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在中华大地上进行的震惊世界的波澜壮阔的人民解放战争，是继抗日战争之后最终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伟大的人民革命战争，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广泛、最为壮观、最为深刻的人民战争。而这场爱国的正义之战，是一代历史伟人毛泽东针对蒋介石依靠美国发动全面的反革命内战而精心设计和谋划的。也正是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在驾驭战争全局、致力于运筹全国解放战争的过程中，亦周密部署和发动了作为重要战略后方的山西的解放战争，从而使山西全境获得解放并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一、从“上党端盆”到平汉大捷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历经8年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然而，抗战的硝烟还未散尽，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云又密布于中国的上空。蒋介石一面假惺惺地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面又命令他的军队向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发动进攻。洞察秋毫的毛泽东，早就敏锐地看穿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并由此及时提醒全党：“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这样，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就最终酿成了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大决战。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同伟大的抗日游击战争首先从山西开始那样，旨在推翻蒋家王朝的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一仗也是在山西这块黄土地上打响的，那就是著名的上党战役。正如薄一波指出：“上党战役是我军对国民党作战的第一个大战役，是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第一仗。在实际上，这个战役揭开了伟大的解放战争的序幕，因此，它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光辉史册上写下了重要一页。”
　　 还是在日本刚一宣布投降后，蒋介石就急急忙忙从峨嵋山上跑下来，抢夺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阎锡山捷足先登，奉蒋介石的密令，命其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5个师、1.7万余兵力，从临汾、浮山、翼城出发，进犯太行和太岳解放区间的长治即上党地区，并很快抢占了长治、长子、屯留、潞城、壶关、襄垣6座县城。随后，又派其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8个师、2万余兵力，由太原南犯增援长治。当时，国民党军队已沿同蒲、平汉线由南向北推进，对入侵上党之敌如不迅速予以消灭，待蒋军主力北上后，将会使晋冀鲁豫野战军腹背受敌，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给整个战局带来难以估量的严重影响。据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作出了发动上党战役的重大决策。
　　 上党战役从1945年9月1日开始，至10月12日结束，整个战役由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奉命指挥，太行、太岳、冀南3区部队参加，6万余民兵、自卫队助战。上党战役几乎是同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同步进行的。一个是“打”，一个是“谈”，对于运用这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问题，毛泽东在事前就作了充分阐明。他指出：“对于国民党进攻，必须站在自卫立场坚决反击之，但须打得好，不要乱打，打则必胜。”“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但是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可忘记。”也正像他对从延安回太行执行作战任务的刘伯承、邓小平讲的那样：我们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首先立足于争取和平，避免内战。我们提出的条件中，承认解放区和军队为最中心的一条。中间可能经过打打谈谈的情况，逼迫蒋介石承认这些条件。今后我们要向日本占领地进军，扩大解放区，取得我们在谈判中的有利地位。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了。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历经42天的上党战役，总计歼灭敌兵力13个师、3.5万人，取得了重大胜利，从而“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嚣张气焰，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谈判地位”，逼迫蒋介石无可奈何地在《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上签了字。对此，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予以高度评价，指出：“国民党一方面同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又在积极进攻解放区。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不算，直接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有八十万人。现在一切有解放区的地方，都在打仗，或都在准备打仗。……有些地方仗打得相当大，例如在山西的上党区。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他们的三万八千被消灭了三万五千，逃掉两千，散掉一千。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乘着“上党端盆”的胜利东风，毛泽东又部署了平绥战役和平汉战役。关于平绥战役，毛泽东指示晋察冀和晋绥两解放区的领导人聂荣臻、贺龙等，要充分认识平绥战役“关系我党在北方的地位及争取全国和平局面，极为重大”。并针对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调集所辖主力和收编伪军共6万余人，进占被八路军包围的归绥（今呼和浩特）和已被解放的武川、陶林、丰镇、集宁、兴和等城镇，企图夺取张家口，控制平绥铁路，切断我在东北、华北、西北之通路的阴谋，指出：“此次平绥战役，系为收复失地，打开交通路而战，是有充分理由，望鼓励士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反共反人民之顽伪军。”而至平绥战役胜利后，“以必要数量之得力部队，由大同南下，肃清阎逆势力，直至太原附近，再依情势，考虑夺取太原问题”。关于平汉战役，毛泽东则命令刘伯承、邓小平等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领导人，要“以上党战役的精神”，“取得第二个上党战役的胜利”，指出：“在你们领导之下打了一个胜利的上党战役，使得我军有可能争取下一次相等的或更大的胜利。在你们领导下的一切力量，除以太岳全力展开同蒲路的作战争取应有胜利外，必须集中太行与冀鲁豫全力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你们须准备以一个半月以上的时间，在连续多次的战斗中，争取歼灭八万顽军的一半左右或较多的力量，方能解决问题。”须知“八万顽军中有几个军具有颇强的战斗力，不可轻视。但顽军新到，地理民情不熟，关系不一，补充困难，急于求胜，又有轻视我军的心理，使我有隙可乘。务望鼓励军民，团结一致，不失时机，以上党战役的精神，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按照毛泽东的部署，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部队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进行了平绥战役，计歼敌1.2万人，收复了绥东、绥南广大地区。而晋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仅以短短10天时间即传来了平汉战役的捷报，计歼敌两万余人，争取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该军及河北民军等万余人举行起义。晋冀鲁豫军区太岳部队发起的同蒲战役，计歼敌8000余人，阻止了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部沿同蒲路继续北上的企图。这南北两线作战的双双胜利，既打破了敌人控制平绥路的企图，又堵住了华北的南大门，从而有力地掩护了人民军队在东北的战略展开。
　　


　　二、自卫反击作战的节节胜利
　　
　　 1946年6月下旬，蒋介石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全面内战由此爆发。
　　 “山西是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三大解放区的依托和腹心地带，是东北、西北、山东和华中各解放区相互之间联系的枢纽。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它处于华北战场的中心，既是消灭阎锡山和傅作义、胡宗南集团的主战场，又是支援人民解放军在西北、中原和东北战场作战的重要配合战场和战略后方。”在全面内战爆发伊始，蒋介石投放了其正规军总兵力的30%，约160万人，并叫嚣要在3至6个月内，首先消灭关内人民解放军，尔后解决东北问题。其具体战略企图是：“以主要铁路为轴线，主力由南向北进攻，夺取和控制解放区的城市和交通线，歼灭解放区人民武装部队的主力，或将黄河以南解放区人民武装部队的主力逐步压迫至黄河以北，在华北地区予以聚歼。”以山西为中心的晋冀鲁豫解放区、晋绥解放区和晋察冀解放区及环绕与穿插其间的平汉铁路、同蒲铁路、正太铁路和平绥铁路，便成了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主要目标和重点地区。还是在全面内战爆发前夕，针对国民党军即将向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的严重形势，毛泽东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致电各战略区，指出：“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并依据这样的估计，拟定了南、北两线的作战计划，其中北线的作战计划是：以晋察冀和晋绥野战军及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用半年或较多的时间，夺取三路（平汉路北段和正太路、同蒲路），并相机夺取四城（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以使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坚持原定北线“夺取三路四城”的作战计划，并于7月20日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指出：“我党我军正准备一切，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借此以争取和平。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同时指出：“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此点，应使全党和全解放区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准备。”这样，“山西战场的主要作战任务，就是围绕夺取三路四城，在南、北两线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在南线，粉碎阎锡山、胡宗南组合的联防体系，控制同蒲铁路南段，使晋南地区由胡宗南进攻陕北的后方基地，变为策应人民解放军向西北进攻的战略后方；在北线，打退傅作义、马占山的进犯，确实保障解放军对晋北的占领，使之成为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彻底粉碎蒋介石在平（北平）、津（天津）、张（张家口）地区建立发动内战的北方补给基地的阴谋计划”。据此，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又具体部署了晋北战役（1946年6月15日至8月15日）、大同集宁战役（7月31日至9月16日）、闻（喜）夏（县）战役（7月13日至22日）、同蒲战役（8月14日至9月1日）、临（汾）浮（山）战役（9月22日至24日）、吕梁战役（11月22日至1947年1月1日）、汾（阳）孝（义）战役（1月17日至29日）、晋南反攻战役（4月4日至5月12日）、正太战役（4月9日至5月4日）等主要战役。
　　 为每战必胜，毛泽东对各战役部署之周密和精细程度，充分反映在给有关作战部队领导人的电示的字里行间。如晋北战役，毛泽东竟一连7次致电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李井泉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等，指出：“（一）……大同、口泉地区敌多守固，又有日军，又可能牵动傅作义，因此，暂时只作准备工作，加强侦察及内应，准备黄色炸药，不要动手。（二）朔县、宁武敌较少，可不致牵动傅作义，你们可首先攻取一处（或朔县，或宁武），得手后，看情形如何再行考虑是否打第二处。（三）打时须作充分准备，迅速拿下。”指出：“（一）你们可同时或先后攻取朔县、宁武两点，得手后，再考虑攻取山阴、岱岳两点。（二）对大同、口泉、怀仁三点不去惊动。”指出：“（一）占领朔县及轩岗镇甚慰。（二）望即攻取宁武，可先充分准备，然后一举攻克。（三）待宁武占领后，再考虑对崞县、代县、繁峙、山阴、岱岳等处逐一取之。（四）在打这些城市中，锻炼出一支善于攻城的队伍来。（五）对傅作义及大同、口泉、怀仁仍不要惊动。”指出：“必须于最近期间攻取怀仁、岱岳、山阴、宁武、应县、繁峙、代县、崞县、原平、忻县、五台、定襄，然后相机夺取大同。”指出：“（一）同意贺李意见，从绥东调两个旅南下夺取同蒲北线。（二）留两个旅固守绥东，如遇傅（指傅作义———引者）部进攻，由聂刘（指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刘澜涛———引者）令陈正湘兵团协同歼灭之。”又指出：“宁武、繁峙夺取后，两部应即统一指挥，协力夺取代（县）、崞（县），打通两区联系，第二步再取五（台）定（襄）忻（县）。至北面之怀仁、应县，就当地力量能取则取之，不能取则暂置之。请聂刘即令繁峙陈（指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第十一旅旅长陈仿仁———引者）旅接受周士第（时任由晋绥、晋察冀野战军各一部组成的晋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引者）指挥，部署夺取代、崞为要。”还指出：“忻州有敌七千，可能急切难下，似不如先取五、定，扫清忻州附近据点，发动民众，断绝忻敌接济，然后夺取该城较为有利，如阎派部增援，则先打援后取城，亦属有利。”
　　 又如吕梁战役，毛泽东亦曾相继5次电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等，指出：“（一）你们动身西进（指西进驰援陕北延安———引者）之前，对于被服、弹药、新兵须作充分之准备，尽量携带，并要太岳于尔后源源接济。你们的基本后方仍是太岳，……（三）你们到吕梁后看情况，如胡（指胡宗南———引者）军向延安急进则你们亦急进，如胡军缓进则你们可攻占吕梁各县，待命开延。（四）二十四旅速西开吕梁。”指出：“（一）为威胁临汾、河津、禹门、吉县等处胡军，延滞其北进时间，除攻隰县所必要之部队外，其余各部应迅速南进攻占蒲县，并相机攻占乡宁，攻占南面一切阎顽所守之薄弱据点。派遣几个支队迫近吉县（该城已有九十师一个旅）、禹门、河津、临汾各胡顽据点，展开游击，愈快愈好。（二）据王罗（指王震、罗贵波———引者）报，二十四旅在大宁得粮五万担，证明吕梁各县阎顽掠夺人民之粮食甚多，只要打开据点便有粮食。望通令各部注意保存为持久计。（三）必须说服全体指战员，不要讨厌吕梁区居民落后，物质困难，应使人人明白发展吕梁地区是保卫延安巩固太岳的重要条件。目前是蒋军与我军争夺吕梁时期，望全体努力取得胜利。”指出：“同意增调二十四旅及十三旅及全部炮兵向北，由陈赓统一指挥夺取中阳，并歼灭赵承绶，打通晋西北与太岳联系，巩固后方。乡（宁）、吉（县）行动可放在第二步。”又指出：“（一）此次向吕梁进攻之敌，现已查明一师两个旅，九十师两个旅，由董剑率领沿大宁、临汾公路前进，其目的似在占领大宁后再攻延安。一师之七十八旅守备宜川。原驻宜川之四十七旅开吉县，仍将协攻大宁。三十师除六十七旅驻土门外，余在临汾南北未动。（二）此次作战，不但保卫吕梁，而且有保卫延安之意。你们应迅速集中兵力于蒲县附近地区准备连续战斗，以歼敌两个旅为目标。（三）滕薄王（指滕代远、薄一波、王宏坤———引者）应令王新亭部攻击浮（山）翼（城），积极向同蒲线活动，策应吕梁。”还指出：“（一）你们最近两仗打得很好，每次歼敌一个营，若能再打几个这样的仗就可等于一个大胜仗。（二）现地区作战敌我皆困难，你们应在隰县、永和附近地区找小仗打，每次歼敌一个营、两个营，坚持一时期，不怕敌人深入，总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暂时不要去打蒲县、土门。……”如此等等。按照毛泽东的部署，晋绥野战军、晋察冀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协力作战，相继取得了上述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总计歼灭国民党军15万余人，解放县城40多座，迫使国民党阎锡山部困守在同蒲线的运城、临汾、太原、大同等孤城中。
　　 而且，毛泽东在总结这一阶段的作战经验中，还特别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即陈赓纵队胜利进行闻（喜）夏（县）战役和临（汾）浮（山）战役为样板，明确提出了“集中主力各个歼敌”和“指挥灵活加勇敢”的作战方法，指出：“此次阎军万余，胡宗南第一、第二十七两军五万余向我晋南解放区进攻。我陈赓纵队现已开始作战，采取集中主力打敌一部、各个击破之方针，取得两次胜利。我各地作战亦应采取此种方法，每次集中大力打敌一部，其比例应为三对一，最好四对一，以求必胜，各个击破敌人。望将此种战法普遍教育团级以上将领，是为至要。”又指出：“查我陈赓纵队仅三个旅，七月间歼灭胡（宗南）军一个旅后，胡军停止于绛县以南不敢冒进。八月我陈纵队北上攻取洪（洞）、赵（城）、霍（县）、灵（石）及汾西五城，此时胡军乘机占我垣曲、曲沃、浮山等地，故陈纵此次回师再歼胡军主力（第一旅及一六七旅均老一军）。由此可见，只要指挥上既灵活又勇敢，敌人进攻是能够打破的。”对于前者，毛泽东还进一步引伸，不久为中央军委专门起草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对党内指示，强调指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战胜蒋介石进攻的主要作战方法。这个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以收到全歼速决之效。
　　
　　三、摧毁国民党在山西统治的四大战役
　　


　　 从1947年6月起，中国的政治局势开始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转折。这时，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挺进中原为标志，拉开了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军战略进攻的帷幕。随即，陈赓、谢富治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亦南渡黄河，直趋豫西。两路大军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实施外线作战。留在山西的人民解放军在徐向前的指挥下，也向国民党阎锡山部发起战略进攻。进攻的第一仗选在敌人在晋南的主要战略目标之一的运城，尔后由南向北推进，连续发动了临汾战役、晋中战役、太原战役，直至推翻了阎锡山的反动统治，解放了山西全境。
　　 对于山西战场上的这四大战役，毛泽东更加给予密切关注和慎审部署。关于运城战役，他致电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后为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二副司令员滕代远和第一副政治委员薄一波，指出：“（一）同意你们打运城。（二）王震纵队应位于黄河北岸要点，确实保证河南之敌不能北渡，方有把握，否则敌必增援，攻运城无把握。……”
　　 关于临汾战役，他致电徐向前等，指出：“攻克临汾对各方面（特别是对支持西北战争）极为有利。二纵可以再留晋南作战一时期。但对临汾城防及陕州宜川两处敌人增援之可能性，我们尚无把握，望调查并考虑电告。……”又指出：“（一）完全赞成先作攻坚战术训练，待解冻后再打临汾，只要攻克临汾就是对彭张（指彭德怀、张宗逊———引者）的大帮助。（二）但临汾之敌有两种可能，一是固守不动，二是弃城北走。因此你所率准备攻城的各部队的整训位置，应放在便于打逃敌而又很隐蔽的地点，并要预先作出准备打逃敌的计划，以便不失时机歼灭可能逃跑之敌。（三）李周（指李井泉、周士第———引者）应令吕梁部队确实受领向前所给协同作战的任务。”
　　 关于晋中战役，他致电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指出：“……向前兵团业已北上，日内发起晋中战役。该兵团拟固定在晋中打阎，直至攻克太原为止。你们不要希望其西调。”
　　 关于太原战役，在前后10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给徐向前、周士第、陈漫远、罗瑞卿等太原前线人民解放军将领及中共中央华北局的电报，即达20多次。1948年7月晋中战役结束，人民解放军乘胜进逼太原时，毛泽东就在电示中指出：“在你们当面敌人歼灭之后，太原已形孤立，我军有提早夺取太原之可能。杨爱源（时任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引者）至南京求救，蒋有允派援兵之意。望你们考虑派必要兵力抢占太原机场，估计到阎锡山可能和我们争夺机场，故你们如决心占领机场时须注意：（一）派出充分之兵力。（二）于机场附近构筑深地堡及工事。（三）全军即位于太原附近休整，并于此次休整中完成攻击太原之准备。”又指出：“太原空虚，有乘胜夺取可能。你们决心甚好。望首先控制机场，以尽可能短促时间完成攻城准备，即行攻城。攻城方法望采用山东部队所使用者，既迅速，伤亡又少，又节省炮弹、炸药。即是在火力掩护下用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携少量炸药置于城根，炸成一洞，再用同样方法置炸药于已炸开之洞内，炸成一更大之洞；第三次，用大量炸药，置于该洞，即可能成功。……同时，你们完成对太原之包围后，可派浮官入城，携带信件给阎锡山，要他迅即归降，并负责保护城内一切公私产业及军用物品，我军可给以不杀之保证。对于全部阎军将领及其眷属，亦可保证不杀。如果可能，你们应争取于十天内外夺取太原。”当外围战斗开始后，毛泽东又在电示中指出：“你们原定十月十八日开始太原战役，现已提前十三天。因敌被迫向外扩张，给我以良好歼敌机会，如果敌人战力不强，你们又指挥得当，乘机进击，可能于短时间内全部肃清城外之敌，并可能缩短攻城时间，不要停留多久，即可乘胜攻城，提早解放太原。因此你们发布战讯时不要说敌人向外扩张，而应说你们业已开始太原战役，并且战讯要待外围战大体告一段落时发表为宜。”还指出：“歼敌两师甚慰。”“你们拟乘胜向太原城周尽量扩大战果方针很对。……望你们乘胜扩张，逐一全歼外围之敌，占领一切机场。然后看形势，如我军伤亡甚大，城内敌人尚多，城防尚固，则应略为休息补充，然后攻城。如我军伤亡不大，城内敌人不多，城防不甚坚固，则应乘胜攻城。此外，尚有一点即城外之敌大部歼灭，一部尚未歼灭（例如北面），是否可以派兵监视城外残敌，使用主力即行攻城，此点亦可考虑”。在太原外围战斗即将胜利告捷之际，人民解放军发起了平津战役。“估计到太原攻克过早，有使傅作义感到孤立，自动放弃平（北平）、津（天津）、张（家口）、唐（山）南撤或分别向西南撤退，增加尔后歼灭的困难”，毛泽东果断作出了缓攻太原的战略决策，并由此在电示中指出：“再打一二个星期，将外围要点攻占若干，并确实控制机场，即停止攻击，进行政治攻势。部队固守已得阵地，就地休整。”作为无产阶级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的毛泽东，一直企盼着用不流血的和平方式解决太原问题。当北平和平解放时，他在电示中又强调指出：“北平和平解决后，太原亦有和平解决之可能。”故“请你们注意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如有接洽机会应利用之”。在阎锡山逃离太原，南京方面代总统“李宗仁愿出面交涉和平解决太原问题”后，毛泽东即令攻击太原的时间推迟至1949年4月22日，并指出：“那时如能签定和平协定，则太原即可用和平方法解决；如和谈破裂或签订后反悔不执行，则用战斗方法解决，对我亦无多大损失。”这样，经过再三争取，当和平解决无望后，毛泽东便在电示中明确地指出：“你们觉得何时发起打太原为有利，即可动手打太原，不受任何约束。”4月24日，太原战役胜利结束后，在太原前线的人民解放军一部又奉毛泽东之命挥师北上，兵临大同城下，大同即于5月1日宣告和平解放，山西解放战争由此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运城、临汾、晋中、太原四大战役，以摧枯拉朽之势，接连取得了歼灭国民党阎锡山军27.8万人的辉煌胜利。对于山西战场上战略进攻的战绩及其经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给予了充分肯定、高度估价。临汾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在给东北野战军领导人林彪、罗荣桓等的电报中指出：“徐向前同志指挥之临汾作战，我以九个旅（其中只有两个旅有攻城经验），攻敌两个正规旅及其他杂部共约两万人，费去七十二天时间，付出一万五千人的伤亡，终于攻克。我军九个旅（约七万人）都取得攻坚战经验，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大胜利。临汾阵地是很坚固的，敌人非常顽强。敌我两军攻防之主要方法是地道斗争。我军用多数地道进攻，敌军亦用多数地道破坏我之地道，双方都随时总结经验，结果我军用地道下之地道获胜。”在晋中战役即将告捷前夕，毛泽东在给华东野战军领导人粟裕等和中共中央华北局、中原局的电报中指出：“我徐向前同志所部三个纵队，于攻克临汾伤亡一万五千人之后，仅休息二十天即北上作战，连续歼灭阎锡山军七个师（等于旅）又四个军部（等于整编师部），现尚包围敌两个师，又两个总队（略等于旅），又一个军部，又一个总指挥部于榆次以南正歼击中。向前所部仅一个纵队有两万余人，其余两个纵队各一万余人，此次大战估计将伤亡万余。军委正令该军于完成榆次以南作战后，立即抢占太原飞机场，准备夺取太原。此种情形，望宣示干部，鼓励士气。”当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又立即致电祝贺，指出：“庆祝你们继临汾大捷后，在晋中地区歼灭敌一个总部、五个军部、九个师、两个总队及解放十四座县城的伟大胜利。晋中战役在向前、士第两同志直接指挥下，由于全军奋战，人民拥护，后方努力生产支前，及各战场的胜利配合，仅仅一个月，获得如此辉煌的战绩，对于整个战局帮助极大。现在我军已临太原城下，最后结束阎锡山反动统治的时机业已到来。希望你们继续，再接再厉，为夺取太原、解放太原人民而战！”太原攻克，大同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又发来鼓舞人心的贺电，指出：“战犯阎锡山及其反动集团，盘踞山西，危害人民，业已三十八年，为国内军阀割据为时最长久者。抗日时期，阎匪即与日本侵略军勾结妥协，与抗日人民为敌。近几年来，阎匪在蒋介石指挥下，参与反革命内战，节节溃败，最后退守太原一隅，犹作顽抗。此次我太原前线人民解放军奉命攻城，迅速解决，阎匪虽逃，群凶就缚。大同敌军，亦即投诚。从此，山西全境肃清。华北臻于巩固。当此伟大节日（指“五一”节———引者），特向你们致热烈的祝贺。”
　　
　　四、土地改革任务的圆满完成
　　
　　 伴随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山西各解放区开展了为广大农民群众所梦寐以求的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运动。
　　 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的根本问题又是土地问题。从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到辛亥革命的“平均地权”，都曾经试图解决而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彻底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才最终圆了世世代代农民的这个“梦”，胜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
　　 为着适应人民解放战争的新的革命形势的要求，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及时作出了关于改变土地政策的重大决策，即把抗日战争时期执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先于1946年5月4日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支持农民通过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方式，从地主阶级手中取得土地；后于1947年7月至9月间召开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提出了没收地主阶级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全国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斗争纲领。由此，山西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基本分作两个历史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心是贯彻实行《五四指示》；第二个阶段的土地改革运动，主要是贯彻实施《中国土地法大纲》。
　　 在贯彻实行《五四指示》的过程中，各解放区农村的土地占有状况逐步地、然而也是迅速地发生了急剧变化。据太行老区和半老区40个县、市的统计，从1946年6月到1947年4月，农民共取得土地376.3万亩，其中贫农以下每人得地2亩，中农每人得地0.3至0.5亩；贫农每人占有土地3.3亩，中农每人占有土地3.5亩（全区每人平均3.4亩），地主保留土地3亩右左。同一时期，据太岳区27个县的统计，农民共得到土地745.09万亩。另据该区沁县、沁源、阳城等11个县的统计，在1947年春耕前，即有50万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80%以上的贫农经济状况上升，达到中农甚至富农的水平。据晋绥解放区的统计，在1946年底，有百万农民获得土地370万余亩，分得土地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3，平均每人达到3.9亩。在冀晋区，据浑源、繁峙、广灵、应县、大同、阳高6个县846个村的统计，在1947年春夏间，农民得到的土地54万多亩。另据该区五台县100个村的统计，农民得到土地4万余亩。总之，经过贯彻《五四指示》，山西各解放区逐步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封建土地制度已经或正在消灭中。贫雇农因获得土地而大量上升为中农或富民，中农在增加，富农呈上升的趋势，地主则在减少。这种现象表明，农村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土地制度的改革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贯彻实施《中国土地法大纲》的过程中，老区和半老区中心是开展了土地改革的复查工作，根据土地改革进行的不同程度，采取了不同的斗争策略方针。除少数土地改革运动走了过场的地区，通过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和征收旧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实行了平分外，在多数土地改革搞得好的和比较好的地区，则采用了“抽补调剂、填平补齐”的办法。其具体步骤是：首先，按照党的关于划分阶级成份的政策，重新审定阶级成份。通过重新审定，划清阶级阵线，为土地改革的顺利完成创造条件。然后即开始进行抽补调剂工作。在抽补调剂中，“坚持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方针和“既要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又要照顾中农利益”的原则，“对地主、富农保留过多的土地及干部利用职权多分多占的土地，进行抽动，将抽出的土地填补给有‘窟窿’的贫、雇农”；在“中农与贫、雇农占有土地数相差很大”的地方，“则经过思想动员，在中农自觉自愿的基础上，也抽出少部分土地用于给贫、雇农补‘窟窿’”。这样，经过一系列工作，全省老区和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于1949年5月圆满结束。而以彻底平分土地为主要内容的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即从1947年12月运城解放后开始，继而由南向北渐次展开，也于1950年底胜利完成。
　　 值得指出的是，在土地改革运动中，由于种种原因，在一些地方曾经发生了“左”倾错误，以至酿成了令人痛心的严重后果。其突出表现有四：一是鼓吹所谓“贫雇农路线”，侵犯中农利益，提出“贫雇农想怎样干就怎样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不要怕侵犯中农，否则是阶级立场观点问题”等错误口号，平分了中农的土地、财产；二是对地主、富农“扫地出门”，不给出路，甚至加以非法管制，随意吊打和肉体消灭；三是侵犯地主、富农在城镇经营的工商业，以至没收了小商小贩的财产；四是对出身于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一律予以排斥打击，甚至发生了“乱斗、乱打、乱杀”的问题。
　　 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中发生的“左”倾错误，很快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严重关注。194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杨家沟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特别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政治报告；接着，又连续撰写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关于工商业政策》、《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关于情况的通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等一系列重要文献，全面、深入、反复、细致地阐明了党的有关土地改革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强调指出：“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他又严正指出：“土地改革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只能和必须是贫农。这个贫农阶层，和雇农在一起，占了中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土地改革的主要的和直接的任务，就是满足贫雇农群众的要求。土地改革必须团结中农，贫雇农必须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中农结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不这样做，贫雇农就会陷于孤立，土地改革就会失败。土地改革的一个任务，就是满足某些中农的要求。必须容许一部分中农保有比较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量。我们赞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谁要是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那就是错误的。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土地改革的对象，只是和必须是地主阶级的旧式富农的封建剥削制度，不能侵犯民族资产阶级，也不要侵犯地主富农所经营的工商业，特别注意不要侵犯没有剥削或只有轻微剥削的中农、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和新式富农。土地改革的目的是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即消灭封建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因此，对地主必须分给和农民同样的土地财产，并使他们学会劳动生产，参加国民经济生活的行列。除了可以和应当惩办那些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的查有实据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和恶霸分子以外，必须实行对一切人的宽大政策，禁止任何的乱打乱杀。”他还向全党大声疾呼：“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训。”毛泽东的论述和指示，进一步为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指明了方向，从而有效地克服和纠正了“左”倾错误，保证了土地改革任务的胜利完成。
　　 “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经过土地改革而彻底翻身解放的广大农民，唤发出极大的生产和革命的政治热情。他们无私奉献、倾其所有，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解放战争，并由此形成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参军参战的群众热潮。在整个解放战争中，有30余万山西儿女参军入伍，有100余万民兵、民工随军远征参战。在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运动中摸爬滚打而锻炼成长起来的数万名领导骨干，奉命北上、西进、南下，又参加了开辟和建设新解放区的伟大胜利。继抗日战争之后，古老的三晋大地再铸新的辉煌，又一次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