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一九九八年第三期刊登程光炜先生的文章《诗人李白凤先生》，记叙了李先生的坎坷际遇，读后不禁为之扼腕唏嘘，不过又觉得与自己记忆很有些出入，于是就翻起书来。好在李先生是位不大不小的名人，虽然未见到李先生的长篇传记、年谱，但零星资料一下子就找来一摞，很足以证明“程文”之非了。
　　其一，李先生的政治态度。在“程文”中，李先生俨然是位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立场鲜明的进步人士，甚或是左翼作家。“三十年代与鲁迅先生过从甚密”，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西南联大教授身分参加过昆明学生反蒋示威游行，“衬衣上染着血迹”，差点儿遭到特务殴打；上海解放前夕，他还拒绝接受在国民党中任高官的侄子送来的三张飞机票，不愿去台湾，要留在上海迎接解放。他被人目为“现代诗人”仅仅是因为在《现代》杂志上发表过作品，与施蛰存、戴望舒等诗风相近。
　　李白凤先生平生经历，笔者所见到的材料都语焉不详，均说是做过教员、职员，较为具体的坐实了的是“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在上海财政局(一说为社会局)做职员”，并未言及他参加过哪个进步组织，从事过什么革命活动。既然是“与鲁迅先生过从甚密”，在鲁迅作品或他人回忆文章总会提及，哪怕是片纸只字，可是笔者找遍所能及见的材料均未谈到。揆诸常理，李先生三十年代初到上海为一文学青年，很难与鲁迅有所接触，就是在沪日久，开书店，办刊物的施蛰存先生对鲁迅有所干求，都是由冯雪峰转达。与鲁迅过从甚密之类的说法，简直近于神话。
　　李白凤先生是诗人、学人，在解放以前那种环境中，我们很难在政治上对他提出过高的要求，即使有某些失检之处，也是可以理解的。李先生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正直的对学术以求的知识分子，施蛰存先生回忆与李氏初见印象说得很好，“白凤是个坦率、耿直的北方青年。他坦率，所以胸无城府，喜怒立即形于辞色；耿直，所以受不了一点委屈”。是应该像这样以平常心态看历史人物。
　　其二，是李先生解放初期的际遇。“程文”多处张冠李戴。一是最早就职的为“哈尔滨工业大学”，而非后来兴办的“哈尔滨军事工业(按：应为“程”)学院”。哈工大是二十年代就办的老校，系科较全，派李先生去，并非一无是处。二是山西大学李先生确实待过，并非是要李先生在“山大”和“河大”(按：应为开封师院)中作选择。三是李先生在开封师院教的是苏联文学，而非外国文学。这三点均有文字为证。
　　“程文”中的错处起了误导作用，弄得李先生人格错位了。李先生仿佛成了狂狷之士，其实据施蛰存先生看，他有其软弱的一面，有时不得不为“五斗米”而折腰。
　　其三，李先生的晚年。“程文”说，“李白凤先生成了开封街头的拉板车的老头”，“半晌时分，他会买一只白薯充作午饭，一边吃，一边还不住用袖子抹不停淌下的鼻涕，若不知情，还以为是街上行乞的乞丐。”而据施蛰存先生转述李的来信，“直到一九六二年，他可以在家休养”，“今后岁月只有依仗贤妻的供应和女儿的帮助”。在失去工作以后，李先生并未去拉板车，而是继续从事金石学和历史学研究，书法也愈臻上乘了。他的晚年著述有：《周易“爻变”的辩证规律》、《金文骈枝》、《东方氏族考》、《东夷杂考》、《彝铭文字流变初探》、《说文解字古籍疑义》、《古铜韵语》，等等。在困境之中，李白凤先生犹不失学人的文化本位的风范，其人格是很值得敬仰的。
　　最为荒谬的，是李先生的卒年，“程文”说是“就在四人帮即将倒台之际，他在一个只有家人知道的寂寞的傍晚悄然离去”。四人帮倒台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其实李先生是于一九七八年八月十八日才作古的。
　　我以为，历史人物该怎样就应怎样去写，做文章总得花点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