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鸿万里》:文人书札的最后一抹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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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人德和白谦慎的通信,是20世纪文人书札的最后一抹亮色。信中“或通情愫,或叙事实”,绝无周作人所批评的“作意矜持”,因为无论是华人德还是白谦慎,都从未想过这些信札有朝一日能够出版。
  本书所收入的华人德致白谦慎109封信,主要集中于1987-2000年之間。总体上看,信札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二人在书法与学术上的交流,包括书法取径与创新的讨论,书法史料的解释与辨析,书法研究方法与角度的交流等;二是沧浪书社的成立与发展,包括新社员的吸收,资金的募集与赞助,主要艺术与学术活动的设计与开展等;三是书法圈各方面的信息,包括展览、研讨会及其评选方式,社会资源的介入与书法的市场化,书法组织的权力角逐等。
  读者能够从中感受华人德、白谦慎所代表的那群人在那个年代所显示出的格局、意志与活力,以及他们为中国书法的多元化发展、书法史研究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等所作出的贡献;该书也是一份难得的史料,可以从中了解、把握二十世纪最后十五年的书法生态。
  华人德和白谦慎是1978 级的北大同学,二人分别就读于图书馆学系与国际政治系,在校时因为喜欢书法,共同发起成立了学生书法社,分任正、副社长。
  1986 年,华人德在全国第二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展中被评为获奖作者第一名,白谦慎任本次展览评委,但随即赴美留学。此后,他们共同发起成立了全国性民间书法社团沧浪书社,以学术的尊严与艺术的独立为结社宗旨,这一民间社团在书坛享有很高的声誉。艺术、学术、沧浪书社,是联系白、华二人四十年友谊的重要纽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大地,书法热在这一时期也席卷全国,各种展览与学术讨论成为书法向前推进的两翼,而市场的能动性也不断被试探与鼓励。作为“文革”后第一批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华人德与白谦慎对于书法与学问,对于自己在中国书法发展中将担当的角色,都有很高的期许,这些都反映在这批信札中。
  艺术与学术的交流“用此等书笔法去写甲骨则为易事”
  在早期通信中,华人德常常谈到自己的书法,如“寄上近来所写的几幅行书,自来京后,深为弘一、谢无量、冯友兰诸人书法的气息所打动,回苏后揣摩多日,作此体格”,华人德行书的这一探索,曾在东吴印社座谈会上“惊动座席”,也得到沈子丞先生的肯定,沈先生认为华人德的字很静,虽然接受的人不会多,但这条路子走下去很好。这让华人德对自己行书所走的路子更有信心。行书之外,华人德的篆书也不走寻常路,他临写诏版、权量、鼎、灯、洗、兵器等上面的铭刻文字,那让华人德感到“极有趣味”。他也希望白谦慎多写金文中的楚器或秦器,如楚王酓恙鼎、秦公簋等,篆文写权量诏版、汉铜器铭刻、新莽嘉量等,充分利用长锋羊毫的特性,以写细瘦者为佳,“用此等书笔法去写甲骨则为易事。”(1988 年1 月30 日)
  华人德的探索除了在取径上“不从门入”之外,在气息上也以“雅、静、清”为追求目标。当这一目标推及以动势见长的行草书时,白谦慎直言有一点看法,他认为华人德若学明末清初那几家的行草大轴,可能会有益处。“自兄到苏州后,越来越追求雅、含蓄、无火气,有些地方反不如过去的作品显得开张、生气勃勃。……兄要认识到自己所处的文化氛围的优点,同时要注意到这种优点本身隐藏的不足之处。”(1988 年4 月3 日)白谦慎在这里注意到文化氛围的优劣势正如手的正反面,他提醒华人德要有对环境的反思能力。与华人德“学其原始,尽量免受近人影响”(1988 年1 月30 日)的创新方式不同,白谦慎主张尽力开阔眼界,留意新资料、新形式,他曾向华人德等苏州友人推荐郑丽芸所译《日本现代书法》一书,并要求大家“有意识地思考一下中国书法在观念、技法、材料等方面的变革和创新问题”(1988 年3 月22 日)。这是比较早的在书法创作中强调将观念与技法、材料的变革作为一个整体的思考。华人德对于白谦慎书法的批评,有可能正是白谦慎当时自认为的创新之处。
  1990年夏,在写给华人德的信中,白谦慎详细介绍了社会科学中的计量分析方法,他计划以三个例子来说明计量分析可以运用到当代书法的研究中去。三个例子分别是地域书风、书法队伍结构变化、书法教育。这一研究视角在当时的华人德看来极为新颖。
  不过,此时的华人德在书法史研究上有更多的经验。他曾提示白谦慎不要在陶瓷研究方面花太多精力:“这要接触大量的实物,你在国外拿不到新发现的东西和资料。”他建议白谦慎大可在紫砂研究上多花力气,因为紫砂不仅关注人少,且资料、画册、实地研究等,华人德都能提供绝佳的条件(1990 年5 月22 日)。
  这一时期,白谦慎也向华人德等人推荐熊秉明的《中国书法理论体系》一书,华在回信中说:“伦光兄已带到我处了,潘振元兄准备复印一本,以供苏州一带朋友传阅。”华人德后来的研究,立足于史学,却常有重要的理论贡献,与白谦慎不断传递来的西方学术的关切与动向等亦不无关系。
  沧浪书社的成立与发展“我已连任了二届总执事,不能搞终身制”
  根据华人德1990 年2 月27 日一信,沧浪书社最早由他与白谦慎谈起。华、白二人无疑是沧浪书社最早的发起人与筹组者。
  沧浪书社于1987 年12 月在苏州成立,在当年9月3日信中,华人德表示,白谦慎所提出的“书社不设社长、理事长、理事等职务,组织联络人称联络员,以示一律平等,任何人无特权”,他非常赞成。虽然后来还是决定推选总执事、执事,但华人德要求“这职务不对外宣传,只是社内为便于具体办事、联络而设”。此后,华人德要求白谦慎在撰文介绍自己时,可以提到沧浪书社的成立,但不要突出他个人,不要提总执事职务,“因我们有约在先,不能借书社名义来争取个人名利的”(1988 年1 月30 日)。王澄主编的《书法博览》发表华人德所写沧浪书社的介绍文章,华特地去信:“关照他将‘沧浪书社总执事’删却,我认为应该守约,如对外宣传在书社内职务,则成书界其他组织有职务者到处挂衔炫耀的恶习了。”(1988 年12 月4 日)   书社成立后,举办了数次年会与社员聚会。书社的活动以互相评论作品为主,华人德发现,书社成立会时,大家对余国松的作品作了批评,虽只三言两语,但对他触动和帮助很大,一年后他的书法有了突破性的进展(1989 年1 月12 日)。书社的通讯,也是社员之间开展批评的阵地,1988 年,华人德建议将白谦慎、余国松对他行书的批评摘录登在第二期通讯上,作为书社间开展切磋、批评的发端(1988 年4月19 日)。从沧浪书社通讯所刊登的批评资料来看,多数社员之间确实能够做到直率坦诚,知无不言。
  在信札中,我们时时能够见得华、白二人行事的正直与格局。华人德十分重视社内民主,书社换届,他在信中曾多次提及,如1998 年,书社第四次年会即将在常熟召开,在2 月27 日写给白谦慎的信中,他要求这次会议必须换届,“我已连任了二届总执事,不能搞终身制,我应该带好头,一退到底,当个普通社员,不谈名誉职务,让新的总执事可以充满活力,至少在开头两年内有些朝气,到时再换届。书社的利益应高于个人的利益,要充满民主色彩。”华人德对于总执事的位置毫无恋栈之意,这不仅是对书社章程的尊重,也体现出他强烈的自信心,他不需要这个职务来为自己贴金。如他所期望的,言巩达于常熟年会上接棒,成为新一任的沧浪书社当家人。
  书坛的观察与批评“权衡皆操于少数人之手”
  1993 年,华人德担任第五届中青展评委,感觉错别字现象严重,而“评委各自为自己的熟人、学生争辩”,他后来写了篇《错别字问题》给《书法报》。在9 月1 日写给白谦慎的信中,他坦承自己和曹宝麟、丛文俊是挑错别字的热烈者:“在获奖和优秀作品中有许多错别字是不应该的,会使观众和读者对评委的文化素质和评选责任心产生怀疑。在这方面严格了,能对书法爱好者重视文化素养的提高和创作的严肃认真都会起到良好的影响。”然而大多数的评委,各省都为自己人或为朋友学生说话。评选中师生、乡帮、朋友的种种裙带,此时已不惮公开登场。
  展览还滋生出各种培训,华人德曾谈到每次中青展和篆刻展前,主事者都举办创作培训班,声称参加者投稿可免初评,各地青年趋之若鹜,以此为进阶。1998 年1 月28 日的信中,他说:“最近举办的全国四届篆刻展,据说苏州地区有25 人参加了青岛培训班,有23 人入选了。这种学习班为期一周,学费1800 元,真是生财有道。”至于评委的作用,华人德亦有清晰的认识:“各种全国展,权衡皆操于少数人之手,一般评委仅为之分散投稿者目光而已。”
  在华人德所参加的各种书法与论文评选活动中,他向来不唯唯诺诺,而是坚持自己的标准,他的个性与才华即使为人所嫉,人亦奈何他不得。直到今天,书协的位置因为巨大的身份利益成为各种势力争夺的对象,全国任何一级的书协换届,都会出现肉搏或是匿名信满天飞的情况,关于出巨资购买位子的传闻更是不绝于耳,有些省甚至出现数十位官员包揽正、副主席的笑话。从中国书协官方展览评选、培训中的弊病,到社会化的有偿征稿,从批评年会,到学术讨论会,从书法组织的换届舆论,到书法家的笔会走穴等等,这些信息,经过华人德的筛选被写入信中。这些信息,连同沧浪书社举办的若干重要活动,不仅让我们看到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与巨大变迁,也让我们从中看到那个年代书坛的生态。
  本书的编纂,不仅是对华人德、白谦慎四十年友谊的纪念,也是对沧浪书社曾经的黄金十年的纪念——它已经完成了属于它的历史使命,对那个充满活力的年代的纪念。这批书信也是二十世纪最后十五年书法生态的实录,必有资于未來的书法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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