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突破引领高质量发展有两条主线，分别是能源革命和信息技术革命。

　　当前滞胀再次成为市场关注的话题，近几年来滞胀话题经常引起广泛讨论。其实这些讨论背后的核心原因是经济增速中枢持续下行，一旦通胀指标稍有波动，滞胀担忧就开始拨动市场心弦。借鉴了上世纪80-90年代美国经济走出滞胀的历史，结合经济学理论研究，我们认为强劲经济增长动能是摆脱滞胀的核心，而科技创新是持续强劲增长的最可靠保障。
　　当前滞胀担忧掣肘了指数表现。7月以来，萬得全A指数已在5700点附近横盘震荡数月，重要原因就是经济增速回落叠加通胀压力持续，市场对滞胀的担忧再起。
　　从长周期视角来看，滞胀担忧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全球经济增长缺乏强劲推动力。
　　回顾上世纪80-90年代美国走出滞胀困境，其背后的推动力是科技创新和技术突破，这正符合熊彼特提出的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理论。
　　就中国而言，经济进入新常态，“熊彼特动力”或是新常态经济增长动力的必然选择。中国原有经济模式的核心就是政府主导型投资拉动增长，当下，中国寻求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成为国家的重大战略，产业结构升级是经济结构优化的明确方向，创新驱动增长的“熊彼特动力”是经济新常态下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源。在未来探索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以创新为核心的熊彼特理论应受到更多重视。
　　当前中国类似1980年代美国，产业金融政策齐发，科技研发投入加码，人力资本迅速提升，经济增长动力将从注重数量的要素投入加速转变为注重质量的创新驱动。
　　产业、金融政策齐发助力科技创新。产业政策方面，中国已经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坚持创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金融政策方面，科创板及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举措，包括北交所的设立，均促进融资结构朝着直接融资的方式转变，从而为科技产业融资提供更好支持。
　　工程师红利取代人口红利，赋能高质量发展。当前中国人口红利已消退，劳动密集型生产模式不再可持续。但人才红利正崛起，高素质劳动力群体正在不断壮大，2020年普通高校毕业生数为870万人（包含研究生、普通本专科生），其中538万是STEM专业（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相关专业）、占比达62%，工程师红利将逐步显现。此外，科研投入不断增加，2019年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达2.2%，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缩小。
　　中国的体制引力和庞大市场为创新驱动增长构筑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法制等方面构建的“有为政府”体制形成了独特的体制引力。近年来法律及产权等制度环境建设稳步推进，外商负面投资清单的缩减和《外商投资法》的实施将加强对外商投资的促进和保护，支持外资加大中高端制造、高新技术投资，助力传统行业转型升级。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时，宽松政策环境和双循环战略指引下中国经济复苏快速稳健更说明了政府在处理重大问题、危机时的灵活性和实用性。所有的科技产品和服务都需要被消费，而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国内市场将更加强大，2020年中国汽车、半导体市场规模均为全球首位，全球占比达32.5%、34.4%。
　　诸多优势因素共同作用下，中国5G、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技术迅速发展，促进传统制造业摆脱“粗放、低效、高能耗”的生产模式，向“高质量、高能效、智慧化”的方向发展，以科技创新助力经济增长。技术突破引领高质量发展有两条主线，分别是能源革命和信息技术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