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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于上海兴业路76号的“一大”会址，是一幢典型的上海石库门里弄建筑，在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中，它实在是太朴实，也太普通了。如果不是门前飘扬的红旗和醒目的标志，行色匆匆的人们都不会在这里驻足停留。然而，对于7080万中国共产党党员，这里是母亲的诞生地，对于13亿中国人民，这里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
在党的“一大”会址参观，我的脑海里总是闪现着53与7080万这一组数据，挥之不去。截至2005年底，我们党的总人数已从建党初期的53人发展到7080万。这不是一组普通的数据，它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的政治象征和富有哲学意义的昭示。
坐落于上海兴业路76号的“一大”会址，是一幢典型的上海石库门里弄建筑，在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鳞次栉比的商楼大厦中，它实在是太朴实，也太普通了。如果不是门前飘扬的红旗和醒目的标志，行色匆匆的人们都不会在这里驻足停留。然而，对于7080万中国共产党党员，这里是母亲的诞生地，对于13亿中国人民，这里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这幢普通砖木结构房屋客厅里召开的。客厅面积不大，陈设也很简朴。橙黄的灯光照耀在深红色的板墙和地板上，呈现出一派庄重气氛。条型餐桌上摆放着花瓶茶具，12只圆凳和几把椅子茶几环绕四周。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明、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等13名心忧天下、决心拨正历史船头的青年人，代表全国的53名党员出席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也前来助阵。代表们或坐或立，意气风发，神情激昂，展望着中国革命的光明未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犹如黑暗中进发出的燧石火花，将石破天惊地改写中国的历史。
这13名代表，都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在李大钊、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先驱者的引领下，志同道合，南北呼应，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火种。五四时期的青年中，曾流传着这样一首小诗：“北李南陈，两大星辰。漫漫长夜，吾辈仰承”。
大会前几天开得非常顺利。不料，第四次会议刚开始不久，一个穿长衫的陌生中年男子突然闯进会场，东张西望，又匆忙借故离开，富有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感到情况不对，当机立断，让代表分别离开。果然，一刻钟后，法租界巡捕房派侦探包围了这所房屋。他们气势汹汹地盘问房屋的主人李汉俊，并翻箱倒柜地严密搜查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查出什么证据来，只得悻悻离开。这个有惊无险的插曲，引起了代表们的警觉，临时决定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召开。大会讨论确定了党的纲领和工作决议，选举了中央局领导机构，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古老的华夏大地，开天辟地的有了无产阶级自己的政党。从此，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开始燎原。
我在纪念馆内徜徉，英国巡警的警服警棍、《共产黨宣言》封面上马克思洞穿历史底蕴的眼睛，李大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抱负，《新青年》惊世骇俗的救国主张……这里的一张张斑驳的图片，一件件弥足珍贵的文物，一本本泛黄的书册，仿佛让我走进了时光隧道，思维的触角伸向了历史的深处。我的目光被一块刻有MOR的灰色上海英租界界碑所吸引，这是19世纪初外国列强瓜分中国的象征，百余年后重温这段历史，它仍像一块巨石压在我的心头，透不过气来。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接踵而至，紧闭的国门被坚船利炮轰开，锈蚀的长矛难以抵挡凶悍的倭寇，“威震外夷”的铁炮，最终也在硝烟中沉入江底……在黑云翻滚的旧中国，为了实现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探索和英勇斗争，但都留下了一串串血泪的失败记录。严酷的现实告诉人们，各派政治力量的苦斗，各种救国主张的探索，没有先进的理论指导，纵然有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仍都无法将历史的车轮推向新的轨道。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的光辉历程。从此，中国革命的航船不断驶向胜利的彼岸。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从1921年到2006年，从党的“一大”到党的十六大，中国共产党在疾风浊浪中行船，在血与火中锻造，在险恶的环境中搏击，不知越过了多少暗礁，战胜了多少艰难险阻。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共产主义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激起了历史长河跌宕起伏的波澜。然而，中国共产党这艘航船却依然高举红旗，乘风破浪，一往无前，从“一大”的53名党员发展成为7080万党员的大党。这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始终有先进理论指导和勇于自省的精神，具有决定意义。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从“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从建党到党建，中国共产党在漫长的85个春秋里，始终根据中国的实际不断探索，开拓创新，永葆先进性，每一次思想的解放、理论的创新发展和对自我的不断修正，都给中国带来新的飞跃和辉煌。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只有与时俱进，顺乎潮流，才能保持生机与活力。
列宁说，保持一个政权要比夺取政权更加艰难。当年，民主人士黄炎培曾在延安问毛泽东：“如何才能跳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无独有偶，傅作义将军在把北平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时候，也曾提出：“国民党取得政权后20年就腐化了，结果被人民打倒。共产党执政30年、40年后，是不是也会腐化?”中国共产党80余年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实际行动，是对这个问题最好的回答。从延安整风到西柏坡的“进京赶考”，从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到“八荣八耻”，我们党的肌体在一次又一次的自我修正中变得更加纯洁和坚强。1956年2月的一天，党的“一大”代表、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同志故地重游，来到了党的起点。当走进“一大”会址的时候，他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忆起了中国共产党不断壮大的历程，看到了“红旗漫卷”的理想在今天得以实现，当年与他一起参加会议的代表如今命运迥异，在乱云飞渡、波滚浪翻的时代的大潮中沉浮。他们中有的成了党的领袖，有的自动脱党，还有的背叛革命沦为罪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谁嘲弄历史，历史也嘲弄他。于是，他欣然挥毫写下了“作始也简，将毕也钜”这八个饱含人生沧桑和生命哲理的题词。它告诉人们继承一个事业，要比开创这个事业更加伟大和艰巨。
从“一大”会址出来，我走在繁华的大街上，川流不息的车流、五光十色的商店，熙熙攘攘的人群组成上海这座现代化大都市特有的韵律。回头再深情地凝视着这座建筑，和煦的阳光给它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辉。上海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正在努力构建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不正是我们党建党之初起所追求的目标吗?数学上有一个无穷大的概念：当分子一定的时候，分母趋于无穷小，分数值就趋于无穷大。从53到7080万，我们由此可以设想，如果把党的正确理论作为分子，把党的过失作为分母，只要我们自觉地把分母降至无穷小，中国共产党将不断发展壮大，这也许是一个政党保持长盛不衰的生命哲学。
在党的“一大”会址参观，我的脑海里总是闪现着53与7080万这一组数据，挥之不去。截至2005年底，我们党的总人数已从建党初期的53人发展到7080万。这不是一组普通的数据，它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的政治象征和富有哲学意义的昭示。
坐落于上海兴业路76号的“一大”会址，是一幢典型的上海石库门里弄建筑，在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鳞次栉比的商楼大厦中，它实在是太朴实，也太普通了。如果不是门前飘扬的红旗和醒目的标志，行色匆匆的人们都不会在这里驻足停留。然而，对于7080万中国共产党党员，这里是母亲的诞生地，对于13亿中国人民，这里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这幢普通砖木结构房屋客厅里召开的。客厅面积不大，陈设也很简朴。橙黄的灯光照耀在深红色的板墙和地板上，呈现出一派庄重气氛。条型餐桌上摆放着花瓶茶具，12只圆凳和几把椅子茶几环绕四周。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明、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等13名心忧天下、决心拨正历史船头的青年人，代表全国的53名党员出席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也前来助阵。代表们或坐或立，意气风发，神情激昂，展望着中国革命的光明未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犹如黑暗中进发出的燧石火花，将石破天惊地改写中国的历史。
这13名代表，都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在李大钊、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先驱者的引领下，志同道合，南北呼应，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火种。五四时期的青年中，曾流传着这样一首小诗：“北李南陈，两大星辰。漫漫长夜，吾辈仰承”。
大会前几天开得非常顺利。不料，第四次会议刚开始不久，一个穿长衫的陌生中年男子突然闯进会场，东张西望，又匆忙借故离开，富有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感到情况不对，当机立断，让代表分别离开。果然，一刻钟后，法租界巡捕房派侦探包围了这所房屋。他们气势汹汹地盘问房屋的主人李汉俊，并翻箱倒柜地严密搜查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查出什么证据来，只得悻悻离开。这个有惊无险的插曲，引起了代表们的警觉，临时决定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召开。大会讨论确定了党的纲领和工作决议，选举了中央局领导机构，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古老的华夏大地，开天辟地的有了无产阶级自己的政党。从此，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开始燎原。
我在纪念馆内徜徉，英国巡警的警服警棍、《共产黨宣言》封面上马克思洞穿历史底蕴的眼睛，李大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抱负，《新青年》惊世骇俗的救国主张……这里的一张张斑驳的图片，一件件弥足珍贵的文物，一本本泛黄的书册，仿佛让我走进了时光隧道，思维的触角伸向了历史的深处。我的目光被一块刻有MOR的灰色上海英租界界碑所吸引，这是19世纪初外国列强瓜分中国的象征，百余年后重温这段历史，它仍像一块巨石压在我的心头，透不过气来。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接踵而至，紧闭的国门被坚船利炮轰开，锈蚀的长矛难以抵挡凶悍的倭寇，“威震外夷”的铁炮，最终也在硝烟中沉入江底……在黑云翻滚的旧中国，为了实现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探索和英勇斗争，但都留下了一串串血泪的失败记录。严酷的现实告诉人们，各派政治力量的苦斗，各种救国主张的探索，没有先进的理论指导，纵然有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仍都无法将历史的车轮推向新的轨道。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的光辉历程。从此，中国革命的航船不断驶向胜利的彼岸。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从1921年到2006年，从党的“一大”到党的十六大，中国共产党在疾风浊浪中行船，在血与火中锻造，在险恶的环境中搏击，不知越过了多少暗礁，战胜了多少艰难险阻。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共产主义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激起了历史长河跌宕起伏的波澜。然而，中国共产党这艘航船却依然高举红旗，乘风破浪，一往无前，从“一大”的53名党员发展成为7080万党员的大党。这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始终有先进理论指导和勇于自省的精神，具有决定意义。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从“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从建党到党建，中国共产党在漫长的85个春秋里，始终根据中国的实际不断探索，开拓创新，永葆先进性，每一次思想的解放、理论的创新发展和对自我的不断修正，都给中国带来新的飞跃和辉煌。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只有与时俱进，顺乎潮流，才能保持生机与活力。
列宁说，保持一个政权要比夺取政权更加艰难。当年，民主人士黄炎培曾在延安问毛泽东：“如何才能跳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无独有偶，傅作义将军在把北平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时候，也曾提出：“国民党取得政权后20年就腐化了，结果被人民打倒。共产党执政30年、40年后，是不是也会腐化?”中国共产党80余年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实际行动，是对这个问题最好的回答。从延安整风到西柏坡的“进京赶考”，从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到“八荣八耻”，我们党的肌体在一次又一次的自我修正中变得更加纯洁和坚强。1956年2月的一天，党的“一大”代表、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同志故地重游，来到了党的起点。当走进“一大”会址的时候，他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忆起了中国共产党不断壮大的历程，看到了“红旗漫卷”的理想在今天得以实现，当年与他一起参加会议的代表如今命运迥异，在乱云飞渡、波滚浪翻的时代的大潮中沉浮。他们中有的成了党的领袖，有的自动脱党，还有的背叛革命沦为罪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谁嘲弄历史，历史也嘲弄他。于是，他欣然挥毫写下了“作始也简，将毕也钜”这八个饱含人生沧桑和生命哲理的题词。它告诉人们继承一个事业，要比开创这个事业更加伟大和艰巨。
从“一大”会址出来，我走在繁华的大街上，川流不息的车流、五光十色的商店，熙熙攘攘的人群组成上海这座现代化大都市特有的韵律。回头再深情地凝视着这座建筑，和煦的阳光给它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辉。上海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正在努力构建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不正是我们党建党之初起所追求的目标吗?数学上有一个无穷大的概念：当分子一定的时候，分母趋于无穷小，分数值就趋于无穷大。从53到7080万，我们由此可以设想，如果把党的正确理论作为分子，把党的过失作为分母，只要我们自觉地把分母降至无穷小，中国共产党将不断发展壮大，这也许是一个政党保持长盛不衰的生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