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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谈及民族文化问题时，人们习惯用“守望尊严”来表达对其民族文化的认同。然而，这种“守望”往往并非是全民性的认同：“守望”更多体现在“大”民族上，而人口数量少、文化影响小的民族则多是“守望”其他民族的文化，鲜有“大”民族主动“守望”小民族的自发性行为。“互守尊严”是新时期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有效尝试，由此跳出本民族视角观察理解其他民族，对于更好地联系历史、联系时代来認识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进而做到将美德、正义、自觉等要素引入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多元一体格局 守望尊严 互守尊严 民族关系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10.015
困境中成长的“民族”
在文化多元的现代化社会里，如何处理民族关系仍然是政府、学界、社区成员共同关注的热点议题。不同的民族应如何相处？不同文化之间应如何对话？在数字化全面来临的新环境中，民族关系的处理考验着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在倡导“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背景下显得愈发重要。
单就“民族”而言，这一外来词汇可追溯到16世纪初的英格兰，其意义类似于现代的“人民”（people），是行为主体主权及团结意识的产物。伴随着危机意识，民族主义得以产生并迅速发展，成为国民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这种强调族群差异性、重视特殊性的文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起到了扩张自我、消除外敌的作用，真正做到了“此消彼长”。历经沧桑的中华民族是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积淀而成的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超级复合体。这种复合体不仅是文化意义上的民族复合体，更是涵盖了政治信仰、生活习俗、情感认同等多个因素，显示出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有的包容性。我国的“民族”概念继承、发展以往的概念，既蕴含了历史文化要素，又富有时代创新性。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各领域，包括文化在内，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苏联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在民族问题上却体现得并不明显。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特别强调了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及文化的共同性，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他还特别指出这四个因素在民族识别、定义中缺一不可。如果按照这一条件来进行民族识别，显然无法得到现今中华民族之概念。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历史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国家，因而具有其他民族难以比拟的文化连续性。如果将这一重要背景联系起来，民族就必须强调历史继承性及情感性。在我国，民族概念具有弹性与中和的味道，并且在不断发展、变化。例如，中华民族最初仅是指汉民族，之后概念才开放包容了其他民族。翻开中国近现代史不难发现，中华民族的形成经历了由“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到“五族共和”（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最终到“56个民族”的不断变化的过程。虽然在民族问题上还存在着诸多值得探讨的余味，但无论如何，承认“56个民族”平等地位的新中国较之“中华民国”在处理民族关系上显然具有更多的弹性与空间，缓和了相当程度的冲突与危机。
从守望尊严到互守尊严
尊严，其本质内核是包括强烈文化因素、情感内涵在内的超越底层需要的文化认同感，是促使不同民族砥砺前行的精神动力源泉。本民族之于其他民族的不同，除了固有的物质、环境等绝对意义上的不同之外，当属以文化为内核的民族尊严的不同最为重要了。虽然随着时代的变化与技术的革新，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与认知有趋同化的现象发生，但深含于民族血液之中的文化基因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亡。恰恰相反，这种本民族不同于他民族的文化烙印，更加被各民族珍视。要发掘人与人、民族与民族的深层不同，这种文化基因是不可缺少的参考内容。
在谈及民族文化问题时，人们更多的用“守望尊严”来表达对其民族文化的认同。然而，这种“守望”往往并非是全民族性的认同，“守望”更多体现在大的民族上，而人口数量较少、文化影响较小的民族更多是“守望”其他民族而鲜有其他民族主动“守望”该民族。“互守尊严”是新时期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有效尝试，对于跳出本民族视角观察其他民族，由此更好地联系历史、联系时代来认识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进而做到将美德、正义、自觉等要素引入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费孝通先生曾提出过文化相处的16字箴言，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也曾提出过对人文社科学科形成深远影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思想”。然而，即使在民族关系已日趋和谐的今天，各个民族在认识本民族文化时还存在着一些普遍的误区，如：在出现问题时，只看其他民族而不反思自己，将所有问题的出现都归咎于其他民族；处理民族问题时，不联系时代、不联系背景，只是选取有利于自我表达的部分，自说自话；更有甚者，将民族感情与正义抛之脑后，一味强调本民族的优越性与完善性，完全无视兄弟民族的情感。故而，将“互守尊严”的民族意识融入日常的民族关系中显得刻不容缓，这种“互守尊严”是将民族自观与他观、民族自觉与民族正义统筹考虑之后的必然结果。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目前汉族已有约13亿人口，从基数而言毫无疑问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相对于其他民族而言，无论人口数量，亦或是文化影响力，都具有兄弟民族难以比拟的优势。据此，早期有相当数量的学者从本民族利益出发（即从汉族利益出发），主张“同文同种”并得到了不同统治者的应用。他们认为，通过语言、文字、宗教、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统一，能够形成民族国家的理想状态，这也与盖尔纳的“边境理论”有着某种程度的契合，强调民族边界和国家边界的一致性，以保证国家的稳定进而促进国力提升。
然而，这种强调单一民族强势地位的实践或想法，却遭到了少数民族群体的强烈反对。回溯历史，民族同化绝不是新鲜词汇，但主张这一想法的人群忽略了几个关键要素：地域、边界与物产。首先，汉族虽然占有绝对的数量优势，但在中华大地上，少数民族始终生活在相当广袤的地域范围内，人口密度与分布并非是等量的。其次，自封邦建国形成“中国”以来，我国的疆域范围始终是变化发展的，这也意味着边界是随之变动的。最后，民族文化的形成，说到底，始终由物质基础决定而成，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是这个道理。任何脱离了生活实际、物质条件的文化，终究只能是脑海中的文化，其构想虽多，但也只能是满足于自我陶醉的幻想。 “大”“小”之辨与互守之道
正如前文所言，在几千年的不断发展之中，中华民族或形成，或融合了相当数量的文化要素，加以综合后储存于民族文化之中，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文化。对于“大小”“黑白”“好坏”等明显的二元对立事项，也有相当超前、洒脱的认识理论。不同于列维—斯特劳斯的二元对立理论，中国道教讲究“形、气、神”，能够以转换、生成的概念去解释与化解尖锐的对立现象。从民族文化来言，没有“优”“劣”之分。
文化的适应群体存在不同，文化的影响力也或有大小，但文化就其本质而言，并不存在优劣之分。过往，学术的话语体系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学界中，话语权的界定、事物的性质均是其从国家利益出发而加以定义的。在五光十色的各国理论与新方法下，我国学者经历了一段相当长时间的迷惘期，这也导致了文化高低有别观点的滥觞。在我国，人口数量比较多的民族如汉族、壮族、藏族等，其各自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均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京族、珞巴族等人口数量不多的民族，其文化也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魅力。这些民族的文化尊严绝不能因相对较小的文化影响力而被践踏，需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成为现在的中华民族，离不开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守望。
从“守望尊严”到“互守尊严”，是一个持续而发展的动态过程。就现阶段而言，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和谐相处，保持团结友善的民族关系，还需要“大民族”对“小民族”形成文化自觉。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先后对包括壮族在内的一些少数民族进行了语言文字的拉丁化处理，力图从语言文字入手，更好地保护少数民族文化。这些举措在当时虽然取得了或多或少的成就与效果，但在今天其余辉稀松而不可见。究其原因，这种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社会需求，在汉语普通话大力推广的时代背景下，即使是在高校学习拉丁壮文的第一批大学生也很难真正利用到这一拉丁化的书面语。由点及面，放归到“互守尊严”范畴来讲，其现实意义也就愈发明显。
“守望尊严”是悬置自觉的被动行为，“互守尊严”则是主观意愿的自发行为。“守望”何者？如何“守望”？必须重视历时与共时这两个不可忽略的要素。在当今社会，谁掌握了文化主导权，谁就能更好地掌握世界话语。无论是美国好莱坞电影或是日本卡通动漫，在我国都有为数众多的“迷粉”，以此来论，或许不能不承认美、日两国的文化影响力，这种观点大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美国电影、日本动漫一直具有这样的影响力吗？答案显而易见。事物是变化发展的，我们要用变化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我国不同民族的文化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地位及影响：众所周知，从商朝开始直到大清王朝，其封建君主并非一直从汉族这一族群中产生。成吉思汉及其子孙曾用马奶酒与铁骑横跨整个亚欧大陆；“康乾盛世”也曾代表了封建王朝的顶端。那么，在元朝、清朝时，以蒙古族文化、满族文化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化，同样也在为构建一个超级文化共同体而努力。无论是历时或是共时角度，不同民族虽然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各不相同，却都为构建中华民族文化而不遗余力，只有达到各民族心理的平衡与生态的健康，才能完成真正意义上的“互守尊严”。
从“守望尊严”到“互守尊严”，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这个时期包含了观念、认知的转变，也囊括了行为方式的生成。“互守尊严”，無疑是脱离了被动接受的主观行为，是超脱了族群概念的文化自觉，也是中华民族概念下每个个体应有的理想状态。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多种途径，既可以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继承，又能在文献中传承。这些最朴实、最深层的民俗及思想，总能通过各个途径展示。“大民族”通过主动了解、学习、理解“小民族”的文化，进而通过物质、精神等方面加以“守望”，形成更为包容的政治—文化共同体，这是中国多族共生、和而不同的必然途径。摒弃本族中心思想，跳出狭隘族群知识的窠臼来观察世界，对规范族群认同、建立文化互补格局、成就理想状态的“中华民族”意义非凡。
在当今国家高度重视民族工作的背景下，构建和谐社会、形成良好的民族关系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努力打造“互守尊严”的民族关系新格局，开展各类形式的民族文化交流，将各民族最为宝贵的文化加以整理、保护、利用，是刻不容缓的重要工作。也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把握、利用中国人民的传统智慧，形成更加有利的保护格局。
参考文献
费孝通，2003，《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费孝通，1989，《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纳日碧力戈，2015，《万象共生中的族群与民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纳日碧力戈、哈建军，2016，《守望尊严的必由之路及民族经验的认同理性》，《探索与争鸣》，第2期。
尹虎彬，2017，《从“科学的民俗研究”到“实践的民俗学”》，《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3期。
责 编/杨昀赟
【关键词】多元一体格局 守望尊严 互守尊严 民族关系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10.015
困境中成长的“民族”
在文化多元的现代化社会里，如何处理民族关系仍然是政府、学界、社区成员共同关注的热点议题。不同的民族应如何相处？不同文化之间应如何对话？在数字化全面来临的新环境中，民族关系的处理考验着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在倡导“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背景下显得愈发重要。
单就“民族”而言，这一外来词汇可追溯到16世纪初的英格兰，其意义类似于现代的“人民”（people），是行为主体主权及团结意识的产物。伴随着危机意识，民族主义得以产生并迅速发展，成为国民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这种强调族群差异性、重视特殊性的文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起到了扩张自我、消除外敌的作用，真正做到了“此消彼长”。历经沧桑的中华民族是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积淀而成的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超级复合体。这种复合体不仅是文化意义上的民族复合体，更是涵盖了政治信仰、生活习俗、情感认同等多个因素，显示出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有的包容性。我国的“民族”概念继承、发展以往的概念，既蕴含了历史文化要素，又富有时代创新性。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各领域，包括文化在内，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苏联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在民族问题上却体现得并不明显。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特别强调了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及文化的共同性，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他还特别指出这四个因素在民族识别、定义中缺一不可。如果按照这一条件来进行民族识别，显然无法得到现今中华民族之概念。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历史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国家，因而具有其他民族难以比拟的文化连续性。如果将这一重要背景联系起来，民族就必须强调历史继承性及情感性。在我国，民族概念具有弹性与中和的味道，并且在不断发展、变化。例如，中华民族最初仅是指汉民族，之后概念才开放包容了其他民族。翻开中国近现代史不难发现，中华民族的形成经历了由“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到“五族共和”（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最终到“56个民族”的不断变化的过程。虽然在民族问题上还存在着诸多值得探讨的余味，但无论如何，承认“56个民族”平等地位的新中国较之“中华民国”在处理民族关系上显然具有更多的弹性与空间，缓和了相当程度的冲突与危机。
从守望尊严到互守尊严
尊严，其本质内核是包括强烈文化因素、情感内涵在内的超越底层需要的文化认同感，是促使不同民族砥砺前行的精神动力源泉。本民族之于其他民族的不同，除了固有的物质、环境等绝对意义上的不同之外，当属以文化为内核的民族尊严的不同最为重要了。虽然随着时代的变化与技术的革新，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与认知有趋同化的现象发生，但深含于民族血液之中的文化基因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亡。恰恰相反，这种本民族不同于他民族的文化烙印，更加被各民族珍视。要发掘人与人、民族与民族的深层不同，这种文化基因是不可缺少的参考内容。
在谈及民族文化问题时，人们更多的用“守望尊严”来表达对其民族文化的认同。然而，这种“守望”往往并非是全民族性的认同，“守望”更多体现在大的民族上，而人口数量较少、文化影响较小的民族更多是“守望”其他民族而鲜有其他民族主动“守望”该民族。“互守尊严”是新时期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有效尝试，对于跳出本民族视角观察其他民族，由此更好地联系历史、联系时代来认识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进而做到将美德、正义、自觉等要素引入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费孝通先生曾提出过文化相处的16字箴言，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也曾提出过对人文社科学科形成深远影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思想”。然而，即使在民族关系已日趋和谐的今天，各个民族在认识本民族文化时还存在着一些普遍的误区，如：在出现问题时，只看其他民族而不反思自己，将所有问题的出现都归咎于其他民族；处理民族问题时，不联系时代、不联系背景，只是选取有利于自我表达的部分，自说自话；更有甚者，将民族感情与正义抛之脑后，一味强调本民族的优越性与完善性，完全无视兄弟民族的情感。故而，将“互守尊严”的民族意识融入日常的民族关系中显得刻不容缓，这种“互守尊严”是将民族自观与他观、民族自觉与民族正义统筹考虑之后的必然结果。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目前汉族已有约13亿人口，从基数而言毫无疑问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相对于其他民族而言，无论人口数量，亦或是文化影响力，都具有兄弟民族难以比拟的优势。据此，早期有相当数量的学者从本民族利益出发（即从汉族利益出发），主张“同文同种”并得到了不同统治者的应用。他们认为，通过语言、文字、宗教、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统一，能够形成民族国家的理想状态，这也与盖尔纳的“边境理论”有着某种程度的契合，强调民族边界和国家边界的一致性，以保证国家的稳定进而促进国力提升。
然而，这种强调单一民族强势地位的实践或想法，却遭到了少数民族群体的强烈反对。回溯历史，民族同化绝不是新鲜词汇，但主张这一想法的人群忽略了几个关键要素：地域、边界与物产。首先，汉族虽然占有绝对的数量优势，但在中华大地上，少数民族始终生活在相当广袤的地域范围内，人口密度与分布并非是等量的。其次，自封邦建国形成“中国”以来，我国的疆域范围始终是变化发展的，这也意味着边界是随之变动的。最后，民族文化的形成，说到底，始终由物质基础决定而成，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是这个道理。任何脱离了生活实际、物质条件的文化，终究只能是脑海中的文化，其构想虽多，但也只能是满足于自我陶醉的幻想。 “大”“小”之辨与互守之道
正如前文所言，在几千年的不断发展之中，中华民族或形成，或融合了相当数量的文化要素，加以综合后储存于民族文化之中，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文化。对于“大小”“黑白”“好坏”等明显的二元对立事项，也有相当超前、洒脱的认识理论。不同于列维—斯特劳斯的二元对立理论，中国道教讲究“形、气、神”，能够以转换、生成的概念去解释与化解尖锐的对立现象。从民族文化来言，没有“优”“劣”之分。
文化的适应群体存在不同，文化的影响力也或有大小，但文化就其本质而言，并不存在优劣之分。过往，学术的话语体系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学界中，话语权的界定、事物的性质均是其从国家利益出发而加以定义的。在五光十色的各国理论与新方法下，我国学者经历了一段相当长时间的迷惘期，这也导致了文化高低有别观点的滥觞。在我国，人口数量比较多的民族如汉族、壮族、藏族等，其各自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均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京族、珞巴族等人口数量不多的民族，其文化也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魅力。这些民族的文化尊严绝不能因相对较小的文化影响力而被践踏，需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成为现在的中华民族，离不开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守望。
从“守望尊严”到“互守尊严”，是一个持续而发展的动态过程。就现阶段而言，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和谐相处，保持团结友善的民族关系，还需要“大民族”对“小民族”形成文化自觉。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先后对包括壮族在内的一些少数民族进行了语言文字的拉丁化处理，力图从语言文字入手，更好地保护少数民族文化。这些举措在当时虽然取得了或多或少的成就与效果，但在今天其余辉稀松而不可见。究其原因，这种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社会需求，在汉语普通话大力推广的时代背景下，即使是在高校学习拉丁壮文的第一批大学生也很难真正利用到这一拉丁化的书面语。由点及面，放归到“互守尊严”范畴来讲，其现实意义也就愈发明显。
“守望尊严”是悬置自觉的被动行为，“互守尊严”则是主观意愿的自发行为。“守望”何者？如何“守望”？必须重视历时与共时这两个不可忽略的要素。在当今社会，谁掌握了文化主导权，谁就能更好地掌握世界话语。无论是美国好莱坞电影或是日本卡通动漫，在我国都有为数众多的“迷粉”，以此来论，或许不能不承认美、日两国的文化影响力，这种观点大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美国电影、日本动漫一直具有这样的影响力吗？答案显而易见。事物是变化发展的，我们要用变化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我国不同民族的文化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地位及影响：众所周知，从商朝开始直到大清王朝，其封建君主并非一直从汉族这一族群中产生。成吉思汉及其子孙曾用马奶酒与铁骑横跨整个亚欧大陆；“康乾盛世”也曾代表了封建王朝的顶端。那么，在元朝、清朝时，以蒙古族文化、满族文化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化，同样也在为构建一个超级文化共同体而努力。无论是历时或是共时角度，不同民族虽然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各不相同，却都为构建中华民族文化而不遗余力，只有达到各民族心理的平衡与生态的健康，才能完成真正意义上的“互守尊严”。
从“守望尊严”到“互守尊严”，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这个时期包含了观念、认知的转变，也囊括了行为方式的生成。“互守尊严”，無疑是脱离了被动接受的主观行为，是超脱了族群概念的文化自觉，也是中华民族概念下每个个体应有的理想状态。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多种途径，既可以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继承，又能在文献中传承。这些最朴实、最深层的民俗及思想，总能通过各个途径展示。“大民族”通过主动了解、学习、理解“小民族”的文化，进而通过物质、精神等方面加以“守望”，形成更为包容的政治—文化共同体，这是中国多族共生、和而不同的必然途径。摒弃本族中心思想，跳出狭隘族群知识的窠臼来观察世界，对规范族群认同、建立文化互补格局、成就理想状态的“中华民族”意义非凡。
在当今国家高度重视民族工作的背景下，构建和谐社会、形成良好的民族关系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努力打造“互守尊严”的民族关系新格局，开展各类形式的民族文化交流，将各民族最为宝贵的文化加以整理、保护、利用，是刻不容缓的重要工作。也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把握、利用中国人民的传统智慧，形成更加有利的保护格局。
参考文献
费孝通，2003，《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费孝通，1989，《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纳日碧力戈，2015，《万象共生中的族群与民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纳日碧力戈、哈建军，2016，《守望尊严的必由之路及民族经验的认同理性》，《探索与争鸣》，第2期。
尹虎彬，2017，《从“科学的民俗研究”到“实践的民俗学”》，《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3期。
责 编/杨昀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