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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奥运就在这座城市进行着，但仅仅在几公里以外，黑帮成员竟然公开地拿着武器游行
佳杰思（Adrian Geiges），2004年至2008年德国《明星周刊》（stern）驻亚洲首席记者。从2013年起，他被派驻里约热内卢，住在山上的贫民窟区域Tavares Bastos，为德国RTL电视台和其他媒体报道世界杯及里约奥运会。8月底，佳杰思将离开他待了4年的里约。和他生活了更久时间的另一座奥运举办城市北京相比，里约是那样松散、无序，充满了不靠谱，还有——危险。
Taveres Bastos贫民窟，一群年轻人在球场踢球
不过，“如果里约是个地狱，那也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地狱。”佳杰思说。奥运期间正值里约的冬天，可这儿也从没真正冷过。永远的艳阳天，群山雨林，以及太阳升起时还未落幕的热辣地下派对。性、暴力、毒品是里约的血液。政府管制不严，百姓乐意享受当下——但对腐败深恶痛绝。里约人对海滩的痴迷世人皆知，但这背后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只有在海滩上才有真正的众生平等。
看得见海景的贫民窟
奥运开幕式结束后的半夜，里约Catumbi区的地下Funk音乐派对开得正酣。穿着紧身比基尼和热裤的里约女孩们随着嘻哈音乐，扭动着她们马达一样的腰肢和臀部，而另一些未成年的男孩、女孩别着来福手枪和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边走边打闹。人人手里一杯啤酒和伏特加，空气中飘逸着大麻的味道。对这些住在favela的孩子来说，几公里之外的马拉卡纳体育馆好像月球那么遥远。
“我在电视上看过开幕式啦，”我告诉好朋友、18岁的Tina，“那些五光十色的灯光，美妙的桑巴，还有邦辰的走秀，真像狂欢节一样。”
她只漫不经心地回答了一个字，“嗯。”
Tina和她的邻居、朋友们操心的是别的问题。他们上不起私立学校，而公立学校地方不够大，只能安排“二部制”：一些孩子上午去学校，另一些孩子下午去。
作者和前黑帮青年Sandro
许多女孩子在十六七岁就当了未婚妈妈。她们很难找到工作，没有银行账户。她们住的自建棚屋（favela），在巴西即贫民窟的代名词。
Favela，原本是一种藤蔓的名字。1888年巴西废除奴隶制度后，贫苦的奴隶纷纷搬到大城市，在山上建了大量的棚屋。这些煤渣砖堆叠起的各色棚屋摇摇欲坠，成片地挨靠在一起，像藤蔓一般蜿蜒缠绕着山丘。来自NGO的数字，平均每3个里约人里就有一个住在这种房子里。有相当多的favela在地图上都找不见。要知道政府是不会给没有土地使用权的非法建筑起名的，因此住户们不仅收邮件成很大问题，就连自己住哪儿都说不清。
其实我也是favela的居民。每天我在市中心的Catete街上搭乘摩的，5分钟后下车。经过贫民窟的“标配”pra?a da comunidade（社区广场），孩子们在这儿踢足球、嬉闹。然后在旁边的面包店买上点什么，去洗衣店取下衣服，接着爬上陡峭逼仄的台阶，拐进一条狭长的小道。走上300米之后，再爬十来级台阶，就是我位于Tavares Bastos的家了。
相比之下，我住的这一带靠近里约南部、海滨地带，也算是贫民窟里的“中高档”了。看看我的邻居，很多都是附近酒店的服务员、出租司机。除了工作需要，住在这里还有一个极大的好处是：从我的窗户望出去便能看到海，还有里约的标志——面包山。是的，在别的国际都会里，视野极佳的山景或者海景房多半都被百万富翁们盘踞，在里约却是“穷苦大众”的天下。
狭窄的小路蜿蜒其间——最窄的通道不超过2米5。视线里全是杂乱的电线、网线和电话线。favela的主人们从不会付电费，而且想方设法把线搭在电缆塔上偷电。然而停电停水是家常便饭。房顶上有水箱，住户们常常共同使用水槽里搭着的橡胶水管，将水引到洗衣机里。一旦碰上暴雨或泥石流，坍塌损毁在所难免。
更严峻的问题是：没有税收和管理，没有垃圾清理，特别是没有警力配备——取而代之的是荷枪实弹的毒贩。毒贩之间、或者毒贩和警察之间的交火，成了favela永恒的背景声。过去30年里，100万人死于毒品导致的火并——超过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死难者总数。仅仅今年4月便有453人被谋杀，比去年增加了33%——要知道，慕尼黑去年整整一年才有8人死于谋杀。
“我没法开怀地笑”
反强拆“斗士”Mariada Penha站在被拆的房屋废墟前
在里约的大街小巷，Paz， Justi?a e Liberdade CV的涂鸦时常跃入眼帘，意思是“和平、公平和自由”。而CV正是毒品黑帮“红色司令部”（Comando Vermelho）的象征——那是他们的政治标语。
上世纪60到80年代的军事独裁时期，巴西的政治犯和刑事罪犯在牢狱里关在一起。从里约的几大黑帮“红色司令部”、“朋友中的朋友”（Amigos dos Amigos）的名字，不难看出其背后来自左翼政治团体的“熏陶”。 一度，毒品贸易只是帮派们聚敛钱财对抗军事镇压和当局腐败的方式，而现在，制毒贩毒早已成为他们的主要目的，政治理想反而沦为陪衬。尽管政府军在过去几年征服了一些里约的贫民窟，但那里仍然被帮派支配着，如同国中之国。甚至有很多贫民窟里的人认为“红色司令部”的统治比政府还好，因为前者更少腐败，更关注穷人。我对这点并无同感，因为他们就像残酷的独裁者，毫无法治可言。
不过，很多黑道中人还会怀念他们的旧时光。警察从毒贩手里“解放”Tavares Bastos后，有一部分人搬了回来，比如39岁的Alessandro Maciel。他是个有着一层薄薄胡子的好人，个头不高，总会和人笑着打招呼。大家都叫他Sandro。
“15岁的时候，我们的小圈子里有几个年纪稍大点的男生问我，想不想拿着枪去护送毒品。”Sandro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仿佛觉得天经地义。“我并没有直接参与那些犯罪活动，但我站在旁边候命，好几次看到别人是怎么被杀死的。那些人来自旁边的山头，属于别的帮派。他们朝我们开枪，我们回击。感谢上帝，这些事情都已经结束了。”
他提到的那次，交火的另一方是一个很小的贫民窟，所以他们没有很大型的枪支。“我用的是瓦尔特P38式手枪和一把乌兹冲锋枪。”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组合，瓦尔特P38是德国纳粹军队在二战的标准配置，而乌兹冲锋枪来自以色列军工厂，是被全世界超过90个国家的军队和警察使用的紧凑武器，而这些竟然都落在了一个15岁的男孩手里！
“你杀过几个人？”
“感谢上帝，我从来都没有亲手杀过。只有一次，我感觉自己被包围了，于是我对着空气开了几枪，接着就跳到灌木丛里了。”
在Sandro的叙述里，那时的帮派头领Borelzinho就像父亲一样。“他看起来并不像一个毒贩，在世时，他从来不杀人也不让手下杀人。和其他毒帮比起来，他非常镇定，既不属于红色司令部也不属于第三司令部，他希望中立。”
"所以他是毒帮里面的瑞士喽？”我差点脱口而出。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据警方估计，几大黑帮共有6万名持枪成员，自称“士兵”。其中1.8万人的年龄介于10到18岁。Sandro那时就是“士兵”中的一员。
“每个大帮派都想要小弟们举起旗子效忠，可Borelzinho想要当他们所有人的朋友。在‘朋友的朋友’占领这里之后，他们枪杀了他。”
Sandro的眉眼间掩藏不住伤感。“人们对那时发生的事情多少还是有点感觉的吧。以前每次有警察经过，认识Borelzinho的人都会提醒他。我想念我那些走错了道的朋友们。”
后来我才知道，一个带着我每天上山下山的摩托车司机就是 Borelzinho的儿子。Borelzinho去世后，帮派之间爆发了一场械斗。Tavares Bastos死了好几十人，最后被“红色司令部”占领。
“你经历的最恐怖的事情是什么？”我问Sandro。
“我的哥们儿想杀一个‘叛徒’。表兄弟告诉我这事后，我想过要去提醒那个人，但在当时根本不可能办到，因为‘叛徒’受到严密的监视。如果我告诉了他，帮派可能不会拿我怎么样，毕竟我只是个孩子。但是他们再也不会相信我了，所以我还是没那么做。结果他们在灌木丛后面抓住了他——然后我就听到了枪响。”
5年之后，Sandro离开了这个帮派，他再也没有参与这些纷争，而是搬到了住在贫民窟以外的教母那儿。
“为什么警察放过了你？”
他长呼了一口气：“这里的警察都非常了解我，他们知道我做过什么，没做什么。他们更在意的是我的现在。所以你现在可以见到我。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诚实工作着的我。”
如今住在Tavares Bastos，的确比住在市中心或者像科帕卡巴纳（Copacabana）和依帕内玛（Ipanema）那样的热门景区还要安全。2000年，一支特警部队进驻了这里。为了打击贩毒团伙，几年后里约热内卢州创立了UPP（警方平定队）。奥运会文件中曾经大量引用这项行动，证明里约有安全方面的长远打算。据说2015年有264个贫民窟已在警方平定小队的庇护之下。而这还只是里约贫民窟总数的四分之一。
如今的Sandro会在电影里跑跑龙套，有时候也会自己拍片子。
中途，我们的谈话被几次打断。他的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都想要爸爸陪他们玩游戏机。他说他并没有向孩子们隐瞒自己的过去，“但我会向他们解释为什么那是一条错误的道路。”
和Sandro的对话快要结束，我问起他的朋友们。“他们要么死了，要么在监狱里终了一生。我很庆幸那个时候做出了正确的决定。现在我过得很幸福。我可以笑着面对过去，但没法真正开怀地笑，因为我的朋友们都离开了。”
圆滑的Paes
4年前刚来到此地时，我的葡萄牙语老师Leonardo告诉我，巴西的每件事都可以归因于这是地球上最后一个废除奴隶制的国家。“富人们住在他们垒起的高墙和电网后面，穷人住在favela里。大多数有钱人和中上阶层的人毕生都没有看到过贫民窟里头的模样，虽然它们可能就在他们宅子的对面。”
在奥运之前和进行之中，每次碰到里约市长Eduardo Paes（爱德瓦尔多·帕耶斯），我们都会聊到犯罪和贫富差距这样的话题。他是个乐观派，爱笑，走到哪里都穿着一身白色衬衫、蓝色牛仔服，眼镜插在上衣敞开处。当他在市政厅宣布里约成为奥运举办城市的大好消息时，像个老伙计似的对我说，“这肯定会是一届伟大的奥运会！”——用的是德语！
但几周之后，Paes脸上轻松的笑容不见了。
他的一名保镖Denilson de Souza被枪杀死亡。不是在当班时，不是死于和恐怖分子的枪战或者暗杀，而是在家附近散步时，被一个抢他钱包手机的劫匪杀害。一位两个孩子的父亲，生命就此停在了48岁。 “这事太糟了。”市长说，“我失去了自己团队的一员，直到昨天他还在保护我的安全。”
政府对犯罪的遏制虽然偶有成果，但现在犯罪率还在继续攀升。舆论认为经济衰退是一个主要的原因。2015年巴西经济下滑了3.8%，失业率达到了创纪录的11%。作为巴西重要的产油地，里约的油价一直在下跌。巴西基本上没有社会保障和福利，雪上加霜的穷人只好寻找新的收入来源，到最后，他们的救命稻草便成了——犯罪。
可是连警察的工资也不能及时发放。奥运开幕前，世人都在机场看到了露宿在那里的警察举起的条幅：“欢迎来到地狱”、“警察和消防员还未拿到工资”、“无法保障游客的安全。”
Paes希望能把德国式的严谨和守时带给巴西，这或许和把巴西人的随性带给德国一样在情在理。传统的巴西人，尤其是里约的巴西人，向来不在意秩序。Paes做了一些事情，例如：
——禁止在街上卖烧烤，因为他认为这样并不卫生（但这样的摊位并没彻底消失）。
——对随意丢垃圾者进行罚款（我也从没有看见这项条款得到执行）。
里约的街头小贩开着小货车穿梭在这个城市里，售卖啤酒、可乐、热狗以及其他的零食，这些小摊深受当地人喜爱，特别是在街头狂欢节、示威游行等闹市现场。当然他们没有营业执照，也不用纳税。Paes上任后制定了法规，禁止此类“未经注册的销售行为”。“他这是在给奥运会的赞助商好处，例如麦当劳。我们卖的汉堡便宜多了。”小贩们告诉我。
我的同行Alex Cuadros认为，Paes是个矛盾体。一方面，他想树立现代化的形象，经常会在克林顿基金会这种全球性的公益组织发表讲话。另一方面，他又属于巴西民主运动党，代表着巴西的旧体制。
对了，他还是一位著名律师的儿子，属于里约的精英一族。
2012年，Paes制定的奥运计划包括：为里约1000处贫民窟普及重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未来的城市，”他在当年的TED演讲上称，“必须在社会层面上融为一体。”听上去他是希望能缩小贫富差距。
虽然里约是一个拥有12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至今却只有两条地铁线。工薪阶层每天上下班经常要花费四五个小时，新的快速公交线毫无疑问将改善他们的生活。我的好朋友、在律所上班的白领女孩Fernanda Rodrigues就热切盼望着新线的开通。
然而就在TED演讲后不久，Paes大幅缩减了“城市化”贫民窟的计划，指责政府资金出现短缺。就在刚刚过去的5月，Paes还宣称本届奥运会完全没有腐败丑闻，但事实是，连他自己的政党都深深卷入了两起波及面很广的建筑公司贿赂事件。
8月5日里约奥运开幕，新的地铁线也正好是这天启动运营。Rodrigues终于“坐上”了她梦寐以求的地铁。地铁延长线将连接起巴拉地区与莱伯伦及依帕内玛的精致海滩社区。所有的新建快速公交线也都会通向巴拉地区——然而那里只住着30万人。在基本生活水准之下的工薪族和穷人并不在奥运会遗产的照耀之下。
从Paes那儿我获得的最新一条消息是，8月11日他在Instagram发布了奥运自行车赛场的照片。几经延滞，这座场馆终于在奥运会开幕前完工。Paes评论称这是“耻辱”（disgraceful）。你看，他也会说点狠话。不过在我看来，他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原则，前前后后他已经入了5个党，从开始的绿党到现在变成了右翼政党。许多人认为他的目标是成为下一任的巴西总统。我问起时，Paes的回答是他一贯的口头禅：“胡说八道。”
“里约错过了最佳的时机”
基础设施建设显然给里约带来了新气象，但并非每个人都像Rodrigues那么开心。
51岁的生物学家Marcello Mello看上去很年轻，面貌英俊，颇像个探险家。因为热爱本业，他就住在Tijuca湖边，离奥运主场馆只有几里路远。见面那天，Mello轻抚路边一辆车的车窗，手指上立马沾满了灰色的尘埃。
"湖边建了为奥运场馆生产水泥的工厂。这里的一切都充满了混凝土，（污染）都没边儿了。可这些水泥是有毒的。”
除了做研究，Mello还有一份工作是为年轻的游客担任生态导游，这对他不仅仅是份生计，而且是结合了爱好与情怀的事业。不过如今这份工作做起来没那么让他兴奋了。“孩子们吸进废气，还有30万居民的污水全都倒进湖里，未加处理。”他蹙着眉头。
我们开着他租的船一路往湖中心。Mello拿着随身带的树枝把湖面的皮球、瓶子（还有摩托车头盔！）一一收拾进塑料袋里。
“我这一双手能做的太少，不过总得有人开始吧。”
去年8月，13名美国赛艇队选手在参加了罗德里戈·德·弗雷塔斯湖（Rodrigo de Freitas Lake）的奥运测试赛后呕吐、腹泻。瑞士赛艇选手 Katharina Strahl提到，比赛的湖中“一些地方味道臭臭的……”她半开玩笑，“我不认为选手们兴奋庆祝时会把舵手扔进湖里。”
Mello承认，这不仅仅是奥运带来的恶果。“由来已久。奥运本可以让更多人增强保护水环境的意识。里约承诺要在奥运之前治理水污染，他们不仅没有兑现诺言，反而越来越糟。最好的治理时机就这样被错过了。”
在湖面上行进好像是上演惊险电影，忽然我们的船被短吻鳄包围了。吊诡的是，它们并不会对人造成致命威胁——倒是人类会威胁到它们。“它们快要灭绝了。还有这些在湖边散步的灰鹭。大西洋的热带雨林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但现在却行将消失。”Mello抱怨。
受到威胁的不光是动物。去年3月8日，被警察打得满脸鲜血的Maria da Penha上了新闻。
她是奥都德罗莫村（Vila Autódromo）的老住户。这个拥有600户人家的村落曾因渔业而繁荣，“为了配合奥运会项目的建设”，村里的老房子几乎全被推土机夷为平地，据说是要改建为停车场和通往奥林匹克公园的公路。但村民们相信，是地产商看中了这块黄金地段，希望能建成豪华公寓和酒店。 “以公共工程的名义让我们搬离，这非常奇怪。这里的工程是私人项目。”Penha说。
政府提供了两种补偿方案，一是搬到几公里外的公寓，二是直接的经济补偿。在里约城的驱逐行动里，原有居民得到的赔偿金或租金补贴少得可怜，根本不够住户在社区附近另购一所住房。
300个家庭收了钱离开。包括Penha在内的20个家庭一直死守。
Penha个子不高，走路很快，说话果敢。她原本是给富人家庭当帮佣，去年为了家庭保卫战把工作也辞了。从认识她起，我眼见她变得越来越自信和干练，每次都冲在文静内向的丈夫前头。路上也不忘对大家宣扬她的理念，问邻居们是否能为抗议活动提供食物。
几周以后，她的家还是被拆了。好在因为国际舆论的关注，这20户“钉子户”居民有了与政府谈判的筹码，可以要求更为可观的赔款。Paes允许20户留下来，甚至还同意为他们在原址上建设新居——这种让步甚为罕见。
2016年7月30日，就在开幕前一周，Penha和她的这些“战友”们搬进了奥林匹克公园对面的新居。像Penha这样的“幸运儿”，即便在已经实行了民主的巴西，也是凤毛麟角。
Baile Funk Party，天性与暴力的释放
前天夜里，我和朋友又一次去了开幕那晚去的地下音乐派对（Baile Funk Party）。
在里约和圣保罗等城市，地下派对仍然遭到警方明令禁止，他们将这类派对和快闪族视为市民暴动和犯罪行为。
我们去的派对在山上，离家5公里，离奥运主场馆7公里。出租和公交都不会带你去，你只能坐朋友的车或者打车到附近再徒步。崎岖山路上经过了三四个黑帮把守的岗哨。这些十来岁、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拿枪对着你的车，检查你是否带了武器或是相机。
通常我们经过时，他们的头儿都会说：“他们从Lapa来，让他们过吧。”
Lapa是里约的一个休闲娱乐区，这话的意思是，这些人都是来找乐子的，里边没有警察，没有记者（巴西记者Tim Lopes报道地下派对时被捉，黑帮用火烧他的眼睛，拿刀砍下他的手和腿），特别是没有别的黑帮。
这儿也不能打手机，因为这样他们便没法判断你会不会用手机拍照——我的建议，没必要冒这么大的险。
不过等到达山顶之后，一路上的诸多曲折都值得了。
眼前是一个长度和足球场相当的巨大广场。目测现场总有千人以上，至少有一百来人携带着武器。入口处有5个拿着枪的人在守卫着一个餐桌模样的桌子，可卡因和大麻就摆在上面售卖。
舞台上没有乐队也没有舞者，只有一辆运货车、一个硕大的音响装置和一个DJ。音乐是巴西式的hip hop，清楚的葡萄牙语歌词讲述了贫民窟的性、枪击和杀警，歌词粗俗好懂。
通常在巴西这个男权汹涌的地方，男孩不会直接和女生跳舞。女孩们自然穿得非常火辣，脸上画着浓妆，嘴上涂着厚厚的口红，指甲留得长长的。她们随着节奏左右扭摆，男孩子们则只是跟着音乐一点、一点地动着。
《VICE》的一篇报道写道，对于许多来自低收入社区的人而言，Funk（放克）音乐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更是生活本身，是生活的意义。“Funk音乐人为了让人们认识到派对的重要性不惜献出生命。”纪录片拍摄者Rosenblatt 说，“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派对中脱颖而出，成为了MC、 DJ或舞者，以此谋生、养家糊口，还会被有钱人邀请去酒吧演出，借此机会体验富人区的生活，游历全国。而派对上除了这些艺术家之外，还有卖酒和食物的小贩，扛着音响搬运设备的人，很多人都能从派对中赚到钱。没有哪一个社会活动能给贫民区带来如此巨大的影响，况且这个青年文化活动还没有被毒贩染指，也不受警方和军队的控制。”
这最后一句，和我看到的可是大相径庭。
夜里派对进行到一半的时候，那些自称soldados do morro（“山上的士兵”）的年轻人拿着他们巨大的枪支在走廊上游行，手拉着手，枪口对着天空。
派对期间，DJ突然让大家默哀一分钟，以哀悼“红色司令部”被警察或者其他帮派杀害的兄弟们。所有人脸色沉重，非常严肃，没有人讲话或者移动。
在派对上没人关心奥运。如果你问当地人奥运的事情，90%的人都会给出一样的答案：“我们想要把钱用在教育和医疗上，而不是奥运。”Tina说，贫民窟里的人看的惟一一项奥运赛事就是足球，男足和女足都看，那是人们最喜欢的运动——她本人就在一个足球队里。想想看：此时此刻，奥运就在这座城市进行着，但仅仅在几公里以外，黑帮成员竟然公开地拿着武器游行！
那么来参加派对的乐迷和舞迷们呢，他们也疯了吗？非得寻找这样的刺激？巴西人爱说Viva cada dia como se fosso o último，即“好好活着，就当每一天是最后一日”。就算是穷得叮当响的，也会把口袋里的子儿都掏光了买它20瓶啤酒喝个够。
我想起Saudades。得知我很快要回到祖国，Favela的邻居们连日来嘴里不断地跟我重复着。这是个典型的巴西词汇，直译就像是“特别想念，渴望”，但含义远比字面上要深厚。我想这一是因为巴西人情感超级丰富，而且他们没有什么福利保障，所以对于家庭和朋友的人际依赖才会更深。
但愿你们永远保有这样的天性，我的朋友们，同时，离暴力还是远一点吧。
（参考资料：《里约权贵如何瓜分史上最缺钱奥运会？》《地下 Funk 派对才是巴西的心跳律动》）
佳杰思（Adrian Geiges），2004年至2008年德国《明星周刊》（stern）驻亚洲首席记者。从2013年起，他被派驻里约热内卢，住在山上的贫民窟区域Tavares Bastos，为德国RTL电视台和其他媒体报道世界杯及里约奥运会。8月底，佳杰思将离开他待了4年的里约。和他生活了更久时间的另一座奥运举办城市北京相比，里约是那样松散、无序，充满了不靠谱，还有——危险。
不过，“如果里约是个地狱，那也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地狱。”佳杰思说。奥运期间正值里约的冬天，可这儿也从没真正冷过。永远的艳阳天，群山雨林，以及太阳升起时还未落幕的热辣地下派对。性、暴力、毒品是里约的血液。政府管制不严，百姓乐意享受当下——但对腐败深恶痛绝。里约人对海滩的痴迷世人皆知，但这背后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只有在海滩上才有真正的众生平等。
看得见海景的贫民窟
奥运开幕式结束后的半夜，里约Catumbi区的地下Funk音乐派对开得正酣。穿着紧身比基尼和热裤的里约女孩们随着嘻哈音乐，扭动着她们马达一样的腰肢和臀部，而另一些未成年的男孩、女孩别着来福手枪和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边走边打闹。人人手里一杯啤酒和伏特加，空气中飘逸着大麻的味道。对这些住在favela的孩子来说，几公里之外的马拉卡纳体育馆好像月球那么遥远。
“我在电视上看过开幕式啦，”我告诉好朋友、18岁的Tina，“那些五光十色的灯光，美妙的桑巴，还有邦辰的走秀，真像狂欢节一样。”
她只漫不经心地回答了一个字，“嗯。”
Tina和她的邻居、朋友们操心的是别的问题。他们上不起私立学校，而公立学校地方不够大，只能安排“二部制”：一些孩子上午去学校，另一些孩子下午去。
许多女孩子在十六七岁就当了未婚妈妈。她们很难找到工作，没有银行账户。她们住的自建棚屋（favela），在巴西即贫民窟的代名词。
Favela，原本是一种藤蔓的名字。1888年巴西废除奴隶制度后，贫苦的奴隶纷纷搬到大城市，在山上建了大量的棚屋。这些煤渣砖堆叠起的各色棚屋摇摇欲坠，成片地挨靠在一起，像藤蔓一般蜿蜒缠绕着山丘。来自NGO的数字，平均每3个里约人里就有一个住在这种房子里。有相当多的favela在地图上都找不见。要知道政府是不会给没有土地使用权的非法建筑起名的，因此住户们不仅收邮件成很大问题，就连自己住哪儿都说不清。
其实我也是favela的居民。每天我在市中心的Catete街上搭乘摩的，5分钟后下车。经过贫民窟的“标配”pra?a da comunidade（社区广场），孩子们在这儿踢足球、嬉闹。然后在旁边的面包店买上点什么，去洗衣店取下衣服，接着爬上陡峭逼仄的台阶，拐进一条狭长的小道。走上300米之后，再爬十来级台阶，就是我位于Tavares Bastos的家了。
相比之下，我住的这一带靠近里约南部、海滨地带，也算是贫民窟里的“中高档”了。看看我的邻居，很多都是附近酒店的服务员、出租司机。除了工作需要，住在这里还有一个极大的好处是：从我的窗户望出去便能看到海，还有里约的标志——面包山。是的，在别的国际都会里，视野极佳的山景或者海景房多半都被百万富翁们盘踞，在里约却是“穷苦大众”的天下。
狭窄的小路蜿蜒其间——最窄的通道不超过2米5。视线里全是杂乱的电线、网线和电话线。favela的主人们从不会付电费，而且想方设法把线搭在电缆塔上偷电。然而停电停水是家常便饭。房顶上有水箱，住户们常常共同使用水槽里搭着的橡胶水管，将水引到洗衣机里。一旦碰上暴雨或泥石流，坍塌损毁在所难免。
更严峻的问题是：没有税收和管理，没有垃圾清理，特别是没有警力配备——取而代之的是荷枪实弹的毒贩。毒贩之间、或者毒贩和警察之间的交火，成了favela永恒的背景声。过去30年里，100万人死于毒品导致的火并——超过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死难者总数。仅仅今年4月便有453人被谋杀，比去年增加了33%——要知道，慕尼黑去年整整一年才有8人死于谋杀。
“我没法开怀地笑”
在里约的大街小巷，Paz， Justi?a e Liberdade CV的涂鸦时常跃入眼帘，意思是“和平、公平和自由”。而CV正是毒品黑帮“红色司令部”（Comando Vermelho）的象征——那是他们的政治标语。
上世纪60到80年代的军事独裁时期，巴西的政治犯和刑事罪犯在牢狱里关在一起。从里约的几大黑帮“红色司令部”、“朋友中的朋友”（Amigos dos Amigos）的名字，不难看出其背后来自左翼政治团体的“熏陶”。 一度，毒品贸易只是帮派们聚敛钱财对抗军事镇压和当局腐败的方式，而现在，制毒贩毒早已成为他们的主要目的，政治理想反而沦为陪衬。尽管政府军在过去几年征服了一些里约的贫民窟，但那里仍然被帮派支配着，如同国中之国。甚至有很多贫民窟里的人认为“红色司令部”的统治比政府还好，因为前者更少腐败，更关注穷人。我对这点并无同感，因为他们就像残酷的独裁者，毫无法治可言。
不过，很多黑道中人还会怀念他们的旧时光。警察从毒贩手里“解放”Tavares Bastos后，有一部分人搬了回来，比如39岁的Alessandro Maciel。他是个有着一层薄薄胡子的好人，个头不高，总会和人笑着打招呼。大家都叫他Sandro。
“15岁的时候，我们的小圈子里有几个年纪稍大点的男生问我，想不想拿着枪去护送毒品。”Sandro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仿佛觉得天经地义。“我并没有直接参与那些犯罪活动，但我站在旁边候命，好几次看到别人是怎么被杀死的。那些人来自旁边的山头，属于别的帮派。他们朝我们开枪，我们回击。感谢上帝，这些事情都已经结束了。”
他提到的那次，交火的另一方是一个很小的贫民窟，所以他们没有很大型的枪支。“我用的是瓦尔特P38式手枪和一把乌兹冲锋枪。”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组合，瓦尔特P38是德国纳粹军队在二战的标准配置，而乌兹冲锋枪来自以色列军工厂，是被全世界超过90个国家的军队和警察使用的紧凑武器，而这些竟然都落在了一个15岁的男孩手里！
“你杀过几个人？”
“感谢上帝，我从来都没有亲手杀过。只有一次，我感觉自己被包围了，于是我对着空气开了几枪，接着就跳到灌木丛里了。”
在Sandro的叙述里，那时的帮派头领Borelzinho就像父亲一样。“他看起来并不像一个毒贩，在世时，他从来不杀人也不让手下杀人。和其他毒帮比起来，他非常镇定，既不属于红色司令部也不属于第三司令部，他希望中立。”
"所以他是毒帮里面的瑞士喽？”我差点脱口而出。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据警方估计，几大黑帮共有6万名持枪成员，自称“士兵”。其中1.8万人的年龄介于10到18岁。Sandro那时就是“士兵”中的一员。
“每个大帮派都想要小弟们举起旗子效忠，可Borelzinho想要当他们所有人的朋友。在‘朋友的朋友’占领这里之后，他们枪杀了他。”
Sandro的眉眼间掩藏不住伤感。“人们对那时发生的事情多少还是有点感觉的吧。以前每次有警察经过，认识Borelzinho的人都会提醒他。我想念我那些走错了道的朋友们。”
后来我才知道，一个带着我每天上山下山的摩托车司机就是 Borelzinho的儿子。Borelzinho去世后，帮派之间爆发了一场械斗。Tavares Bastos死了好几十人，最后被“红色司令部”占领。
“你经历的最恐怖的事情是什么？”我问Sandro。
“我的哥们儿想杀一个‘叛徒’。表兄弟告诉我这事后，我想过要去提醒那个人，但在当时根本不可能办到，因为‘叛徒’受到严密的监视。如果我告诉了他，帮派可能不会拿我怎么样，毕竟我只是个孩子。但是他们再也不会相信我了，所以我还是没那么做。结果他们在灌木丛后面抓住了他——然后我就听到了枪响。”
5年之后，Sandro离开了这个帮派，他再也没有参与这些纷争，而是搬到了住在贫民窟以外的教母那儿。
“为什么警察放过了你？”
他长呼了一口气：“这里的警察都非常了解我，他们知道我做过什么，没做什么。他们更在意的是我的现在。所以你现在可以见到我。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诚实工作着的我。”
如今住在Tavares Bastos，的确比住在市中心或者像科帕卡巴纳（Copacabana）和依帕内玛（Ipanema）那样的热门景区还要安全。2000年，一支特警部队进驻了这里。为了打击贩毒团伙，几年后里约热内卢州创立了UPP（警方平定队）。奥运会文件中曾经大量引用这项行动，证明里约有安全方面的长远打算。据说2015年有264个贫民窟已在警方平定小队的庇护之下。而这还只是里约贫民窟总数的四分之一。
如今的Sandro会在电影里跑跑龙套，有时候也会自己拍片子。
中途，我们的谈话被几次打断。他的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都想要爸爸陪他们玩游戏机。他说他并没有向孩子们隐瞒自己的过去，“但我会向他们解释为什么那是一条错误的道路。”
和Sandro的对话快要结束，我问起他的朋友们。“他们要么死了，要么在监狱里终了一生。我很庆幸那个时候做出了正确的决定。现在我过得很幸福。我可以笑着面对过去，但没法真正开怀地笑，因为我的朋友们都离开了。”
圆滑的Paes
4年前刚来到此地时，我的葡萄牙语老师Leonardo告诉我，巴西的每件事都可以归因于这是地球上最后一个废除奴隶制的国家。“富人们住在他们垒起的高墙和电网后面，穷人住在favela里。大多数有钱人和中上阶层的人毕生都没有看到过贫民窟里头的模样，虽然它们可能就在他们宅子的对面。”
在奥运之前和进行之中，每次碰到里约市长Eduardo Paes（爱德瓦尔多·帕耶斯），我们都会聊到犯罪和贫富差距这样的话题。他是个乐观派，爱笑，走到哪里都穿着一身白色衬衫、蓝色牛仔服，眼镜插在上衣敞开处。当他在市政厅宣布里约成为奥运举办城市的大好消息时，像个老伙计似的对我说，“这肯定会是一届伟大的奥运会！”——用的是德语！
但几周之后，Paes脸上轻松的笑容不见了。
他的一名保镖Denilson de Souza被枪杀死亡。不是在当班时，不是死于和恐怖分子的枪战或者暗杀，而是在家附近散步时，被一个抢他钱包手机的劫匪杀害。一位两个孩子的父亲，生命就此停在了48岁。 “这事太糟了。”市长说，“我失去了自己团队的一员，直到昨天他还在保护我的安全。”
政府对犯罪的遏制虽然偶有成果，但现在犯罪率还在继续攀升。舆论认为经济衰退是一个主要的原因。2015年巴西经济下滑了3.8%，失业率达到了创纪录的11%。作为巴西重要的产油地，里约的油价一直在下跌。巴西基本上没有社会保障和福利，雪上加霜的穷人只好寻找新的收入来源，到最后，他们的救命稻草便成了——犯罪。
可是连警察的工资也不能及时发放。奥运开幕前，世人都在机场看到了露宿在那里的警察举起的条幅：“欢迎来到地狱”、“警察和消防员还未拿到工资”、“无法保障游客的安全。”
Paes希望能把德国式的严谨和守时带给巴西，这或许和把巴西人的随性带给德国一样在情在理。传统的巴西人，尤其是里约的巴西人，向来不在意秩序。Paes做了一些事情，例如：
——禁止在街上卖烧烤，因为他认为这样并不卫生（但这样的摊位并没彻底消失）。
——对随意丢垃圾者进行罚款（我也从没有看见这项条款得到执行）。
里约的街头小贩开着小货车穿梭在这个城市里，售卖啤酒、可乐、热狗以及其他的零食，这些小摊深受当地人喜爱，特别是在街头狂欢节、示威游行等闹市现场。当然他们没有营业执照，也不用纳税。Paes上任后制定了法规，禁止此类“未经注册的销售行为”。“他这是在给奥运会的赞助商好处，例如麦当劳。我们卖的汉堡便宜多了。”小贩们告诉我。
我的同行Alex Cuadros认为，Paes是个矛盾体。一方面，他想树立现代化的形象，经常会在克林顿基金会这种全球性的公益组织发表讲话。另一方面，他又属于巴西民主运动党，代表着巴西的旧体制。
对了，他还是一位著名律师的儿子，属于里约的精英一族。
2012年，Paes制定的奥运计划包括：为里约1000处贫民窟普及重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未来的城市，”他在当年的TED演讲上称，“必须在社会层面上融为一体。”听上去他是希望能缩小贫富差距。
虽然里约是一个拥有12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至今却只有两条地铁线。工薪阶层每天上下班经常要花费四五个小时，新的快速公交线毫无疑问将改善他们的生活。我的好朋友、在律所上班的白领女孩Fernanda Rodrigues就热切盼望着新线的开通。
然而就在TED演讲后不久，Paes大幅缩减了“城市化”贫民窟的计划，指责政府资金出现短缺。就在刚刚过去的5月，Paes还宣称本届奥运会完全没有腐败丑闻，但事实是，连他自己的政党都深深卷入了两起波及面很广的建筑公司贿赂事件。
8月5日里约奥运开幕，新的地铁线也正好是这天启动运营。Rodrigues终于“坐上”了她梦寐以求的地铁。地铁延长线将连接起巴拉地区与莱伯伦及依帕内玛的精致海滩社区。所有的新建快速公交线也都会通向巴拉地区——然而那里只住着30万人。在基本生活水准之下的工薪族和穷人并不在奥运会遗产的照耀之下。
从Paes那儿我获得的最新一条消息是，8月11日他在Instagram发布了奥运自行车赛场的照片。几经延滞，这座场馆终于在奥运会开幕前完工。Paes评论称这是“耻辱”（disgraceful）。你看，他也会说点狠话。不过在我看来，他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原则，前前后后他已经入了5个党，从开始的绿党到现在变成了右翼政党。许多人认为他的目标是成为下一任的巴西总统。我问起时，Paes的回答是他一贯的口头禅：“胡说八道。”
“里约错过了最佳的时机”
基础设施建设显然给里约带来了新气象，但并非每个人都像Rodrigues那么开心。
51岁的生物学家Marcello Mello看上去很年轻，面貌英俊，颇像个探险家。因为热爱本业，他就住在Tijuca湖边，离奥运主场馆只有几里路远。见面那天，Mello轻抚路边一辆车的车窗，手指上立马沾满了灰色的尘埃。
"湖边建了为奥运场馆生产水泥的工厂。这里的一切都充满了混凝土，（污染）都没边儿了。可这些水泥是有毒的。”
除了做研究，Mello还有一份工作是为年轻的游客担任生态导游，这对他不仅仅是份生计，而且是结合了爱好与情怀的事业。不过如今这份工作做起来没那么让他兴奋了。“孩子们吸进废气，还有30万居民的污水全都倒进湖里，未加处理。”他蹙着眉头。
我们开着他租的船一路往湖中心。Mello拿着随身带的树枝把湖面的皮球、瓶子（还有摩托车头盔！）一一收拾进塑料袋里。
“我这一双手能做的太少，不过总得有人开始吧。”
去年8月，13名美国赛艇队选手在参加了罗德里戈·德·弗雷塔斯湖（Rodrigo de Freitas Lake）的奥运测试赛后呕吐、腹泻。瑞士赛艇选手 Katharina Strahl提到，比赛的湖中“一些地方味道臭臭的……”她半开玩笑，“我不认为选手们兴奋庆祝时会把舵手扔进湖里。”
Mello承认，这不仅仅是奥运带来的恶果。“由来已久。奥运本可以让更多人增强保护水环境的意识。里约承诺要在奥运之前治理水污染，他们不仅没有兑现诺言，反而越来越糟。最好的治理时机就这样被错过了。”
在湖面上行进好像是上演惊险电影，忽然我们的船被短吻鳄包围了。吊诡的是，它们并不会对人造成致命威胁——倒是人类会威胁到它们。“它们快要灭绝了。还有这些在湖边散步的灰鹭。大西洋的热带雨林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但现在却行将消失。”Mello抱怨。
受到威胁的不光是动物。去年3月8日，被警察打得满脸鲜血的Maria da Penha上了新闻。
她是奥都德罗莫村（Vila Autódromo）的老住户。这个拥有600户人家的村落曾因渔业而繁荣，“为了配合奥运会项目的建设”，村里的老房子几乎全被推土机夷为平地，据说是要改建为停车场和通往奥林匹克公园的公路。但村民们相信，是地产商看中了这块黄金地段，希望能建成豪华公寓和酒店。 “以公共工程的名义让我们搬离，这非常奇怪。这里的工程是私人项目。”Penha说。
政府提供了两种补偿方案，一是搬到几公里外的公寓，二是直接的经济补偿。在里约城的驱逐行动里，原有居民得到的赔偿金或租金补贴少得可怜，根本不够住户在社区附近另购一所住房。
300个家庭收了钱离开。包括Penha在内的20个家庭一直死守。
Penha个子不高，走路很快，说话果敢。她原本是给富人家庭当帮佣，去年为了家庭保卫战把工作也辞了。从认识她起，我眼见她变得越来越自信和干练，每次都冲在文静内向的丈夫前头。路上也不忘对大家宣扬她的理念，问邻居们是否能为抗议活动提供食物。
几周以后，她的家还是被拆了。好在因为国际舆论的关注，这20户“钉子户”居民有了与政府谈判的筹码，可以要求更为可观的赔款。Paes允许20户留下来，甚至还同意为他们在原址上建设新居——这种让步甚为罕见。
2016年7月30日，就在开幕前一周，Penha和她的这些“战友”们搬进了奥林匹克公园对面的新居。像Penha这样的“幸运儿”，即便在已经实行了民主的巴西，也是凤毛麟角。
Baile Funk Party，天性与暴力的释放
前天夜里，我和朋友又一次去了开幕那晚去的地下音乐派对（Baile Funk Party）。
在里约和圣保罗等城市，地下派对仍然遭到警方明令禁止，他们将这类派对和快闪族视为市民暴动和犯罪行为。
我们去的派对在山上，离家5公里，离奥运主场馆7公里。出租和公交都不会带你去，你只能坐朋友的车或者打车到附近再徒步。崎岖山路上经过了三四个黑帮把守的岗哨。这些十来岁、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拿枪对着你的车，检查你是否带了武器或是相机。
通常我们经过时，他们的头儿都会说：“他们从Lapa来，让他们过吧。”
Lapa是里约的一个休闲娱乐区，这话的意思是，这些人都是来找乐子的，里边没有警察，没有记者（巴西记者Tim Lopes报道地下派对时被捉，黑帮用火烧他的眼睛，拿刀砍下他的手和腿），特别是没有别的黑帮。
这儿也不能打手机，因为这样他们便没法判断你会不会用手机拍照——我的建议，没必要冒这么大的险。
不过等到达山顶之后，一路上的诸多曲折都值得了。
眼前是一个长度和足球场相当的巨大广场。目测现场总有千人以上，至少有一百来人携带着武器。入口处有5个拿着枪的人在守卫着一个餐桌模样的桌子，可卡因和大麻就摆在上面售卖。
舞台上没有乐队也没有舞者，只有一辆运货车、一个硕大的音响装置和一个DJ。音乐是巴西式的hip hop，清楚的葡萄牙语歌词讲述了贫民窟的性、枪击和杀警，歌词粗俗好懂。
通常在巴西这个男权汹涌的地方，男孩不会直接和女生跳舞。女孩们自然穿得非常火辣，脸上画着浓妆，嘴上涂着厚厚的口红，指甲留得长长的。她们随着节奏左右扭摆，男孩子们则只是跟着音乐一点、一点地动着。
《VICE》的一篇报道写道，对于许多来自低收入社区的人而言，Funk（放克）音乐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更是生活本身，是生活的意义。“Funk音乐人为了让人们认识到派对的重要性不惜献出生命。”纪录片拍摄者Rosenblatt 说，“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派对中脱颖而出，成为了MC、 DJ或舞者，以此谋生、养家糊口，还会被有钱人邀请去酒吧演出，借此机会体验富人区的生活，游历全国。而派对上除了这些艺术家之外，还有卖酒和食物的小贩，扛着音响搬运设备的人，很多人都能从派对中赚到钱。没有哪一个社会活动能给贫民区带来如此巨大的影响，况且这个青年文化活动还没有被毒贩染指，也不受警方和军队的控制。”
这最后一句，和我看到的可是大相径庭。
夜里派对进行到一半的时候，那些自称soldados do morro（“山上的士兵”）的年轻人拿着他们巨大的枪支在走廊上游行，手拉着手，枪口对着天空。
派对期间，DJ突然让大家默哀一分钟，以哀悼“红色司令部”被警察或者其他帮派杀害的兄弟们。所有人脸色沉重，非常严肃，没有人讲话或者移动。
在派对上没人关心奥运。如果你问当地人奥运的事情，90%的人都会给出一样的答案：“我们想要把钱用在教育和医疗上，而不是奥运。”Tina说，贫民窟里的人看的惟一一项奥运赛事就是足球，男足和女足都看，那是人们最喜欢的运动——她本人就在一个足球队里。想想看：此时此刻，奥运就在这座城市进行着，但仅仅在几公里以外，黑帮成员竟然公开地拿着武器游行！
那么来参加派对的乐迷和舞迷们呢，他们也疯了吗？非得寻找这样的刺激？巴西人爱说Viva cada dia como se fosso o último，即“好好活着，就当每一天是最后一日”。就算是穷得叮当响的，也会把口袋里的子儿都掏光了买它20瓶啤酒喝个够。
我想起Saudades。得知我很快要回到祖国，Favela的邻居们连日来嘴里不断地跟我重复着。这是个典型的巴西词汇，直译就像是“特别想念，渴望”，但含义远比字面上要深厚。我想这一是因为巴西人情感超级丰富，而且他们没有什么福利保障，所以对于家庭和朋友的人际依赖才会更深。
但愿你们永远保有这样的天性，我的朋友们，同时，离暴力还是远一点吧。
（参考资料：《里约权贵如何瓜分史上最缺钱奥运会？》《地下 Funk 派对才是巴西的心跳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