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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王阳明是我国明代中叶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丰富而独特。他注重道德教化，提出“人人皆可以为圣人”的教育理念，与弟子平等相待，教学方法不拘一格。这些教育思想和方法在今天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王阳明 教育思想 教育方法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生活于明代中叶。因他曾筑室于浙江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所以，后人尊称他为阳明先生。
王阳明不仅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军事家，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不仅在哲学、军事方面有巨大的建树，而且是一位文化巨擘。王阳明身上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文化当中最高的人格理想，所以古人对阳明先生的评价很高，称他为“古今完人”、“真三不朽”。所谓“三不朽”就是集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的人。
王阳明在五十七年坎坷而艰辛的人生历程中，除了为官管理地方，为将领兵打仗之外，其余大部分时间用于讲学、传播文化。他广收门徒，传播研究所得，讲做人的道理，培养圣贤。据记载，由他亲自创建和讲过学的书院主要有浙江阳明书院，贵州龙岗书院、贵阳书院和江西白鹿书院、社学等八所。在讲学过程中，王阳明不仅对我国古代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和方法。他认为，教育应该以“成德”为主，非常重视道德教化，提出了“人人皆可以成为圣人”的教育理念，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方法。
一、以“教化为先”的施政方针
儒学是入世之学，不仅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而且讲“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王阳明作为儒家思想的传承者，亦非常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他的“致良知”说最为突出地表现了儒学的这种精神。王阳明从其“万物一体”之心出发，将天下之人均视为父子兄弟，“见善不啻若己出，见恶不啻若己入”，“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好比见其父子兄弟坠溺于深渊，感觉疾痛之切体，非“呼号匍匐，裸跣颠顿，扳悬崖壁而下拯之”（王阳明，《传习录》）不可。拯之之法，则是实施教化，使天下之人皆致其良知，为善去恶。这样，天下之人才不会“堕入禽兽而不觉”，才能真正成圣成贤。王阳明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不仅体现在授徒讲学、办书院、建学校的过程中，而且体现在为官治理地方的施政过程中。
谢无量先生指出，王阳明“遗书论政之言，多以德治为主，所至兴学厉俗，多有可观”。［１］的确，王阳明在治理地方时，非常注重教化的作用，他说：“后之守令，不知教化为先，徒恃刑驱势迫，由其无爱民之实心。若使果然视民如己子，亦安忍不施教诲劝勉，而辄加锤楚鞭挞？孟子云：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况非善政乎？”孟子“善政不如善教”的思想把教化放在为政的首位。在实践活动中，王阳明无论是在担任地方行政长官期间，还是在领兵作战的间隙里，都非常注意“化民善俗”。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春，王阳明结束了贬谪龙场的生活，升任庐陵知县。一到任，他就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了解当地民情。对于各种诉讼、纠纷，王阳明不是简单地给个了断，而是积极进行调解、劝导和教育。他告谕当地民众：邻里乡亲应该互相体谅，相互扶持，出入友爱，养成敦厚之风。要以良善称于乡族为美，养成仁义孝悌之风。结果，庐陵的民风为之一变，“雍雍然渐成礼让之俗矣”。
王阳明认为：“为政不事威刑，惟以开导人心为本。”足见其另类为官之道。他说，天下之所以不治，原因在于民风不善，而民风不善是由于教化未明，所以，教化之事是关系天下治乱的根本大计。王阳明每到一地任职，都想方设法施行教化，他通过颁布告谕，订立乡约，建立社学等形式施行教化，且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王阳明平定广西思恩、田州的叛乱后，刚刚班师，就着手兴办了思田学校，在宾州创办宾阳书院，在南宁创办敷文书院，并亲临讲席。王阳明认为，平乱是为了百姓的安居乐业。这充分体现了王阳明政治以道德为先的施政理念。
二、教育的目的是“明人伦”
儒家是非常重视道德教育的学派。《孟子》说：“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王阳明作为儒家后期的重要代表，继承并发展了孟子的思想。他曾说：“古圣贤之学，明伦而已。”在王阳明看来，从古至今，包括古圣贤之学，其目的都在于明人伦。所谓明人伦，就是要培养人的道德意识和价值情感，注重提高人的道德修养。王阳明进一步扩大了孟子关于“明人伦”的范围。王阳明曾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斯明伦之学矣。道心也者，率性之谓也，人心则伪矣。”在王阳明看来，只要“不杂于人伪”，则一切举动、思虑都可以视为“明伦之学”。所以，王阳明所说的道心也就是良知，明人伦之学就是致良知之学。良知人人都有，只要人人都按照自己的良知、本心去做事，就可以成为圣人。
王阳明还从教育目的的角度对当时科举制度的弊端进行了批判。他说：“自科举之业盛，士皆驰骛于记诵辞章，而功利得丧分惑其心，于是师之所教，弟子之所学者，遂不复知有明伦之意矣。”（《王文成全书》卷七）王阳明认为，科举制度诱使读书人致力于辞章记诵，着意于追求功名利禄，结果偏离了圣贤之学，丧失了明伦之意。因此，在讲学、办学时，王阳明特别强调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即把“尊德性”放在首位，教育弟子们做一个有良知、有高尚的道德修养的人。
三、“人人皆可以成为圣人”的教育理念
弘扬人的主体性是王阳明学说的思想内核，贯穿他的一生。王阳明从小就立下了要成为圣人的崇高志向，他一生都在用自己的生命探求、践行成圣之道，他提出了“人皆可以成为圣人”的著名论断。圣贤人格是儒家的理想追求。孔子认为，圣人的智力和知识与生俱来，是先知先觉者，一般人是无法达到的。“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孟子说：“圣人，百世之师也。”孟子认为，圣人是仅次于神的人，“充实而有光辉谓之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下》）朱熹对人的理解是：“圣人万善皆备，有一毫之失，此不足为圣人。”孔、孟、朱熹所说的圣人都高高在上，无法企及。而王阳明却认为圣人和普通人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有一次，王阳明和弟子于中、谦之（邹守益）在一起，他说：“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说着，看着于中，“尔胸中原是圣人”。于中觉得圣人标准太高，不敢当。王阳明说：“此是尔自家有的，如何要推？”于中还是不敢接受。王阳明说：“众人皆有之，况在于中，却何故谦起来？谦亦不得。”王阳明在艰辛的人生实践中，不断探索并加深对圣人的认识，认为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一天，他的学生王艮出游回来，王阳明问他看见了什么，王艮说：“见满街都是圣人。”当然，满街都是圣人，并非是说人人都现实的是圣人，而是说人人都潜在的是圣人。为什么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王阳明的答案是：“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他认为，每个人的本性都是善的，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良知，“良知良能”是成为圣人的根本条件，只要人人都能除去私欲的蒙蔽，恢复良知，并推致良知，通过不断地学习、磨炼，就会具备圣心，成为圣人。王阳明认为，要成为圣人，就要在“心”上下工夫，只有去了私欲，心就明亮了，就能对父母尽孝，对兄弟友爱，对朋友诚信，对国家尽忠。
四、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
王阳明一生收徒讲学，门下弟子众多，其中既有平民百姓，又有官僚士绅；既有青年才俊，又有垂垂老者。他们的志趣、性格各不相同，王阳明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方法。他说：“天之于物也，巨微修短之殊位，而生成之，一也。惟技也亦然，弓冶不相为能，而其足于用，亦一也。因人而施之，教也。各成其材矣，而同归于善。仲尼之答仁孝也，孟氏之论货色也，可以观教矣。”（《王文成全书》卷七）这表明，天之生物，大小长短各不相同，但都有各自的用处。社会上的诸多行业、技能，也千差万别，“不相为能”，但都有各自的作用。所以，教育应该因人而异，照顾学生的具体情况。只要能使他们同归于善就好，不妨各成其才。王阳明认为，孔子对于仁孝问题的不同回答，孟子关于货色问题的言论，都是因材施教的典范，值得后人学习。
在《答顾东桥书》中，王阳明指出：“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2］以成德为共同目标，是王阳明教育思想的一贯宗旨。但他同时强调，学生的才能是各不相同的，学校应该根据各人的情况，充分发展其特长，使其各尽所能，对社会作出贡献。王阳明这一思想已包含着重视个性教育的合理内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不仅对于不同的人有因材施教的问题，即使对于同一个人也有因材施教的问题。王阳明说：“圣贤教人如医用药，皆因病立方，酌其虚实温凉阴阳内外而时时加减之，要在去病，初无定说。若拘执一方，鲜不杀人矣。”王阳明认为，教人如医生对症下药，应该各就偏蔽随时指点，不可偏执一方，学者也不可守为成训。
另外，王阳明还指出，人的认识在客观上是一个由浅而深的过程，其间可以分出许多不同的发展阶段。为学须是盘桓精察，历经时日，才能循序渐进，取得越来越深入的认识。在《传习录》中，王阳明论述道：“道无精粗，人之所见有精粗。如这一间房，人初进来，只见一个大规模如此；处久便柱壁之类，一一看得明白；再久，如柱上有些文藻，细细都看出来，然只是一间房。”所以，为学只能一步一步用功，不可好高骛远。
五、不拘一格的教学方法
王阳明讲学授徒的最大特点是与弟子平等相待，把弟子看做朋友。他在教学中不是高高在上，也不是“一言堂”，而是在尊重门人独立人格、主体性、个性的前提下进行“传道授业解惑”。他的教育方法灵活多样，因人而异，随时指点，随处指点。他通过讲授、讨论、问答、吟诗、游览、书信往来等形式对学生进行指点教育。王阳明在教学中，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学生，而是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通过提问答疑等形式，让学生自己去感悟、去领会，始终坚持以理服人。有一次，王阳明的弟子也是他的妹婿徐爱对王阳明所讲的“知行合一”的思想没有弄明白，便向他请教。王阳明说：“你试举个例子看看。”徐爱说：“如今人们已经知道对父母要孝，对弟弟要爱护，但却没能做到，知和行分明是两回事。”王阳明解释说：“理论上知道了却不能去实行，原因是被私欲阻碍了。有了私欲，就是知道对父母应当孝顺却不尽孝，对弟弟应当爱护也不爱护。”他还通过举例子对徐爱的疑问进行解释。总之，王阳明的教学方法形式多样，不拘一格，且讲授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一教学方法在今天对于我们注重学生的主体性，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谢无量.阳明学派［M］.上海中华书局上海，1934，第1版：150.
［2］王阳明.传习录［M］.蓝天出版社北京，2007，第1版：154.
（作者系北京大学访问学者）
关键词： 王阳明 教育思想 教育方法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生活于明代中叶。因他曾筑室于浙江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所以，后人尊称他为阳明先生。
王阳明不仅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军事家，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不仅在哲学、军事方面有巨大的建树，而且是一位文化巨擘。王阳明身上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文化当中最高的人格理想，所以古人对阳明先生的评价很高，称他为“古今完人”、“真三不朽”。所谓“三不朽”就是集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的人。
王阳明在五十七年坎坷而艰辛的人生历程中，除了为官管理地方，为将领兵打仗之外，其余大部分时间用于讲学、传播文化。他广收门徒，传播研究所得，讲做人的道理，培养圣贤。据记载，由他亲自创建和讲过学的书院主要有浙江阳明书院，贵州龙岗书院、贵阳书院和江西白鹿书院、社学等八所。在讲学过程中，王阳明不仅对我国古代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和方法。他认为，教育应该以“成德”为主，非常重视道德教化，提出了“人人皆可以成为圣人”的教育理念，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方法。
一、以“教化为先”的施政方针
儒学是入世之学，不仅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而且讲“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王阳明作为儒家思想的传承者，亦非常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他的“致良知”说最为突出地表现了儒学的这种精神。王阳明从其“万物一体”之心出发，将天下之人均视为父子兄弟，“见善不啻若己出，见恶不啻若己入”，“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好比见其父子兄弟坠溺于深渊，感觉疾痛之切体，非“呼号匍匐，裸跣颠顿，扳悬崖壁而下拯之”（王阳明，《传习录》）不可。拯之之法，则是实施教化，使天下之人皆致其良知，为善去恶。这样，天下之人才不会“堕入禽兽而不觉”，才能真正成圣成贤。王阳明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不仅体现在授徒讲学、办书院、建学校的过程中，而且体现在为官治理地方的施政过程中。
谢无量先生指出，王阳明“遗书论政之言，多以德治为主，所至兴学厉俗，多有可观”。［１］的确，王阳明在治理地方时，非常注重教化的作用，他说：“后之守令，不知教化为先，徒恃刑驱势迫，由其无爱民之实心。若使果然视民如己子，亦安忍不施教诲劝勉，而辄加锤楚鞭挞？孟子云：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况非善政乎？”孟子“善政不如善教”的思想把教化放在为政的首位。在实践活动中，王阳明无论是在担任地方行政长官期间，还是在领兵作战的间隙里，都非常注意“化民善俗”。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春，王阳明结束了贬谪龙场的生活，升任庐陵知县。一到任，他就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了解当地民情。对于各种诉讼、纠纷，王阳明不是简单地给个了断，而是积极进行调解、劝导和教育。他告谕当地民众：邻里乡亲应该互相体谅，相互扶持，出入友爱，养成敦厚之风。要以良善称于乡族为美，养成仁义孝悌之风。结果，庐陵的民风为之一变，“雍雍然渐成礼让之俗矣”。
王阳明认为：“为政不事威刑，惟以开导人心为本。”足见其另类为官之道。他说，天下之所以不治，原因在于民风不善，而民风不善是由于教化未明，所以，教化之事是关系天下治乱的根本大计。王阳明每到一地任职，都想方设法施行教化，他通过颁布告谕，订立乡约，建立社学等形式施行教化，且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王阳明平定广西思恩、田州的叛乱后，刚刚班师，就着手兴办了思田学校，在宾州创办宾阳书院，在南宁创办敷文书院，并亲临讲席。王阳明认为，平乱是为了百姓的安居乐业。这充分体现了王阳明政治以道德为先的施政理念。
二、教育的目的是“明人伦”
儒家是非常重视道德教育的学派。《孟子》说：“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王阳明作为儒家后期的重要代表，继承并发展了孟子的思想。他曾说：“古圣贤之学，明伦而已。”在王阳明看来，从古至今，包括古圣贤之学，其目的都在于明人伦。所谓明人伦，就是要培养人的道德意识和价值情感，注重提高人的道德修养。王阳明进一步扩大了孟子关于“明人伦”的范围。王阳明曾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斯明伦之学矣。道心也者，率性之谓也，人心则伪矣。”在王阳明看来，只要“不杂于人伪”，则一切举动、思虑都可以视为“明伦之学”。所以，王阳明所说的道心也就是良知，明人伦之学就是致良知之学。良知人人都有，只要人人都按照自己的良知、本心去做事，就可以成为圣人。
王阳明还从教育目的的角度对当时科举制度的弊端进行了批判。他说：“自科举之业盛，士皆驰骛于记诵辞章，而功利得丧分惑其心，于是师之所教，弟子之所学者，遂不复知有明伦之意矣。”（《王文成全书》卷七）王阳明认为，科举制度诱使读书人致力于辞章记诵，着意于追求功名利禄，结果偏离了圣贤之学，丧失了明伦之意。因此，在讲学、办学时，王阳明特别强调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即把“尊德性”放在首位，教育弟子们做一个有良知、有高尚的道德修养的人。
三、“人人皆可以成为圣人”的教育理念
弘扬人的主体性是王阳明学说的思想内核，贯穿他的一生。王阳明从小就立下了要成为圣人的崇高志向，他一生都在用自己的生命探求、践行成圣之道，他提出了“人皆可以成为圣人”的著名论断。圣贤人格是儒家的理想追求。孔子认为，圣人的智力和知识与生俱来，是先知先觉者，一般人是无法达到的。“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孟子说：“圣人，百世之师也。”孟子认为，圣人是仅次于神的人，“充实而有光辉谓之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下》）朱熹对人的理解是：“圣人万善皆备，有一毫之失，此不足为圣人。”孔、孟、朱熹所说的圣人都高高在上，无法企及。而王阳明却认为圣人和普通人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有一次，王阳明和弟子于中、谦之（邹守益）在一起，他说：“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说着，看着于中，“尔胸中原是圣人”。于中觉得圣人标准太高，不敢当。王阳明说：“此是尔自家有的，如何要推？”于中还是不敢接受。王阳明说：“众人皆有之，况在于中，却何故谦起来？谦亦不得。”王阳明在艰辛的人生实践中，不断探索并加深对圣人的认识，认为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一天，他的学生王艮出游回来，王阳明问他看见了什么，王艮说：“见满街都是圣人。”当然，满街都是圣人，并非是说人人都现实的是圣人，而是说人人都潜在的是圣人。为什么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王阳明的答案是：“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他认为，每个人的本性都是善的，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良知，“良知良能”是成为圣人的根本条件，只要人人都能除去私欲的蒙蔽，恢复良知，并推致良知，通过不断地学习、磨炼，就会具备圣心，成为圣人。王阳明认为，要成为圣人，就要在“心”上下工夫，只有去了私欲，心就明亮了，就能对父母尽孝，对兄弟友爱，对朋友诚信，对国家尽忠。
四、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
王阳明一生收徒讲学，门下弟子众多，其中既有平民百姓，又有官僚士绅；既有青年才俊，又有垂垂老者。他们的志趣、性格各不相同，王阳明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方法。他说：“天之于物也，巨微修短之殊位，而生成之，一也。惟技也亦然，弓冶不相为能，而其足于用，亦一也。因人而施之，教也。各成其材矣，而同归于善。仲尼之答仁孝也，孟氏之论货色也，可以观教矣。”（《王文成全书》卷七）这表明，天之生物，大小长短各不相同，但都有各自的用处。社会上的诸多行业、技能，也千差万别，“不相为能”，但都有各自的作用。所以，教育应该因人而异，照顾学生的具体情况。只要能使他们同归于善就好，不妨各成其才。王阳明认为，孔子对于仁孝问题的不同回答，孟子关于货色问题的言论，都是因材施教的典范，值得后人学习。
在《答顾东桥书》中，王阳明指出：“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2］以成德为共同目标，是王阳明教育思想的一贯宗旨。但他同时强调，学生的才能是各不相同的，学校应该根据各人的情况，充分发展其特长，使其各尽所能，对社会作出贡献。王阳明这一思想已包含着重视个性教育的合理内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不仅对于不同的人有因材施教的问题，即使对于同一个人也有因材施教的问题。王阳明说：“圣贤教人如医用药，皆因病立方，酌其虚实温凉阴阳内外而时时加减之，要在去病，初无定说。若拘执一方，鲜不杀人矣。”王阳明认为，教人如医生对症下药，应该各就偏蔽随时指点，不可偏执一方，学者也不可守为成训。
另外，王阳明还指出，人的认识在客观上是一个由浅而深的过程，其间可以分出许多不同的发展阶段。为学须是盘桓精察，历经时日，才能循序渐进，取得越来越深入的认识。在《传习录》中，王阳明论述道：“道无精粗，人之所见有精粗。如这一间房，人初进来，只见一个大规模如此；处久便柱壁之类，一一看得明白；再久，如柱上有些文藻，细细都看出来，然只是一间房。”所以，为学只能一步一步用功，不可好高骛远。
五、不拘一格的教学方法
王阳明讲学授徒的最大特点是与弟子平等相待，把弟子看做朋友。他在教学中不是高高在上，也不是“一言堂”，而是在尊重门人独立人格、主体性、个性的前提下进行“传道授业解惑”。他的教育方法灵活多样，因人而异，随时指点，随处指点。他通过讲授、讨论、问答、吟诗、游览、书信往来等形式对学生进行指点教育。王阳明在教学中，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学生，而是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通过提问答疑等形式，让学生自己去感悟、去领会，始终坚持以理服人。有一次，王阳明的弟子也是他的妹婿徐爱对王阳明所讲的“知行合一”的思想没有弄明白，便向他请教。王阳明说：“你试举个例子看看。”徐爱说：“如今人们已经知道对父母要孝，对弟弟要爱护，但却没能做到，知和行分明是两回事。”王阳明解释说：“理论上知道了却不能去实行，原因是被私欲阻碍了。有了私欲，就是知道对父母应当孝顺却不尽孝，对弟弟应当爱护也不爱护。”他还通过举例子对徐爱的疑问进行解释。总之，王阳明的教学方法形式多样，不拘一格，且讲授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一教学方法在今天对于我们注重学生的主体性，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谢无量.阳明学派［M］.上海中华书局上海，1934，第1版：150.
［2］王阳明.传习录［M］.蓝天出版社北京，2007，第1版：154.
（作者系北京大学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