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扶植末代皇帝溥仪建立了伪满洲国，将其作为继续侵略扩张的战略基地。1932年7月1日，伪满洲中央银行在长春成立，合并了东北地区的四行号（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吉林官银钱号和黑龙江省银号）以及辽宁省城四行号。日本借此掌控了东北的金融、经济命脉。
　　根据伪满洲国的《货币法》，掌握了伪满洲国通货、金融命脉的伪满洲中央银行发行了面额为100元、10元、5元、1元的纸币和5角以下的辅币，5角以下的辅币采用13种金属铸币，分1角、5分、1分和5厘等面额。当时的金属铸币，先后发行了铜、白铜、铝、锡铸币流通市面。
　　随着战争的升级，日军军火匮乏，伪满洲国遂按照日本主子的命令，下令回收铜、白铜制品，包括铜质铸币，以应日本军需。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军事吃紧，航空机用铝奇缺，伪满洲国又一次与日本遥相呼应，回收铝制品，令民间将留有的铝制品全部交出，展开所谓的铝货回收运动，以支援日本军需。
　　汉奸们到处强行收缴民间铜器，锅、盆、门把手、铁钉、点心盒、摆设品、香炉、壶架、灯架、伞架、招牌幌子、号码牌，甚至到小学生使用的铜墨盒都在“献纳”之列。凡私自收藏不愿“献纳”者，则予以经济制裁或刑事处罚。沈阳中街铜行里的“公合利”店，因卖掉一个金属饭盒，被罚款伪币2000元，经理还被关押5个月；“永新合”铜店因存有碎铜被查出，女经理被定为“经济犯”，关押9个月，腹婴胎亡。铜行人人自危，只要店铺有点铜铁味，就是经济犯！至此，开业多年的著名奉天铜行倒闭了。
　　1943年8月23日，伪满政府又发表了《金属类回收法》，以法律的形式强制东北人民执行“金属献纳”。献纳的范围包括金、银、铜、铁、铝等所有金属材料，就连金属铸币都要“献纳”。据相关资料记载，仅回收熔化“献纳”的伪满铸币就有2700吨，折合铸币金额达9000余万元。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和伪满洲国当局开始着手试制金属铸币的代用品，意在填补硬币的空缺。当时硬币试品有陶质和炻质二种。
　　伪满洲国方面首先组织试制了陶质硬币。
　　1944年5月，受伪满洲国宫内府委托的日本佐那县陶瓷器研究所小森忍氏研究试制了陶质硬币，陶质硬币是以辽宁海城特有的滑石为主要成分，加入2%的菱镁矿石烧制而成的。
　　其试制品实物现在收藏于吉林省档案馆伪满洲中央银行全宗档案内。其中完整的有4枚，已破碎尚可完整对接的1枚，另有若干小碎片。该样品有现在人民币2分钱大小，一面为双喜字，另一面为兰草，其颜色呈灰蓝色、乳白色和褐色三种。据档案资料记载，该试制品的优点是硬度高、耐磨性好；烧制时极少出现弯曲。缺点是脆弱、易破碎；易被仿制，收缩度大；不易制造同一规格的硬币；可凭色彩区别币种，但置于暗处则难以识别。另外，该制品手感差，易污染（但可洗涤）。基于以上原因，伪满当局没有大规模生产的意向。
　　1944年9月，受日本大阪造币局委托的京都、伏见军需省陶瓷器实验所所长秋月透氏试制成功了炻质硬币。
　　炻质硬币样品介于普通陶瓷和瓷器之间，但比陶器坚硬，比瓷器脆性小，比滑石瓷器烧制温度低，原料采用的是日本本土极易挖掘的红土（含铁7%-8%左右）和天草瓷土（对红土添加10%-20%左右），省略了素烧和上釉工序，比一战后德国试制的同类炻币，更具优点。
　　基于以上原因，日本大藏省意向性地准备一年后（1945年）大量生产，以替代金属铸币，换下更多的金属铸币供应战争侵略。所幸的是，这个造币意向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日本就无条件投降了。
　　炻币是用土胶版冲坯、整形、压印而成的，相对金属铸币要简单得多，省去了磙边、酸洗等工序。由于质地松软，所需压力较小，所以铸造质量低劣，图案文字也模糊不清晰。
　　炻币面值分1分、5分面额。颜色呈暗红、紫红或桔黄色，民间俗称“钢纸币”、“陶币”，其正式名称应该叫“炻币”。
　　5分币见有康德十一年（1944年）、康德十二年（1945年）两种年号；1分币仅见康德十二年（1945年）有铸。炻币正背面图案均与铝质1分、5分硬币相同，因而可以断定，炻币使用的是原铸铝币的钢模。
　　根据伪《满洲中央银行行报》康德十二年（1945年）第九期“汇报”栏可知，伪满洲炻币在发行时对其规格都有一定的要求。如1分币：直径16毫米、重量0.62克；5分币：直径19毫米、重量0.9克，但实际拣选过程中发现悬殊较大。如1分币直径最小的16毫米、直径最大的17毫米；厚度最薄的1.6 毫米、厚度最厚的2.4毫米；重量最轻的0.6克、重量最重的1克。5分币直径最小的19.2毫米、直径最大的22.2毫米；厚度最薄的1.8毫米、厚度最厚的2.5毫米；重量最轻的1克、重量最重的1.3克。
　　炻币由于质地松软，耐磨性差，因而存世币中美品者稀少。除此之外还发现有裂坯、复打、单面币、阴阳版等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