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有过一种奢望：把自己从时间和对时间的迷惑之中剥离出来。我知道完成这件事情的难度系数有多大，我也知道这始终不过是奢望之一种。但，我还是想尽可能多地在文字世界中完整地保留自己。
　　我是习惯了荒芜的，废弃的工厂，寂静的原野，以及黄昏时分村头那长长的火车轨道。它们似乎遵从另一种秩序，以沉默的姿态呈现更为博大、繁芜的孤独感。仿佛世界只独属于一个人，一只狗，一条虫子，抑或是一滴不分性别的雨水。但又不使人绝望，肉眼看不穿的夜幕里，耳朵总能够听到无数细微的生命之力向着一个中心聚集，形成漩涡，形成磁场，摧毁一切存在，又重塑一切存在。
　　但现在，我更愿意读到澄澈与空灵，一种沉浸过又超脱于生活的清爽姿态。没有恐惧，远离病痛和死亡，它甚至具备某种超能力——度病弱者一切苦厄。但它终究是虚无的自我安慰，如同我读到和写过的任何一篇文字。
　　我喜欢听民谣，有几个夜晚，只听《黄河谣》，听了第一遍，觉得歌词干净而凝练，就又回头听第二遍，然后又听了第三遍。听着听着，仿佛黄河水就真的在心底流动，缓慢地流动，偶尔卷起浑浊的浪花。我不知道它好不好听，但我知道它打动了我。人至中年，就渐渐喜欢纯粹、粗砺，甚至是无所顾忌的那一点点率真和野性。
　　这使我想到我在北京写下的这一系列诗作，我总是依照自己的意图去呈现眼中的娑婆世界，有时候是六里桥，有时候是地铁和街道。但它们真就是我想要呈现的样子吗？对于诗歌，对于生活，我仅有的这点认知能力显得苍白而无力。生活赐予我的绝不仅仅是恩惠，更多的则是沧桑和迷茫。我要逃避什么？我又能逃避得了什么？
　　如今想来，在北京的这些日子里，我断断续续地写过几十首诗，几乎没有追求过意义，也不过度修饰，更像是反复练习，试图在练习中穿过语言的迷宫，无限趋向于我以为的核心：纯粹。它是什么样子，已经并不重要了。它只需要遵从内心深处真实的情感和认知，并较为准确地还原某个局部。这或许有些率性，但能够使自己愉悦，这或许就足够了，我的写作从来不为取悦别人，哪怕只是单调、枯燥的低音，我也从不担心没有听众。
　　我想表达一些新鲜的东西，哪怕只是一种短暂的、虚无的经验，哪怕它更小众，哪怕它自面世之初就意味着彻底的失败。我似乎已经意识到，自己正面临着写作以来的最大危机：十年了，我还是不能够在人群里，准确区分出自己。沮丧、厌倦，像两根绳子，在每一首诗结束的地方勒紧脖子。
　　随着年岁增长，我似乎越来越倾向于一种声音：诗之至境，无非是纯粹地表达自己。
　　一叶一菩提，一诗也当一世界。它以语言建构，但一定是以格局为顶梁柱。格局是一个人的阅历和学力，是其人生的高度、阔度和深度，它理所应当包括另一个点：柔韧度。意义是什么？意义是我们强加给语言和写作的赘余物。我们往往容易陷入意义的困惑和泥沼，我们忘了写作的初衷是呈现。我们的情感、性格、气息、判断，难道一定有高低和对错之分？恐怕未必如此，至少值得我们一再怀疑。
　　我把这些模糊的主张定义为去意义化写作。去意义化写作其实也并不突兀，王维的诗“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即是鲜明的一例。他只呈现某一时刻，某一地点，明月穿透松林，清澈的泉水在石头上缓缓流动。大致内容就这么多，王维是理所应当的大诗人，他的大就体现在这里——引导但不包办全部。语言指向就这么多，你是什么样的读者，就从中领受什么。或婆娑，或简约，或深刻，或浅显。或许写作的终极奥妙正在此处，它使不同的人群通过语言的镜子彻底地观照到真实的自身。我暂时没有能力做到这些，我的思考可能是无效的，或者说是还远未抵达完成时态。这或许恰恰是我写作的全部意义，穷尽毕生，探求自己思考的边界在哪里。
　　有时候会想，写好一首诗或许并不难，至少不比认识和承认一首诗存在局限性更难。局限性是机会，它意味着可塑的、不可塑的更多种可能，局限性往往也是陷阱，它使创造语言的人被语言所奴役。不要害怕失败，不要害怕误解和嘲笑，承认局限性的唯一意义在于，突破现有的局限性并试图发现新的局限性。的确，局限性一直存在，无论是历史的还是个人的。
　　当然，写作并非每个人生活日常所必需，它的重要性远不如柴米油盐以及工作和交际等等。写作更像是我们给自己建造一个相对独立封闭的私人空间，忌讳喧嚣，只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的积累，坚持的时间久了，屋舍就有了雏形，别人看不到也摸不着，自己却能感受到变化。如果把写作看成是诉说，倾诉的多了，总会有至少一种办法，帮助我们把想要传递给外界的信息，进行一种有效的传递。语言讲究温度和味道，同样的一件事，讲话的人不同，听众感受到的信息就会产生微妙变化。
　　晚清况周颐先生在其著作《蕙风词话》里讲到，中年以后，天赋对诗人来说是不可靠的。其实不难理解，生活会赋予我们一些东西，同时也必然会剥夺一些东西。赋予和剥夺之间，就是生活留给我们的成长积淀。这可能是几件事，也可能是几句话，可能会重于泰山，也可能会轻于鸿毛，总之，它将是我们生命中无法抹去的深刻痕迹。与之相应的，我们的认知会随之深化和提升，不会再轻易得出结论，也基本上会从我有话要说就不吐不快的层次逐渐进入到我非说不可才遵照内心深处的需求呈现的境界。这似乎很难做到，它在某种意义上要求我们警醒、克制、沉稳，看重作品的质量多过看重作品数量的几何叠加。我们年轻时候信任的空灵或许就失灵了，我们在写作实践中会慢慢发现语言需要深微感，深是深刻，微是微妙。天赋未必能够赋予我们这两点，但生活积淀和阅读经验会帮助我们建构起对文学语言的全新认知和定位。
　　因此，我的写作需要更多积淀，需要在生活和阅读过程中发现令我心颤的点点滴滴并加以累积，更需要时间沉淀。时间会把遮掩在事实真相之上的一切假象慢慢揭开，也会把我们内心的恐惧和浮躁慢慢淡化，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使我們中的一部分人最终能够做到胸有激雷而面如沉湖。这时候，我们的作品就会少一分轻浮，多一分沉稳;少一分刻意，多一分自然;少一分戾气，多一分平和。像酒也像茶，历久弥香。 　　写作是个孤独的过程，不被理解的孤独，不被认可的孤独，甚至行到幽径，可能会有“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孤独。急不得，躁不得，非得耐住性子一寸一寸磨，打磨语言也打磨自身，直到找到并打开那扇通往文学殿堂的大门。
　　《圣经》马太福音第26章较为详细地记录了耶稣遇难前一夜在客西马尼花园的祈祷内容，我能读出他的恐惧和无助，追随者远离（彼得也在最后时刻迫于压力和生存的欲望选择口头上与耶稣划清界限），死亡分分秒秒中迫近，作为一个人，他的恐惧真实到使人绝望。跪伏在地，可能也有过颤抖吧，当他只能把最后的裁决和希望都交付到他信任的主手里。
　　我对这个情节印象太深刻了，所以就牢牢记住了一个地名：客西马尼花园。我无数次想到过，假使我是追随者中的一个，我会如何选择？最先离开？抑或像彼得一样，削去敌人一只耳朵，但终于在最后时刻，生存的欲望大过一切？假使我是那个跪伏在地一遍又一遍祈祷的人，我会否战胜内心的恐惧？答案可能令人沮丧，我终究是凡夫俗子，我有我的卑怯和懦弱。
　　我在写作当中最值得信赖的一个习惯可能是自觉的修改吧，有时候三两次，有时候七八回，我没有信心和把握每次都拿出相对成熟的诗歌文本，这需要能力积淀，也需要一点点好运气。我只能竭尽所能打通诗句中的关隘，使得气息流畅而自然。不敢奢求意趣，就只好退而求其次，一门心思琢磨着增加诗句的情趣性。所谓情趣，无非是使叙述显得饱满圆润一些，富有趣味和张力。但过程终归缓慢，甚至是煎熬，想写一首诗，由念头生发而至文本成型，短则三两日，长则十天半个月，这期间，那些想要呈现出来的人事物乱麻一样纠缠在脑海中，使人不得安生。所以，我幾乎很难接受写作是件愉悦的事情的说法，漫长的苦熬岁月，甚至都无法确定自己的判断是否准确，只能在摸索中垂头丧气，然后又在垂头丧气中再次振作起来。有谁没有经历过写作的致命打击？投稿被退回是一种，遇到所谓的读者，闲聊半天，才惊觉对方竟没有读过自己写过的任何一字，或者是读过了但没记住任何可供讨论的东西，这恐怕是更为致命的一种吧？这两种打击我都有过，但我仍然没有放弃。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写作方面，我已经养成了越挫越勇的习惯。我没有任何天赋和运气比少部分人写得更好，但我绝对没有理由放任自己比大部分人写得更差。
　　普照万物的太阳只有一个，这是常识。我们不必因这常识而气馁，我们创造不了另一个普照万物的太阳，但得有勇气和力量创造或者命名一个新的太阳，哪怕它存在的意义，只是把我们所在的一隅之地照亮。
　　一生中需要在某些时刻学会抑制，抑制表现的欲求，抑制判断的欲求，抑制情感，也抑制语言。抑制不完全同于压制，它是一种主动而独立的选择——一个诗人走向成熟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