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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太说,每次听到CPI这三个字,她的心就乱跳。因为只要电视一讲这三个字,菜就要涨价。
通胀带来的一个后果是财富缩水,工资贬值。日常必需品的价格上涨影响到所有固定收入来源的人。不管是在职的白领、环卫工人,还是领养老工资的退休人员,当然也包括吃低保的困难人群。在这种情况下,生存会变成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上海电视台最近采访了一位退休老太太,记者跟她去菜场买菜,听她对每一个卖菜的摊主抱怨;不管是卖鸡毛菜的,还是卖猪肉的,她都心怀不满。她在菜场里转来转去,感到非常失落,因为菜价已经持续涨了大半年。
精打细算的老太太现在遇到了空前的挑战。她已经70岁了,仍然努力了解这个变化不停的世界。虽然不懂CPI是什么意思,她对着镜头说,每次听到这三个字,她的心就乱跳。因为只要电视一讲这三个字,菜就要涨价。
CPI上涨是一种经济现象,心跳加速是一种生理现象,当两者之间发生了因果联系,说明通胀已经深入人心,深入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每个家庭对通胀的感受与他们的恩格尔系数有关。恩格尔系数是用来衡量家庭收入水平的指标,指食物开支在家庭总开支中的占比。恩格尔系数越高,说明这个家庭的收入水平越低。收入较高的家庭中,花在吃饭上的开销毕竟只是一个小头,所以他们对菜价上涨,绝不会像一个退休的老太太那样敏感。然而,通胀并不仅限于食品——至少现在中国遭遇的这次通胀,决不是什么“季节因素”或者“猪肉的结构性短缺”引起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目前中国的通胀是一種典型的货币现象。也就是说,中国央行发行了太多的人民币,引起货币贬值,购买力下降,从而导致商品价格上升。生活必需品价格普遍上涨,就是一个信号。
通胀意味着中产阶层的存款贬值,意味着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下降。对那些既没有购买黄金,也没有二套房,并且不幸没能在低位持有中石油股票的家庭来说,他们缺乏抗衡通胀的有效手段,只能听任上涨的物价蚕食工资和积蓄。通胀给普通家庭带来的伤害可能严重到什么程度,取决于通胀持续的时间长短。如果通胀持续发生,久而久之,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将不可避免地下降,要求加薪的呼声将高涨起来。
“保八”成功,“保三”失利
如果通胀持续发生,普遍加薪是迟早会出现的现象。实际上,只要通胀开始露头,要求加薪的呼声总是会即时地响起。这种要求本来无可厚非。对于工薪阶层来说,避免生活水平下降的唯一希望,只能是来自加薪。但令人纠结的是,普遍加薪会增加对货币的需求,而加大货币供应量的后果是使通胀形势雪上加霜。对那些致力于治理通胀的央行官员来说,物价和工资交替上涨,会使货币总量进一步增加,如同往通胀的烈火上浇一盆油,只要物价上涨的幅度和速度超出人们心理所能承受的极限,抢购和挤兑就会发生,局面就会失去控制。
在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内,随着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物价和工资交替上涨的情况时有发生。现代经济学界也倾向于认为,适度的通胀有利于经济增长。但要把通胀维持在一个既促进经济增长,又不至于养虎为患的合适的度内,不仅困难,也是一件有风险的事。中国政府向来认为,中国经济对通胀的容忍度为3%。所以,和GDP“保八”一样,CPI“保三”也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目标。
目前CPI指数已经连续超过这个预定的心理底线。刚刚公布的10月CPI指数为4.4%。上一次达到这个水平,是2008年9月的事情。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的泡沫水平在2007年至2008年达到高峰:A股指数在2007年10月站上6000点,房价暴涨,货币宽松,热钱持续涌入,资产价格上涨也传递到了实体经济领域,原材料和工资都在上涨。为了抑制泡沫继续生成和吹大,央行从2007年开始,连续7次加息,2008年上半年又连续6次提高准备金率,同时实施财政紧缩,限制政府投资的规模。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股指从崖顶落入了深渊,物价终于企稳。当然,这种逆转并非仅仅是中国政府调控的结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然在抑制2008年的通胀中发挥了作用,但自然灾害和金融危机在抑制通胀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更明显。2008年上半年的四川大地震和下半年席卷欧美的金融危机,都对当年的经济形势起了重要的影响。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吸收了大量资金,尤其是对口重建这一项,转移了沿海和发达的中东部地区的政府投资。而欧美的萧条导致中国的出口企业订单减少,生产环节的资金需求随之大大减少。沿海加工制造业的工资水平虽然没有明显的下跌,但随着加班减少或者企业关闭,制造业内的工资总量下降了。
2008年的经济形势是非常戏剧性的。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人们担心中国经济会酿成一个巨大的、无法消化的泡沫,但奥运会结束后,所有的人发现,中国面临的是一个外需和内需都萎靡不振的市场。通胀的危险已经成为过去,经济过热的担心被疲软的现实所取代。货币和财政政策随之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货币供应由紧缩变为宽松,下半年连续4次降息,财政支出由稳健变为积极。中国政府出台了一揽子“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这还不是全部。据测算,2008年三季度至今,在刺激经济的名义下,中国在基础设施和固定资产领域的投资总额,已经超过了10万亿人民币。投资的主体主要是各级政府和大型国企,资金来源则无一例外是国有银行的贷款。
在两年时间里,中国铺设了数千公里高速铁路,进行了一系列的海外收购和投资,并且催生出一个接一个的“地王”。这些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力来自资金投入,而非新技术的应用或生产效率的提高。所以,毫不意外地,经济刺激计划没有给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带来改善,反而使工资和家庭收入在GDP中的占比进一步下降。
光涨价,不涨工资?
宽松的信贷和大量政府投资必然带来货币超发和财政赤字,它们将进一步让中国家庭的存量财产贬值。对普通人而言,他们将要面对的局面是悲剧性的:物价高涨,生活水平下降,财富(主要是银行存款)缩水。
在某种程度上,央行和政府是这一局面的始作俑者。尤其是在中国,货币超发往往是由政府投资带动的。媒体已经不止一次报道,每到年终,掌握着立项和财政拨款大权的中央机关里,即使是低级公务员,都能决定上亿资金的流向。这些项目有没有经过严格的市场评估,是很值得怀疑的。最近有媒体报道,宁夏的一个汽车项目已经投入18个亿,却只生产了4辆样车,现在整个生产基地被关闭。不管这样的项目资金是来自财政拨款,还是银行贷款,都是巨大的浪费。这些投资占用了大量的银行资金,消耗了大量的工业原材料,却没有创造出新的技术和需求,客观上为通胀火上浇油。官员并不会因为决策错误或违反规定而被追究责任。相反,他们很可能已经因为GDP数据获得了升迁。这进一步鼓励了不负责任的投资行为。最后为他们——也为通胀埋单的,是普通中国家庭,是这个国家的纳税人。
中国经济过分依赖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的拉动,不仅会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也隐藏着极大的风险。这就像一个运动员,如果他需要兴奋剂来保持状态,结果只能是毁了自己的身体。他的优异表现很难长久,而且,已经取得的成绩也很有可能被证明是虚幻的骗局,因为过于依赖投资的结果就是抑制居民消费。
最近10年来,工资和家庭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持续下降,使得中国国内市场越发疲软。在金融危机之前,美国(被房地产市场刺激)的需求是中国制造业的主要动力,这个动力虽然没有消失,但不再像从前那样强劲了。激活国内市场势在必行。为了把更多的人口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分,中国需要制造业提供的大量工作机会,因此保持制造业的产能是必要的。那么,中国的居民有能力取代美国人,成为中国制造的主要消费者吗?
美国的人均GDP是3万美元,大概是中国人均GDP的10倍。消费占美国GDP比重超过50%,而在中国,这个数字是28%。中国家庭的收入只占GDP的比重28%,而且,很大部分的收入以储蓄的形式放在银行里,并没有投入消费。
中国国内市场不仅对中国至关重要,对全世界也举足轻重。美国之所以在汇率问题上一再对中国施压,是因为中美贸易存在高额顺差。如果中国市场有能力消费更多的美国产品,中美贸易的不平衡就会收窄,既有利于提振美国的经济,也有利于缓解中国在汇率问题上的压力。但这很困难。任何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都有路径依赖的问题,而在中国,这个问题表现得更加突出。
过去的10年里,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3倍,但工人工资上涨最快的沿海地区,其幅度也远低于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
为了提振消费,必须提高劳动所得在GDP中的占比。在一个通胀水平较低而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提高工人的工资,有一个明显的好处,那就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抵消工资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今年中国各大城市都提高了最低工资水平,一些企业也在工人罢工的压力下,提高了工人的薪酬。加薪早就该进行,当然现在也不晚,不过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候,因为通胀将很快吞噬工资的增幅。
除了制造业工人,白领和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也要求加薪,以对抗通胀。据信,新一轮的公务员加薪正在酝酿之中。通胀在前,给公务员加薪本身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国财政的问题在于支出不透明,也很少接受人大机关和媒体的监督。公务员加薪一方面会加剧财政负担,另一方面往往造成分配不公平。因此,除了给收入最低的困难人群以食品补贴,任何财政措施都要谨慎地使用,防止适得其反。
加薪不如減税
从技术的角度而言,减税比加薪更有助于社会公平和对抗通胀。关于通胀,经济学的第一常识是,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也就是说,引起物价上涨的并不是物资短缺,而是发行了过多的货币导致了货币贬值。
短缺也会带来涨价,但随着物资供应的改善,价格就会趋于稳定。在中国,一说到通胀,人们的第一反应是食品涨价。其实,通胀会带来食品涨价,但食品涨价并不等于通胀。将通胀和食品涨价画上等号,主要是历史和文化方面的特殊原因导致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农产品涨价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中国也不例外。工厂和城市占据了大量土地,使可供种植农作物的耕地减少,工业和服务业的工资高于农业,也会引导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假定农业技术没有革命性的突破,随着耕地和劳动力减少,农产品的供应必定会减少,同时价格上升。中国正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虽然中央政府努力想守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但建设用地和耕地的矛盾始终存在,并且会变得越来越尖锐。只要工业和服务业的产出高于农业,土地就会进一步向前者集中,这是市场规律使然。因此,中国农产品的价格还会进一步攀高,直到与国际农产品市场的价格持平。到那时,中国将越来越依赖国际粮食市场。但就目前而言,农产品涨价的幅度虽然大,但并不是推动物价上涨的主要动力。食品在中国CPI体系中权重过高,所以对CPI的贡献颇高,但如果综合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经济增长率和货币供应增幅等数据,可以看出这次通胀并没有超出经济学教科书的描述,仍然是一种货币现象。
央行否认这一轮通胀是货币超发引起的,并称经济总量和广义货币发行量(M2)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但对两年多来一直警告中国广义货币发行量过大的经济学家来说,这只是一种托辞。2000年至今,中国GDP平均增速为9.84%,而货币供应从12万亿元飙升至67万亿元,增加了5倍以上。当M2达到GDP总量1倍的水平时,通胀已经不可避免,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当然难辞其咎。
为了遏制通胀进一步发展,央行的责任是收紧货币供应。加息、提高银行准备金率、包括一些央行票据操作,都是为了回笼市场上的货币。鉴于目前的形势,加息还仅仅是个开始。
关于通胀的第二个常识认为,通胀是一种变相的税收。货币超发往往和财政赤字联系在一起。赤字是政府欠债。对一个掌握着货币发行权的债务人来说,最轻松的还债方式就是开动印钞机。当新增货币供应通过政府投资的项目进入市场,就抬高了土地、人工和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价格,那些主要不是凭银行贷款、而是依靠自有资金经营的企业成本跟着上升。当然,国有企业有价格低廉的贷款可用,通胀等于让民营企业多交了一笔营业税。而当新增货币进入消费领域,就抬高了消费品的价格,消费者等于向国家交了一笔额外的消费税。
因此,要应对通胀,与其加薪,不如减税。道理很简单:减税不仅能够增加家庭收入,而且能够逼着政府削减开支,是不伤害经济而提升家庭抗通胀能力的最好选择。
通胀带来的一个后果是财富缩水,工资贬值。日常必需品的价格上涨影响到所有固定收入来源的人。不管是在职的白领、环卫工人,还是领养老工资的退休人员,当然也包括吃低保的困难人群。在这种情况下,生存会变成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上海电视台最近采访了一位退休老太太,记者跟她去菜场买菜,听她对每一个卖菜的摊主抱怨;不管是卖鸡毛菜的,还是卖猪肉的,她都心怀不满。她在菜场里转来转去,感到非常失落,因为菜价已经持续涨了大半年。
精打细算的老太太现在遇到了空前的挑战。她已经70岁了,仍然努力了解这个变化不停的世界。虽然不懂CPI是什么意思,她对着镜头说,每次听到这三个字,她的心就乱跳。因为只要电视一讲这三个字,菜就要涨价。
CPI上涨是一种经济现象,心跳加速是一种生理现象,当两者之间发生了因果联系,说明通胀已经深入人心,深入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每个家庭对通胀的感受与他们的恩格尔系数有关。恩格尔系数是用来衡量家庭收入水平的指标,指食物开支在家庭总开支中的占比。恩格尔系数越高,说明这个家庭的收入水平越低。收入较高的家庭中,花在吃饭上的开销毕竟只是一个小头,所以他们对菜价上涨,绝不会像一个退休的老太太那样敏感。然而,通胀并不仅限于食品——至少现在中国遭遇的这次通胀,决不是什么“季节因素”或者“猪肉的结构性短缺”引起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目前中国的通胀是一種典型的货币现象。也就是说,中国央行发行了太多的人民币,引起货币贬值,购买力下降,从而导致商品价格上升。生活必需品价格普遍上涨,就是一个信号。
通胀意味着中产阶层的存款贬值,意味着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下降。对那些既没有购买黄金,也没有二套房,并且不幸没能在低位持有中石油股票的家庭来说,他们缺乏抗衡通胀的有效手段,只能听任上涨的物价蚕食工资和积蓄。通胀给普通家庭带来的伤害可能严重到什么程度,取决于通胀持续的时间长短。如果通胀持续发生,久而久之,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将不可避免地下降,要求加薪的呼声将高涨起来。
“保八”成功,“保三”失利
如果通胀持续发生,普遍加薪是迟早会出现的现象。实际上,只要通胀开始露头,要求加薪的呼声总是会即时地响起。这种要求本来无可厚非。对于工薪阶层来说,避免生活水平下降的唯一希望,只能是来自加薪。但令人纠结的是,普遍加薪会增加对货币的需求,而加大货币供应量的后果是使通胀形势雪上加霜。对那些致力于治理通胀的央行官员来说,物价和工资交替上涨,会使货币总量进一步增加,如同往通胀的烈火上浇一盆油,只要物价上涨的幅度和速度超出人们心理所能承受的极限,抢购和挤兑就会发生,局面就会失去控制。
在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内,随着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物价和工资交替上涨的情况时有发生。现代经济学界也倾向于认为,适度的通胀有利于经济增长。但要把通胀维持在一个既促进经济增长,又不至于养虎为患的合适的度内,不仅困难,也是一件有风险的事。中国政府向来认为,中国经济对通胀的容忍度为3%。所以,和GDP“保八”一样,CPI“保三”也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目标。
目前CPI指数已经连续超过这个预定的心理底线。刚刚公布的10月CPI指数为4.4%。上一次达到这个水平,是2008年9月的事情。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的泡沫水平在2007年至2008年达到高峰:A股指数在2007年10月站上6000点,房价暴涨,货币宽松,热钱持续涌入,资产价格上涨也传递到了实体经济领域,原材料和工资都在上涨。为了抑制泡沫继续生成和吹大,央行从2007年开始,连续7次加息,2008年上半年又连续6次提高准备金率,同时实施财政紧缩,限制政府投资的规模。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股指从崖顶落入了深渊,物价终于企稳。当然,这种逆转并非仅仅是中国政府调控的结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然在抑制2008年的通胀中发挥了作用,但自然灾害和金融危机在抑制通胀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更明显。2008年上半年的四川大地震和下半年席卷欧美的金融危机,都对当年的经济形势起了重要的影响。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吸收了大量资金,尤其是对口重建这一项,转移了沿海和发达的中东部地区的政府投资。而欧美的萧条导致中国的出口企业订单减少,生产环节的资金需求随之大大减少。沿海加工制造业的工资水平虽然没有明显的下跌,但随着加班减少或者企业关闭,制造业内的工资总量下降了。
2008年的经济形势是非常戏剧性的。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人们担心中国经济会酿成一个巨大的、无法消化的泡沫,但奥运会结束后,所有的人发现,中国面临的是一个外需和内需都萎靡不振的市场。通胀的危险已经成为过去,经济过热的担心被疲软的现实所取代。货币和财政政策随之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货币供应由紧缩变为宽松,下半年连续4次降息,财政支出由稳健变为积极。中国政府出台了一揽子“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这还不是全部。据测算,2008年三季度至今,在刺激经济的名义下,中国在基础设施和固定资产领域的投资总额,已经超过了10万亿人民币。投资的主体主要是各级政府和大型国企,资金来源则无一例外是国有银行的贷款。
在两年时间里,中国铺设了数千公里高速铁路,进行了一系列的海外收购和投资,并且催生出一个接一个的“地王”。这些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力来自资金投入,而非新技术的应用或生产效率的提高。所以,毫不意外地,经济刺激计划没有给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带来改善,反而使工资和家庭收入在GDP中的占比进一步下降。
光涨价,不涨工资?
宽松的信贷和大量政府投资必然带来货币超发和财政赤字,它们将进一步让中国家庭的存量财产贬值。对普通人而言,他们将要面对的局面是悲剧性的:物价高涨,生活水平下降,财富(主要是银行存款)缩水。
在某种程度上,央行和政府是这一局面的始作俑者。尤其是在中国,货币超发往往是由政府投资带动的。媒体已经不止一次报道,每到年终,掌握着立项和财政拨款大权的中央机关里,即使是低级公务员,都能决定上亿资金的流向。这些项目有没有经过严格的市场评估,是很值得怀疑的。最近有媒体报道,宁夏的一个汽车项目已经投入18个亿,却只生产了4辆样车,现在整个生产基地被关闭。不管这样的项目资金是来自财政拨款,还是银行贷款,都是巨大的浪费。这些投资占用了大量的银行资金,消耗了大量的工业原材料,却没有创造出新的技术和需求,客观上为通胀火上浇油。官员并不会因为决策错误或违反规定而被追究责任。相反,他们很可能已经因为GDP数据获得了升迁。这进一步鼓励了不负责任的投资行为。最后为他们——也为通胀埋单的,是普通中国家庭,是这个国家的纳税人。
中国经济过分依赖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的拉动,不仅会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也隐藏着极大的风险。这就像一个运动员,如果他需要兴奋剂来保持状态,结果只能是毁了自己的身体。他的优异表现很难长久,而且,已经取得的成绩也很有可能被证明是虚幻的骗局,因为过于依赖投资的结果就是抑制居民消费。
最近10年来,工资和家庭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持续下降,使得中国国内市场越发疲软。在金融危机之前,美国(被房地产市场刺激)的需求是中国制造业的主要动力,这个动力虽然没有消失,但不再像从前那样强劲了。激活国内市场势在必行。为了把更多的人口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分,中国需要制造业提供的大量工作机会,因此保持制造业的产能是必要的。那么,中国的居民有能力取代美国人,成为中国制造的主要消费者吗?
美国的人均GDP是3万美元,大概是中国人均GDP的10倍。消费占美国GDP比重超过50%,而在中国,这个数字是28%。中国家庭的收入只占GDP的比重28%,而且,很大部分的收入以储蓄的形式放在银行里,并没有投入消费。
中国国内市场不仅对中国至关重要,对全世界也举足轻重。美国之所以在汇率问题上一再对中国施压,是因为中美贸易存在高额顺差。如果中国市场有能力消费更多的美国产品,中美贸易的不平衡就会收窄,既有利于提振美国的经济,也有利于缓解中国在汇率问题上的压力。但这很困难。任何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都有路径依赖的问题,而在中国,这个问题表现得更加突出。
过去的10年里,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3倍,但工人工资上涨最快的沿海地区,其幅度也远低于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
为了提振消费,必须提高劳动所得在GDP中的占比。在一个通胀水平较低而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提高工人的工资,有一个明显的好处,那就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抵消工资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今年中国各大城市都提高了最低工资水平,一些企业也在工人罢工的压力下,提高了工人的薪酬。加薪早就该进行,当然现在也不晚,不过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候,因为通胀将很快吞噬工资的增幅。
除了制造业工人,白领和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也要求加薪,以对抗通胀。据信,新一轮的公务员加薪正在酝酿之中。通胀在前,给公务员加薪本身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国财政的问题在于支出不透明,也很少接受人大机关和媒体的监督。公务员加薪一方面会加剧财政负担,另一方面往往造成分配不公平。因此,除了给收入最低的困难人群以食品补贴,任何财政措施都要谨慎地使用,防止适得其反。
加薪不如減税
从技术的角度而言,减税比加薪更有助于社会公平和对抗通胀。关于通胀,经济学的第一常识是,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也就是说,引起物价上涨的并不是物资短缺,而是发行了过多的货币导致了货币贬值。
短缺也会带来涨价,但随着物资供应的改善,价格就会趋于稳定。在中国,一说到通胀,人们的第一反应是食品涨价。其实,通胀会带来食品涨价,但食品涨价并不等于通胀。将通胀和食品涨价画上等号,主要是历史和文化方面的特殊原因导致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农产品涨价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中国也不例外。工厂和城市占据了大量土地,使可供种植农作物的耕地减少,工业和服务业的工资高于农业,也会引导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假定农业技术没有革命性的突破,随着耕地和劳动力减少,农产品的供应必定会减少,同时价格上升。中国正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虽然中央政府努力想守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但建设用地和耕地的矛盾始终存在,并且会变得越来越尖锐。只要工业和服务业的产出高于农业,土地就会进一步向前者集中,这是市场规律使然。因此,中国农产品的价格还会进一步攀高,直到与国际农产品市场的价格持平。到那时,中国将越来越依赖国际粮食市场。但就目前而言,农产品涨价的幅度虽然大,但并不是推动物价上涨的主要动力。食品在中国CPI体系中权重过高,所以对CPI的贡献颇高,但如果综合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经济增长率和货币供应增幅等数据,可以看出这次通胀并没有超出经济学教科书的描述,仍然是一种货币现象。
央行否认这一轮通胀是货币超发引起的,并称经济总量和广义货币发行量(M2)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但对两年多来一直警告中国广义货币发行量过大的经济学家来说,这只是一种托辞。2000年至今,中国GDP平均增速为9.84%,而货币供应从12万亿元飙升至67万亿元,增加了5倍以上。当M2达到GDP总量1倍的水平时,通胀已经不可避免,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当然难辞其咎。
为了遏制通胀进一步发展,央行的责任是收紧货币供应。加息、提高银行准备金率、包括一些央行票据操作,都是为了回笼市场上的货币。鉴于目前的形势,加息还仅仅是个开始。
关于通胀的第二个常识认为,通胀是一种变相的税收。货币超发往往和财政赤字联系在一起。赤字是政府欠债。对一个掌握着货币发行权的债务人来说,最轻松的还债方式就是开动印钞机。当新增货币供应通过政府投资的项目进入市场,就抬高了土地、人工和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价格,那些主要不是凭银行贷款、而是依靠自有资金经营的企业成本跟着上升。当然,国有企业有价格低廉的贷款可用,通胀等于让民营企业多交了一笔营业税。而当新增货币进入消费领域,就抬高了消费品的价格,消费者等于向国家交了一笔额外的消费税。
因此,要应对通胀,与其加薪,不如减税。道理很简单:减税不仅能够增加家庭收入,而且能够逼着政府削减开支,是不伤害经济而提升家庭抗通胀能力的最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