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A决定要带年轻女孩去见杨以后，思索了一会儿（甚至没有超过五秒钟），便坦白说她和杨曾经交往过，那是几年前的事情了——四年，她仔细想了想。年轻女孩轻轻耸耸肩，看得出来她对谈论感情毫无兴趣，于是A便也抛开了想要就此聊聊的念头。
“既然你们交往过，你们俩自己谈会不会更好？”
“不不。我没法和他谈工作，工作让我们彼此失望。”
“这样啊。”
“但他是个好人。可能有时候会表现得很蠢，运气也不太好，但他是个好人。他向来对我的画不感兴趣，所以我想可能是其他的事情。如果能帮忙的话当然是想帮他的。”
“我不喜欢朋友帮忙，像一种说辞。或许你不这么想。对我来说钱总是最诚实的。年底的时候我打算付一个房子的首付。”
“诶？”
“就是小小的一间房子。真的。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
“哦，我就是想起十几年前，我存到第一笔大钱的时候立刻就去买了辆车。当然也不是什么值钱的车，手动挡，北京牌照，那会儿还没有限号。我的朋友和我存了差不多的钱，付了一间小房子的首付。第二年她的房价就翻了倍。我的车嘛，去年卖掉的时候只值两万块。我开着那辆小破车去过很多地方，搬过很多家，但是最后我对它也没有什么留恋的。”
“所以你俩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那倒也没有。如今那间房子对她来说太小了。她去年搬去了乡下。真正的乡下，她现在住在一间农民的房子里。太远了，我没有去过。但是这些选择和人生其实没有什么关系，我大概是想说这个。”
去年冬天，年轻女孩委托朋友主动联系A。她当时在一间法国人的公关公司上班，促成了A和一个指甲油品牌的合作，用A的三张小画做了一套限量版指甲油的包装。她们之间的沟通都是通过电话，照理说这种来电会让A感觉尴尬，主要因为她不习惯谈论钱，但是年轻女孩逻辑清晰，语气里有着不容推脱的确凿。这件事情让A轻松赚到了一笔不错的钱。
接下来年轻女孩又找过A两次。春天，她邀请A参加音乐节，她认为A应该多出来认识一些人，A没有去。初夏，一个快消类的服装品牌通过年轻女孩找到了A，希望A能帮忙设计周边产品。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而且收入也会非常可观，但是合作方要求到A的画室（也就是她的家）拍摄宣传片。当时A的老狗得了重病，她想以“狗的年纪太大，不太欢迎陌生人”为理由拒绝，最后却被年轻女孩说服。拍摄进行得很顺利，狗难得提起了精神，还留下了温柔的合影。
等这些事情过去以后，A想请年轻女孩吃顿饭，或者买件礼物给她。但是年轻女孩说不用客气，她自己也因为A的事情赚到了不少钱。于是A想，原来年轻女孩并不想要和她成为朋友。
但是不久之后，年轻女孩主动约A一起午餐。A提议不如再叫上年轻女孩的一位同事，那位同事跟进了整个拍摄过程，帮了不少忙。但是年轻女孩说她想要一场单独的谈话。
她们约在一间喝早茶的广东餐馆，是年轻女孩选的。气氛杂乱，工作日的中午，周围都是在谈论股票的中年人。她们要了肠粉，蒸排骨，虾饺，蔬菜，两只乳鸽。“会不会太多？”年轻女孩嘀咕着又要了一碗艇仔粥和一壶铁观音。
年轻女孩穿着一件浅蓝色的男式衬衫，短短的头发全部往后拢，露出一张干净的脸（如今杂志上常见的时髦长相）。单眼皮，眼角下垂，给人一种介乎冷漠和天真之间的印象。宽肩膀，骨头长得匀称好看，尽管坐着，却看得出个子很高，像刚刚度过青春期的男生。她比A想象中——嗯，A其实并没有想象过她的长相，只能说她的长相和她表现出的性格之间没有任何冲突的地方。
A穿着平时在家工作时穿的黑色T恤和牛仔裤，和年轻女孩相比，她反而因为一种标准化的好看而失去了可辨别的特征。更年轻的时候她被笼统地称赞为美，这种美到现在也没有消逝，反而被时间强调得更加明显。然而，她到了这样的年纪，觉得美毫无意义。这种想法无疑也干扰了她的创作，却令她以进入另一种焦虑的方式摆脱了原有的焦虑。她看着年轻女孩想，真是很难分辨比自己小十岁以内的人之间的差别，年轻女孩比她小十一岁，也被她纳入这个范畴。但是反过来，一定是不成立的。对他们来说，每一年都是差别。
A以为年轻女孩有新的工作想找她谈，毕竟她们的交往仅限于工作。和年轻女孩聊天是令人愉快的，她有许多值得赞赏的品质。比如她从不阅读星座专栏，又比如她非常爱钱，也很习惯于谈论钱，却不赞成任何投机取巧的事情。她对现在的工作有些不满，可是从未抱怨，倒是她那位同事，在拍摄间歇向A大倒苦水。她有一些适度的迷惘，并不来自于外界的现实问题，却来自于她对自身边界的探寻，这反而为她增添了些可爱的部分。
结果年轻女孩却只是和A说起将要与母亲去香港旅行。她问A哪里能找到好的二手书店，她想买进口杂志和设计书籍，她也希望A能推荐几间好吃的饭店。A尽力回忆起那个黏糊糊的城市。她去过四五次香港，或许更多，却没有留下什么清晰的印象。太吵闹，马路上的人没有礼貌，室内的冷气又打得太足。但她还是推荐年轻女孩去湾仔的星街，她曾经在那里一个朋友的家里住了大半个月。需要走一段上坡路，但是干净，植物很好，咖啡馆也不错。她推测年轻女孩会喜欢，可也说不准。听说南丫岛不错，还有大奥那边的渔村。A都没有去过，她自己对旅行一点不感兴趣。蛇羹很好吃，还有一间米其林一星的路边摊，但是她忘记名字了。年轻女孩说没事，她可以回家查查。
接着年轻女孩说端午节的时候，她和朋友去了附近的一个岛上看海。沙滩很烂，但是海鲜很好吃，贝壳在火上烤到自己爆开。后来回来的第二天就拉肚子。A问她海岛在哪里，她说是嵊泗附近的小岛。A说她几年前也和朋友说好要一起去，结果碰到台风，后来便没有再想起这件事。
“你怎么有空去香港？”A问。
“因为我一个月前辞职了，接下来还想和妈妈一起去济州岛。”
“诶？没有听你说起过。”但是A立刻想，她们也并没有熟悉到可以交流生活进程。 “没有什么值得说的，我和大部分同龄人的生活不太一样。他们——”她并没有耐心解释他们的生活，“你呢，你二十五岁那会儿在做什么？”
“我从日本念书回来，什么都不做，住在别人家里。身边的朋友境遇都差不多，整天在一起玩，这种情况断断续续地持续了三年，也可能更久。”
“你们都玩些什么？大概因为我是一个太严肃的人，不知道有什么可玩的。”
“我们那会儿觉得自己是情境主义者，以为整日喝酒、写诗和看电影的实质是抵抗和革命。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无所事事也是需要天赋异禀的，而我们所做的一切与抵抗也好，革命也好，丝毫没有关系。那会儿是21世纪初，甚至连失望都没有。失望是后来的事情，当时我们风华正茂。”
“那你们怎么赚钱，怎么生活？”
“画画的年轻人都没有钱，但是钱又从来没有成为过问题，或者说穷从来没有成为过问题。相比这些，每个人都觉得似乎有更大的问题需要去解决，只是在当时，谁都说不清楚更大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还能有什么更大的问题呢，对我们来说，只有穷才是最大的问题。”
我们——A思索了一下被“我们”涵盖的是一个怎么样的群体——年轻人？
“可能还有些无法描述的空荡荡的心理感受。你炒股吗？”年轻女孩问。
“没有。”
“你真是一个奇怪的人。中产阶级难道不是都在炒股吗？我的前男友用三百万的本金融资炒，现在账面上接近一千万。我让他把钱撤出来，但是他觉得自己还能捞到更多的东西。不过他每天都处于一种极度的抑郁和恐慌中。我没法理解这些，当钱的数额超过一个边界以后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意义是什么呢？他比我小一岁，二十四岁。真年轻啊，根本搞不明白钱是什么。当然其实我也搞不明白。” 年轻女孩沉默了一会儿，又耸耸肩。
走出饭店的时候，外面突然下起了暴雨。她们都带了伞，但是雨太大，无法步行到地铁站，也喊不到车。年轻女孩说不如去她家里躲雨，也可以喝杯咖啡，她家就在马路对面的弄堂里，只要跑几步就到了。于是她们各自撑着伞，冲进雨里。年轻女孩跑得飞快，A跟在她身后，电闪雷鸣，马路上既没有车，也没有行人。
直到门口，年轻女孩才顺口提起说，还有两个朋友在家，但是没有关系，他们在录歌，不会互相打扰。A感觉冒失，不过这种时候说要走又显得有些不成熟，而成熟是她理应具备的品质。年轻女孩解释说这两个朋友都和家人住在一起，所以想要做点什么便来她家，他们几乎每天都会见面。
这是一幢老式公寓，厨房是公用的，楼下有个不错的小院子，走进楼道就闻见一股霉味，年轻女孩住在二楼。所有的老式公寓都有相同的问题，地处市中心，外面看起来很美，绿化也很好，四季分明，里面却腐坏了，过分潮湿，而且通常都有鼠患。除了原住民之外，最多的租客就是年轻人和喜欢法租界的外国有钱人（有些内部改造过的公寓租金高得吓人），A的朋友中间既有前者，也有后者。但是不管怎么说，她很久没有去过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的家。
两位朋友是一个胖男孩和一个瘦女孩。男孩戴着黑框眼镜，穿着深粉色的T恤衫。他有些拘谨地自我介绍说在哥伦比亚大学念新闻专业，暑假回来正在做一个采访项目。他说话飞快，语气里有种缺乏经验的急促和羞涩。他有时候转过头去和另外一个女孩讲话，他们用飞快的英语低声交流。女孩个子高，有张叫人印象深刻的脸，是杂志里常见的另外一种时髦长相，穿着小号的牛仔衬衫和同样颜色的长裤。她帮大家做了咖啡，半途起身接了男朋友打来的电话。
男孩得知A的名字以后顿了顿。A担心他要谈起自己的画（确实她有时候会遇见知道她的年轻人，在有限的范围内她算得上是非常出名），但是男孩接着说，他常常听年轻女孩提到A。A松了口气，这种时候谈论起自己的画只会叫人尴尬。而且她觉得年轻女孩并不喜欢她的画，尽管她们之间的工作都是基于这些画，但她们从未谈论过画本身。这也是A喜欢年轻女孩的地方，仿佛她能够清晰地察觉到作品的问题，因此选择闭口不谈。
嗯。A的作品里自然有一些难以言喻的动人，笼统说来，那种动人大致就是不断受挫的天真。尽管她的进步已经变得非常有限，但是她从未停止过对精神世界的建设，或者说小修小补。她有自己的标准，才华也没有如大部分人一样受到时间的折损。然而对她来说，才华毫无意义。她追求的是自己无法描述的东西。与其说是迷惘，不如说是失望。她能够清晰地看到那件东西——或许能被称为是彼岸的冒险和滩涂——是无法获得之物还是无法抵达之所并不重要，甚至是名词还是形容词也不重要。她的问题是，她无法描绘它，哪怕是最笨拙的临摹，一切试图记录的形式都是失败的。她的停滞便是缘于这种他人（尤其是观众或者读者）根本无法理解的失败。
A喝了一口咖啡，放松地打量起这个房间。房间很小，但是没有任何多余的家具，所以显得并不拥挤。地上叠放着两张床垫，没有桌椅。地上铺着一小块灰色地毯。没有衣柜，衣服都整齐地挂在架子上（数量也非常有限）。床头柜上放着电脑，迷你音箱和一叠书。一本莱纳德·科恩的传记，几本苏珊·桑塔格，一本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底层的珍珠》和若干本黑色或者银灰色封面的设计类书籍。很难判断这样的组合是出于阅读偏好还是审美需求。
女孩接电话的时候，他们讨论了一会儿《夏日的酒》哪个版本更好听。男孩说他更喜欢拉娜·德·蕾和她男友翻唱的版本，因为更迷人，像个幻觉。然后他征询A的意见。A不知道拉娜是谁，于是说她更喜欢南希的原唱。年轻女孩表示同意，她对A说，“如果我们出生在同一个时代，我们应该是一样的人。”A喝完两杯咖啡，抽了一根烟。男孩也陪她抽了一根。他们始终没有开始录歌，正兴致勃勃地讨论着待会儿去哪里吃日本拉面。
接着雨变小了。年轻女孩建议A不如趁现在去喊车，很难讲待会儿雨会不会变大。她的语气令人很难分辨是周到还是拒绝。A尽管起身开始穿鞋，却冒出如果和他们一起去吃拉面或许也不错的念头。但她很快抛开了这个念头，拿起自己的雨伞。 A在回家路上想起来刚才那个女孩是位模特，她总能在杂志上见到她，不过她和照片里看起来就像是两个人，不是因为脸，脸的话，并没有差别。A还想起一些几十年前的事。很模糊。但是她觉得从表面来看，和现在并没有什么两样。然而，如果她和他们所处的不是同一个时代的话，那么此刻是哪个时代。
隔了不久，年轻女孩给A打电话，问她是否需要床垫——买的时候多买了一个，结果叠在一起睡实在太软啦。年轻女孩解释。
“但是没有记错的话，你的床垫是单人的，我的床是个大床。”A有点为难地说。
年轻女孩爽快地挂了电话，之后没有再联系A，A却不时地想起她来。A对自己这种想要了解她的愿望感觉疑惑，已经经历过的为何却如同迷雾。
这段时间里A交了好运。先是一位德国的收藏家联络她，她在日本的一次群展上看到了A的作品（因为要照顾老狗的缘故，A并没有出席开幕式），想到她的工作室坐坐，并且看看她更多的作品。这位德国女人的助手第二天再次回来，购买了A的五张旧作，这件事情在圈内引起小小震动。接着A接到更多的展览邀约，她拒绝了三个，其中有一个是在伦敦的个展。因为她确实拿不出那么多作品，尽管她很勤奋，但是她是个非常缓慢的画家，而且目前她的工作完全停滞了。她坚持认为此刻旧作的风靡是出于投机和功利，说到底附庸者只对他们根本就不欣赏的成功感兴趣。这些令她感觉羞愧，反过来更提醒着她，她心中无法描绘的——嗯，她不知道那究竟是名词，形容词，还是动词。
和公关的相处倒是令人放松的。大众向来不明就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显得冷酷无情。A习惯于这样的冷酷，她从不需要与他们谈论创作，但问题是她觉得谈论钱也是非常为难的事情。
有一天朋友建议她找一个经纪人，一个值得信任并且能够保护她的人。A立刻想到了年轻女孩。朋友担心年轻女孩的资历，但A却毫不犹豫地给她打了电话。A认为她身上有种恰到好处的无情，正是事情的关键。
年轻女孩表示非常感兴趣，而且她认为A确实应该更好地经营自己。但是她也诚实地告诉A，她对于画廊方面的事不了解，需要做些功课。另外虽然她辞职了，却和几个朋友合开了一间小型公关公司，代理一些国内的服装设计师。她希望A明白，之后也不要有误解，因为如今生活中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无法占据她全部的时间。
杨约的时间是七点，A提前二十分钟到达餐厅时，年轻女孩接完工作电话刚刚出门。她总是会迟到一会儿，但是程度又保持得非常合理。这是一间改良过的川菜馆，杨挑选的地方。年轻女孩出现的时候拿着伞，她说外面下雨了——“为什么我们每次见面都下着雨。”——她穿着一件浅色针织背心，黑色的长裤和高跟鞋。头发照旧利落地拢在耳朵后面。显然做了准备。A想，即便是杨也无法判断出年轻女孩的年龄。
“今天你看起来不太一样，怎么回事？”年轻女孩坐下以后便探究地看着A。
“诶？大概是因为用了一点唇膏。”A说。和年轻女孩子不同，A依旧穿着工作T恤。杨不喜欢她这样的打扮，认为她凡事都过分谦逊谨慎，视自己的美为无物对杨说来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天真。而A则倾向于故意给人留下“我什么都不打算干”的印象。
“哦，是你的眼睛，你的眼睛闪闪发光的。”年轻女孩继续看着她。
尽管A知道她的语气里没有丝毫指向性（指向杨）或者讽刺，依然感觉不好意思。为了转移话题，也为了让接下来的谈话顺利进行，A再次向年轻女孩强调了一些事情——杨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但并不讨人喜欢。他向来以礼貌、文艺和冒险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却给人留下暴躁、无趣和功利主义的印象。他喜爱一切漂亮的事物，崇拜年轻人，又不由自主地表现出盲目的热情和目空一切的顽固。这些外界的偏见全都是对的，而且他自己浑然不觉。要命的是，如果一个人能够把偏执的部分发挥到极致，或许也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将世界击溃。然而，他又被过时的理想和自以为是的情怀折磨，彻底乱了分寸。
年轻女孩问，那么杨的画廊目前经营状况如何？
从表面看起来还行。去年策划了一个项目叫“买得起的艺术”，笼络了一批不错的年轻艺术家。项目反响不错，作品却卖得不好。他太容易受到周围人的影响，丧失自己的判断标准。但他靠贩卖廉价的艺术周围产品赚到不少钱。
年轻女孩又问，那和他说话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
嗯。A想起有一天他们坐在车上（就是那辆旧的黑色丰田雅力士，去年终于被A卖掉了），A开着车，杨坐在副驾驶位上。他们正穿过一座长长的跨江大桥，横风吹得很厉害，A不得不使劲握住方向盘。杨放着一张他喜欢的唱片，可能是斯汀或者治疗乐队。然后他打开车窗抽烟，询问A是否闻见了江水的气味（或许是长江）。他已经尽力表现温柔，但是温柔也折磨着他。
A正在思索如何把这句话的意思准确表达出来，杨来了。
杨穿着一件长袖白衬衫，袖口挽起来，露出一截结实的小臂，下面穿着牛仔裤和球鞋。他很少在穿衣上花费心思，所以终年都穿基本色的衬衫。他所有的衬衫都很昂贵，同时他的日常生活却保持着一种九十年代大学生式的清简。而且在他人生的大部分阶段，都是单身，或者至少看起来是单身。
“好累啊。”杨说着把双肩包放在旁边的椅子上。
A给他们彼此作了介绍——之前她在电话里和杨提过，会带上自己的合作伙伴，不知为什么她无法说出经纪人这个词语。尽管她知道这一套语系对杨来说非常管用。年轻女孩耸耸肩，没有显出热衷于参与这场对话。但是A知道，年轻女孩身上有种迷人的东西，令人不由想要讨好她。
接着他们为了避免最初的尴尬，各自研究起菜单。杨提议每个人选自己想要吃的菜。A让年轻女孩替她决定，她对食物不热衷也不挑剔。于是年轻女孩不客气地要了炖牛肉，豆瓣鱼，两份凉菜。杨只选了一个蔬菜汤和一碗豌杂面。A又多要了一份蘸水豆腐。A和年轻女孩都没有吃饭时喝啤酒的习惯，于是杨自己要了一瓶冰啤酒。
“这家店是XX开的。”杨说了一位插画师的名字。 “诶？大家都在开店呢。我听说老周又开了个面馆，就在他原先酒吧的旁边。”A说。
“酒吧快不行了，现在没有人看现场演出，新出道的乐队大多哗众取宠。”
“也不完全是这样的。”
“噢，年轻人发话了。大概我们都是过时的老派人。现在你们都听些什么乐队呢？”
年轻女孩没有接话，点了根烟，于是杨也点了一根。
“哇，你抽牡丹烟呢，特别酷。”年轻女孩说，她自己抽的是白万。
“现在很少有餐厅能够抽烟了，就连现场酒吧都弄了吸烟室，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好玩。”
“画廊现在怎么样？”A出于礼貌提问。
“别提了。园区现在被那些国外回来的富二代搞得乌烟瘴气，还有那些打橄榄球开摩托车的家伙。游客，整个园区里到处都是游客，闹哄哄的，导致房租不断上涨。五年前最早进驻的那批人都走得差不多了。这期间先是和政府的人协商，现在又被乌泱泱的商业概念挤压了生存空间。”
“打橄榄球的？你是说那几个设计师的男朋友吗？”年轻女孩问，“他们每个周末都在体育场训练，确实是一群招摇的家伙。”
“是啊，你看，时代突然就变了。还有投资人。投资人一夜之间都被洗脑了。没有人再对传统的画廊经营方式感兴趣，太缓慢，他们想要集体抛弃。园区的咖啡馆里他们都在谈论互联网思维，不管是谁都想涉足知识产权，但不是我们概念中的知识产权。听那些完全不懂英语的人谈论IP，只会产生愤怒感。操他妈的。”
“你总是太容易被这些事情感染。”
“你总是太容易置身事外。”
服务员端了菜上来。杨打开了啤酒。年轻女孩说她饿坏了，大大方方地吃起了牛肉，一边惊叹非常好吃。“真是太好吃了！”——要知道其他大部分设计师开的餐馆都在装修上花了太多心思，哪怕如此，有些细节他们还是永远搞不定。比如说餐桌之间适合交谈的距离，灯光要不太暗，要不太亮，永远在投诉的隔壁邻居。有一回A在一个咖啡馆的露台上喝酒，晚上九点（并不算很晚）被愤怒的隔壁居民泼了一盆水，所幸大部分的水都撒在了隔离绿化带上。
杨吃了一口鱼，太辣了，他说着放下筷子，掏出手机。
“我刚刚给N打了一笔钱，他的电影现在在众筹阶段。当然都是他女友在操作这些事情，他女友是联合制片人。院线的排片少得可怜，只能靠自己出钱。这是他们最后一场众筹放映了。”
“你总是这样，一边反对谬误，一边又不断地参与到谬误中去。”
“哦，我还以为你会喜欢那部电影。”
“排不上院线是正确的，根本不是值得一提的电影。为什么这些人还在津津乐道于上一个时代的故事，九十年代的青春，为什么我们依旧要对九十年代的青春感兴趣？都是陈词滥调。相似的痛苦、折磨，全部都不值一提。为什么还要反复去说呢？！”
“可是你不也在画这些东西吗？相似的痛苦，相似的折磨。你也是在重复。”
“所以我不画了。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我是一个会反省的人，所以我停止了。”A又重复了一遍。
“你从来没有喜欢过我的画，是吧？”A也点了一根烟。
“我早就对画不感兴趣了，我的工作是服务于你们这些画家。”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
“说实在的，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我过去以为我喜欢旅行，但其实不是的。我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但我依然在追逐一些虚妄，我大概就是对虚妄感兴趣。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从无到有创造了一些东西，建立了一些事业，但是最后我都不得不离开。我好像真的是运气差了一点呢。”
“不堪重负。”
“什么？”
“我觉得你看起来不堪重负。但其实不应该这样。”
“你又有什么两样。你为什么不再画画了呢？很多人都画得更加糟糕，但是他们都还在画。你以为这还是一个拼天赋的时代吗？傻姑娘。最后就是比谁在浊流中活得更久一点。”
“那他们是为了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为了什么，大概也是一种消磨时间的方式。大部分人持续地在荒废时间，而不是享受时间。永恒不变的单调正在折磨这个时代，谁都无法逃脱。”
三个人都沉默。只有年轻女孩还在吃东西。她先把凉拌牛肉里面的牛肉都挑光了，然后咀嚼着香菜，发出细小清脆的声响。尽管如此，她看起来有种少见的郁郁寡欢，仿佛她无法从以往熟悉的经验中获得参与这场谈话的途径。大部分时候无法确切得知她是在聆听还是在抗拒。有时她露出迟疑和羞涩的笑容，但又迅速收拢（笑容与她的长相之间确实存在一些相抵触的东西，反而起到了破坏的作用）。
这时杨的手机响了，他按掉一次，又响了，于是他骂骂咧咧地出去接电话。
“他到底要找你谈什么？”年轻女孩问A。
“不知道。我现在想，可能他并不是想要找我谈工作。”
“天哪，那我在这儿真是太蠢了。而且他不需要吃点什么吗？”
“是啊，他对什么都没有胃口。”
“真是一个消极的人。”
“再忍受一会儿，吃完饭我请你喝酒。”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也不讨厌他，我觉得挺有意思。”
“但是你看起来没精打采的，大概是我们的无聊感染到了你。”
“没有，我只是在想象自己十年以后的状态。”
杨气急败坏地回来，说助理帮他订了明天早晨七点去广州的机票。太早了！接着他终于吃了几口面条，但又很快放下筷子，点了根烟，再要了一瓶冰啤酒。A知道此刻他并不是真的焦虑，甚至有些放松。他的酒量差得没边，现在也没有长进，稍微一点点的酒精便能让他感觉温柔。今晚在他所有的夜晚里应该算是不错的一个。
“你们啊，你们今晚都太沉默了。”
“那说点高兴的事情。”
“没有高兴的事情。股票跌了两个星期，我有两个哥们破产了。但是我逃出来了，这算是高兴事吗？前段时间每个人都做着发财梦的时候，我就想起九十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和两个同班同学从哈尔滨到深圳创业。那会儿的深圳，遍地都是机会。同学的家里有政府关系，我们当时租的办公室就在类似现在国贸CBD这样的地方。一层楼。一个月一万块。”——这中间还夹杂着那条1500块的牛仔裤的故事（这些事情A都已经听过很多遍）——而结局是，就在他们要签署一笔千万大单的前一天晚上，国家发了宏观调控批文。那是一笔钢材买卖？A觉得连杨自己也记得不是那么清晰。 如果杨获得了成功会怎么样。A想到自他们分手以后，她便再也没有在任何场合遇见过他。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北京某个二楼的威士忌酒吧里。杨喝了两杯以后对A说，至少有一点是好的，所有和他分手的前女友之后都迅速成功了——A问他到底什么是你所谓的成功——一部分人嫁了有钱人，一部分事业突飞猛进。他们从来不谈论这些，前女友或者男友。但是A知道他的一任女友是她的同行，之前画画，和杨分手以后转而做观念和建筑，现在是炙手可热的艺术家。
这样说的话，A并没有获得任何意义上的成功。
“所以你们看，我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建造什么，便崩塌什么。”
“如果把这个拍成电影我倒是想看看的。比现在所有的青春片都好看。”年轻女孩说。
“哦？你觉得青春片应该是什么样的？”
“应该是更冷静的东西。”
A问杨能不能喝一口他的啤酒。杨把杯子递给了她。
“应该是冒险和滩涂。”年轻女孩继续说。
是啊。A喝了一口温凉的啤酒，心想，或许是这样。
A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杨已经结了账，正和年轻女孩站在电梯口聊天。然后他们挤在狭窄的电梯里下沉，A挨着杨，抑制住自己想要向他伸出手的冲动。接下来等他们站在门口告别时，这种冲动又出现了一次。
下着很小很小的雨，像是春天，却其实已经过了立秋。A问杨现在住在哪里（当时杨住在园区附近的单身公寓里，后来听说他搬过一次家），杨说了一个小区的名字。年轻女孩接话说，哦，是个房租非常昂贵的小区呢。杨露出一种略微为难的表情。
和杨分开以后，年轻女孩说要带A去个好地方喝酒。
“今晚对你来说是不是有点难熬？”
“没有。但是我刚刚在想为什么你们不能在一起，发生了什么？”
“我也说不好。”——因为本质上来说，我们对失败有不同的定义。A心想。
“他多大？”
“你猜。”
“三十……八岁？我说不好，他没有明确的年龄标识。”
“哈哈哈哈。杨今年五十岁了，他是1965年出生的。”
“天哪。天哪。我爸爸只比他大两岁。”
“是啊。但是衰老不是线性的，是变速的突然而至。”
“唉。他五十岁了呢，我竟然有些同情他。他应该过得更潇洒些，抛弃更多的东西。泡妞，喝酒，不谈论意义。他应该过这样的生活。绝望，绝望多迷人啊。他应该承认这些。”
这时候她们路过一间酒吧，门口站着几个白人，空气里糅杂着大麻和酒精。
“这间酒吧非常有名，老板能定期请到最有名的DJ。”
“阿WING开的？”A问。
“你竟然认识她？阿WING是我的偶像。她搞过很多牛逼的电子派对，跳舞跳到停不下来。两年前的夏天她租下一个郊区的体育场，请了十个DJ过来。午夜到来的时候突然静默了一分钟。所有人都嗨了，但是静悄悄的。能看得到银河。”年轻女孩几乎叹了一口气。
“我们不到二十岁就认识了，在我去日本念书前，那个时候，好像所有人都认识。诗人，画家，吉他手，主唱，作家，摄影师，无所事事者，所有人都认识。”
“她那个时候在做什么？”
“她在北京念书，后来又退学了，和我们的一个朋友谈恋爱。”
A回想起二十岁的阿WING，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公园的露天音乐节上。演出结束以后的深夜，大伙照旧去老地方吃消夜。一间不正宗的湘菜馆，但是通宵营业，啤酒成箱成箱地搬上来——那会儿所有的地方都不禁烟。南方乐手带着各自的女朋友坐在二楼（A当时交往着一个吉他手），北方乐手则占据了三楼（阿WING的朋友大多是从北京来的）。阿WING下楼来叫她的男友上去，那位年轻的键盘手觉得不能扔下二楼的南方哥们，拒绝了。整桌人喝掉一箱酒以后，阿WING又下楼来叫键盘手，再次被粗鲁地拒绝。五分钟以后，三楼的人从狭窄的楼梯冲下来，北方男孩和南方男孩们从二楼打到一楼，再从一楼打到大街上。
阿WING那天穿着灰色T恤，小腿上刚刚做了第一个纹身，是一颗彩色的星球。
“你的画里有一些特别的东西。”
“诶？”
“在听你刚刚说起阿WING的事情时突然想起来的，之前我一直不知道那是什么。”
“说说看。”
“一种让人不由自主想要去模仿，却又不触发感情的东西。”
“可能是审美的愉悦。”
“我知道什么是审美的愉悦，我能够分辨一切明确的东西。精神，心理特征。不是那些。”
“那就是一种模糊的不可挽回的东西。”
“真伤感呀，不知道怎么的，感觉这是一个伤感的夜晚。”
“可不是吗！”
雨变大了，年轻女孩撑开伞，她们穿过繁华的马路，A想着，待会儿要喝双份威士忌。
“但是伤感啊，”年轻女孩看着A说，“难道不也是一种要命的缺陷吗？”
责任编辑
“既然你们交往过，你们俩自己谈会不会更好？”
“不不。我没法和他谈工作，工作让我们彼此失望。”
“这样啊。”
“但他是个好人。可能有时候会表现得很蠢，运气也不太好，但他是个好人。他向来对我的画不感兴趣，所以我想可能是其他的事情。如果能帮忙的话当然是想帮他的。”
“我不喜欢朋友帮忙，像一种说辞。或许你不这么想。对我来说钱总是最诚实的。年底的时候我打算付一个房子的首付。”
“诶？”
“就是小小的一间房子。真的。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
“哦，我就是想起十几年前，我存到第一笔大钱的时候立刻就去买了辆车。当然也不是什么值钱的车，手动挡，北京牌照，那会儿还没有限号。我的朋友和我存了差不多的钱，付了一间小房子的首付。第二年她的房价就翻了倍。我的车嘛，去年卖掉的时候只值两万块。我开着那辆小破车去过很多地方，搬过很多家，但是最后我对它也没有什么留恋的。”
“所以你俩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那倒也没有。如今那间房子对她来说太小了。她去年搬去了乡下。真正的乡下，她现在住在一间农民的房子里。太远了，我没有去过。但是这些选择和人生其实没有什么关系，我大概是想说这个。”
去年冬天，年轻女孩委托朋友主动联系A。她当时在一间法国人的公关公司上班，促成了A和一个指甲油品牌的合作，用A的三张小画做了一套限量版指甲油的包装。她们之间的沟通都是通过电话，照理说这种来电会让A感觉尴尬，主要因为她不习惯谈论钱，但是年轻女孩逻辑清晰，语气里有着不容推脱的确凿。这件事情让A轻松赚到了一笔不错的钱。
接下来年轻女孩又找过A两次。春天，她邀请A参加音乐节，她认为A应该多出来认识一些人，A没有去。初夏，一个快消类的服装品牌通过年轻女孩找到了A，希望A能帮忙设计周边产品。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而且收入也会非常可观，但是合作方要求到A的画室（也就是她的家）拍摄宣传片。当时A的老狗得了重病，她想以“狗的年纪太大，不太欢迎陌生人”为理由拒绝，最后却被年轻女孩说服。拍摄进行得很顺利，狗难得提起了精神，还留下了温柔的合影。
等这些事情过去以后，A想请年轻女孩吃顿饭，或者买件礼物给她。但是年轻女孩说不用客气，她自己也因为A的事情赚到了不少钱。于是A想，原来年轻女孩并不想要和她成为朋友。
但是不久之后，年轻女孩主动约A一起午餐。A提议不如再叫上年轻女孩的一位同事，那位同事跟进了整个拍摄过程，帮了不少忙。但是年轻女孩说她想要一场单独的谈话。
她们约在一间喝早茶的广东餐馆，是年轻女孩选的。气氛杂乱，工作日的中午，周围都是在谈论股票的中年人。她们要了肠粉，蒸排骨，虾饺，蔬菜，两只乳鸽。“会不会太多？”年轻女孩嘀咕着又要了一碗艇仔粥和一壶铁观音。
年轻女孩穿着一件浅蓝色的男式衬衫，短短的头发全部往后拢，露出一张干净的脸（如今杂志上常见的时髦长相）。单眼皮，眼角下垂，给人一种介乎冷漠和天真之间的印象。宽肩膀，骨头长得匀称好看，尽管坐着，却看得出个子很高，像刚刚度过青春期的男生。她比A想象中——嗯，A其实并没有想象过她的长相，只能说她的长相和她表现出的性格之间没有任何冲突的地方。
A穿着平时在家工作时穿的黑色T恤和牛仔裤，和年轻女孩相比，她反而因为一种标准化的好看而失去了可辨别的特征。更年轻的时候她被笼统地称赞为美，这种美到现在也没有消逝，反而被时间强调得更加明显。然而，她到了这样的年纪，觉得美毫无意义。这种想法无疑也干扰了她的创作，却令她以进入另一种焦虑的方式摆脱了原有的焦虑。她看着年轻女孩想，真是很难分辨比自己小十岁以内的人之间的差别，年轻女孩比她小十一岁，也被她纳入这个范畴。但是反过来，一定是不成立的。对他们来说，每一年都是差别。
A以为年轻女孩有新的工作想找她谈，毕竟她们的交往仅限于工作。和年轻女孩聊天是令人愉快的，她有许多值得赞赏的品质。比如她从不阅读星座专栏，又比如她非常爱钱，也很习惯于谈论钱，却不赞成任何投机取巧的事情。她对现在的工作有些不满，可是从未抱怨，倒是她那位同事，在拍摄间歇向A大倒苦水。她有一些适度的迷惘，并不来自于外界的现实问题，却来自于她对自身边界的探寻，这反而为她增添了些可爱的部分。
结果年轻女孩却只是和A说起将要与母亲去香港旅行。她问A哪里能找到好的二手书店，她想买进口杂志和设计书籍，她也希望A能推荐几间好吃的饭店。A尽力回忆起那个黏糊糊的城市。她去过四五次香港，或许更多，却没有留下什么清晰的印象。太吵闹，马路上的人没有礼貌，室内的冷气又打得太足。但她还是推荐年轻女孩去湾仔的星街，她曾经在那里一个朋友的家里住了大半个月。需要走一段上坡路，但是干净，植物很好，咖啡馆也不错。她推测年轻女孩会喜欢，可也说不准。听说南丫岛不错，还有大奥那边的渔村。A都没有去过，她自己对旅行一点不感兴趣。蛇羹很好吃，还有一间米其林一星的路边摊，但是她忘记名字了。年轻女孩说没事，她可以回家查查。
接着年轻女孩说端午节的时候，她和朋友去了附近的一个岛上看海。沙滩很烂，但是海鲜很好吃，贝壳在火上烤到自己爆开。后来回来的第二天就拉肚子。A问她海岛在哪里，她说是嵊泗附近的小岛。A说她几年前也和朋友说好要一起去，结果碰到台风，后来便没有再想起这件事。
“你怎么有空去香港？”A问。
“因为我一个月前辞职了，接下来还想和妈妈一起去济州岛。”
“诶？没有听你说起过。”但是A立刻想，她们也并没有熟悉到可以交流生活进程。 “没有什么值得说的，我和大部分同龄人的生活不太一样。他们——”她并没有耐心解释他们的生活，“你呢，你二十五岁那会儿在做什么？”
“我从日本念书回来，什么都不做，住在别人家里。身边的朋友境遇都差不多，整天在一起玩，这种情况断断续续地持续了三年，也可能更久。”
“你们都玩些什么？大概因为我是一个太严肃的人，不知道有什么可玩的。”
“我们那会儿觉得自己是情境主义者，以为整日喝酒、写诗和看电影的实质是抵抗和革命。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无所事事也是需要天赋异禀的，而我们所做的一切与抵抗也好，革命也好，丝毫没有关系。那会儿是21世纪初，甚至连失望都没有。失望是后来的事情，当时我们风华正茂。”
“那你们怎么赚钱，怎么生活？”
“画画的年轻人都没有钱，但是钱又从来没有成为过问题，或者说穷从来没有成为过问题。相比这些，每个人都觉得似乎有更大的问题需要去解决，只是在当时，谁都说不清楚更大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还能有什么更大的问题呢，对我们来说，只有穷才是最大的问题。”
我们——A思索了一下被“我们”涵盖的是一个怎么样的群体——年轻人？
“可能还有些无法描述的空荡荡的心理感受。你炒股吗？”年轻女孩问。
“没有。”
“你真是一个奇怪的人。中产阶级难道不是都在炒股吗？我的前男友用三百万的本金融资炒，现在账面上接近一千万。我让他把钱撤出来，但是他觉得自己还能捞到更多的东西。不过他每天都处于一种极度的抑郁和恐慌中。我没法理解这些，当钱的数额超过一个边界以后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意义是什么呢？他比我小一岁，二十四岁。真年轻啊，根本搞不明白钱是什么。当然其实我也搞不明白。” 年轻女孩沉默了一会儿，又耸耸肩。
走出饭店的时候，外面突然下起了暴雨。她们都带了伞，但是雨太大，无法步行到地铁站，也喊不到车。年轻女孩说不如去她家里躲雨，也可以喝杯咖啡，她家就在马路对面的弄堂里，只要跑几步就到了。于是她们各自撑着伞，冲进雨里。年轻女孩跑得飞快，A跟在她身后，电闪雷鸣，马路上既没有车，也没有行人。
直到门口，年轻女孩才顺口提起说，还有两个朋友在家，但是没有关系，他们在录歌，不会互相打扰。A感觉冒失，不过这种时候说要走又显得有些不成熟，而成熟是她理应具备的品质。年轻女孩解释说这两个朋友都和家人住在一起，所以想要做点什么便来她家，他们几乎每天都会见面。
这是一幢老式公寓，厨房是公用的，楼下有个不错的小院子，走进楼道就闻见一股霉味，年轻女孩住在二楼。所有的老式公寓都有相同的问题，地处市中心，外面看起来很美，绿化也很好，四季分明，里面却腐坏了，过分潮湿，而且通常都有鼠患。除了原住民之外，最多的租客就是年轻人和喜欢法租界的外国有钱人（有些内部改造过的公寓租金高得吓人），A的朋友中间既有前者，也有后者。但是不管怎么说，她很久没有去过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的家。
两位朋友是一个胖男孩和一个瘦女孩。男孩戴着黑框眼镜，穿着深粉色的T恤衫。他有些拘谨地自我介绍说在哥伦比亚大学念新闻专业，暑假回来正在做一个采访项目。他说话飞快，语气里有种缺乏经验的急促和羞涩。他有时候转过头去和另外一个女孩讲话，他们用飞快的英语低声交流。女孩个子高，有张叫人印象深刻的脸，是杂志里常见的另外一种时髦长相，穿着小号的牛仔衬衫和同样颜色的长裤。她帮大家做了咖啡，半途起身接了男朋友打来的电话。
男孩得知A的名字以后顿了顿。A担心他要谈起自己的画（确实她有时候会遇见知道她的年轻人，在有限的范围内她算得上是非常出名），但是男孩接着说，他常常听年轻女孩提到A。A松了口气，这种时候谈论起自己的画只会叫人尴尬。而且她觉得年轻女孩并不喜欢她的画，尽管她们之间的工作都是基于这些画，但她们从未谈论过画本身。这也是A喜欢年轻女孩的地方，仿佛她能够清晰地察觉到作品的问题，因此选择闭口不谈。
嗯。A的作品里自然有一些难以言喻的动人，笼统说来，那种动人大致就是不断受挫的天真。尽管她的进步已经变得非常有限，但是她从未停止过对精神世界的建设，或者说小修小补。她有自己的标准，才华也没有如大部分人一样受到时间的折损。然而对她来说，才华毫无意义。她追求的是自己无法描述的东西。与其说是迷惘，不如说是失望。她能够清晰地看到那件东西——或许能被称为是彼岸的冒险和滩涂——是无法获得之物还是无法抵达之所并不重要，甚至是名词还是形容词也不重要。她的问题是，她无法描绘它，哪怕是最笨拙的临摹，一切试图记录的形式都是失败的。她的停滞便是缘于这种他人（尤其是观众或者读者）根本无法理解的失败。
A喝了一口咖啡，放松地打量起这个房间。房间很小，但是没有任何多余的家具，所以显得并不拥挤。地上叠放着两张床垫，没有桌椅。地上铺着一小块灰色地毯。没有衣柜，衣服都整齐地挂在架子上（数量也非常有限）。床头柜上放着电脑，迷你音箱和一叠书。一本莱纳德·科恩的传记，几本苏珊·桑塔格，一本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底层的珍珠》和若干本黑色或者银灰色封面的设计类书籍。很难判断这样的组合是出于阅读偏好还是审美需求。
女孩接电话的时候，他们讨论了一会儿《夏日的酒》哪个版本更好听。男孩说他更喜欢拉娜·德·蕾和她男友翻唱的版本，因为更迷人，像个幻觉。然后他征询A的意见。A不知道拉娜是谁，于是说她更喜欢南希的原唱。年轻女孩表示同意，她对A说，“如果我们出生在同一个时代，我们应该是一样的人。”A喝完两杯咖啡，抽了一根烟。男孩也陪她抽了一根。他们始终没有开始录歌，正兴致勃勃地讨论着待会儿去哪里吃日本拉面。
接着雨变小了。年轻女孩建议A不如趁现在去喊车，很难讲待会儿雨会不会变大。她的语气令人很难分辨是周到还是拒绝。A尽管起身开始穿鞋，却冒出如果和他们一起去吃拉面或许也不错的念头。但她很快抛开了这个念头，拿起自己的雨伞。 A在回家路上想起来刚才那个女孩是位模特，她总能在杂志上见到她，不过她和照片里看起来就像是两个人，不是因为脸，脸的话，并没有差别。A还想起一些几十年前的事。很模糊。但是她觉得从表面来看，和现在并没有什么两样。然而，如果她和他们所处的不是同一个时代的话，那么此刻是哪个时代。
隔了不久，年轻女孩给A打电话，问她是否需要床垫——买的时候多买了一个，结果叠在一起睡实在太软啦。年轻女孩解释。
“但是没有记错的话，你的床垫是单人的，我的床是个大床。”A有点为难地说。
年轻女孩爽快地挂了电话，之后没有再联系A，A却不时地想起她来。A对自己这种想要了解她的愿望感觉疑惑，已经经历过的为何却如同迷雾。
这段时间里A交了好运。先是一位德国的收藏家联络她，她在日本的一次群展上看到了A的作品（因为要照顾老狗的缘故，A并没有出席开幕式），想到她的工作室坐坐，并且看看她更多的作品。这位德国女人的助手第二天再次回来，购买了A的五张旧作，这件事情在圈内引起小小震动。接着A接到更多的展览邀约，她拒绝了三个，其中有一个是在伦敦的个展。因为她确实拿不出那么多作品，尽管她很勤奋，但是她是个非常缓慢的画家，而且目前她的工作完全停滞了。她坚持认为此刻旧作的风靡是出于投机和功利，说到底附庸者只对他们根本就不欣赏的成功感兴趣。这些令她感觉羞愧，反过来更提醒着她，她心中无法描绘的——嗯，她不知道那究竟是名词，形容词，还是动词。
和公关的相处倒是令人放松的。大众向来不明就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显得冷酷无情。A习惯于这样的冷酷，她从不需要与他们谈论创作，但问题是她觉得谈论钱也是非常为难的事情。
有一天朋友建议她找一个经纪人，一个值得信任并且能够保护她的人。A立刻想到了年轻女孩。朋友担心年轻女孩的资历，但A却毫不犹豫地给她打了电话。A认为她身上有种恰到好处的无情，正是事情的关键。
年轻女孩表示非常感兴趣，而且她认为A确实应该更好地经营自己。但是她也诚实地告诉A，她对于画廊方面的事不了解，需要做些功课。另外虽然她辞职了，却和几个朋友合开了一间小型公关公司，代理一些国内的服装设计师。她希望A明白，之后也不要有误解，因为如今生活中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无法占据她全部的时间。
杨约的时间是七点，A提前二十分钟到达餐厅时，年轻女孩接完工作电话刚刚出门。她总是会迟到一会儿，但是程度又保持得非常合理。这是一间改良过的川菜馆，杨挑选的地方。年轻女孩出现的时候拿着伞，她说外面下雨了——“为什么我们每次见面都下着雨。”——她穿着一件浅色针织背心，黑色的长裤和高跟鞋。头发照旧利落地拢在耳朵后面。显然做了准备。A想，即便是杨也无法判断出年轻女孩的年龄。
“今天你看起来不太一样，怎么回事？”年轻女孩坐下以后便探究地看着A。
“诶？大概是因为用了一点唇膏。”A说。和年轻女孩子不同，A依旧穿着工作T恤。杨不喜欢她这样的打扮，认为她凡事都过分谦逊谨慎，视自己的美为无物对杨说来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天真。而A则倾向于故意给人留下“我什么都不打算干”的印象。
“哦，是你的眼睛，你的眼睛闪闪发光的。”年轻女孩继续看着她。
尽管A知道她的语气里没有丝毫指向性（指向杨）或者讽刺，依然感觉不好意思。为了转移话题，也为了让接下来的谈话顺利进行，A再次向年轻女孩强调了一些事情——杨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但并不讨人喜欢。他向来以礼貌、文艺和冒险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却给人留下暴躁、无趣和功利主义的印象。他喜爱一切漂亮的事物，崇拜年轻人，又不由自主地表现出盲目的热情和目空一切的顽固。这些外界的偏见全都是对的，而且他自己浑然不觉。要命的是，如果一个人能够把偏执的部分发挥到极致，或许也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将世界击溃。然而，他又被过时的理想和自以为是的情怀折磨，彻底乱了分寸。
年轻女孩问，那么杨的画廊目前经营状况如何？
从表面看起来还行。去年策划了一个项目叫“买得起的艺术”，笼络了一批不错的年轻艺术家。项目反响不错，作品却卖得不好。他太容易受到周围人的影响，丧失自己的判断标准。但他靠贩卖廉价的艺术周围产品赚到不少钱。
年轻女孩又问，那和他说话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
嗯。A想起有一天他们坐在车上（就是那辆旧的黑色丰田雅力士，去年终于被A卖掉了），A开着车，杨坐在副驾驶位上。他们正穿过一座长长的跨江大桥，横风吹得很厉害，A不得不使劲握住方向盘。杨放着一张他喜欢的唱片，可能是斯汀或者治疗乐队。然后他打开车窗抽烟，询问A是否闻见了江水的气味（或许是长江）。他已经尽力表现温柔，但是温柔也折磨着他。
A正在思索如何把这句话的意思准确表达出来，杨来了。
杨穿着一件长袖白衬衫，袖口挽起来，露出一截结实的小臂，下面穿着牛仔裤和球鞋。他很少在穿衣上花费心思，所以终年都穿基本色的衬衫。他所有的衬衫都很昂贵，同时他的日常生活却保持着一种九十年代大学生式的清简。而且在他人生的大部分阶段，都是单身，或者至少看起来是单身。
“好累啊。”杨说着把双肩包放在旁边的椅子上。
A给他们彼此作了介绍——之前她在电话里和杨提过，会带上自己的合作伙伴，不知为什么她无法说出经纪人这个词语。尽管她知道这一套语系对杨来说非常管用。年轻女孩耸耸肩，没有显出热衷于参与这场对话。但是A知道，年轻女孩身上有种迷人的东西，令人不由想要讨好她。
接着他们为了避免最初的尴尬，各自研究起菜单。杨提议每个人选自己想要吃的菜。A让年轻女孩替她决定，她对食物不热衷也不挑剔。于是年轻女孩不客气地要了炖牛肉，豆瓣鱼，两份凉菜。杨只选了一个蔬菜汤和一碗豌杂面。A又多要了一份蘸水豆腐。A和年轻女孩都没有吃饭时喝啤酒的习惯，于是杨自己要了一瓶冰啤酒。
“这家店是XX开的。”杨说了一位插画师的名字。 “诶？大家都在开店呢。我听说老周又开了个面馆，就在他原先酒吧的旁边。”A说。
“酒吧快不行了，现在没有人看现场演出，新出道的乐队大多哗众取宠。”
“也不完全是这样的。”
“噢，年轻人发话了。大概我们都是过时的老派人。现在你们都听些什么乐队呢？”
年轻女孩没有接话，点了根烟，于是杨也点了一根。
“哇，你抽牡丹烟呢，特别酷。”年轻女孩说，她自己抽的是白万。
“现在很少有餐厅能够抽烟了，就连现场酒吧都弄了吸烟室，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好玩。”
“画廊现在怎么样？”A出于礼貌提问。
“别提了。园区现在被那些国外回来的富二代搞得乌烟瘴气，还有那些打橄榄球开摩托车的家伙。游客，整个园区里到处都是游客，闹哄哄的，导致房租不断上涨。五年前最早进驻的那批人都走得差不多了。这期间先是和政府的人协商，现在又被乌泱泱的商业概念挤压了生存空间。”
“打橄榄球的？你是说那几个设计师的男朋友吗？”年轻女孩问，“他们每个周末都在体育场训练，确实是一群招摇的家伙。”
“是啊，你看，时代突然就变了。还有投资人。投资人一夜之间都被洗脑了。没有人再对传统的画廊经营方式感兴趣，太缓慢，他们想要集体抛弃。园区的咖啡馆里他们都在谈论互联网思维，不管是谁都想涉足知识产权，但不是我们概念中的知识产权。听那些完全不懂英语的人谈论IP，只会产生愤怒感。操他妈的。”
“你总是太容易被这些事情感染。”
“你总是太容易置身事外。”
服务员端了菜上来。杨打开了啤酒。年轻女孩说她饿坏了，大大方方地吃起了牛肉，一边惊叹非常好吃。“真是太好吃了！”——要知道其他大部分设计师开的餐馆都在装修上花了太多心思，哪怕如此，有些细节他们还是永远搞不定。比如说餐桌之间适合交谈的距离，灯光要不太暗，要不太亮，永远在投诉的隔壁邻居。有一回A在一个咖啡馆的露台上喝酒，晚上九点（并不算很晚）被愤怒的隔壁居民泼了一盆水，所幸大部分的水都撒在了隔离绿化带上。
杨吃了一口鱼，太辣了，他说着放下筷子，掏出手机。
“我刚刚给N打了一笔钱，他的电影现在在众筹阶段。当然都是他女友在操作这些事情，他女友是联合制片人。院线的排片少得可怜，只能靠自己出钱。这是他们最后一场众筹放映了。”
“你总是这样，一边反对谬误，一边又不断地参与到谬误中去。”
“哦，我还以为你会喜欢那部电影。”
“排不上院线是正确的，根本不是值得一提的电影。为什么这些人还在津津乐道于上一个时代的故事，九十年代的青春，为什么我们依旧要对九十年代的青春感兴趣？都是陈词滥调。相似的痛苦、折磨，全部都不值一提。为什么还要反复去说呢？！”
“可是你不也在画这些东西吗？相似的痛苦，相似的折磨。你也是在重复。”
“所以我不画了。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我是一个会反省的人，所以我停止了。”A又重复了一遍。
“你从来没有喜欢过我的画，是吧？”A也点了一根烟。
“我早就对画不感兴趣了，我的工作是服务于你们这些画家。”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
“说实在的，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我过去以为我喜欢旅行，但其实不是的。我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但我依然在追逐一些虚妄，我大概就是对虚妄感兴趣。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从无到有创造了一些东西，建立了一些事业，但是最后我都不得不离开。我好像真的是运气差了一点呢。”
“不堪重负。”
“什么？”
“我觉得你看起来不堪重负。但其实不应该这样。”
“你又有什么两样。你为什么不再画画了呢？很多人都画得更加糟糕，但是他们都还在画。你以为这还是一个拼天赋的时代吗？傻姑娘。最后就是比谁在浊流中活得更久一点。”
“那他们是为了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为了什么，大概也是一种消磨时间的方式。大部分人持续地在荒废时间，而不是享受时间。永恒不变的单调正在折磨这个时代，谁都无法逃脱。”
三个人都沉默。只有年轻女孩还在吃东西。她先把凉拌牛肉里面的牛肉都挑光了，然后咀嚼着香菜，发出细小清脆的声响。尽管如此，她看起来有种少见的郁郁寡欢，仿佛她无法从以往熟悉的经验中获得参与这场谈话的途径。大部分时候无法确切得知她是在聆听还是在抗拒。有时她露出迟疑和羞涩的笑容，但又迅速收拢（笑容与她的长相之间确实存在一些相抵触的东西，反而起到了破坏的作用）。
这时杨的手机响了，他按掉一次，又响了，于是他骂骂咧咧地出去接电话。
“他到底要找你谈什么？”年轻女孩问A。
“不知道。我现在想，可能他并不是想要找我谈工作。”
“天哪，那我在这儿真是太蠢了。而且他不需要吃点什么吗？”
“是啊，他对什么都没有胃口。”
“真是一个消极的人。”
“再忍受一会儿，吃完饭我请你喝酒。”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也不讨厌他，我觉得挺有意思。”
“但是你看起来没精打采的，大概是我们的无聊感染到了你。”
“没有，我只是在想象自己十年以后的状态。”
杨气急败坏地回来，说助理帮他订了明天早晨七点去广州的机票。太早了！接着他终于吃了几口面条，但又很快放下筷子，点了根烟，再要了一瓶冰啤酒。A知道此刻他并不是真的焦虑，甚至有些放松。他的酒量差得没边，现在也没有长进，稍微一点点的酒精便能让他感觉温柔。今晚在他所有的夜晚里应该算是不错的一个。
“你们啊，你们今晚都太沉默了。”
“那说点高兴的事情。”
“没有高兴的事情。股票跌了两个星期，我有两个哥们破产了。但是我逃出来了，这算是高兴事吗？前段时间每个人都做着发财梦的时候，我就想起九十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和两个同班同学从哈尔滨到深圳创业。那会儿的深圳，遍地都是机会。同学的家里有政府关系，我们当时租的办公室就在类似现在国贸CBD这样的地方。一层楼。一个月一万块。”——这中间还夹杂着那条1500块的牛仔裤的故事（这些事情A都已经听过很多遍）——而结局是，就在他们要签署一笔千万大单的前一天晚上，国家发了宏观调控批文。那是一笔钢材买卖？A觉得连杨自己也记得不是那么清晰。 如果杨获得了成功会怎么样。A想到自他们分手以后，她便再也没有在任何场合遇见过他。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北京某个二楼的威士忌酒吧里。杨喝了两杯以后对A说，至少有一点是好的，所有和他分手的前女友之后都迅速成功了——A问他到底什么是你所谓的成功——一部分人嫁了有钱人，一部分事业突飞猛进。他们从来不谈论这些，前女友或者男友。但是A知道他的一任女友是她的同行，之前画画，和杨分手以后转而做观念和建筑，现在是炙手可热的艺术家。
这样说的话，A并没有获得任何意义上的成功。
“所以你们看，我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建造什么，便崩塌什么。”
“如果把这个拍成电影我倒是想看看的。比现在所有的青春片都好看。”年轻女孩说。
“哦？你觉得青春片应该是什么样的？”
“应该是更冷静的东西。”
A问杨能不能喝一口他的啤酒。杨把杯子递给了她。
“应该是冒险和滩涂。”年轻女孩继续说。
是啊。A喝了一口温凉的啤酒，心想，或许是这样。
A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杨已经结了账，正和年轻女孩站在电梯口聊天。然后他们挤在狭窄的电梯里下沉，A挨着杨，抑制住自己想要向他伸出手的冲动。接下来等他们站在门口告别时，这种冲动又出现了一次。
下着很小很小的雨，像是春天，却其实已经过了立秋。A问杨现在住在哪里（当时杨住在园区附近的单身公寓里，后来听说他搬过一次家），杨说了一个小区的名字。年轻女孩接话说，哦，是个房租非常昂贵的小区呢。杨露出一种略微为难的表情。
和杨分开以后，年轻女孩说要带A去个好地方喝酒。
“今晚对你来说是不是有点难熬？”
“没有。但是我刚刚在想为什么你们不能在一起，发生了什么？”
“我也说不好。”——因为本质上来说，我们对失败有不同的定义。A心想。
“他多大？”
“你猜。”
“三十……八岁？我说不好，他没有明确的年龄标识。”
“哈哈哈哈。杨今年五十岁了，他是1965年出生的。”
“天哪。天哪。我爸爸只比他大两岁。”
“是啊。但是衰老不是线性的，是变速的突然而至。”
“唉。他五十岁了呢，我竟然有些同情他。他应该过得更潇洒些，抛弃更多的东西。泡妞，喝酒，不谈论意义。他应该过这样的生活。绝望，绝望多迷人啊。他应该承认这些。”
这时候她们路过一间酒吧，门口站着几个白人，空气里糅杂着大麻和酒精。
“这间酒吧非常有名，老板能定期请到最有名的DJ。”
“阿WING开的？”A问。
“你竟然认识她？阿WING是我的偶像。她搞过很多牛逼的电子派对，跳舞跳到停不下来。两年前的夏天她租下一个郊区的体育场，请了十个DJ过来。午夜到来的时候突然静默了一分钟。所有人都嗨了，但是静悄悄的。能看得到银河。”年轻女孩几乎叹了一口气。
“我们不到二十岁就认识了，在我去日本念书前，那个时候，好像所有人都认识。诗人，画家，吉他手，主唱，作家，摄影师，无所事事者，所有人都认识。”
“她那个时候在做什么？”
“她在北京念书，后来又退学了，和我们的一个朋友谈恋爱。”
A回想起二十岁的阿WING，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公园的露天音乐节上。演出结束以后的深夜，大伙照旧去老地方吃消夜。一间不正宗的湘菜馆，但是通宵营业，啤酒成箱成箱地搬上来——那会儿所有的地方都不禁烟。南方乐手带着各自的女朋友坐在二楼（A当时交往着一个吉他手），北方乐手则占据了三楼（阿WING的朋友大多是从北京来的）。阿WING下楼来叫她的男友上去，那位年轻的键盘手觉得不能扔下二楼的南方哥们，拒绝了。整桌人喝掉一箱酒以后，阿WING又下楼来叫键盘手，再次被粗鲁地拒绝。五分钟以后，三楼的人从狭窄的楼梯冲下来，北方男孩和南方男孩们从二楼打到一楼，再从一楼打到大街上。
阿WING那天穿着灰色T恤，小腿上刚刚做了第一个纹身，是一颗彩色的星球。
“你的画里有一些特别的东西。”
“诶？”
“在听你刚刚说起阿WING的事情时突然想起来的，之前我一直不知道那是什么。”
“说说看。”
“一种让人不由自主想要去模仿，却又不触发感情的东西。”
“可能是审美的愉悦。”
“我知道什么是审美的愉悦，我能够分辨一切明确的东西。精神，心理特征。不是那些。”
“那就是一种模糊的不可挽回的东西。”
“真伤感呀，不知道怎么的，感觉这是一个伤感的夜晚。”
“可不是吗！”
雨变大了，年轻女孩撑开伞，她们穿过繁华的马路，A想着，待会儿要喝双份威士忌。
“但是伤感啊，”年轻女孩看着A说，“难道不也是一种要命的缺陷吗？”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