以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最高可拘10日；恶意拨打院前急救电话将被处以行政处罚……
目前，《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草案修改稿）》进入二审环节。在刘红梅看来，卫生行政等部门解决不了的问题，应通过立法来解决。
“立法要对政府、急救中心和普通公民的权责进行明晰。”刘红梅谈道，急救应该是“有呼必应，有车必派”。如果车辆低于一定数量时，应优先确保用于急救，这样的内容在立法中应明确。“大数据显示，急危重病所占比例仅为15%。”
此外，资源不能滥用，对恶意拨打120骚扰者要进行处罚。
从急救的角度看，刘红梅认为，很多时候现场的目击者第一时间的自救、互救比急救更重要。“急救绝不仅仅是急救中心的责任，这个内容在立法中应有所体現。”
2014年《杭州市院前医疗急救管理条例》出台，其中有互救免责的相关规定：“鼓励经过培训取得合格证书、具备急救专业技能的公民对急、危、重伤病员按照操作规范实施紧急现场救护，其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不承担法律责任。”
在贾大成看来，如果普通民众的急救知识、技能有所提高，具备开展互救的能力，那么急救成功率势必也会有很大提升。
9月30日10点30分，北京急救中心调度指挥室——全市120救护车的调度指令均從这里发出——实时信息显示，当日呼入电话总数1643个，呼救数为654个。
15名接线人员紧张地忙碌着。“从采集病情、地址、姓名、年龄、既往病史、联系电话，然后再调度救护车、发单，所有这些工作至少要在2分钟之内完成，熟练工可以在1分钟做完。”有着12年工龄的肖双玉告诉记者。
如何提高急救呼叫满足率，一直备受关注。
9月，北京市政协开展的最具影响力提案评选活动中，《关于提高急救呼叫满足率，建立保障急救站运行长效机制》的提案入围“最具影响力提案”提案目录。此外，《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草案修改稿）》目前也已进入二审环节。
医疗救护车被称为“移动的ICU”，救护车早一分钟到达，患者就多一分生的希望。近两年，为提高急救呼叫满足率、抢救成功率，各地通过条例的方式采取不少措施：医院拒接急救患者最高罚10万元，恶意拨打院前急救电话将被处以行政处罚……
与呼叫满足率可达95%以上的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还存在不小差距。目前，急救医生短缺和资源被挤占、浪费已是制约院前急救事业发展的两大主因。
事关生死的“时间”
“心梗，中信银行尚都国际中心分行……”接到指令后，韩鹏达和他的同事迅速跃上救护车。途中与对方电话交流病情，指导救援。大约14分钟后赶到现场，对病人简单救治处理，然后送至附近的朝阳医院进行医治。
这是韩鹏达11年职业生涯中一次普通的出车任务。除这次外，9月29日这天下午，韩鹏达共出车3趟。第二趟是一位路人拨打120，“三里屯有一位‘老外’晕厥”。等赶到现场时，附近的人告知，“老外”已经恢复正常并离开。
第三次出车，途中又接到调度指令：“患者病情已经好转，选择退车。”
“每次面对的情况都不同。”韩鹏达说，为了争取时间，在出发途中就要根据调度提供的信息，对病情进行初步判断，然后形成治疗预案。最多时，他一天曾出车达13次。
谈及院前急救，用争分夺秒来形容再恰当不过。快节奏的工作使得韩鹏达和他的同事们都养成了“吃饭快”的习惯。因为，早一分钟，就多一分生的希望。
“对于突发呼吸心跳骤停的患者，4分钟内是抢救的‘钻石时间’，超过10分钟，抢救过来的几率几乎为零。”韩鹏达说。然而，就北京的交通状况而言，救护车很难在10分钟内赶到。
救护车抵达速度主要受距离影响。“在西雅图，2008年时救护车就能做到5分钟内赶到，急救半径在2至3公里。”北京急救中心知名资深急救专家贾大成谈道。据了解，2013年，香港立法要求，12分钟内的急救车到达率要超过98%。
与这些地方相比，北京依然还存在不小差距。
目前，北京急救中心共有165个急救站，每个站服务范围5至8公里，晚上扩至8～10公里。接受本刊采访时，北京急救中心副主任刘红梅透露说，“北京城六区平均到达时间为15至17分钟，郊区县要超过20分钟。”
被抢占的“生命线”
杭州、苏州曾引入美国的呼叫系统，通过软件、程序提示操作，多数地方还是真人来接听。“和软件相比，真人接听电话有着很大优势。”刘红梅说。
对于等待急救的病人而言，120无疑是一条“生命线”或“救命热线”。“接听电话看似简单，实际上并不容易。”肖双玉说。
经常会遇到一个情况是，电话接通之后却没人说话。“这里是120，如果您需要急救请再按一下按键，不需要请挂机。”接线员说。果然，一个按键的声音传来。“有些脑血管疾病虽然意志清醒但已失语，根据经验这种情况一定要派车。”刘红梅说。
在北方冬季，煤气中毒的情况比较多发。“要了车，电话却联系不上了，这种情况也必须派车，通过定位来寻找患者确切位置。”
虽然是“生命线”、“救命热线”，但这条“线”时常被挤占、骚扰。
在北京急救中心调度指挥室，每天呼入电话数在4000至6000之间，其中超过三分之二的电话为无效电话。“误拨、信息咨询、恶意骚扰等无效电话占比很大。”肖双玉谈道。
从全国来看，急救资源被浪费、挤占是普遍现象。今年上半年，杭州市急救中心公布了2014年数据——去年，杭州市120热线共接电话351932次，其中无效电话223948次；总出车数82600次，其中空车数达13948次。无效电话占了63.6%，空车率达16.9%。平均每天急救车“空跑”次数达38趟。
接受本刊采访时，有着多年急救医生经历的刘红梅谈及一些亲身经历的“荒唐事”。
“有人夜里打120说突发疾病，救护车赶到后才发现，是喝醉了打不到车回家。”“电话中说是心慌胸闷，实际是两口子打架把眼镜打丢了，让急救医生帮忙寻找。”
更甚者，有人曾打电话说：“我家宝贝6岁了，又拉又吐很严重，需要去医院夜里打不到车。”急救医生火速赶到后才发现，病者是一条狗，夜里去宠物医院打不到车。
“实际的急救需求远没那么多。”刘红梅认为，主要是很多非急救情况用了救护车，资源被挤占的情况比较严重。“仅凭电话，难以判断对方真假，骗车情况时有发生。”
“进京指标用不完”
以北京救护中心为例，120每日派出救护车少则800余次，饱和情况下超过1000次。肖双玉坦言，“无车可派需要排队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按照原卫生部规定，回车率（因没车可派而拒绝——记者注）应低于5%。谈及急救呼叫满足率的数据，刘红梅透露，北京现在基本都在90%，之前统计数据87%左右。 增加救护车数量，是提高满足率的主要措施。按照原卫生部规定，每10万人需配备一辆救护车。在北京，每三四万人就可以申请财政投入一辆救护车，
目前，北京救护中心共有500余辆救护车，值班车辆大概有150辆。此外，在故宫、天安门、国家信访中心等地附近平时配备了约10辆。“十一放假期间，仅天安门附近最多时配备10辆。”
然而，救护车的问题容易解决，难的是急救医生数量不足。“全国院前急救事业的瓶颈就是人才缺乏，”刘红梅说，连数量都不足，更何况质量。
急救医生多数都是年轻人。“院前急救不仅需要医疗技术，还要有抬担架的体力。由于劳动强度很大，很多人患有职业病，腰部损伤最为常见。”韩鹏达说。尽管不断提升薪资福利，增加培训、交流的机会，院前急救医生流失率还是很高。和他一起参加急救工作的人中约有三分之二选择了离开。
“职业风险也比较大，”曾做过9年急救医生的刘红梅谈道，工作环境可能是凶杀现场，也可能是歌厅酒吧；待急救者可能患有传染性疾病。此外，令急救医生们感到担忧的是，职业前景堪忧。离开院前急救转到医院工作难度很大，“未来的出路是个大问题。”
“招新人难，给解决北京户口都不行。”谈及缺人，刘红梅坦言，卫生主管、人力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对急救事业比较支持，虽然大家都向往北京户口，但北京急救中心的进京指标年年都用不完。
不同的管理模式，面临的人才问题也不尽相同。目前，国内院前急救管理模式共有四种：院前独立型、指挥型、依托型和依附型。其中，不少二三线城市采用院内、院前结合的模式，人才比较容易解决。
由于薪资较高，天津的院前急救人才则相对充足。“薪资待遇是北京的1.5倍。”
谈及长远发展，贾大成建议，“仅靠临时从外地招，都是一些应急的办法，先培训师资，然后再培养急救医生。”
立法期待
在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救护车上的主力是“急救员”，仅相当于中国的技工，属于蓝领阶层。而中国多数都配备职业医生，业务水平远高于国外的急救员。
然而一个数据令人感到诧异。有媒体报道，在美国，突发疾病的社会复苏成功率40%，而我国仅为2.8%。对此，贾大成分析，急救知识普及率、急救环境、反应时间、交通状况、城市管理水平等都影响这一数据。
关于急救立法，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比较期待。
一些措施被写入急救条例：如急救中心拒绝受理呼救服务最高罚10万；拒不避让或阻碍执行急救任务的救护车通行，将予以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最高可拘10日；恶意拨打院前急救电话将被处以行政处罚……
目前，《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草案修改稿）》进入二审环节。在刘红梅看来，卫生行政等部门解决不了的问题，应通过立法来解决。
“立法要对政府、急救中心和普通公民的权责进行明晰。”刘红梅谈道，急救应该是“有呼必应，有车必派”。如果车辆低于一定数量时，应优先确保用于急救，这样的内容在立法中应明确。“大数据显示，急危重病所占比例仅为15%。”
此外，资源不能滥用，对恶意拨打120骚扰者要进行处罚。
从急救的角度看，刘红梅认为，很多时候现场的目击者第一时间的自救、互救比急救更重要。“急救绝不仅仅是急救中心的责任，这个内容在立法中应有所体現。”
2014年《杭州市院前医疗急救管理条例》出台，其中有互救免责的相关规定：“鼓励经过培训取得合格证书、具备急救专业技能的公民对急、危、重伤病员按照操作规范实施紧急现场救护，其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不承担法律责任。”
在贾大成看来，如果普通民众的急救知识、技能有所提高，具备开展互救的能力，那么急救成功率势必也会有很大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