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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外交自进入国际社会,就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它既是一些国家双边关系中的重要议题,也在多边关系中表现为国际人权领域的斗争。长期以来,西方国家进行人权外交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
不过,近年来,西方人权外交在悄然发生变化。
今年2月结束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审议会议上,发展中国家在声势、气势上都压倒了西方国家。虽然也有少数西方国家企图将审议工作政治化,对中方进行无理指责,但遭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驳斥。对中国的审议报告充分反映出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意愿。最后中国顺利通过了审议,并获得了多数国家的赞赏。5月,最后中国又在联合国191个会员国中获得167票再次当选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可见,西方国家人权外交的影响力已经明显有所下降。
另外,人权外交在一些西方国家对外政策中的地位也有所变化。今年5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华就是典型案例。佩洛西是美国最强硬的“反华人权斗士”,她将贸易、最惠国待遇、西藏、台湾等问题与人权挂钩,在美国国会对华政策的制定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多年来,她不仅在美国国会发起并促使通过了一系列反华议案,也一直为在联合国通过反华提案而积极活动。她明确反对和抵制北京奥运会,支持“藏独”,在拉萨“3·14事件”后还公然到印度会见达赖喇嘛,等等。就是这样一个反华的“人权斗士”,这次来北京访问时,却一改过去的强硬态度,主动抛弃人权话题,而只谈“气候”、“能源”及“合作”,与今年2月美国新任国务卿希拉里访华如出一辙。希拉里长期以来在对华人权问题上给人的印象也是态度强硬,她曾多次猛烈抨击中国人权纪录,甚至以此为由呼吁布什总统抵制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在她访华前,美国的人权非政府组织曾强烈要求她在人权问题上对华施压。但让这些人大失所望的是,希拉里与中国领导人谈论的主要内容是双边关系、金融危机和环境保护,而将人权议题进行了弱化处理。对此,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和“德国之声”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的人权问题已退居次要位置。
其他一些西方国家推行人权外交最终也陷入尴尬境地,无功而返。由于长期以来游走于欧美的达赖集团不断宣扬所谓“西藏人权问题”,一部分欧洲国家便一直把涉藏问题归入到人权问题的范畴,并作为其对华推行“价值观外交”、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施压的重要内容。这不但触犯了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遭到了中国的反对,直接影响到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双边关系,进而也影响到了这些国家自身经济利益的实现。对此,这些国家国内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很多质疑和批评,要求政府改弦易辙。最终,在强大的国内压力之下,这些国家的政府也不得不“迷途知返”,对中国政府作出了郑重承诺,其对华人权外交最后尴尬收场。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西方人权外交的这些变化呢?
其一,国际人权领域的斗争态势在冷战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冷战的结束,使得人权问题由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抗,逐渐演变为南北矛盾的重要内容。而南北方在人权领域的斗争态势,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变化。
这种变化的第一个表现是发展中国家开始主动反击,并取得了一些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成果。南北方1993年6月在维也纳召开的第二次世界人权大会上进行了激烈的交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受到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强有力挑战。此后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人权领域也采取了积极态度,从1996年开始,改变了长期以来北攻南守的基本态势。特别是2006年,在联合国设立人权理事会的问题上,广大发展中国家和美国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最后通过的决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意愿,人权理事会的构成发生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变化。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现有机制中,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有了很大的提升。
这种变化的另一个表现是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出现了分化和矛盾。以对中国的态度为例,美国一直是对华推行人权外交最积极、最坚定、最持久的国家,曾连续11次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年会上提出反华提案。而其他西方国家在对华人权问题上的态度分化明显,与美国联手的国家越来越少。到1999年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反华提案只找到了一个附议国。2000年、2001年和2004年美国的反华提案甚至没有找到附议国。2006年对设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投反对票的西方国家也只有美国一家,其他的西方国家都与发展中国家一同投了赞成票。西方国家的分化大大削弱了其人权外交的力度,使得人权外交的发起者经常显得“势单力孤”。
其二,主动发起人权外交的西方国家或引发人道主义灾难,或频曝“人权丑闻”,使其“人权卫士”的形象深受质疑。1999年打着“人权高于主权”旗号的美国和北约发动了科索沃战争,结果造成了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至少1800多名平民死亡,6000多人受伤,近100万人沦为难民。2003年美国借“反恐”发动伊拉克战争,却陷入了“越反越恐”的怪圈,使伊拉克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造成双方大量的人员死伤,数百万人成为难民。2004年曝光的美军在关塔那摩基地和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丑闻,几乎让美国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信誉危机,美国 “人权卫士”的形象一落千丈。不只是美国,2008年,法国也因为卢旺达政府的“种族灭绝”起诉案,和欧委会对其人权状况的严重批评,而蒙上了浓重的阴影。根据卢旺达政府厚达五百多页的调查报告,造成80万图西族人和温和派胡图族人死亡的卢旺达大屠杀,与密特朗时期的法国政府有关。同时,欧洲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不仅指责法国监狱“生活条件令人无法接受”,而且批评法国在处理非法移民问题上违反人道精神。凡此种种,使得以“人权卫士”自居的西方国家发动人权外交的公信力愈发缺乏。
其三,2008年,在全球爆发了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使西方国家的经济普遍受到重创,如何使经济尽快复苏成为其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在这一大背景下,人权外交的工具性特征暴露无遗。这主要表现在为了更重要、更紧迫的国家利益,可以直接牺牲所谓人权追求。佩洛西和希拉里访华期间刻意弱化人权问题,便是代表。同样,德国的默克尔总理和法国的萨科齐总统在人权和经济利益发生矛盾时,最终也都选择了后者。
当然,让西方对华人权外交频遭尴尬的最关键因素,还是中国自身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这是最终能够破解人权外交工具性特征的“制胜法宝”。人权外交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做是发起者和对象国之间的一种博弈或角力,强大的一方通常会胜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实力的增强、影响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国内人权事业的进步,加上日臻成熟的外交技巧,常常使得西方的人权外交无功而返甚至尴尬收场。此外,中国经济的巨大吸引力,也使西方国家内部在对华政策上产生分化,形成了某种竞争关系。西方国家之间的这种竞争关系,为中国提供了多种外交选择,在应对西方人权外交时可以做到游刃有余。
作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人权研究会理事
(责编/彭 澜)
不过,近年来,西方人权外交在悄然发生变化。
今年2月结束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审议会议上,发展中国家在声势、气势上都压倒了西方国家。虽然也有少数西方国家企图将审议工作政治化,对中方进行无理指责,但遭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驳斥。对中国的审议报告充分反映出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意愿。最后中国顺利通过了审议,并获得了多数国家的赞赏。5月,最后中国又在联合国191个会员国中获得167票再次当选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可见,西方国家人权外交的影响力已经明显有所下降。
另外,人权外交在一些西方国家对外政策中的地位也有所变化。今年5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华就是典型案例。佩洛西是美国最强硬的“反华人权斗士”,她将贸易、最惠国待遇、西藏、台湾等问题与人权挂钩,在美国国会对华政策的制定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多年来,她不仅在美国国会发起并促使通过了一系列反华议案,也一直为在联合国通过反华提案而积极活动。她明确反对和抵制北京奥运会,支持“藏独”,在拉萨“3·14事件”后还公然到印度会见达赖喇嘛,等等。就是这样一个反华的“人权斗士”,这次来北京访问时,却一改过去的强硬态度,主动抛弃人权话题,而只谈“气候”、“能源”及“合作”,与今年2月美国新任国务卿希拉里访华如出一辙。希拉里长期以来在对华人权问题上给人的印象也是态度强硬,她曾多次猛烈抨击中国人权纪录,甚至以此为由呼吁布什总统抵制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在她访华前,美国的人权非政府组织曾强烈要求她在人权问题上对华施压。但让这些人大失所望的是,希拉里与中国领导人谈论的主要内容是双边关系、金融危机和环境保护,而将人权议题进行了弱化处理。对此,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和“德国之声”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的人权问题已退居次要位置。
其他一些西方国家推行人权外交最终也陷入尴尬境地,无功而返。由于长期以来游走于欧美的达赖集团不断宣扬所谓“西藏人权问题”,一部分欧洲国家便一直把涉藏问题归入到人权问题的范畴,并作为其对华推行“价值观外交”、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施压的重要内容。这不但触犯了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遭到了中国的反对,直接影响到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双边关系,进而也影响到了这些国家自身经济利益的实现。对此,这些国家国内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很多质疑和批评,要求政府改弦易辙。最终,在强大的国内压力之下,这些国家的政府也不得不“迷途知返”,对中国政府作出了郑重承诺,其对华人权外交最后尴尬收场。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西方人权外交的这些变化呢?
其一,国际人权领域的斗争态势在冷战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冷战的结束,使得人权问题由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抗,逐渐演变为南北矛盾的重要内容。而南北方在人权领域的斗争态势,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变化。
这种变化的第一个表现是发展中国家开始主动反击,并取得了一些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成果。南北方1993年6月在维也纳召开的第二次世界人权大会上进行了激烈的交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受到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强有力挑战。此后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人权领域也采取了积极态度,从1996年开始,改变了长期以来北攻南守的基本态势。特别是2006年,在联合国设立人权理事会的问题上,广大发展中国家和美国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最后通过的决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意愿,人权理事会的构成发生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变化。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现有机制中,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有了很大的提升。
这种变化的另一个表现是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出现了分化和矛盾。以对中国的态度为例,美国一直是对华推行人权外交最积极、最坚定、最持久的国家,曾连续11次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年会上提出反华提案。而其他西方国家在对华人权问题上的态度分化明显,与美国联手的国家越来越少。到1999年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反华提案只找到了一个附议国。2000年、2001年和2004年美国的反华提案甚至没有找到附议国。2006年对设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投反对票的西方国家也只有美国一家,其他的西方国家都与发展中国家一同投了赞成票。西方国家的分化大大削弱了其人权外交的力度,使得人权外交的发起者经常显得“势单力孤”。
其二,主动发起人权外交的西方国家或引发人道主义灾难,或频曝“人权丑闻”,使其“人权卫士”的形象深受质疑。1999年打着“人权高于主权”旗号的美国和北约发动了科索沃战争,结果造成了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至少1800多名平民死亡,6000多人受伤,近100万人沦为难民。2003年美国借“反恐”发动伊拉克战争,却陷入了“越反越恐”的怪圈,使伊拉克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造成双方大量的人员死伤,数百万人成为难民。2004年曝光的美军在关塔那摩基地和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丑闻,几乎让美国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信誉危机,美国 “人权卫士”的形象一落千丈。不只是美国,2008年,法国也因为卢旺达政府的“种族灭绝”起诉案,和欧委会对其人权状况的严重批评,而蒙上了浓重的阴影。根据卢旺达政府厚达五百多页的调查报告,造成80万图西族人和温和派胡图族人死亡的卢旺达大屠杀,与密特朗时期的法国政府有关。同时,欧洲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不仅指责法国监狱“生活条件令人无法接受”,而且批评法国在处理非法移民问题上违反人道精神。凡此种种,使得以“人权卫士”自居的西方国家发动人权外交的公信力愈发缺乏。
其三,2008年,在全球爆发了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使西方国家的经济普遍受到重创,如何使经济尽快复苏成为其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在这一大背景下,人权外交的工具性特征暴露无遗。这主要表现在为了更重要、更紧迫的国家利益,可以直接牺牲所谓人权追求。佩洛西和希拉里访华期间刻意弱化人权问题,便是代表。同样,德国的默克尔总理和法国的萨科齐总统在人权和经济利益发生矛盾时,最终也都选择了后者。
当然,让西方对华人权外交频遭尴尬的最关键因素,还是中国自身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这是最终能够破解人权外交工具性特征的“制胜法宝”。人权外交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做是发起者和对象国之间的一种博弈或角力,强大的一方通常会胜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实力的增强、影响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国内人权事业的进步,加上日臻成熟的外交技巧,常常使得西方的人权外交无功而返甚至尴尬收场。此外,中国经济的巨大吸引力,也使西方国家内部在对华政策上产生分化,形成了某种竞争关系。西方国家之间的这种竞争关系,为中国提供了多种外交选择,在应对西方人权外交时可以做到游刃有余。
作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人权研究会理事
(责编/彭 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