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上，明朝文学家归有光（1507—1571）是一颗璀璨的明珠。他的文风上承“唐宋”，下启“桐城”，留下了许多传世佳作。比如入选中学教材的《项脊轩志》，其中“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一句，仅用不加修饰的短短数语，却感动了数百年来的无数读者，足见作者文笔功力之深。或许是造化弄人，归有光虽然满腹经纶，却在科场屡屡失意，在六十花甲之年才得以考中进士。在归有光漫长的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只是一介书生而已。但可贵的是，他真正做到了“位卑未敢忘忧国”。他曾亲自考察吴淞水患，写下大量文章，向政府提出一系列治理方略。当倭寇入侵时，他又奋起抗争，贡献了许多御敌良策。在为国家大事奉献之余，归有光还曾为一位含冤而逝的弱女子秉笔鸣冤。字里行间，尽显读书人的正义情怀，令人感动不已。

离奇命案

　　明朝嘉靖二十三年（1544）农历五月十六日，在嘉定安亭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命案。有民女张氏，系嘉定曹巷人张燿之女，十八岁时嫁给嘉兴人汪客之子为妇，随夫家侨居安亭。汪客年岁已老，嗜酒如命，终日酩酊大醉。他的妻子汪妪，便乘机与人私通，经常招惹一些流氓恶少到家中饮酒作乐。汪氏夫妇的儿子娶妻张氏之后，汪妪非但恶习不改，还强迫张氏陪侍，想拉她下水，以防其揭发自己。张氏坚决不从，私下里问自己的丈夫：“这些都是什么人？”丈夫回答说：“这些都是我父亲多年的好朋友，经常到家中做客。”张氏说：“好朋友岂能做这样的事？婆婆如此，岂不羞愧死？”可惜的是，张氏人微言轻，无力改变局面。
　　一天，汪妪竟和这群流氓一起沐浴，呼唤儿媳张氏提热水侍奉。张氏以为只是婆婆洗澡，遂提水前往服侍。万万没有想到，屋里竟有其他男人。张氏大惊失色，便跑回了娘家，连日大哭不止，谁也问不出缘由。母亲费了好大力气劝说，张氏才据实相告。又过了好一阵子，汪妪来到张家对儿媳道歉，好言相劝让她回夫家。张氏回夫家之后，汪妪原形毕露，对她百般凌辱。张女经常对丈夫哭诉，让他管管这些恶少，还曾劝公公汪客，让他少饮一些酒。然而汪客父子终不醒悟，反而把这些话告诉汪妪，让张氏吃了不少苦头。

　　在这群恶少之中，有一人名叫胡岩，生性凶恶狡猾，其他人都听其指使。有一天，胡岩聚众谈道：“汪妪已经老了，我们跟她混在一起不过是为了图财而已。新娘子非常不错，我们已经搞定了她的婆婆，她还能逃到天上吗？”于是在某次饮酒之时，胡岩等四人强迫张氏陪酒。张氏不允，胡岩便从后面抢去了张氏的金钗。张氏边哭边骂，汪妪把自己的钗子拿给张氏，张氏又怒折其钗。过了一会，胡岩等人又来侵犯张氏。张氏大呼“杀人、杀人”，拿起木棒自卫，打跑了胡岩等人。受此侮辱，张氏伤心欲绝，回到房中大哭不已。第二天，张氏呼吸已渐微弱，到了傍晚，便打算自尽。胡岩与汪妪恐事情泄露，便把张氏绑到床上，自己则继续畅饮。过了一会，他们便痛下杀手，残忍地杀害了年仅十九岁的张氏。然后纵火烧房，焚尸灭迹。万幸邻居们赶来救火，抢出了张氏遗体并向官府报案。

荒唐判决

　　正当汪家火起之时，胡岩等人乘乱逃走。当时，有钱有势的豪强杀人，通常毁尸灭迹。官府则常以证据不足为由，不再深究。张氏之死由于尸体并未完全毁灭，遂进入司法程序。胡岩父子为了逃脱罪名，想起汪家有个仆人名叫王秀，也曾与汪妪私通，只不过后来被辞。他们用重金引诱王秀前来，让汪客到官府诬告张氏与王秀通奸、自杀。与此同时，胡岩父子又重金贿赂张氏之父张燿，让他只告其他人。张父为图钱财，竟然答应了胡岩。当仵作（法医）验尸时，张氏喉下刀孔足有两指之宽。脱下衣服，浑身淤青，血迹斑斑，有刀伤数处。面对如此情景，早已收下胡岩重金的仵作竟然作出“无伤”的验尸结论。一时间，父老乡亲群情激愤，大呼冤枉，甚至有人动手去打仵作。可叹的是，县官老爷明知仵作收受贿赂，却只是轻微责备了几句，没有进一步追究。
　　与此同时，张氏年仅十二岁的侍女向官府举证，详细控诉胡岩、汪妪等人的杀人恶行。大堂之上，汪妪破口大骂胡岩等人：“我有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你们不是说婆婆杀儿媳没有罪吗？现在怎么这样？”面对如山铁证，县官只好把胡岩等人收押起来。不久，汪妪暴毙狱中。原来是胡岩等人为了自保，也为了私吞汪妪存在自己處的大量财产，花重金买通狱卒，杀了汪妪灭口。县令怀疑汪妪之死与胡岩有关，却也没有深究，只是轻微责备了狱卒而已。当时，县官多是新科进士，并不熟悉司法工作。面对这样一起命案，这位县令生怕自己的裁决被上司驳回，有损声誉，影响仕途，因此犹豫不能决。
　　恰好当地有两位官员张副使和丘评事，宦海沉浮多年，分别因为罢官和丁忧居于此地，常来衙门与县官闲谈。县官遂向两位前辈请教此案。张副使对丘评事说：“老法师怎么看呢？”丘评事侃侃而谈道：“杀了一个女子，却要四五个人偿命，如此判决，恐怕很难过上司这一关啊！”县令听罢，赶忙向两人问计。两位“老法师”教县令适用“雇工人奸家长妻”的法律，把王秀抓起来判决，便可结案大吉。县令依计而行，装模作样重新检验了张女尸体，把胡岩等人释放。大堂之上，张氏侍女厉声指控。县官反复盘问，侍女不为所动，坚持控诉罪犯。可是县令置若罔闻，依旧我行我素，作出了荒唐判决。

秉笔申冤

　　张氏命案发生之时，归有光并不在安亭。当时他遭遇车祸，被疾驰的马车撞伤，“苦腰痛”，长期在城中养病。更不幸的是，那一年又遭旱灾，归有光家族遇到粮食危机，只能赴安亭避难。到达安亭之后，归有光发现乡亲们都在争相谈论张氏命案。“大率安亭数百户，自七八十岁老翁，下至三尺童子，言烈妇之冤，有详有略……言诸凶之恶，有详有略。”这些民间的义愤之辞让归有光“惊惋累日”，激起了这位文坛巨匠的正义情怀。于是他不顾伤病缠身之痛，一贫如洗之艰，发誓要为张氏贞女讨回一个公道。可是问题在于，归有光终究只是一介穷书生，如何与官府相抗衡？再者当时的社会主流舆论，读书人就应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无故干预司法案件，很容易遭到世人耻笑，背上难以洗刷的恶名。对于这些困难，归有光心知肚明，却毫无畏惧，毅然走上申冤之路。
　　归有光深知仅靠自己的力量，断然无法为张氏申冤。于是他以笔为刀，写下了大量文章，号召学界仕子与社会贤达一起为张氏申冤。面对可能引发的社会舆论攻击，归有光慨然写下“今日彰善瘅恶，固有司之事;而发扬之以助有司之不及者，亦诸君子之责也”。“夫平常一政事，无所与可也。邑有大冤大狱，有司方垂公明之听，而士怀隐默之心，则亦无贵于士矣。居今之世，耳目所及，可以忿疾者何限！顾非力之所及则已。仆一位烈妇之事，诸公有可言之义，辙缘春秋之义以责诸公”等豪言，希望以此来激发社会公众的良知。除此之外，这起看似简单的司法冤案，实际上折射的是明王朝吏治之腐朽。学识渊博的归有光当然深谙此中道理，因此他希望通过这起冤案的平反，能让腐朽的吏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治理。于是“伸烈妇之冤，以救东南数千里之旱”“此而不诛，则人将相食，国家之典法亦为无用”等壮语如泉涌而出，深深震撼了当时嘉定一带的仕子学人。
　　此时安亭有一位张姓义绅，也为张女之案愤愤不平，已有为烈女申冤之意。归有光提笔一呼，很快便得到了当地仕子乡绅的热烈拥护。恰好县令到官学视察，学子们便利用这个机会“告以大义”，县令感到非常惭愧。县令回衙之后，立即派人招来胡岩等人。胡岩等人认为自己已被释放，案件早已了结，因此毫无戒备赶赴县衙，甚至做起县令此举是为了把此前扣留的钱财还给自己的美梦。谁料刚到衙门，县令就命人把胡岩等人五花大绑，用朱墨涂面，押赴安亭发落，同时“遣人祭慰贞女”。至此，张氏冤屈得雪，“安亭市中，无不鼓舞称快”，归有光也兴奋地写下“欣慰欣慰”“诚大快也”来庆贺。张氏冤案昭雪，归有光居功至伟。可是他却谦虚地表示这些都是众人的功劳，自己只是一时发愤，“不思及其他”。
　　以文笔独步天下的归有光，其传世名篇何止千百。但是在众多文章中，归有光自认为，唯有为张氏申冤记事之文，“自以为必可传者”“要以示千百世之后耳”，足见此案此文在他心中之重。归有光以一介书生之微，却能以笔为刀，情系家国，为一弱女子奔走申冤，主持公平正义。这种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正义情怀，当为后世志士仁人，特别是法律人所鉴。
　　编辑：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