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9月，我将在西湖之畔欢迎各位。”11月16日，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出席G20峰会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G20成员国领导人发出邀请，正式宣布2016年G20领导人峰会将在中国杭州举行。
　　自2008年11月在美国华盛顿首次召开以来，G20峰会这个由危机催生领导人会晤机制，已经走过7个年头。G20机制启动之初，曾展现出的较为高效的政策协调和执行力，对防止全球经济因金融危机而出现螺旋式下滑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也给G20机制从危机应对的“权宜型”转变为经济治理的“模式型”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撑。
　　从历届G20领导人峰会情况来看，中国的“G20足迹”呈现出较为明显的“U形曲线”，即从最初的积极配合，到后来的被动反应，然后是主动的议程设置。某种程度上说，这条曲线也反映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曲折之路。
　　中国之所以重视G20机制，因为它是目前最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留下“中国烙印”的平台，同时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未来世界经济合作。正如布鲁金斯学会学者凯摩尔·德勒斯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上是新来者，但中国如何应对G20，将对国际经济合作前景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不只是危机应对

　　G20机制诞生于金融危机，但反映了世界经济大势。1999年，即亚洲金融危机结束的那一年，出于防止类似危机重演的考虑，在当时的加拿大财长保罗·马丁和美国财长萨默斯的倡议下，组建由主要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组成的二十国集团（G20），定期召开由成员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出席的会议，讨论国际金融问题。保罗·马丁出任加拿大总理后，提议把该会议升级为领导人峰会，但他的这个提议在G7内并没有得到任何响应。当时世界经济版图以欧美为中心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西方依然习惯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布雷顿森林体系“遗产”来处理世界经济事务。
　　2008年9月的华尔街金融风暴，成为改变这一局面的引爆点。随着危机的蔓延，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向G20成员国领导人发出邀请，于当年11月14日～15日聚首华盛顿共商危机应对措施。由小布什总统“仓促”召集的G20领导人峰会，能在危机减缓后得以继续存在并机制化，并非历史的巧合。从世界银行的数据可以看出，1990年代前期，G7的经济总量在世界的占比还超过50%，但这一比例在2015年将下降为30%。在这一时段，新兴经济体中经济增长最为强劲的中国和印度，两国的经济总量占比从约8%，快速增加到约25%。也就是说，G20峰会的存在，绝不仅是布什总统的“即兴发挥”，而是世界经济大势使然。
　　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经济问题学者葆拉·苏巴齐的话说，世界经济已经不再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那样了。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和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在任时甚至呼吁建立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组建新的国际金融实体机构。葆拉·苏巴齐认为，G20论坛升级为领导人级别，为国际经济合作提供了政治动力，主要新兴经济体也得以参与到国际经济决策中来。“现在非常明显的是，管理世界经济不再只是发达国家的事情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也必须参与讨论，更重要的是参与决策过程。”
　　不过，G20峰会能否超越“危机应对”，成长为成熟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还存在不少变数。与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后不久成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同，2008年11月华盛顿的那场会议后，没有诞生任何相应的实体机构。布什在发起G20峰会上展现了领导力，但其继任者奥巴马两届任期内，对这个论坛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领导”兴趣。在如何管理世界经济问题上，西方大国的“恋旧”倾向依然明显。卡梅伦首相对G20峰会也没有其前任戈登·布朗那么大的热情，据称他甚至曾提议把G8缩减为1970年代初的G5（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以非正式的方式磋商世界问题。

中国的G20足迹

　　2008年、2009年这两年的3次G20峰会（2008年11月的G20美国华盛顿峰会、2009年4月的G20英国伦敦峰会以及11月的G20美国匹兹堡峰会）上，中国积极响应峰会中达成的“经济刺激”共识，推出4万亿的庞大经济刺激计划。中国经济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0%也出现在那段时期。与此同时，中国还受邀成为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成员，参与到这些此前由西方创建并主导的国际经济治理机构中。但总体来说，这3次峰会的主导者是美英等发达国家，中国的参与带有“配合”色彩，基本上没有体现出明显的“中国主张”。
　　2010年、2011年的3次峰会（2010年6月G20加拿大多伦多峰会、9月G20韩国首尔峰会以及2011年11月G20法国戛纳峰会）期间，成员国之间的分歧开始出现。经济下滑态势得到遏制之后，美国把关注的焦点转向世界经济失衡，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施压中国。这段时间中国的G20进程总体呈现“守势”特征，但也开始提出“中国主张”并有所斩获。对于中国提出的增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2010年9月的首尔峰会上决定，把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比例提升到6.07%，从第6位上升为第3位（因美国国会阻挠至今未兑现）。
　　2012年G20墨西哥洛斯卡沃斯峰会，正值欧债危机蔓延之际。中国再次积极出手，宣布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资430亿美元，帮助稳定欧洲经济。不过，中国在G20峰会上“姿态”最明显的变化，是从2013年G20圣彼得堡峰会开始的。自那时起直至2014年G20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峰会以及刚刚结束的G20土耳其安塔利亚峰会，中国不仅在峰会上突出“中国贡献”、提出“中国主张”、强调“中国机遇”，还以实际行动牵头打造更符合国际经济现实和发展需求的实体机构。值得注意的是，金砖国家储备银行、亚投行等金融机构，都是在2013年提出并进入筹备阶段。
　　在葆拉·苏巴齐看来，这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对西方国家迟迟不兑现G20峰会上治理机构改革承诺的回应。他认为，这些新兴市场国家主导的机构，将对现有国际金融机制构成潜在威胁，意在给经济治理机制改革施加更大压力。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表明中国在重视G20机制的同时，并没有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而是在积极拓展自身的政策选项，多渠道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G20的七年之痒

　　G20峰会正在遭遇“七年之痒”。澳大利亚前财政部官员麦克·卡拉汉曾这样评价G20峰会进程：随着危机紧迫性的消退，合作的精神正在式微，G20机制的议程变得越来越长，焦点也越来越不集中。客观地说，如今G20峰会的确没有了2008年、2009年时团结一致的氛围。梳理历届G20峰会后发表的声明可以看出，从2010年11月G20美国匹兹堡峰会开始，峰会的关注议题开始扩展到能源安全、气候变化、消除贫困、贸易投资等广泛领域。如此长的“问题清单”，导致G20机制出现“任务过载”，影响了运作效率。
　　在德国全球和区域研究中心学者阿姆瑞塔·纳里卡看来，G20进程可能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他认为，当金融危机的紧迫性降低后，这个机制失去了最初的行动目标，开始通过拓展议事日程来重新自我定位。但议事日程越多，就越不容易得到落实，从而进一步削弱G20机制的角色和可信度。不过，凯摩尔·德勒斯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没有迫在眉睫的危机，对于G20来说或许也是一个机会，可以使其以可持续的方式，处理世界经济面临的中长期重大问题”。
　　“机会”能否被抓住，离不开G20成员国的合作意愿，也需要具有国际影响力与议题设置能力的大国的领导力。葆拉·苏巴齐认为，作为2016年G20峰会的主席国，中国通过设置明确、集中的议程，不仅能体现其对G20的承诺，还能彰显这个论坛在国际经济难点问题上取得进展的潜力。G20这个机制能否走过“七年之痒”，明年的杭州峰会对中国以及G20本身来说，可能都是一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