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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甘露：今天我们这一场题目叫“文学写作与‘伟大的心灵’”。在理论家的想象中，作家总是在历史和传统的压力之下来确定其写作的可能性，在已有作品的秩序里面等待自己新作品的出现，成为一个世界。作家因此有一个双重的形象。怎样的阅读极点使他的词语发出当前的声音，理论家的推测是：细心的作者一定也是细心的读者，他怎样阅读就怎样写作。但是作家究竟怎样阅读呢？尤其是在阅读经过怎样的追问，形成他们的写作，在怎样的意义上可以成为读者共享的阅读。当作家成为学院中人，我们在座的好几位作家学者不用说了，像王安忆老师、格非先生、毕飞宇先生，现在都在大学任教，包括我们的韩少功先生，也是写作了大量的实际上是一些学术性的文章。这种方式是如何成为一种可传递的内容，同时成为大学教育教学的一部分，这是本场讨论的一个题解。
韩少功：我想分三点来说。第一，授鱼还是授渔。这个问题的提出就是针对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信息爆炸、知识快速增长的时代。现在的知识很多，多得我们学不过来。对于古人来说一个秀才知天下事好像是比较容易的，因为那时候的书本知识量是有一定限度的；而现在更多的知识涌现活跃在我们的课堂之外，如果我们不限制我们的学制，把社会教育的时间用去我们半辈子，甚至大半辈子，这显然于事无补。最好的可能是不去更多重视知识的传授和灌输，而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所以就是授之以渔，要在我们的大学教育中间尽可能地培养学生自我造血的机制。随着人工智能的出现，大量的优质课件出现在网络上。在西方有很多得“诺奖”级别的老师都参与网络大学的创办，第一流的课堂和教师，我们在网上都可以接近，所以这个情况下传统学校还能干什么，是值得我们考虑的一个问题。也许课件是很廉价的，也是很方便得到的，但是怎样选择课件，怎样消化课件，怎样运用这些课件，可能是我们学校和课堂更应该注意的问题。
像华东师大前不久以问题为导向，重新组织教学这样的方式，我觉得可能是第一步，今后怎样让学生形成一种自发的自我激励机制，而且把这个机制延续到他们的终身，即终身教育的完成，这可能是我们大学教育的重要基础。以前说“师傅引进门，修行靠个人”，现在可能要更加靠个人，我们的师傅不能充当一个全方位给我们引入和支撑的角色。我建议大学应该从以教学为主要功能的体制，转化为以帮助自学、引导自学为主的机制。严格意义上说我们以后所有的大学都应该成为以自学、自修为主要任务的一个学术教育机构，华东师大本质上在某种意义上要改成华东师范自修大学，我们的北大应该改成北京自修大学，清华应该改成清华自修大学，这样的转变，是我一个非常冒昧的建议。
第二，博士还是窄兵。是博还是窄，博雅博雅，实际上现在我们严重的问题是分科太细。我们古代其实文科都是大文科，文史哲不分家，甚至要“六艺”兼备，按照孔子的要求是“六艺”兼备，这是更大的文科。但是后来随着世界的分工，尤其是世界经济的分工越来越细，我们的理科教学越来越细，文科跟着理科走，也越来越细了。到现在已是十分荒诞的程度，有一些人博士研究的是现代，这就不能谈当代，做明史不能谈清史，做明清史不能谈宋史。我们当然是要鼓励这种专生，我们要培养专才，这毫无问题，但是这种专生面对的世界是有内在联系的，是复杂、丰富的，有内在统一性的世界。尤其我们的文科，我们的人都是活生生的人，不是一个简单的心脏与肺、胃、手、脚的相加，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现在理科和文科分科过细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尤其是我们的文科。现在有些医生，很多是硕士博士，看不了一个病人，也没有能力给一个病人治病。因为做影像的只看影像，做化验的只做化验，做药理的只做药理，做生化分子结构的只做结构，可能二三十个医生会诊以后说这个病人不是我的事情，和我无关，病人怎么办？文科类似的情况更加严重，我们面对人的复杂现象，面对人发生的一些变化，如何诊断？如何感知？如何理解和表现？我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医脑的不管脚，医脚的不管脑，甚至医脑的只管脑皮，医脚的只管脚毛。我觉得在这方面提倡通识教育特别有意义。通识不是专才的障碍，相反在很大程度上通识是形成专才的动力、资源。最好是提倡本科生就开始跨科学习，到了硕士、博士阶段，我觉得要强制性地、跨科，甚至跨到自然科学，这是我们体制改革的重要导向，这同样是鼓励培养专才，但是是以通识为基本条件、为前提、为保障的一種专才培养。这也是我另外一个非常冒昧、可笑的意见。
第三，小书和大书的关系。读小书还是读大书，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我们的理科以前好像比文科好一点，比方说有实验，有实习，但是这方面的隐忧已经有了。我一个孩子在美国读理科，他原来在南京大学读书，中国做化学实验设备条件比较差，用原始的试管、量杯，一些化学药剂来做实验，很危险，弄不好要造成伤残事故。他到了美国以后，发现美国的实验室尽管很好，但是所有的工具、材料有时候都是模板化的，半成品化的，很方便很容易上手，很安全。但是就像我们用傻瓜照相机学照相，我们对光圈、速度的理解是否比用最原始的照相机学照相理解得更透彻呢？这是理科生的忧虑。理科理论联系实际尚且出现问题，我们文科怎样联系实际，我们是否还是从一本书到另外一本书，从一百本书到一百○一本书来完成我们的教育，我曾经在中山大学做过短暂的助教经历，从本科生到硕士生，一百篇作文，一百篇读书心得，这是一个硬指标，一定要完成，其实我觉得可以增加第三个一百，就是一百个社会调查，比方说社会调查，家庭的调查，个人的调查。但是据我最近和中大的老师联系，他们说我们原来的一百，已经很难完成了，因为老师不堪重负了，实习生是做不了。那么如果这些没有实践，没有写作的实践，没有社会实践的观察和体验的实践，我们文科的理论，是否能够更好地让我们理解教育呢？我们的前辈显然不是这么看的。宋代诗人陆游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没有实践就是没有完成的教育。我们现在脱离实践的课堂和教材，不管培养了多少饱读诗书的精英才子，要知道我们仅仅是一个教育的半成品，我们所有学到的知识要拿到实践当中重新激活、检验、修正。这样一个严重脱离实际的情况，知而不行的情况，也是我们的一大风险和隐忧。《红楼梦》没有相应的人生经验和体会怎么能够读懂，让一个小学生读《红楼梦》，他能读懂吗？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在于这一千个读者有多少知识的不同，最重要的是一千个读者的人生体验有很大的差异，他们所吸收接受的所谓真正的文学，与进入他们血肉的文学肯定不一样。 现在我们的文学培养了很多才子，我们不得不反省，我们的教育是否成功。现在“文青”在社会上、网络上变成一个负面词语，谁奇葩，谁言不达意，逻辑混乱，做事不靠谱，我们就说你太文艺了，这对我们是一个警告。我们的媒体现在出现了个问题，那么多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生存的重大问题的讨论，却那么肤浅，谁造成的？2007年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几乎被美国垄断，但是美国的经济至今是低迷衰退的，说明什么问题？我们的理论、知识、教育、学术在干吗？这是怎么产生的？我们的知识界，我们知识精英的主流对我们知识形成的机制、产生的机制，是不是要打一个问号？我希望我们至少有一点自我的警醒，我觉得教育要革命，要从根本上知道我们几百年来，甚至几千年以来我们教育出了什么问题？由此造成知识的碎片化、无根化怎样破除，动怎样的手术，我们需要怎样的勇气，拿出怎样的决断破除这些东西。我们现在的教育几乎都产业化了，形成了利益机制这样的文凭工厂，怎样被我们改造重建，这是我非常冒昧地提出的一些看法，也许在你们看来非常叛逆，是来捣乱的。
孙甘露：接下来我们请王安忆女士。安忆现在在复旦也是从事教育工作，可以说是学院中人，少功虽然说他不在教育第一线，但是对学校内部的情况掌握得非常清楚。现在请安忆来发表意见。
王安忆：我可能是在座的里面唯一一个学历最低的，没有高等学历，并且虽然我读了很多旁听课程，最后到了单位里面填履历表的时候，我是大专同等学力，我们人事部门的干部说要实事求是，你就填初中吧，因此我心里面对大学教育非常尊敬，这也是在2004年我想尽一切办法到复旦的原因。后来有很多大学给了进大学工作的作家们很好的待遇，他们说王安忆你太吃亏了。当时我们校长都要夺我，我说我要到复旦去，他们专门开好了通道，让我可以进，但是只能带硕士，不能带博士。但是我依然很高兴，因为我对学府是非常尊敬的，我也不像诸位对学校教育有那么多的意见。但是我可以谈一些我知道的情况，今年中亚研究所和社科院办了一次海峡两岸的研讨会，他们谈了一个话题挺有意思，说世界上最可怕的十件事情。第一件，有很多人说是北大和清华，他们说这是很可怕的。后来我想也有道理，因为现在学校里面特别强调要出人才，有时候我在想大学里是不是一定要培养人才，人才概念又是如何。我看电视，有一个东方直播室，刚开始认真做，做得非常好。曾经有一个谈话节目我看了以后特别痛心，就说一个农村的孩子考上了大学以后，他的姐姐妹妹都不读书，劳动供他，爸爸妈妈供他，因为他考的学校不是特别好的学校，费用很高。这个孩子就觉得学校的教育制度是不好的，觉得我们这个教育制度不能培养人才。因此他要做一个旅行家，后来就退了学，把爸爸妈妈给他的学费买了器材用于旅行。他的父母和姐姐妹妹非常痛苦，这里面就很奇怪，我们所以会有这样的普遍性的教育，就是针对贫家子弟，他们可以有一个公平的机会打破固化，偏偏他吸取的信息是知识分子对教育的概念。
节目找了一个专职摄影师和搞旅游的人来拍他的照片和概念，就指出你的这种概念是非常不完备的，是错误的，我们如果做一个旅行的媒体人或者是一个专家，我们应该去读书。他从社会上截取的信息非常片段。我为他们全家难过，我觉得我们的教育，我们知识分子对教育的批评，有的时候会造成一些很大的误解。大学教育在我看起来应该拉平差距，取消差异，使大家可能在垂直化里面有上下的可能性。现在恰恰相反，我们的教育是把差异拉得更大，这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故事。
还有一个，我最近到一个地方去做讲座，和文学没有关系，是证券所。到了证券所去做讲座，但是我觉得他们那些做证券金融的年轻人还是很有兴趣的，有一个人提了一个问题，说你们老跟我们说精神价值，可是他們的精神价值到底是什么内容，他的内容在我看起来非常有限，就是真善美。我觉得这是给我们做小学和文学的人来讲很尖锐的挑战，因为我们确实想让他们告诉我有精神空间，但是没有太多的内容，这个边界是非常窄的。我后来认真回答他的问题，可能我们是一种没有信仰的成长，所以在我们的世界里面我们只有一个能够证实的存在，没有可以相信的存在。有一位院士跟我说，其实我们应该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是真实存在，我们可以证实的，还有一个世界是我们相信但是不需要证实的。而我们缺乏第二个世界，这和我们信仰缺乏是有关系的。这三点恐怕没有什么关系，只是把我的感想和心得告诉大家。
我们在复旦有一个事情，从2010年开始招生，国务院给我们的权力是三年试点，三年结束以后觉得可以也能招。所以我们这三年非常谨慎，他们时不时要来进行调查。一开始的时候，我说，好不好不是在于教，是在于生源，这些年来我们有很大的变化，理科生多起来了，而且是重点大学的理科生多了，这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我跟他们的交流当中，尤其是在外地的大学里面，他们很有意思的，这些孩子其实功课不是学霸，我说你们既然那么喜欢文学，为什么不能在本科的时候就考文科呢？他们说不行，因为在我们那边好像文科比理科高尚，如果你不是学霸的话读文科很不好意思，一定得读理科。现在却有很大的差异，一流学生都进理科，也影响我们的文学生态，我们大家已经能看出来一个势头，“70后”和“80后”的文学始终是没有太突出的表现，我觉得和最初的选择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现在一流的人才都往理科挤。尤其是理科的男生，我跟他们说话明显感觉比文科好，不像文科是弹性的，他们的指标是硬性的，提的问题很有思考，我碰到一个化学系的学生，这个学生很喜欢文科，他就去听哲学科，他听完以后和我说了一个感想，他说我觉得太奇怪了，在我们化学专业里面我们的逻辑是非常严密的，好像在你们文科里面逻辑是不严格的，很随便的。我们应该考虑一下我们的文学，我们经常讲大学文科不负责培养作家，而是造成一个文学生态，在远端还是有一些工作可以做的。
孙甘露：不管是从大学的外部还是从大学内部来观察，好像情况都是很严峻的。接下来请翟永明老师，她虽不在学院工作，但写作很学院化的。
翟永明：我完全不是学院中的人，因为确实从来没有到学校教课的经验，所以在这里发言我可能是最可疑的，因为对教育不太了解，我也只能从我个人的一些经验来讲一下通识教育。通识教育，我对这个概念也不太了解，要参加这个会，才看了一下，尤其是看了一下童老师的那篇文章，稍微了解了一下。包括今天来参加这个会，我听到关于通识教育的这些发言，还是觉得有一点时空穿越，因为我个人如果说跟教育有一点关系，就是我大学的时候读的是工科，我们那个年代更没有通识教育这个概念，不但没有，而且是特别讲究术业有专攻。我本人在学工科的时候，很喜欢文学，大学期间经常读文学书，但是都得偷偷的，老师经常要批评，所以我作为一个工科生，其实被认为是不务正业的。后来在单位，他们也觉得我不务正业。像我们这些同仁就属于不务正业。大概几年前，因为我读的学校是电子科大，大概几年前我们电子科大的人找到我，说想请我回学校讲课，当时我特别吃惊，因为我知道我们电子科技大学还是属于比较一流的工科大学，所以我就跟我们领导说，我说我要是回去讲，我是一个反面教材。他说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还是非常注重学生其他学科的一些培养，学校现在不像过去，现在鼓励学生有更多的爱好，能够把大学的这四年只是作为一个基础教育，但是它应该挖掘自己的潜力，很多学生考大学的时候选择了读理科或者工科，是因为父母的要求，也觉得工科理科更高一点，但是有很多人也很喜欢文学，甚至喜欢艺术，所以他说我们现在是要鼓励学生挖掘自己的潜力。我回到电子科大确实非常吃惊，因为学校有一个专门的学生活动中心，有特别专业的一些老师来教他们文学，教戏剧表演，教音乐，所以他们有特别好的乐队，有话剧社，所有学生喜欢的都有专业老师来教，而且给他们配有特别好的设备，比如说音乐厅、戏剧表演的地方，我当时非常吃惊。 后来我就发现现在的工科学校已经意识到不能像过去那样对学生只要求专业，而是对学生专业之外的一些兴趣加以启发和挖掘。当时我回来的时候还特别感触，我就跟我们学校领导说，现在的学校领导比我们那个时候确实是挺开放，我是没有赶上好时代，要是当时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是这样，也不至于觉得上大学的那段时间非常压抑。我在大学期间读书，其实我们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第一是我的工科学院的背景，第二是我们那个时代也没有人跟我们说要读什么书，也没有什么文学史，也就是自己撞到什么样的书就读什么书，我自己也没有系统地学过文学，所以我对文学的阅读和学习都是碰到什么读什么。
最后我感觉到这种没有系统地读书对我还是挺有用的，可能因为我有一个工科背景，就没有概念说一定要按照文学史这样来读。我完全凭兴趣，我自己感觉所谓的通识教育可能就是，最重要的还是读自己感兴趣的书，而且我觉得学校可能对学生通识教育的要求也是激发他们的兴趣，让他们找到自己想要的，他们自己喜欢读的书，喜欢做的事情，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另外，刚才韩老师说跨界学习，我觉得跨界学习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那个年代，工科学生其实很少有跨界来学文学的。但是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文科的学生也非常狭窄，他们也不会跨界去读别的学科的书，或者是读一些科技方面的，或者读一些经济方面的，或者去读一些“无用”的书。应该说通识教育里面有很多书其实是“无用”的，比如我从事的诗歌就是“无用”的。我觉得包括文科的学生很少读“无用”的书。实际上无用的书其实是有用的，但是这种有用是看不见的，所以如果我们的阅读完全是很功利性的阅读，我觉得可能谈不上是通识教育。
孙甘露：翟永明的经历可能印证了王安忆刚才说的一流头脑的是读工科的，伟大的诗人都是自己开辟独特的道路，没有办法仿效。接下来我们要请一位，这个是真正学霸级的，请格非老师来发言。
格 非：大家好，我是华东师大出来的，到了清华以后，我发觉华东师大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华东师大的课程设置里面我个人的感觉是它特别重视作品选的教学。整个古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都有大量的文学史配套的作品选的内容，这个占的课程量非常大。我不知道这样一个学制是当年谁制定的，但是时间长了以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特别重要。没有作品选的基础的话，我们去做文学史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当然在现在这个条件下，知识爆炸，各个学科的要求，刚才王安忆说到细腻化的分工，使得我们反过来对作品阅读的量是急剧减少。
大家都知道大学原来不承担文学的教学，大学里面没有文学的教育，文学在全世界可以作为大学的一个研究的东西，它的历史不过一百五十年。大学开设文学专业之后，大家都知道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就是文学科学化，一直到今天的文学研究，这个里面出现大量的范畴、理论、范式。最近全球高校的文学教育在这方面有大量的反思，而我认为最集中的一点反思，大家都认为从事文学专业的学生基本上不读文学作品，读的全部是关于文学的理论，这是非常不好的。毛尖老师他们把華师大的传统延续下来，重新回到文学作品，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大家说到文学阅读这里面有非常多的问题，刚才少功和王安忆、翟永明说得非常好。比如说知和行的关系，王安忆提到的公平的关系，你怎么公平，大学里面知识狭窄化、专精化，文学重新变成一个神秘的理论终端。这里面只有少数人得到学位，一个知识在内部循环，这个过程在世界上延续很多年。
在今天这个网络时代，我们的文学阅读也面临非常多的问题。我昨天晚上看到一篇文章，加拿大的一位学者说我们最近在强调人文学的价值，但是往往把人文学理解为一个有用的东西。比如说为什么你要读文学作品，是因为文学作品可以帮助我们认知这个社会，扩大眼界，提高我们的修养，有很多的知识、技能，我们找工作的时候会写文章，所有的东西是在这个意义上界定文学。我认为是有非常大的问题，我作为一个老师，我觉得最自豪的教学经历不是说培养了多少博士生、硕士生，培养了多少学者，而是说我有一个非常难忘的经历，在我的班上有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得了非常严重的忧郁症，不是中文系，是外系的一个学生。他已经处在一个崩溃的边缘，我的课上他从来都是在睡觉，不听我上课。有一次睡醒以后，发现老师正在讲《红楼梦》，他就听了几耳朵，听了以后说，《红楼梦》难道对治疗我的疾病，对我认知这个世界有用吗？于是回去就读《红楼梦》，他不是中文专业，当病愈以后，他给我写了十几页的长信，跟我说读了四遍都读不懂《红楼梦》。当有一天把《红楼梦》读懂的时候，他的病就好了，然后就给我写了一封信，介绍他怎么治愈。这封信大概十到二十页，我把这个事情跟我们当时的系主任说了一下，主任说你把这个信复印一份给我看一下，他也保存了这封信，这是我们做教师最大的自豪。这是文学在帮助普通人，曹雪芹也没有想到若干年以后他的作品挽救了一个人。
文学除了刚才说的那些意义之外，还有更重要的意义。我们今天强调文学，强调文学阅读，强调人文学价值，我觉得强调得越多掩盖得越厉害，把意义严重低估了。我认为文学包含重要的价值，文学是帮助我们获得存在感非常重要的途径。歌德说存在是我们生存的使命，哪怕只是短短一瞬，一个人有义务为自己的生存赋予他的思考，这是极其重要的。哪怕是短短的一瞬，我觉得一个人要获得存在感，文学可以给我们提供非常大的帮助，真正的文学包含了这样的东西，这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
第二，我认为文学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阅读不是为了给我们提供知识，而是为了让我们摆脱知识的奴役，因为从小到大我们脑子里会有无数的知识，我们应该这么做，应该那么做，有无数的话语系统，它来强迫我们，来奴役我们，让我们考清华、北大，不要考其他学校。其实在这个话语面前我们是没有抵抗力的，但是文学可以帮助我们确立一种分析能力，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能够找到自我，有的人书读得越多，自我上升得越快，我并不认为开卷有益，说什么书都应该读，尤其是今天的网络上，很多人不上网不做网红还挺正常，整天在网上发微博、微信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人就不对了，为了博人眼球，去抖机灵，把肤浅的东西在网上流传。一个最普通的人，能够在文学中得到某种东西，所有的作品高中毕业以后都能看，这个过程是可以帮助我们对话语——今天的话语系统非常复杂，产生有效的抵抗力，最起码有很好的分析力，这是获得存在感非常重要的前提。 第三，文学本身是一种来自外部的语言，它是从我们日常生活的外部照进日常生活，是迫使我们对日常生活、社会生活进行反省。而今天很可惜，文学进入我们日常生活的内部，变成消费的一部分，这样一来外部冷静的光芒失去了，我们需要重新获得冷静的光芒，需要冷静判断我们自身的处境。今天大量的文学传播，传播的途径特别便捷，这当中我认为特别重要的一种判断，我把它称为秘密的判断。我们要追求在文学作品的阅读中获得秘密的喜悦，就是你发现了它的意图，发现作者的意图和策略之后，秘密地喜悦。这个同学给我写了这么长的信，他唯一的要求是不要把信外传，因为他不要影响别人。他告诉我是非常感激，睡醒刚好听到《红楼梦》。最后他写了一首诗，我看了以后非常感动，他后来结婚生子生活非常正常，在当老师。所以文学本来是有可能幫助人的，这些都是密传。（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知道其作品以后会影响到卡夫卡。我一直认为文学有两个传播途径，一个是谁得了诺贝尔奖，还有一种途径是秘密的。大家知道中国文学的传播很大意义上靠抄本传播，不是靠大规模的印刷，这个途径的传播力量我们不能小看，这当中有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隐秘传播途径，不能光在一种心灵鸡汤的意义上阅读文学，这样的话反而离文学非常远。
孙甘露：不管是从大学的通识教育来讲，还是从文学的推广来讲，或者说是从一种公共阅读来讲，强调的是共享的部分，但是确实我们每一个人的阅读经验都有这样的瞬间，就是实际上你获得真正的喜悦是不可分享的，是你在那一瞬间感觉是自己独享的，这才是带来力量、存在感的部分，是一种冷静的光照，再次感谢。下面有请今天嘉宾中间最年轻的一位，也是刚才获得欢呼最热烈的一位——毕飞宇先生。
毕飞宇：首先我得向华师大致敬，因为我是1983年到1987年在扬州师范学院读书的，相比较于华师大是一个比较小的学校，这不是关键。关键问题是1983年到1987年，当年我们读书的时候华师大在我们心中拥有怎样的地位，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无法想象。一本刊物上面只要有华师大老师的论文，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论文看完才能罢休。其实我们扬师院也是很好的，即便如此，我们对华师大的崇敬还是不可遏止的，这是真实的情感。
说所谓的通识教育也不是一个无边普遍的教育，在我看来仅仅是文学、哲学、历史、艺术，就像我们在这里谈通识教育。你们想想看，如果我们现在搞核物理，我们谈核物理的通识教育，我觉得那就是胡扯的，我们把核物理，比如说量子物理偷偷打听一下，我觉得有关部门会把我抓起来，你知道这个干什么？我们还要保密。艺术、文学、哲学这些有关审美的部分，谈通识教育才有它的意义。我不懂什么叫伟大，作为一个乡下长大的人，我对“大”这个字特别敏感，因为从我们家出去就是田地，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一个概念，那块地方叫一亩，我们懂得一个概念是两亩地比一亩地大，两亩地比一亩地好，因为两亩地上生产出来的稻子、棉花比一亩地多，可以让我们吃得更饱，可以有新衣服穿，所以我对“大”特别感兴趣，乡下长大的人都喜欢“大”这个概念。如果把这个概念稍稍挪移一下的话，就会发现同样是面积，同样是体量，对我们内心来讲，这个大和小就更加关键。在我看来大的心比小的心要多，我们通常都是自己一个人，心中装满了自我，这个是对的，可是如果每天都在读文学，你每天都从文学小说里面读到那么多人，你会发现你整个阅读和你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你和谁在一块儿呢？你和小说里面许许多多的人在一块，这叫什么？这就叫心中有了别人。我觉得心中有了别人对一个人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什么情况下心中才能有别人，只有自己的心变大一点，不仅仅有自己，也有了别人，这就是重要的，有别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内心就有了一个可能性，你就有可能知道什么叫宽容，甚至更高级一点，你可能知道什么叫宽恕，所以我觉得大，尤其是心灵的大，尤其是内心可以装满许多人的大，在我看来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我自己是一个小肚鸡肠、容不得别人的人，但是我希望别人是这样。
文学这个东西，我用一个比较大的词，即对人类的再造是特别巨大的。我经常想起我父亲跟我有关小说写作的一次对话。在我童年和少年的时代，我父亲的主要责任是看着我，如果我在家里面偶尔看书的话，他即使也在看书，也会拿一个凳子坐在家门口，为什么呢？怕我出去。你们别看我现在还挺斯文的，其实没那么斯文。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事情，我的脑袋被砖头打破过，被石头打破过，被树枝打破过，最严重的一次被刀劈过，只不过比较浅，我跑得比较快，血从脑门流到脸上，再到我的脖子，我经历过五六次，甚至更多。我的父亲对我特别担心，不知道我会干什么。记得我四十多岁的时候，因为我的孩子出生了，我的父亲到南京来和我一起生活，然后敲我的门，我问怎么了，他说你在房间里面三四个小时，出来走走。我就跟在院子里面，边走我的父亲边说，你这个人奇怪，你小的时候我一天到晚看着你，不允许你从家里面出去，现在我依然看着你，要提醒你过一段时间出来溜达溜达。那一刹那他充满了自豪感，觉得我这个人了不起，文学的写作把一个有可能变成十恶不赦的男人转变成一个安静的人，这个就很了不起。我们也别说因为你写作，你自己在那儿吹牛，你的心灵很伟大，这个牛我不吹。但是从我的写作中，我清楚地知道我的人生是怎么过来的，因为写作和文学让我的生命规避掉最没有意义的生命博识，让我规避掉监狱，让我规避掉街头的打斗，甚至更多邪恶的事情，最起码我在书房里面写作，还有我的读者，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能到这个程度，文学和文学写作帮了我巨大的忙。我觉得文学改造了一个人，我是最有说服力的一个例子。
同时我最想强调的是什么呢？一个人本来会成为小混混，文学让他没有成为小混混，这还好不是一个特别要紧的。我就觉得通过文学，真正有价值的是提升了一个人的审美。我觉得审美能力也是一个非常隐秘的问题，但是这个又不隐秘，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知道什么叫审美，审美能力是什么，这个对我们每个人来讲至关重要，因为它是一个切切实实的软件。在我做父亲培养我的孩子时，虽然他现在学工科，我在他的童年和少年能给他的一些帮助就是读一点诗和小说，为什么呢？我希望他能够从诗歌、小说，从语言当中把审美能力提高一点。比方说到了大街上，比方说要等车了，往往我会让他站那儿，儿子站在旁边看着自己父亲排队往上挤的时候，很直观的，嘴巴是歪的，眼睛是斜的，面目是狰狞的，他看着老爸挤的时候是如何丑陋，所以不如安安静静地排队，至少形体上一个是好看一个是不好看。由文学带动审美，审美带动人的心灵和灵魂，真正提升的是道德。一提到道德教育，我们觉得特别可笑，其实一点也不可笑，每个人内心都渴望有道德的塑造，谁不希望自己更好，谁不希望自己更受欢迎，谁不希望自己的行为语言、跟朋友相处的方式更优雅。通过文学和文学审美，让粗鄙的灵魂变得优雅一点，让急促的灵魂变得从容一些，这是文学特别重要的一点，也是所谓通识教育特别重要的一点。
孙甘露：谢谢毕飞宇先生的现身说法，把文学的作用阐述得非常具体生动。
韩少功：我想分三点来说。第一，授鱼还是授渔。这个问题的提出就是针对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信息爆炸、知识快速增长的时代。现在的知识很多，多得我们学不过来。对于古人来说一个秀才知天下事好像是比较容易的，因为那时候的书本知识量是有一定限度的；而现在更多的知识涌现活跃在我们的课堂之外，如果我们不限制我们的学制，把社会教育的时间用去我们半辈子，甚至大半辈子，这显然于事无补。最好的可能是不去更多重视知识的传授和灌输，而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所以就是授之以渔，要在我们的大学教育中间尽可能地培养学生自我造血的机制。随着人工智能的出现，大量的优质课件出现在网络上。在西方有很多得“诺奖”级别的老师都参与网络大学的创办，第一流的课堂和教师，我们在网上都可以接近，所以这个情况下传统学校还能干什么，是值得我们考虑的一个问题。也许课件是很廉价的，也是很方便得到的，但是怎样选择课件，怎样消化课件，怎样运用这些课件，可能是我们学校和课堂更应该注意的问题。
像华东师大前不久以问题为导向，重新组织教学这样的方式，我觉得可能是第一步，今后怎样让学生形成一种自发的自我激励机制，而且把这个机制延续到他们的终身，即终身教育的完成，这可能是我们大学教育的重要基础。以前说“师傅引进门，修行靠个人”，现在可能要更加靠个人，我们的师傅不能充当一个全方位给我们引入和支撑的角色。我建议大学应该从以教学为主要功能的体制，转化为以帮助自学、引导自学为主的机制。严格意义上说我们以后所有的大学都应该成为以自学、自修为主要任务的一个学术教育机构，华东师大本质上在某种意义上要改成华东师范自修大学，我们的北大应该改成北京自修大学，清华应该改成清华自修大学，这样的转变，是我一个非常冒昧的建议。
第二，博士还是窄兵。是博还是窄，博雅博雅，实际上现在我们严重的问题是分科太细。我们古代其实文科都是大文科，文史哲不分家，甚至要“六艺”兼备，按照孔子的要求是“六艺”兼备，这是更大的文科。但是后来随着世界的分工，尤其是世界经济的分工越来越细，我们的理科教学越来越细，文科跟着理科走，也越来越细了。到现在已是十分荒诞的程度，有一些人博士研究的是现代，这就不能谈当代，做明史不能谈清史，做明清史不能谈宋史。我们当然是要鼓励这种专生，我们要培养专才，这毫无问题，但是这种专生面对的世界是有内在联系的，是复杂、丰富的，有内在统一性的世界。尤其我们的文科，我们的人都是活生生的人，不是一个简单的心脏与肺、胃、手、脚的相加，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现在理科和文科分科过细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尤其是我们的文科。现在有些医生，很多是硕士博士，看不了一个病人，也没有能力给一个病人治病。因为做影像的只看影像，做化验的只做化验，做药理的只做药理，做生化分子结构的只做结构，可能二三十个医生会诊以后说这个病人不是我的事情，和我无关，病人怎么办？文科类似的情况更加严重，我们面对人的复杂现象，面对人发生的一些变化，如何诊断？如何感知？如何理解和表现？我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医脑的不管脚，医脚的不管脑，甚至医脑的只管脑皮，医脚的只管脚毛。我觉得在这方面提倡通识教育特别有意义。通识不是专才的障碍，相反在很大程度上通识是形成专才的动力、资源。最好是提倡本科生就开始跨科学习，到了硕士、博士阶段，我觉得要强制性地、跨科，甚至跨到自然科学，这是我们体制改革的重要导向，这同样是鼓励培养专才，但是是以通识为基本条件、为前提、为保障的一種专才培养。这也是我另外一个非常冒昧、可笑的意见。
第三，小书和大书的关系。读小书还是读大书，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我们的理科以前好像比文科好一点，比方说有实验，有实习，但是这方面的隐忧已经有了。我一个孩子在美国读理科，他原来在南京大学读书，中国做化学实验设备条件比较差，用原始的试管、量杯，一些化学药剂来做实验，很危险，弄不好要造成伤残事故。他到了美国以后，发现美国的实验室尽管很好，但是所有的工具、材料有时候都是模板化的，半成品化的，很方便很容易上手，很安全。但是就像我们用傻瓜照相机学照相，我们对光圈、速度的理解是否比用最原始的照相机学照相理解得更透彻呢？这是理科生的忧虑。理科理论联系实际尚且出现问题，我们文科怎样联系实际，我们是否还是从一本书到另外一本书，从一百本书到一百○一本书来完成我们的教育，我曾经在中山大学做过短暂的助教经历，从本科生到硕士生，一百篇作文，一百篇读书心得，这是一个硬指标，一定要完成，其实我觉得可以增加第三个一百，就是一百个社会调查，比方说社会调查，家庭的调查，个人的调查。但是据我最近和中大的老师联系，他们说我们原来的一百，已经很难完成了，因为老师不堪重负了，实习生是做不了。那么如果这些没有实践，没有写作的实践，没有社会实践的观察和体验的实践，我们文科的理论，是否能够更好地让我们理解教育呢？我们的前辈显然不是这么看的。宋代诗人陆游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没有实践就是没有完成的教育。我们现在脱离实践的课堂和教材，不管培养了多少饱读诗书的精英才子，要知道我们仅仅是一个教育的半成品，我们所有学到的知识要拿到实践当中重新激活、检验、修正。这样一个严重脱离实际的情况，知而不行的情况，也是我们的一大风险和隐忧。《红楼梦》没有相应的人生经验和体会怎么能够读懂，让一个小学生读《红楼梦》，他能读懂吗？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在于这一千个读者有多少知识的不同，最重要的是一千个读者的人生体验有很大的差异，他们所吸收接受的所谓真正的文学，与进入他们血肉的文学肯定不一样。 现在我们的文学培养了很多才子，我们不得不反省，我们的教育是否成功。现在“文青”在社会上、网络上变成一个负面词语，谁奇葩，谁言不达意，逻辑混乱，做事不靠谱，我们就说你太文艺了，这对我们是一个警告。我们的媒体现在出现了个问题，那么多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生存的重大问题的讨论，却那么肤浅，谁造成的？2007年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几乎被美国垄断，但是美国的经济至今是低迷衰退的，说明什么问题？我们的理论、知识、教育、学术在干吗？这是怎么产生的？我们的知识界，我们知识精英的主流对我们知识形成的机制、产生的机制，是不是要打一个问号？我希望我们至少有一点自我的警醒，我觉得教育要革命，要从根本上知道我们几百年来，甚至几千年以来我们教育出了什么问题？由此造成知识的碎片化、无根化怎样破除，动怎样的手术，我们需要怎样的勇气，拿出怎样的决断破除这些东西。我们现在的教育几乎都产业化了，形成了利益机制这样的文凭工厂，怎样被我们改造重建，这是我非常冒昧地提出的一些看法，也许在你们看来非常叛逆，是来捣乱的。
孙甘露：接下来我们请王安忆女士。安忆现在在复旦也是从事教育工作，可以说是学院中人，少功虽然说他不在教育第一线，但是对学校内部的情况掌握得非常清楚。现在请安忆来发表意见。
王安忆：我可能是在座的里面唯一一个学历最低的，没有高等学历，并且虽然我读了很多旁听课程，最后到了单位里面填履历表的时候，我是大专同等学力，我们人事部门的干部说要实事求是，你就填初中吧，因此我心里面对大学教育非常尊敬，这也是在2004年我想尽一切办法到复旦的原因。后来有很多大学给了进大学工作的作家们很好的待遇，他们说王安忆你太吃亏了。当时我们校长都要夺我，我说我要到复旦去，他们专门开好了通道，让我可以进，但是只能带硕士，不能带博士。但是我依然很高兴，因为我对学府是非常尊敬的，我也不像诸位对学校教育有那么多的意见。但是我可以谈一些我知道的情况，今年中亚研究所和社科院办了一次海峡两岸的研讨会，他们谈了一个话题挺有意思，说世界上最可怕的十件事情。第一件，有很多人说是北大和清华，他们说这是很可怕的。后来我想也有道理，因为现在学校里面特别强调要出人才，有时候我在想大学里是不是一定要培养人才，人才概念又是如何。我看电视，有一个东方直播室，刚开始认真做，做得非常好。曾经有一个谈话节目我看了以后特别痛心，就说一个农村的孩子考上了大学以后，他的姐姐妹妹都不读书，劳动供他，爸爸妈妈供他，因为他考的学校不是特别好的学校，费用很高。这个孩子就觉得学校的教育制度是不好的，觉得我们这个教育制度不能培养人才。因此他要做一个旅行家，后来就退了学，把爸爸妈妈给他的学费买了器材用于旅行。他的父母和姐姐妹妹非常痛苦，这里面就很奇怪，我们所以会有这样的普遍性的教育，就是针对贫家子弟，他们可以有一个公平的机会打破固化，偏偏他吸取的信息是知识分子对教育的概念。
节目找了一个专职摄影师和搞旅游的人来拍他的照片和概念，就指出你的这种概念是非常不完备的，是错误的，我们如果做一个旅行的媒体人或者是一个专家，我们应该去读书。他从社会上截取的信息非常片段。我为他们全家难过，我觉得我们的教育，我们知识分子对教育的批评，有的时候会造成一些很大的误解。大学教育在我看起来应该拉平差距，取消差异，使大家可能在垂直化里面有上下的可能性。现在恰恰相反，我们的教育是把差异拉得更大，这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故事。
还有一个，我最近到一个地方去做讲座，和文学没有关系，是证券所。到了证券所去做讲座，但是我觉得他们那些做证券金融的年轻人还是很有兴趣的，有一个人提了一个问题，说你们老跟我们说精神价值，可是他們的精神价值到底是什么内容，他的内容在我看起来非常有限，就是真善美。我觉得这是给我们做小学和文学的人来讲很尖锐的挑战，因为我们确实想让他们告诉我有精神空间，但是没有太多的内容，这个边界是非常窄的。我后来认真回答他的问题，可能我们是一种没有信仰的成长，所以在我们的世界里面我们只有一个能够证实的存在，没有可以相信的存在。有一位院士跟我说，其实我们应该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是真实存在，我们可以证实的，还有一个世界是我们相信但是不需要证实的。而我们缺乏第二个世界，这和我们信仰缺乏是有关系的。这三点恐怕没有什么关系，只是把我的感想和心得告诉大家。
我们在复旦有一个事情，从2010年开始招生，国务院给我们的权力是三年试点，三年结束以后觉得可以也能招。所以我们这三年非常谨慎，他们时不时要来进行调查。一开始的时候，我说，好不好不是在于教，是在于生源，这些年来我们有很大的变化，理科生多起来了，而且是重点大学的理科生多了，这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我跟他们的交流当中，尤其是在外地的大学里面，他们很有意思的，这些孩子其实功课不是学霸，我说你们既然那么喜欢文学，为什么不能在本科的时候就考文科呢？他们说不行，因为在我们那边好像文科比理科高尚，如果你不是学霸的话读文科很不好意思，一定得读理科。现在却有很大的差异，一流学生都进理科，也影响我们的文学生态，我们大家已经能看出来一个势头，“70后”和“80后”的文学始终是没有太突出的表现，我觉得和最初的选择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现在一流的人才都往理科挤。尤其是理科的男生，我跟他们说话明显感觉比文科好，不像文科是弹性的，他们的指标是硬性的，提的问题很有思考，我碰到一个化学系的学生，这个学生很喜欢文科，他就去听哲学科，他听完以后和我说了一个感想，他说我觉得太奇怪了，在我们化学专业里面我们的逻辑是非常严密的，好像在你们文科里面逻辑是不严格的，很随便的。我们应该考虑一下我们的文学，我们经常讲大学文科不负责培养作家，而是造成一个文学生态，在远端还是有一些工作可以做的。
孙甘露：不管是从大学的外部还是从大学内部来观察，好像情况都是很严峻的。接下来请翟永明老师，她虽不在学院工作，但写作很学院化的。
翟永明：我完全不是学院中的人，因为确实从来没有到学校教课的经验，所以在这里发言我可能是最可疑的，因为对教育不太了解，我也只能从我个人的一些经验来讲一下通识教育。通识教育，我对这个概念也不太了解，要参加这个会，才看了一下，尤其是看了一下童老师的那篇文章，稍微了解了一下。包括今天来参加这个会，我听到关于通识教育的这些发言，还是觉得有一点时空穿越，因为我个人如果说跟教育有一点关系，就是我大学的时候读的是工科，我们那个年代更没有通识教育这个概念，不但没有，而且是特别讲究术业有专攻。我本人在学工科的时候，很喜欢文学，大学期间经常读文学书，但是都得偷偷的，老师经常要批评，所以我作为一个工科生，其实被认为是不务正业的。后来在单位，他们也觉得我不务正业。像我们这些同仁就属于不务正业。大概几年前，因为我读的学校是电子科大，大概几年前我们电子科大的人找到我，说想请我回学校讲课，当时我特别吃惊，因为我知道我们电子科技大学还是属于比较一流的工科大学，所以我就跟我们领导说，我说我要是回去讲，我是一个反面教材。他说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还是非常注重学生其他学科的一些培养，学校现在不像过去，现在鼓励学生有更多的爱好，能够把大学的这四年只是作为一个基础教育，但是它应该挖掘自己的潜力，很多学生考大学的时候选择了读理科或者工科，是因为父母的要求，也觉得工科理科更高一点，但是有很多人也很喜欢文学，甚至喜欢艺术，所以他说我们现在是要鼓励学生挖掘自己的潜力。我回到电子科大确实非常吃惊，因为学校有一个专门的学生活动中心，有特别专业的一些老师来教他们文学，教戏剧表演，教音乐，所以他们有特别好的乐队，有话剧社，所有学生喜欢的都有专业老师来教，而且给他们配有特别好的设备，比如说音乐厅、戏剧表演的地方，我当时非常吃惊。 后来我就发现现在的工科学校已经意识到不能像过去那样对学生只要求专业，而是对学生专业之外的一些兴趣加以启发和挖掘。当时我回来的时候还特别感触，我就跟我们学校领导说，现在的学校领导比我们那个时候确实是挺开放，我是没有赶上好时代，要是当时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是这样，也不至于觉得上大学的那段时间非常压抑。我在大学期间读书，其实我们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第一是我的工科学院的背景，第二是我们那个时代也没有人跟我们说要读什么书，也没有什么文学史，也就是自己撞到什么样的书就读什么书，我自己也没有系统地学过文学，所以我对文学的阅读和学习都是碰到什么读什么。
最后我感觉到这种没有系统地读书对我还是挺有用的，可能因为我有一个工科背景，就没有概念说一定要按照文学史这样来读。我完全凭兴趣，我自己感觉所谓的通识教育可能就是，最重要的还是读自己感兴趣的书，而且我觉得学校可能对学生通识教育的要求也是激发他们的兴趣，让他们找到自己想要的，他们自己喜欢读的书，喜欢做的事情，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另外，刚才韩老师说跨界学习，我觉得跨界学习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那个年代，工科学生其实很少有跨界来学文学的。但是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文科的学生也非常狭窄，他们也不会跨界去读别的学科的书，或者是读一些科技方面的，或者读一些经济方面的，或者去读一些“无用”的书。应该说通识教育里面有很多书其实是“无用”的，比如我从事的诗歌就是“无用”的。我觉得包括文科的学生很少读“无用”的书。实际上无用的书其实是有用的，但是这种有用是看不见的，所以如果我们的阅读完全是很功利性的阅读，我觉得可能谈不上是通识教育。
孙甘露：翟永明的经历可能印证了王安忆刚才说的一流头脑的是读工科的，伟大的诗人都是自己开辟独特的道路，没有办法仿效。接下来我们要请一位，这个是真正学霸级的，请格非老师来发言。
格 非：大家好，我是华东师大出来的，到了清华以后，我发觉华东师大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华东师大的课程设置里面我个人的感觉是它特别重视作品选的教学。整个古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都有大量的文学史配套的作品选的内容，这个占的课程量非常大。我不知道这样一个学制是当年谁制定的，但是时间长了以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特别重要。没有作品选的基础的话，我们去做文学史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当然在现在这个条件下，知识爆炸，各个学科的要求，刚才王安忆说到细腻化的分工，使得我们反过来对作品阅读的量是急剧减少。
大家都知道大学原来不承担文学的教学，大学里面没有文学的教育，文学在全世界可以作为大学的一个研究的东西，它的历史不过一百五十年。大学开设文学专业之后，大家都知道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就是文学科学化，一直到今天的文学研究，这个里面出现大量的范畴、理论、范式。最近全球高校的文学教育在这方面有大量的反思，而我认为最集中的一点反思，大家都认为从事文学专业的学生基本上不读文学作品，读的全部是关于文学的理论，这是非常不好的。毛尖老师他们把華师大的传统延续下来，重新回到文学作品，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大家说到文学阅读这里面有非常多的问题，刚才少功和王安忆、翟永明说得非常好。比如说知和行的关系，王安忆提到的公平的关系，你怎么公平，大学里面知识狭窄化、专精化，文学重新变成一个神秘的理论终端。这里面只有少数人得到学位，一个知识在内部循环，这个过程在世界上延续很多年。
在今天这个网络时代，我们的文学阅读也面临非常多的问题。我昨天晚上看到一篇文章，加拿大的一位学者说我们最近在强调人文学的价值，但是往往把人文学理解为一个有用的东西。比如说为什么你要读文学作品，是因为文学作品可以帮助我们认知这个社会，扩大眼界，提高我们的修养，有很多的知识、技能，我们找工作的时候会写文章，所有的东西是在这个意义上界定文学。我认为是有非常大的问题，我作为一个老师，我觉得最自豪的教学经历不是说培养了多少博士生、硕士生，培养了多少学者，而是说我有一个非常难忘的经历，在我的班上有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得了非常严重的忧郁症，不是中文系，是外系的一个学生。他已经处在一个崩溃的边缘，我的课上他从来都是在睡觉，不听我上课。有一次睡醒以后，发现老师正在讲《红楼梦》，他就听了几耳朵，听了以后说，《红楼梦》难道对治疗我的疾病，对我认知这个世界有用吗？于是回去就读《红楼梦》，他不是中文专业，当病愈以后，他给我写了十几页的长信，跟我说读了四遍都读不懂《红楼梦》。当有一天把《红楼梦》读懂的时候，他的病就好了，然后就给我写了一封信，介绍他怎么治愈。这封信大概十到二十页，我把这个事情跟我们当时的系主任说了一下，主任说你把这个信复印一份给我看一下，他也保存了这封信，这是我们做教师最大的自豪。这是文学在帮助普通人，曹雪芹也没有想到若干年以后他的作品挽救了一个人。
文学除了刚才说的那些意义之外，还有更重要的意义。我们今天强调文学，强调文学阅读，强调人文学价值，我觉得强调得越多掩盖得越厉害，把意义严重低估了。我认为文学包含重要的价值，文学是帮助我们获得存在感非常重要的途径。歌德说存在是我们生存的使命，哪怕只是短短一瞬，一个人有义务为自己的生存赋予他的思考，这是极其重要的。哪怕是短短的一瞬，我觉得一个人要获得存在感，文学可以给我们提供非常大的帮助，真正的文学包含了这样的东西，这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
第二，我认为文学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阅读不是为了给我们提供知识，而是为了让我们摆脱知识的奴役，因为从小到大我们脑子里会有无数的知识，我们应该这么做，应该那么做，有无数的话语系统，它来强迫我们，来奴役我们，让我们考清华、北大，不要考其他学校。其实在这个话语面前我们是没有抵抗力的，但是文学可以帮助我们确立一种分析能力，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能够找到自我，有的人书读得越多，自我上升得越快，我并不认为开卷有益，说什么书都应该读，尤其是今天的网络上，很多人不上网不做网红还挺正常，整天在网上发微博、微信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人就不对了，为了博人眼球，去抖机灵，把肤浅的东西在网上流传。一个最普通的人，能够在文学中得到某种东西，所有的作品高中毕业以后都能看，这个过程是可以帮助我们对话语——今天的话语系统非常复杂，产生有效的抵抗力，最起码有很好的分析力，这是获得存在感非常重要的前提。 第三，文学本身是一种来自外部的语言，它是从我们日常生活的外部照进日常生活，是迫使我们对日常生活、社会生活进行反省。而今天很可惜，文学进入我们日常生活的内部，变成消费的一部分，这样一来外部冷静的光芒失去了，我们需要重新获得冷静的光芒，需要冷静判断我们自身的处境。今天大量的文学传播，传播的途径特别便捷，这当中我认为特别重要的一种判断，我把它称为秘密的判断。我们要追求在文学作品的阅读中获得秘密的喜悦，就是你发现了它的意图，发现作者的意图和策略之后，秘密地喜悦。这个同学给我写了这么长的信，他唯一的要求是不要把信外传，因为他不要影响别人。他告诉我是非常感激，睡醒刚好听到《红楼梦》。最后他写了一首诗，我看了以后非常感动，他后来结婚生子生活非常正常，在当老师。所以文学本来是有可能幫助人的，这些都是密传。（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知道其作品以后会影响到卡夫卡。我一直认为文学有两个传播途径，一个是谁得了诺贝尔奖，还有一种途径是秘密的。大家知道中国文学的传播很大意义上靠抄本传播，不是靠大规模的印刷，这个途径的传播力量我们不能小看，这当中有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隐秘传播途径，不能光在一种心灵鸡汤的意义上阅读文学，这样的话反而离文学非常远。
孙甘露：不管是从大学的通识教育来讲，还是从文学的推广来讲，或者说是从一种公共阅读来讲，强调的是共享的部分，但是确实我们每一个人的阅读经验都有这样的瞬间，就是实际上你获得真正的喜悦是不可分享的，是你在那一瞬间感觉是自己独享的，这才是带来力量、存在感的部分，是一种冷静的光照，再次感谢。下面有请今天嘉宾中间最年轻的一位，也是刚才获得欢呼最热烈的一位——毕飞宇先生。
毕飞宇：首先我得向华师大致敬，因为我是1983年到1987年在扬州师范学院读书的，相比较于华师大是一个比较小的学校，这不是关键。关键问题是1983年到1987年，当年我们读书的时候华师大在我们心中拥有怎样的地位，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无法想象。一本刊物上面只要有华师大老师的论文，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论文看完才能罢休。其实我们扬师院也是很好的，即便如此，我们对华师大的崇敬还是不可遏止的，这是真实的情感。
说所谓的通识教育也不是一个无边普遍的教育，在我看来仅仅是文学、哲学、历史、艺术，就像我们在这里谈通识教育。你们想想看，如果我们现在搞核物理，我们谈核物理的通识教育，我觉得那就是胡扯的，我们把核物理，比如说量子物理偷偷打听一下，我觉得有关部门会把我抓起来，你知道这个干什么？我们还要保密。艺术、文学、哲学这些有关审美的部分，谈通识教育才有它的意义。我不懂什么叫伟大，作为一个乡下长大的人，我对“大”这个字特别敏感，因为从我们家出去就是田地，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一个概念，那块地方叫一亩，我们懂得一个概念是两亩地比一亩地大，两亩地比一亩地好，因为两亩地上生产出来的稻子、棉花比一亩地多，可以让我们吃得更饱，可以有新衣服穿，所以我对“大”特别感兴趣，乡下长大的人都喜欢“大”这个概念。如果把这个概念稍稍挪移一下的话，就会发现同样是面积，同样是体量，对我们内心来讲，这个大和小就更加关键。在我看来大的心比小的心要多，我们通常都是自己一个人，心中装满了自我，这个是对的，可是如果每天都在读文学，你每天都从文学小说里面读到那么多人，你会发现你整个阅读和你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你和谁在一块儿呢？你和小说里面许许多多的人在一块，这叫什么？这就叫心中有了别人。我觉得心中有了别人对一个人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什么情况下心中才能有别人，只有自己的心变大一点，不仅仅有自己，也有了别人，这就是重要的，有别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内心就有了一个可能性，你就有可能知道什么叫宽容，甚至更高级一点，你可能知道什么叫宽恕，所以我觉得大，尤其是心灵的大，尤其是内心可以装满许多人的大，在我看来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我自己是一个小肚鸡肠、容不得别人的人，但是我希望别人是这样。
文学这个东西，我用一个比较大的词，即对人类的再造是特别巨大的。我经常想起我父亲跟我有关小说写作的一次对话。在我童年和少年的时代，我父亲的主要责任是看着我，如果我在家里面偶尔看书的话，他即使也在看书，也会拿一个凳子坐在家门口，为什么呢？怕我出去。你们别看我现在还挺斯文的，其实没那么斯文。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事情，我的脑袋被砖头打破过，被石头打破过，被树枝打破过，最严重的一次被刀劈过，只不过比较浅，我跑得比较快，血从脑门流到脸上，再到我的脖子，我经历过五六次，甚至更多。我的父亲对我特别担心，不知道我会干什么。记得我四十多岁的时候，因为我的孩子出生了，我的父亲到南京来和我一起生活，然后敲我的门，我问怎么了，他说你在房间里面三四个小时，出来走走。我就跟在院子里面，边走我的父亲边说，你这个人奇怪，你小的时候我一天到晚看着你，不允许你从家里面出去，现在我依然看着你，要提醒你过一段时间出来溜达溜达。那一刹那他充满了自豪感，觉得我这个人了不起，文学的写作把一个有可能变成十恶不赦的男人转变成一个安静的人，这个就很了不起。我们也别说因为你写作，你自己在那儿吹牛，你的心灵很伟大，这个牛我不吹。但是从我的写作中，我清楚地知道我的人生是怎么过来的，因为写作和文学让我的生命规避掉最没有意义的生命博识，让我规避掉监狱，让我规避掉街头的打斗，甚至更多邪恶的事情，最起码我在书房里面写作，还有我的读者，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能到这个程度，文学和文学写作帮了我巨大的忙。我觉得文学改造了一个人，我是最有说服力的一个例子。
同时我最想强调的是什么呢？一个人本来会成为小混混，文学让他没有成为小混混，这还好不是一个特别要紧的。我就觉得通过文学，真正有价值的是提升了一个人的审美。我觉得审美能力也是一个非常隐秘的问题，但是这个又不隐秘，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知道什么叫审美，审美能力是什么，这个对我们每个人来讲至关重要，因为它是一个切切实实的软件。在我做父亲培养我的孩子时，虽然他现在学工科，我在他的童年和少年能给他的一些帮助就是读一点诗和小说，为什么呢？我希望他能够从诗歌、小说，从语言当中把审美能力提高一点。比方说到了大街上，比方说要等车了，往往我会让他站那儿，儿子站在旁边看着自己父亲排队往上挤的时候，很直观的，嘴巴是歪的，眼睛是斜的，面目是狰狞的，他看着老爸挤的时候是如何丑陋，所以不如安安静静地排队，至少形体上一个是好看一个是不好看。由文学带动审美，审美带动人的心灵和灵魂，真正提升的是道德。一提到道德教育，我们觉得特别可笑，其实一点也不可笑，每个人内心都渴望有道德的塑造，谁不希望自己更好，谁不希望自己更受欢迎，谁不希望自己的行为语言、跟朋友相处的方式更优雅。通过文学和文学审美，让粗鄙的灵魂变得优雅一点，让急促的灵魂变得从容一些，这是文学特别重要的一点，也是所谓通识教育特别重要的一点。
孙甘露：谢谢毕飞宇先生的现身说法，把文学的作用阐述得非常具体生动。