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8月10日，上海《文艺新闻》第22号以《鲁迅氏的悲愤——以旧诗寄怀》为题，发表了鲁迅的三首诗。诗前加有编者按：“闻寓沪日人，时有向鲁迅求讨墨迹以作纪念者，氏因情难推却，多写现成诗句酬之以了事。兹从日人方面，寻得氏所作三首如下;并闻此系作于长沙事件后及闻柔石等死耗时，故语多悲愤云。”其一为：
　　 昔闻湘水碧于染，今闻湘水胭脂痕。
　　 湘灵装成照湘水，皓如素月窥彤云。
　　 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无余春。
　　 鼓完瑶瑟人不闻，太平成象盈秋门。
　　 （送S.M.君）
　　 据鲁迅同年3月5日日记和手迹，这首七律是本年“仲春偶作”，书赠“S.M.君”即日本友人松元三郎的;后定题为《湘灵歌》，收入《集外集》，并对个别字词做了修改：“碧于染”改为“碧如染”，“装”易为“妆”，“皓如素月”改成“皎如皓月”。
　　 《湘灵歌》全篇以《楚辞》中“湘灵鼓瑟”的传说展开，借“湘水”“湘灵”“高丘”等抒怀，是一曲专悼湖南英烈的挽歌。《楚辞·远游》云：“张咸池奏承云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咸池》《承云》《九韶》皆为古乐曲;“二女”指舜帝二妃娥皇、女英;湘灵，即湘水之神;海若、冯夷，一为海神，一为河神。奏乐放歌，鼓瑟起舞，本是一幅升平美景，鲁迅却借以书写“中夜”孤立、“芳荃零落”的惨象。首联中的“胭脂痕”，即血痕。颔联“彤云”，当指阴云、乌云。颈联“高丘”，古楚国山名，指湖南，出自屈原《离骚》“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芳荃”，芳草香花，也是《离骚》中的常用意象。尾联“太平成象”，系化用“太平无象”的典故，典出《资治通鉴·唐纪》，唐文宗问宰相牛僧孺：“天下何时当太平？”僧孺答：“太平无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虽非至理，亦谓小康。”意思是当时就是太平之世。“秋门”，古代京都城门，借指南京，也指代中国。全诗大意是：
　　 从前听闻湘江清澈秀丽如染成的碧练，现在却听说已被惨死烈士的鲜血染红。
　　 湘水之神梳妆完毕来到江边凭水自顾，但见皓月般明丽的容颜映在阴沉天空。
　　 繁盛的湖湘大地而今寂寞地夜半孤立，年青志士们如花草横遭摧折春意全无。
　　 湘神抚瑟弹奏美妙的乐曲却无人肯听，一片太平盛世的自吹自擂声遍布国中。
　　 一边是湘水血染、芳草凋零，另一边却是自吹自擂、歌舞升平，前后形成强烈的对比。鲁迅描绘的这幅景象，说明《湘灵歌》不止是一首悼亡之作。正如《文艺新闻》编者按所说，《湘灵歌》和另外两首诗，是鲁迅在“长沙事件后及闻柔石等死耗时”，饱含“悲愤”之情写下的“寄怀”之作，是一曲控诉鞭挞国民党和湖南当局血腥暴行的壮歌。
　　 “长沙事件”，是指1930年8月初红军攻克长沙后被迫撤出，未来得及撤离的地方武装及其后被国民党抓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一事。1930年6月，在“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思想的主导下，中共中央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彭德怀奉命率红三军团“切断武长路”、进逼武汉，7月27日，他趁湖南军阀何键部被抽调湖北布防、长沙空虚的机会，一举攻占长沙。何键急调15个团反扑。鉴于敌我力量悬殊，红三军团于8月5日主动撤出长沙，向浏阳、平江转移。8月6日，何键返抵长沙后恼羞成怒，挨户搜查，凡“行迹可疑”之人一律逮捕，数日内就搜捕近2000人，处决数百人。此时，红三军团和毛泽东率领的红一军团仍在平、浏和株洲、醴陵一带活动，何键胆战心惊，调集重兵在长沙周围布防，同时严令全省“清乡”“铲共”。10月24日，避居在长沙县清泰乡板仓的毛泽东夫人杨开慧被捕，11月14日被枪杀于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刑场。不久，又发生了柔石等遇害事件。1931年1月17日，30多位共产党人在上海东方饭店秘密集会时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其中柔石等23人于2月7日夜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杀害。
　　 自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就实施残酷的“清共”“剿共”政策，其中尤以两湖地区最为惨烈，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多次被破坏，成千上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屠杀，血流成河，惨绝人寰。为制造白色恐怖，何键控制下的《湖南国民日报》《湖南大公报》等对遭到屠杀的共产党員和群众详情逐日登载，连篇累牍。国民党《中央日报》和上海各大报纸如《申报》《时事新报》《新闻报》等也多予转载报道。把中国共产党人“引为同志”的鲁迅拿起手中的笔，对国民党和何键的暴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早在1928年3月郭亮被害并悬首示众时，鲁迅就写下两篇杂文《头》《铲共大观》，以他特有的反讽手法批判湖南当局，指出“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长沙事件”和柔石等死难时，鲁迅处境艰难，不仅信件遭邮局检查，作品出版困难，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1930年3月，他因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受到国民党通缉，不得已在日本友人开设的内山书店避难近1个月。1931年1月20日，柔石等被捕后，考虑到安全问题，鲁迅在上海地下党的建议下，携妻许广平和幼子海婴转移到花园庄旅馆避难，一家人住在紧靠浴室的逼仄的小房间，直到2月28日才返家。长歌当哭，鲁迅在“吟罢低眉无写处”的困境中，以“悲愤”“寄怀”，作诗悼念柔石等和之前在湖南被杀的烈士们。
　　 当时，上海的报刊都不敢登载悼念革命烈士的诗文，“左联五烈士”遇难的消息，还是时任“左联”党团书记冯雪峰通过“左联”外围刊物《文艺新闻》，以读者来信打探烈士下落的方式刊出的。鲁迅的这三首“寄怀”诗，也由冯雪峰通过《文艺新闻》主编袁殊发表出来。袁殊曾回忆道：“鲁迅的湘灵歌三首，诗稿是冯雪峰交来的。诗前按语也是雪峰连同原稿一起交给我的，一则有辩诬之意，当时传说鲁迅与日本人关系不清不白，故按曰：鲁迅‘因情难却，多写现成诗句酬（日人）以了事’;二则托词三首诗为应酬之作，发表鲁迅的寄怀曲笔，故按曰：‘此系作于长沙事件后及闻柔石等死耗时。’”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中国共产党已走过百年历程，《湘灵歌》诗篇也已发表九十载。从《湘灵歌》中，我们可以更具体地感知那凄风苦雨的年代，触摸革命志士们的初心使命，感悟中国共产党的苦难和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