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键词】韩国 儒学 传播 近代化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从海外研究的视角来考察中国儒学，可以说，韩国儒学是最有代表性的范例。直到今天，韩国依然是世界上儒学传统保存最好的国家之一。中韩互为友好邻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交流中，两国人民互学互鉴、共同发展，形成了基本相似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理念。无论在历史上还是今天，儒学对韩国社会的发展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
韩国儒学思想的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檀君神话，这是关于韩国民族起源的神话。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时期，汉字的使用开始普及，各国开始记录国史，并逐渐实现思想的体系化。三国君主逐渐认识到儒学在治国理政方面的重要作用，并使之与本土固有思想实现结合。668年新罗统一三国后，儒学在政治与生活伦理上的作用进一步强化。丽末鲜初（高丽末期朝鲜初期）为韩国从思想上开启了儒学一统天下之门。
朝鲜王朝500余年的统治无疑奠定了儒学的官方权威地位，但近代被日本殖民统治的命运却使得儒学的前途黯然无光。当时的知识分子甚至提出了“儒学亡国论”，认为朝鲜儒学太专注于“空理空谈”而忽视于经世致用的实践，所以是导致国家灭亡的元凶。近代学者朴殷植曾将儒学的弊端归结为“分裂的朋党政治；因循守旧而不革新的传统；空谈礼仪而不重视经济的虚荣；重视个人道德修养而忽视国家问题”，等等。不仅如此，朴正熙时代还强调“反共”和“忠孝”，并将其作为独裁体制正当化的意识形态，从而使得儒学陷入更加受批判的境地。
尽管如此，在近代开港不过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曾经是韩国弱项的科学技术一跃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韩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也在此基础上一举迈进世界前列。不仅如此，韩国还成功实现了有步骤的民主主义，这就使得韩国经济界和学界纷纷在思考“我们为什么会成功”。最后，他们找到了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要因，即“儒家资本主义论”。其核心要点是：儒家文化传统对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源的培养起到了重要作用；儒家式的政治秩序和社会传统使得国家政策得以有效贯彻执行，并在强有力的资源动员和调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儒家的家族共同体主义、重视诚信道德等传统伦理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韩国现代史上，上世纪90年代对儒学的研究和讨论特别活跃，这与取得“汉江奇迹”之后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密切相关。学界对儒学的关注程度说明了其在韩国社会的复兴。再往前追溯，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高度、压缩性的成长使得韩国最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这就为反思传统文化建立了良好的契机。解放后50余年的时间里，韩国通过不断的民主化斗争，于1993年结束了军部统治，建立了文人政府，实现了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两个进程。这种自豪感使得韩国人开始将关注方向从过去的西方文明转移到探讨韩国文化中来。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术界兴起“东亚论”的理由就在此。1997年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暴露出东亚经济模式的局限性。与此同时，所谓的“亚洲价值”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韩国学者金景日所著《只有消灭孔子，国家才能存活》一书与肤浅的商业主义相结合，在社会上掀起一股“孔子论争”，于是儒学被视为经济危机的主凶以及导致当今社会发生病变的毒瘤。学界也有人提出要从儒学中另谋出路的反论，即“儒学对策论”。
可见，现代韩国社会对儒学的认识是两面的，即“光辉与阴影并存”“批判与力挺并存”。韩国学者认为，儒学本身就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性：它既是经济发展的动因，又是经济危机的主犯；它既是权威主义的封建伦理，又是可以与民权、正义等现代民主并存的政治伦理，也是可以弥补西方自由主义缺陷的对策；它既是束缚女性的桎梏，又为我们提供了两性相伴伦理的理论依据。
尽管有上述评价，但韩国学界仍在尝试儒学与民主主义、资本主义、家族主义等相结合的问题。当然，这种尝试也具有一定局限性。有人批判说，这些只能限于或者止步于讨论而已，因为“东亚论”“亚洲价值”“儒家资本主义论”等都是基于或引用西方的理论来研究东方。还有人主张要对“共同体主义”进行再诠释。因为立足于家族纽带基础上的儒家共同体主义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动因，也是因学缘、地缘、血缘等关系网络而阻碍经济发展的人情主义的主犯。即便如此，这种共同体主义一定程度上也是克服西方个人主义弊端的對策。
受上述影响，当今韩国社会对儒学的认识也存在积极与消极的两面性。积极因素主要体现在：它创造了朝鲜时期500余年辉煌的历史文化，正是这些才使得韩国的文化遗产和文化商品在世界广受欢迎；重视道德和正义的朝鲜儒生们所具有的儒雅教养和朴素意识是韩国人精神力量的源泉；韩流的成功、韩国文学地位的提升以及韩国文化产业的发达离不开儒学追求真善美的伦理价值；韩国社会高涨的教育热正是在儒学重视人才的环境下形成的，这与韩国快速发展为尖端技术强国密切相关。
消极认识主要体现在：儒学男尊女卑的男权主义思想一直是压迫现代女性的桎梏，特别是很多家庭妇女对此怨言颇深；长幼有序的位阶秩序以及排名意识非常压抑年轻人的心理及成长空间，导致他们回避质疑或提出真实意见；大企业家族式的经营理念以及职场以权谋私等问题都来源于传统儒学的陋习等。
相较于古代历史上曾在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学，当前韩国儒学的发展面临诸多方面的问题与挑战，主要如下：
首先，信奉儒教的人口比例在逐渐下降。统计显示，近年来不仅儒教人口在总体宗教人口中的比重最低，而且人数也在逐年减少，2015年仅为1995年的1/3。2015年韩国儒教人口总数占据总人口（按5000万计算）的比例仅为0.151%。这一趋势不免会令人产生韩国儒教信徒会随着时间而消失的担忧。尽管儒学作为一种生活理念仍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但相比于其他宗教，大部分韩国人越来越羞于表达自己是儒教的忠实信奉者，这与韩国传统意义上儒学的墨守成规以及回避创新有着很大关联。 其次，家族主义思想走向淡化。家族主义是推动韩国近代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上世纪60年代，随着产业经济的发展，西方的个人主义正式进入韩国并逐步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特别是近些年韩国经济不景气、生活及教育成本大幅上涨以及失业率居高不下，不婚不育、晚婚少育以及老龄化现象越来越突出，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棘手问题。《纽约时报》评论指出，在经济和人口的双重挑战下，韩国家庭所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孤独死亡”的案例明显增加，传统的家庭结构正在发生改变，以儒家为基础的“养儿防老”观念在现实中执行越来越难。这会极大降低以家庭道德为基础的儒学的社会影响力。
再者，成均馆面临财力与人力不足等问题。作为朝鲜王朝儒学的权威重镇，成均馆在历史上可谓显赫一时。今天的成均馆虽然是韩国儒林的核心组织，但内部却出现了因财政预算不足而导致发展迟缓、因人力不足而导致组织活动减少、因派系斗争而导致力量分散等问题。不仅如此，就人才培养来看，成均馆儒林组织的整体学问素质也下降严重，参与其中的大多是不具备专业素养的一般社会人士，而且老年人偏多，这就导致儒学越来越被年轻一代边缘化；而派系斗争又导致很多具备专业知识的大学教授不愿参与其中，如此就使得儒林后备人才的培养出现短缺。此外，缺少信息化、人工智能化手段，也是成均馆在舆论传播和教学方面的短板。
最后，传统乡校、书院等教育设施也呈现不足的状态。目前在韩国约有234所乡校和581所书院。乡校迄今仍然发挥着地方儒学教育中心的作用。每年成均馆与儒林会遴选5所示范乡校，并推荐韩国政府重点资助。韩国传统书院基本保存完好，并且于2019年7月以“韩国新儒家书院”为名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与目前韩国国内教会约70000所、寺庙约17100所、圣堂约1756所的数字相比，234所乡校的数量实在是寥寥无几。以韩国总人口5000万为基准，相当于约每124000人使用一所乡校。不仅如此，目前韩国传统书院基本处于政府保护下并作为文化遗产来维护或展示，并没有重新恢复或激活其新的社会教育职能。
作为受儒学影响最深的东亚国家之一，韩国今后儒学的发展可谓任重道远。如前所述，在思想自由、文化多元的韩国社会，儒教人口减少、家族主义淡薄、财力和人力不足、传统书院等教育资源的稀缺等问题都严重制约着儒学的发展。
照此发展，预计到2025年，韩国儒教人口的数字将停留在5万人左右。 老龄化问题的加重也更加凸显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而且预计今后拥有坚定意志和极大兴趣来投入儒学发展和振兴的人才也将非常稀缺，人才队伍及脉络传承就显得愈发紧迫。为此，韩国成均馆于2017年4月制定了《儒教与成均馆中长期发展规划》，并提出了“动员一切力量，改变所有可以改变的”作为行动口号，同时强调“变化是生存的必要条件”。这份规划重点提出了改革中央组织与地方组织的必要性，主要从改善印象、高效运营、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来进行，力争最大程度上发挥成均馆的主导作用，进而实现韩国儒学的复兴。其中还特别提到了中国儒学和传统文化的复兴，认为韩国儒学应该借此东风，加大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为自身发展提供更好契机。
韩国政府也意识到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除了在财政上大力支持儒学外，还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如以缩短工作时间、增加上班族娱乐休闲为主要内容的“work and life balance（工作与生活平衡）”。这项措施不仅会促进各种文化消费，而且很大程度上将会增加父母与子女等家庭成员的相处时间，对强化家族纽带具有推动作用。不仅如此，政府还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来鼓励生育、应对老龄化问题等。同时，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文化财厅与地方自治团体联手于2017年开始实施如下内容：积极支持书院与乡校的振兴事业；重点打造兼具历史厚重感与现实生动感的乡校和书院；努力探索書院与乡校的现代化经营模式；大力资助优秀的书院和乡校振兴项目等。
综上可见，当下韩国儒学的振兴和发展刻不容缓，韩国社会也为此付出了积极努力。特别是韩流文化在全球的成功让韩国在文化方面有着强烈的自尊心和自豪感，一系列文化古迹的申遗成功又激励了韩国发展传统文化的信心和决心。尽管儒学在近代曾遭遇曲折，但对大部分韩国人而言，不管儒学是否为宗教，其传统理念（仁义礼智信等）依然是人们日常生活践行的伦理规范。当前，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对韩国儒学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遇。中韩文化交流对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至关重要，儒学正是加强两国文化交流的精神纽带。
（作者分别为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注：本文系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项目“在华韩国人的‘中国观’及其传播路径研究”（项目编号：AMRC2017-8）、复旦大学2020原创科研个性化项目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邢丽菊：《韩国儒学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②邢丽菊、崔英辰：《儒学如何在韩国传播？》，中国新闻社，2021年9月27日。
③陈晟秀：《韩国儒教现状和现代化策略》，搜狐网，2018年7月3日。
责编/谷漩 美编/杨玲玲
从海外研究的视角来考察中国儒学，可以说，韩国儒学是最有代表性的范例。直到今天，韩国依然是世界上儒学传统保存最好的国家之一。中韩互为友好邻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交流中，两国人民互学互鉴、共同发展，形成了基本相似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理念。无论在历史上还是今天，儒学对韩国社会的发展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
近现代韩国的儒学观
韩国儒学思想的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檀君神话，这是关于韩国民族起源的神话。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时期，汉字的使用开始普及，各国开始记录国史，并逐渐实现思想的体系化。三国君主逐渐认识到儒学在治国理政方面的重要作用，并使之与本土固有思想实现结合。668年新罗统一三国后，儒学在政治与生活伦理上的作用进一步强化。丽末鲜初（高丽末期朝鲜初期）为韩国从思想上开启了儒学一统天下之门。
朝鲜王朝500余年的统治无疑奠定了儒学的官方权威地位，但近代被日本殖民统治的命运却使得儒学的前途黯然无光。当时的知识分子甚至提出了“儒学亡国论”，认为朝鲜儒学太专注于“空理空谈”而忽视于经世致用的实践，所以是导致国家灭亡的元凶。近代学者朴殷植曾将儒学的弊端归结为“分裂的朋党政治；因循守旧而不革新的传统；空谈礼仪而不重视经济的虚荣；重视个人道德修养而忽视国家问题”，等等。不仅如此，朴正熙时代还强调“反共”和“忠孝”，并将其作为独裁体制正当化的意识形态，从而使得儒学陷入更加受批判的境地。
尽管如此，在近代开港不过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曾经是韩国弱项的科学技术一跃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韩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也在此基础上一举迈进世界前列。不仅如此，韩国还成功实现了有步骤的民主主义，这就使得韩国经济界和学界纷纷在思考“我们为什么会成功”。最后，他们找到了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要因，即“儒家资本主义论”。其核心要点是：儒家文化传统对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源的培养起到了重要作用；儒家式的政治秩序和社会传统使得国家政策得以有效贯彻执行，并在强有力的资源动员和调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儒家的家族共同体主义、重视诚信道德等传统伦理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韩国现代史上，上世纪90年代对儒学的研究和讨论特别活跃，这与取得“汉江奇迹”之后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密切相关。学界对儒学的关注程度说明了其在韩国社会的复兴。再往前追溯，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高度、压缩性的成长使得韩国最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这就为反思传统文化建立了良好的契机。解放后50余年的时间里，韩国通过不断的民主化斗争，于1993年结束了军部统治，建立了文人政府，实现了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两个进程。这种自豪感使得韩国人开始将关注方向从过去的西方文明转移到探讨韩国文化中来。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术界兴起“东亚论”的理由就在此。1997年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暴露出东亚经济模式的局限性。与此同时，所谓的“亚洲价值”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韩国学者金景日所著《只有消灭孔子，国家才能存活》一书与肤浅的商业主义相结合，在社会上掀起一股“孔子论争”，于是儒学被视为经济危机的主凶以及导致当今社会发生病变的毒瘤。学界也有人提出要从儒学中另谋出路的反论，即“儒学对策论”。
可见，现代韩国社会对儒学的认识是两面的，即“光辉与阴影并存”“批判与力挺并存”。韩国学者认为，儒学本身就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性：它既是经济发展的动因，又是经济危机的主犯；它既是权威主义的封建伦理，又是可以与民权、正义等现代民主并存的政治伦理，也是可以弥补西方自由主义缺陷的对策；它既是束缚女性的桎梏，又为我们提供了两性相伴伦理的理论依据。
尽管有上述评价，但韩国学界仍在尝试儒学与民主主义、资本主义、家族主义等相结合的问题。当然，这种尝试也具有一定局限性。有人批判说，这些只能限于或者止步于讨论而已，因为“东亚论”“亚洲价值”“儒家资本主义论”等都是基于或引用西方的理论来研究东方。还有人主张要对“共同体主义”进行再诠释。因为立足于家族纽带基础上的儒家共同体主义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动因，也是因学缘、地缘、血缘等关系网络而阻碍经济发展的人情主义的主犯。即便如此，这种共同体主义一定程度上也是克服西方个人主义弊端的對策。
当前韩国儒学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受上述影响，当今韩国社会对儒学的认识也存在积极与消极的两面性。积极因素主要体现在：它创造了朝鲜时期500余年辉煌的历史文化，正是这些才使得韩国的文化遗产和文化商品在世界广受欢迎；重视道德和正义的朝鲜儒生们所具有的儒雅教养和朴素意识是韩国人精神力量的源泉；韩流的成功、韩国文学地位的提升以及韩国文化产业的发达离不开儒学追求真善美的伦理价值；韩国社会高涨的教育热正是在儒学重视人才的环境下形成的，这与韩国快速发展为尖端技术强国密切相关。
消极认识主要体现在：儒学男尊女卑的男权主义思想一直是压迫现代女性的桎梏，特别是很多家庭妇女对此怨言颇深；长幼有序的位阶秩序以及排名意识非常压抑年轻人的心理及成长空间，导致他们回避质疑或提出真实意见；大企业家族式的经营理念以及职场以权谋私等问题都来源于传统儒学的陋习等。
相较于古代历史上曾在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学，当前韩国儒学的发展面临诸多方面的问题与挑战，主要如下：
首先，信奉儒教的人口比例在逐渐下降。统计显示，近年来不仅儒教人口在总体宗教人口中的比重最低，而且人数也在逐年减少，2015年仅为1995年的1/3。2015年韩国儒教人口总数占据总人口（按5000万计算）的比例仅为0.151%。这一趋势不免会令人产生韩国儒教信徒会随着时间而消失的担忧。尽管儒学作为一种生活理念仍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但相比于其他宗教，大部分韩国人越来越羞于表达自己是儒教的忠实信奉者，这与韩国传统意义上儒学的墨守成规以及回避创新有着很大关联。 其次，家族主义思想走向淡化。家族主义是推动韩国近代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上世纪60年代，随着产业经济的发展，西方的个人主义正式进入韩国并逐步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特别是近些年韩国经济不景气、生活及教育成本大幅上涨以及失业率居高不下，不婚不育、晚婚少育以及老龄化现象越来越突出，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棘手问题。《纽约时报》评论指出，在经济和人口的双重挑战下，韩国家庭所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孤独死亡”的案例明显增加，传统的家庭结构正在发生改变，以儒家为基础的“养儿防老”观念在现实中执行越来越难。这会极大降低以家庭道德为基础的儒学的社会影响力。
再者，成均馆面临财力与人力不足等问题。作为朝鲜王朝儒学的权威重镇，成均馆在历史上可谓显赫一时。今天的成均馆虽然是韩国儒林的核心组织，但内部却出现了因财政预算不足而导致发展迟缓、因人力不足而导致组织活动减少、因派系斗争而导致力量分散等问题。不仅如此，就人才培养来看，成均馆儒林组织的整体学问素质也下降严重，参与其中的大多是不具备专业素养的一般社会人士，而且老年人偏多，这就导致儒学越来越被年轻一代边缘化；而派系斗争又导致很多具备专业知识的大学教授不愿参与其中，如此就使得儒林后备人才的培养出现短缺。此外，缺少信息化、人工智能化手段，也是成均馆在舆论传播和教学方面的短板。
最后，传统乡校、书院等教育设施也呈现不足的状态。目前在韩国约有234所乡校和581所书院。乡校迄今仍然发挥着地方儒学教育中心的作用。每年成均馆与儒林会遴选5所示范乡校，并推荐韩国政府重点资助。韩国传统书院基本保存完好，并且于2019年7月以“韩国新儒家书院”为名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与目前韩国国内教会约70000所、寺庙约17100所、圣堂约1756所的数字相比，234所乡校的数量实在是寥寥无几。以韩国总人口5000万为基准，相当于约每124000人使用一所乡校。不仅如此，目前韩国传统书院基本处于政府保护下并作为文化遗产来维护或展示，并没有重新恢复或激活其新的社会教育职能。
今后韩国儒学的发展前景
作为受儒学影响最深的东亚国家之一，韩国今后儒学的发展可谓任重道远。如前所述，在思想自由、文化多元的韩国社会，儒教人口减少、家族主义淡薄、财力和人力不足、传统书院等教育资源的稀缺等问题都严重制约着儒学的发展。
照此发展，预计到2025年，韩国儒教人口的数字将停留在5万人左右。 老龄化问题的加重也更加凸显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而且预计今后拥有坚定意志和极大兴趣来投入儒学发展和振兴的人才也将非常稀缺，人才队伍及脉络传承就显得愈发紧迫。为此，韩国成均馆于2017年4月制定了《儒教与成均馆中长期发展规划》，并提出了“动员一切力量，改变所有可以改变的”作为行动口号，同时强调“变化是生存的必要条件”。这份规划重点提出了改革中央组织与地方组织的必要性，主要从改善印象、高效运营、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来进行，力争最大程度上发挥成均馆的主导作用，进而实现韩国儒学的复兴。其中还特别提到了中国儒学和传统文化的复兴，认为韩国儒学应该借此东风，加大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为自身发展提供更好契机。
韩国政府也意识到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除了在财政上大力支持儒学外，还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如以缩短工作时间、增加上班族娱乐休闲为主要内容的“work and life balance（工作与生活平衡）”。这项措施不仅会促进各种文化消费，而且很大程度上将会增加父母与子女等家庭成员的相处时间，对强化家族纽带具有推动作用。不仅如此，政府还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来鼓励生育、应对老龄化问题等。同时，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文化财厅与地方自治团体联手于2017年开始实施如下内容：积极支持书院与乡校的振兴事业；重点打造兼具历史厚重感与现实生动感的乡校和书院；努力探索書院与乡校的现代化经营模式；大力资助优秀的书院和乡校振兴项目等。
综上可见，当下韩国儒学的振兴和发展刻不容缓，韩国社会也为此付出了积极努力。特别是韩流文化在全球的成功让韩国在文化方面有着强烈的自尊心和自豪感，一系列文化古迹的申遗成功又激励了韩国发展传统文化的信心和决心。尽管儒学在近代曾遭遇曲折，但对大部分韩国人而言，不管儒学是否为宗教，其传统理念（仁义礼智信等）依然是人们日常生活践行的伦理规范。当前，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对韩国儒学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遇。中韩文化交流对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至关重要，儒学正是加强两国文化交流的精神纽带。
（作者分别为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注：本文系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项目“在华韩国人的‘中国观’及其传播路径研究”（项目编号：AMRC2017-8）、复旦大学2020原创科研个性化项目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邢丽菊：《韩国儒学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②邢丽菊、崔英辰：《儒学如何在韩国传播？》，中国新闻社，2021年9月27日。
③陈晟秀：《韩国儒教现状和现代化策略》，搜狐网，2018年7月3日。
责编/谷漩 美编/杨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