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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结束的第三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主论坛上,针对“落实数字化发展战略推动出版业升级转型”的主题,相关领导与专家做了精彩演讲,现将演讲内容摘登如下,以飨读者。
张毅君(总署科技与数字出版司司长)
我们注意到,当书业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遭遇寒流之时,一些出版企业开始着手培育自己的数字出版能力,通过电子出版物的发行来转“危”为“机”,以谋求更长远的发展。整个数字出版产业仍然继续保持了迅猛的发展势头。尤其是手机出版、网游动漫、移动阅读终端等新媒体、新阅读方式正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期,以数字出版为先导的“全媒体出版”正渐成气候。
韩安贵 (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
从行政资源整合和工作定位上积极转变职能,变管为建,创新为先,建设当头,发展第一,加大了广东数字出版发展的行政推动力度。在没有现成的管理模式可供借鉴的前提下,勇于开拓、敢闯敢试,找准工作的突破口,明确在大力促进新媒体发展的同时,把加快推动传统出版单位的数字化转型,强化主流媒体在网络时代的作用列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了切合实际、富有特色的加快新业态打造的广东模式,也就是强化政策领导、加大扶持力度、营造良好环境、实现重点突破。
童之磊(中文在线董事长兼总裁)
如果需要把内容传播给所有的读者,只有一种方式就是“全媒体出版”。全媒体包括纸质媒体,也包括互联网、手机、阅读器。中文在线全力推动全媒体出版。模式是上游和出版社作者合作,把作品以全媒体的方式发布,包括手机、互联网、数字图书馆、手持阅读器和纸质媒体,再全程与反盗版联盟进行全程的百分百保护,这是一种持续稳定不断发展的商业模式。
王邦江(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数字出版在2008年已经赶上了我们的纸质出版。特别值得一提的,像数字报和手机出版这几年量非常大,达到150亿。在数字阅读越来越普及的情况下,很多人会问,手机可以阅读、PC可以阅读,电脑也可以阅读,为什么还需要专门的阅读器呢?因为现有的这些产品都有它本身的局限性。
以后可能要推出来一些类似采用电子纸张的手机产品,真正把电子产品和手机阅读融合到一起。如果再跟3G结合,可以更方便地随时随地随心下载想要的内容。
张振海(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我想产品一定是我们市场的一个关键。究竟什么样的产品是我们读者需要的,或者最能够发挥数字或者网络这种特性的、满足需求的、能够帮助解决实际问题的,这可能是一个最最关键的问题。
传统出版转型到数字出版,最核心的问题是你的产品是什么。高质量的数字化产品,或者高存储的内容是关键,如果不能把高质量的产品推到市场,很难想象出来一个巨大的转型。
杨斌(北大方正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
通过技术加内容的结合,国外的出版在数字出版方面的实践走在了前列,领先了我们很多年。所以我们国家出版一定要有创新的技术,用创新的技术改造我们的出版流程,对出版资源的获取、加工和发布流程做改造。国外的技术加内容的结合已经非常成熟,这种结合有些是出版厂商持股的方式,国内将内容产品进行数字化和开展新业务,延伸出版的产业链,来抵抗新时代的技术冲击。
黄健(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副局长)
现在數字出版产业发展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开放的、公平的市场竞争尚未建立。民营的数字出版企业因不具备传统出版单位所拥有的“出版权”,在某些领域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种所谓出版权就是一种壁垒,一种政策性保护。二是赢利模式。赢利模式和体制有关,美国的亚马逊有出版权,我们的中文在线、方正集团、汉王没有出版权,必须是委托关系、授权关系,这就需要体制上的一些变革,这就是中国当今数字出版走不出去的重要体制原因。这个体制原因造成赢利模式很难实现。
汤潮(龙源国际集团主席兼龙源期刊网总裁)
优质内容已经不单成为互联网的产业价值链最核心的一环,内容的价值也得到了高度的肯定。数字出版的革命性变化在于极大地降低甚至消除了内容的制作成本和传播发行成本。新的价值链将由内容的创造者、内容的经营者和使用者构成。
在新的价值链中,作为知识创造者的作者成为价值的主体,出版社编辑是知识的拥有者和加工者,他们的知识劳动同样也要获得认可。
郑铁男(北京方正阿帕比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最近几年我们在做什么?一是进行B2B的营销,在B2C的方面,我们7月15日上线一个网站,方正对互联网的理解就是现在的互联网已经由传统的网站技术变成网页技术,已经发展到微件技术。我们集中多方力量打造国内最大、最专业的网络图书文库,叫番薯网。我们有180万种书,同时提供多媒体的阅读方式。
张立(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数字出版研究室主任)
商业模式是最本质的东西,如果没有它,传统的出版业应该不复存在了。但是进入到数字化以后,版权机制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首先,有了印刷术以后,从手抄到批量的复制,这时候有了利润,但是一个机构的有限的批量复制是可以控制的。互联网时代人人可以复制了,传统的商业模式受到了挑战。
我经常说,不要用你的利润去赌不确定的未来。出版业作为产业一定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在这种过程中我们怎么去转型,就面临着非常多的问题。这不完全是技术手段问题,是企业战略问题。所以数字出版说到底只是一个手段,不是一个目的。
何飞鹏(台湾数位出版联盟理事长、台湾城邦出版集团首席执行长)
每个人都说城邦只经营未来的纸媒介五年,实际上我的意思是五年之后,不代表纸媒介、纸书、纸杂志就不复存在,是作为纸媒介、纸书的经营者,如果五年之后你没有在数字出版上得到你应有的位置,五年之后你可能会非常辛苦。我十年前就建立了整个城邦集团对数字出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就是当今的阅读器,类似像Kindle这样的东西,如果在世界上有100万台的贩卖,作为一个内容的供应者是没有工作空间的。很不幸,这两年正好超过,这100万台代表这个市场已经形成,代表这个市场值得我们经营。不过很不幸,当我觉得这个数字值得我们经营的时候,我的结论是我们只剩下五年。
杨青(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人教希望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编辑部主任)
随着数字出版的发展,对传统出版业引发了一些思考。
对于我们这样的教材出版单位和研究单位,要利用各种各样的手段,解决好教材本身的引导和使用价值的问题,具体来说要引导学生用教材去学,引导教师用教材去教。教材围绕这一使命,应用好网络技术手段或利用网络运营模式。解决好这两个问题,是教材发展的使命。
(排名以演讲次序为准)
张毅君(总署科技与数字出版司司长)
我们注意到,当书业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遭遇寒流之时,一些出版企业开始着手培育自己的数字出版能力,通过电子出版物的发行来转“危”为“机”,以谋求更长远的发展。整个数字出版产业仍然继续保持了迅猛的发展势头。尤其是手机出版、网游动漫、移动阅读终端等新媒体、新阅读方式正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期,以数字出版为先导的“全媒体出版”正渐成气候。
韩安贵 (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
从行政资源整合和工作定位上积极转变职能,变管为建,创新为先,建设当头,发展第一,加大了广东数字出版发展的行政推动力度。在没有现成的管理模式可供借鉴的前提下,勇于开拓、敢闯敢试,找准工作的突破口,明确在大力促进新媒体发展的同时,把加快推动传统出版单位的数字化转型,强化主流媒体在网络时代的作用列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了切合实际、富有特色的加快新业态打造的广东模式,也就是强化政策领导、加大扶持力度、营造良好环境、实现重点突破。
童之磊(中文在线董事长兼总裁)
如果需要把内容传播给所有的读者,只有一种方式就是“全媒体出版”。全媒体包括纸质媒体,也包括互联网、手机、阅读器。中文在线全力推动全媒体出版。模式是上游和出版社作者合作,把作品以全媒体的方式发布,包括手机、互联网、数字图书馆、手持阅读器和纸质媒体,再全程与反盗版联盟进行全程的百分百保护,这是一种持续稳定不断发展的商业模式。
王邦江(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数字出版在2008年已经赶上了我们的纸质出版。特别值得一提的,像数字报和手机出版这几年量非常大,达到150亿。在数字阅读越来越普及的情况下,很多人会问,手机可以阅读、PC可以阅读,电脑也可以阅读,为什么还需要专门的阅读器呢?因为现有的这些产品都有它本身的局限性。
以后可能要推出来一些类似采用电子纸张的手机产品,真正把电子产品和手机阅读融合到一起。如果再跟3G结合,可以更方便地随时随地随心下载想要的内容。
张振海(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我想产品一定是我们市场的一个关键。究竟什么样的产品是我们读者需要的,或者最能够发挥数字或者网络这种特性的、满足需求的、能够帮助解决实际问题的,这可能是一个最最关键的问题。
传统出版转型到数字出版,最核心的问题是你的产品是什么。高质量的数字化产品,或者高存储的内容是关键,如果不能把高质量的产品推到市场,很难想象出来一个巨大的转型。
杨斌(北大方正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
通过技术加内容的结合,国外的出版在数字出版方面的实践走在了前列,领先了我们很多年。所以我们国家出版一定要有创新的技术,用创新的技术改造我们的出版流程,对出版资源的获取、加工和发布流程做改造。国外的技术加内容的结合已经非常成熟,这种结合有些是出版厂商持股的方式,国内将内容产品进行数字化和开展新业务,延伸出版的产业链,来抵抗新时代的技术冲击。
黄健(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副局长)
现在數字出版产业发展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开放的、公平的市场竞争尚未建立。民营的数字出版企业因不具备传统出版单位所拥有的“出版权”,在某些领域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种所谓出版权就是一种壁垒,一种政策性保护。二是赢利模式。赢利模式和体制有关,美国的亚马逊有出版权,我们的中文在线、方正集团、汉王没有出版权,必须是委托关系、授权关系,这就需要体制上的一些变革,这就是中国当今数字出版走不出去的重要体制原因。这个体制原因造成赢利模式很难实现。
汤潮(龙源国际集团主席兼龙源期刊网总裁)
优质内容已经不单成为互联网的产业价值链最核心的一环,内容的价值也得到了高度的肯定。数字出版的革命性变化在于极大地降低甚至消除了内容的制作成本和传播发行成本。新的价值链将由内容的创造者、内容的经营者和使用者构成。
在新的价值链中,作为知识创造者的作者成为价值的主体,出版社编辑是知识的拥有者和加工者,他们的知识劳动同样也要获得认可。
郑铁男(北京方正阿帕比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最近几年我们在做什么?一是进行B2B的营销,在B2C的方面,我们7月15日上线一个网站,方正对互联网的理解就是现在的互联网已经由传统的网站技术变成网页技术,已经发展到微件技术。我们集中多方力量打造国内最大、最专业的网络图书文库,叫番薯网。我们有180万种书,同时提供多媒体的阅读方式。
张立(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数字出版研究室主任)
商业模式是最本质的东西,如果没有它,传统的出版业应该不复存在了。但是进入到数字化以后,版权机制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首先,有了印刷术以后,从手抄到批量的复制,这时候有了利润,但是一个机构的有限的批量复制是可以控制的。互联网时代人人可以复制了,传统的商业模式受到了挑战。
我经常说,不要用你的利润去赌不确定的未来。出版业作为产业一定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在这种过程中我们怎么去转型,就面临着非常多的问题。这不完全是技术手段问题,是企业战略问题。所以数字出版说到底只是一个手段,不是一个目的。
何飞鹏(台湾数位出版联盟理事长、台湾城邦出版集团首席执行长)
每个人都说城邦只经营未来的纸媒介五年,实际上我的意思是五年之后,不代表纸媒介、纸书、纸杂志就不复存在,是作为纸媒介、纸书的经营者,如果五年之后你没有在数字出版上得到你应有的位置,五年之后你可能会非常辛苦。我十年前就建立了整个城邦集团对数字出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就是当今的阅读器,类似像Kindle这样的东西,如果在世界上有100万台的贩卖,作为一个内容的供应者是没有工作空间的。很不幸,这两年正好超过,这100万台代表这个市场已经形成,代表这个市场值得我们经营。不过很不幸,当我觉得这个数字值得我们经营的时候,我的结论是我们只剩下五年。
杨青(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人教希望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编辑部主任)
随着数字出版的发展,对传统出版业引发了一些思考。
对于我们这样的教材出版单位和研究单位,要利用各种各样的手段,解决好教材本身的引导和使用价值的问题,具体来说要引导学生用教材去学,引导教师用教材去教。教材围绕这一使命,应用好网络技术手段或利用网络运营模式。解决好这两个问题,是教材发展的使命。
(排名以演讲次序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